湖泊水体中营养盐控制技术研究进展

营养盐物质是造成湖泊水体富营养化的关键因素,在对湖泊水体营养盐控制技术探讨过程中,分析了营养盐的来源形式,从物理、化学、生物生态学角度分别对营养盐的控制技术进行了论述和思考,并指出了今后湖泊水体中营养盐控制技术发展方向。     

云南高原1～30km~2天然小湖泊藻类研究初报

2013年秋季,首次对云南1～30 km~2天然小湖泊的自然地理、社会经济、水质和生态现状进行了综合调查,本文报道了藻类研究成果。初步分类鉴定,云南天然小湖泊共有藻类8门85属217种,其中,绿藻门30属87种;硅藻门27属66种;蓝藻门19属44种;裸藻门3属7种;甲藻门2属5种;金藻门1属4种;隐藻门2属3种;黄藻门1属1种。藻类现存量在30.58～10289.13×10~4cells/L,石林月湖最少,祥云青海湖最高。分别报道了20个天然小湖泊藻类现状,讨论了藻类多样性与种类组成、藻类群结构与湖泊营养化状态、藻类现存量与湖泊营养化状态的关系,并将云南20个天然小湖泊划分为四类保护治理类型,其中,保护型小湖泊5个;预防型小湖泊3个;防治型小湖泊8个;治理型湖泊4个。提出了各类型小湖泊生态调控对策与建议。     

企业生态学视角下的循环经济

企业具有与生物高度相似的成长性、竞争性、环境适应性、周期性等特征。循环经济作为近些年兴起的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方式进行的经济发展模式,要求企业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在物质不断循环利用的基础上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到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因此,从生态学的角度对企业发展循环经济策略问题进行研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从生态学的角度,分析了生态学原理在企业发展循环经济过程中的应用。     

“绿色流域建设”的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思路及其在洱海的应用

虽然经过“十一五”阶段的治理,但我国湖泊富营养化形势依然严峻,湖泊富营养化治理仍然是目前我国水环境领域最为艰巨的任务之一. 根据长期在湖泊富营养化治理领域的研究与实践经验,提出我国应“立足流域进行统筹规划和治理,建设湖泊绿色流域”的湖泊富营养化防治思路. 通过梳理和提炼,提出了湖泊绿色流域构建的六大体系,即“产业结构调整控污减排、污染源工程治理与控制、低污染水处理与净化、清水产流机制修复、湖泊水体生境改善、流域系统管理与生态文明建设”. 同时,将“湖泊绿色流域建设”思路应用在洱海水污染防治工作中,针对洱海水污染特征与治理定位,提出了洱海水污染防治的技术路线,构建了洱海绿色流域建设的六大体系.      

藻类转盘处理印染废水的初步试验

一、前言 藻类是一些低等植物,它们在自然界水体的自净和物质循环中发挥着很重要的作用。水体的自然净化除通过物理、化学和物理化学的过程外,最重要的必须通过生物的净化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藻类和其它水生植物的作用是不可缺少的因素。污水排入河流或湖泊,其中的有机物在微生物的氧化分解下产生二氧化碳、铵盐、硝酸盐、磷酸盐和水,而这些物质又被藻类所利用。通过藻类的光合作用,增加水中的溶解氧,氧又氧化一些还原物质并进一步加强微生物对于有机物的好气分解。所以,藻类的大量生长,能消耗水中的氨态氮、硝酸盐氮和磷等,同时水中的溶解。     

湖泊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方法研究

以生态系统健康、生态系统完整性和湖泊内物质循环为基础,在国内外已有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评价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的方法体系、指标和综合健康指数,评价指标包含外部指标、环境要素状态指标和生态指标,并以滇池为例进行评价.1988年、1994年和2001年,滇池的生态系统健康指数从0 847下降到0 814和0 787,这说明滇池的生态系统健康状况在下降,且已处在一种稳定的富营养化状态.     

天目湖水质演变及富营养化状况研究

为了解长江中下游地区濒临城市的湖泊型水库富营养化情况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治理对策,选择了具有代表性的旅游景区天目湖（沙河水库）为研究对象,在2006年对其水质情况进行了每月1次的周年调查, 2007年5月～2007年12月又进行了隔月1次的水质调查. 2006年调查结果表明,水体总氮（TN）和总磷（TP）的平均浓度分别为1.49 mg/L和0.06 mg/L,较2001～2002年分别增长了2.7倍和2.0倍;水体高锰酸盐指数的平均值为3.68 mg/L,比2001～2002年稍有增加;水体透明度（SD）的平均值为1.2 m,比2001～2002年下降了25 cm, 2006年藻类生物量平均值为46.39 mg/L.天目湖已经由2001～2002年的中-中富营养化状态转变为2006年的中富营养化状态.根据2006年水质调查结果以及沉积物、渔业生产、浮游生物、底栖生物等综合调查结果提出并实施了天目湖的治理方案,即必须采取措施控制农业面源、入湖河流、旅游业等外源性污染以及降低水土流失造成的入湖悬浮物质含量以提高水体透明度,从湖泊外源、内源以及湖泊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三者之间的关系着手制定天目湖治理方案. 2007年水体TN的平均浓度为1.25 mg/L;TP平均浓度为0.05 mg/L;藻类生物量平均值为22.56 mg/L. 2007年的再次调查结果表明这些措施的实施对水体营养盐含量以及浮游生物量的降低已初见成效.     

云南九大高原湖泊藻类研究进展

回顾了云南九大高原湖泊藻类研究成果,从环境保护角度提出了藻类研究的问题与建议。     

我国湖泊富营养化治理历程及策略

我国湖泊富营养化治理经历了从单一的调查诊断、控源治污等向湖泊综合治理和以湖泊生态安全和绿色流域建设为核心的流域综合治理转变,取得了阶段性成效,但我国湖泊富营养化问题依然严峻,治理过程中仍然存在着污染物削减能力不足、流域产业结构和布局不合理及管理体制不完善等诸多困难和问题。现阶段应实现湖泊富营养化治理"三大战略"转变,建立技术、政策、经济、法律等多手段联用的湖泊流域综合管理和治理体系,优先保护水质良好和生态脆弱湖泊,推动湖泊自然资本核算机制,建立湖泊流域经济可持续增长新模式,推进流域经济社会生产生活方式转变,构建湖泊流域生态文明体系。     

沉水植物化感作用抑制藻类生长的研究与应用

沉水植物是水生植物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富营养化湖泊中,沉水植物同浮游藻类竞争营养物质以及所需的光热条件,同时分泌出抑藻物质,破坏藻类正常的生理代谢功能,致使藻类死亡,抑制藻类水华发生。根据国内外相关报道,重点对9科15种沉水植物化感作用抑制15种藻类生长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藻类膜对富营养化湖泊水处理效果实验

利用藻类膜处理富营养化水体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在连续光照强度约3 500 lx条件下,研究了藻类膜处理武汉富营养化湖水的处理效果。实验结果表明:藻类膜处理富营养化湖水的氮磷效果明显,6 d内,南湖TP、TN和NH3-N的去除率分别为96.96%、93.21%和92.84%,紫阳湖的TP、TN、NH3-N的去除率分别为96.43%、78.11%和97.63%,汤逊湖的TP、TN和NH3-N的去除率分别为81.32%、76.38%和84.64%。     

太湖不同生态型湖区悬浮颗粒磷空间分布和降解速率

对太湖不同生态型湖区水体悬浮颗粒物含量,有机磷组成及降解特征进行分析,研究了富营养化湖泊颗粒磷性质及其对水体磷循环的影响.太湖颗粒P平均占水体TP浓度的75.86％;不同生态类型湖区间颗粒物性质差异明显,河口区和湖心区的颗粒物含量高于藻型湖区和草型湖区,但颗粒物有机质比例分布却相反.利用³¹P液相核磁共振法（³¹P-NMR）发现太湖悬浮颗粒P的成分包括膦酸酯,正磷酸盐,磷酸单酯,磷酸二酯,焦磷酸盐和多聚磷酸盐6类,含量分别为1.06%,50.99%,33.02%,2.48%,10.68%和3.80%.不同生态型湖区之间颗粒P组成差异明显,河口区正磷酸盐含量最高,达到82.57%,藻型湖区和湖心区颗粒有机磷比例最高,分别达到达到 64.02%和63.95%;颗粒物焦磷酸盐和多聚磷酸盐可能以藻源性颗粒物来源为分别与Chla浓度呈显著相关（P<0.05; P<0.01）.颗粒态生物可利用性磷（PEHP）与正磷酸盐显著相关（P<0.05）,说明颗粒物正磷酸盐是颗粒物生物可利用性磷的重要来源.太湖PEHP降解速率平均为47.3min,PEHP占水体生物可利用磷（EHP）的65.16%,说明颗粒P是水体溶解性反应磷（SRP）补充的重要来源.     

富营养化驱动下西凉湖百年来生态系统演化轨迹

长江中下游浅水湖泊是区域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自然资源,富营养化问题致使该地区湖泊发生草-藻转换,限制了湖泊生态系统服务的供给.湖泊环境问题是生态系统受外力长期胁迫的结果,湖泊生态治理与保护须充分了解系统的演化规律,但是相关认识受限于长期监测资料的缺失.为了厘清长江中下游地区典型草型湖泊生态系统演化轨迹,更有效管理受损湖泊,选择西凉湖为研究对象,利用沉积记录代用指标粒度、元素和硅藻等,在高分辨率放射性核素定年的基础上,分析了近150年来西凉湖生态系统的演变规律.结果表明,西凉湖在20世纪40年代之前水体清澈,营养水平较低,沉水植物相对较少;而20世纪40年代以后,人类活动逐渐增强导致湖泊营养水平升高,水生植被增多;硅藻群落结构逐渐由浮游硅藻组合向底栖和附生硅藻组合演替,同时沉积物营养不断增加,表明以流域土地利用方式改变、围垦和渔业养殖等为代表的人类活动深刻改变了湖泊生态系统结构.研究认为虽然湖泊营养在20世纪70代之后一直维持在较高水平,达到富营养化标准,但沉水植被的生长限制了湖泊藻类浓度,西凉湖并未藻类暴发.同时也发现外源营养的增加通过湖泊初级生产者深刻影响了湖泊的地球化学循环,造成了...     

底泥磷释放的影响因素

水体中磷元素的含量是影响藻类生长的重要因子,来源可分为外源性磷和内源性磷.在外源性磷得到有效控制的情况下,内源性磷成为湖泊水体中磷元素的主要来源。而底泥磷的释放是内源性磷的主要组成。影响底泥磷释放的因素很多,首先与底泥的物理化学组成有关,如底泥颗粒物的粒径、有机质和氧化物的含量以及底泥中磷的形态等,再则与各环境因子的影响关系也非常密切,溶解氧、温度、pH值、扰动是其主要的环境影响因子.对富营养水体底泥释放的影响因素及其机理研究可为富营养化水体的治理提供理论依据。     

洱海流域湖泊生态系统健康综合评价与比较

基于2009年5月对洱海及其流域内的海西海、茨碧湖和西湖3个小型湖泊的水环境和浮游生物的调查,采用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和营养状态指数(TSI)法对其生态系统健康状态进行定量综合评价.结果表明:洱海流域湖泊整体处于富营养状态,健康状态较差;各湖泊健康状态存在空间差异:海西海和茨碧湖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为中等,西湖和洱海健康状态为较差;而洱海湖泊内健康状态同样存在空间差异,北部和中部深水区较其他区域健康状态好.2种评价方法比较表明:洱海流域湖泊属于营养盐和生物量基本上呈正相关的响应型生态系统,生态系统健康指数(EHI)适用于洱海流域的生态系统健康评价.此外,整理分析洱海浮游生物历史数据,同样采用EHI法评价得出近20年来洱海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呈逐渐恶化趋势,尤其1997年健康状态最差.     

城市富营养化水域的生物治理和凤眼莲抑制藻类生长的机理

应用凤眼莲生态系统治理了上海市区一条富营养化河浜,使水质改善,由于藻类生长受到控制而水变澄清。凤眼莲抑制藻类生长的作用机制除了对光和矿质营养的竞争外,主要是由于凤眼莲根系向水体分泌化合物,能伤害和清除藻类(剋制作用Allelopaihic effect)。根圈栖生的一种软体动物——水蜗牛,以藻类为食,也是凤眼莲生态系统清除藻类的一个因素。     

底栖藻对水丝蚓生物扰动效应的抑制研究

霍甫水丝蚓(Limnodrilus hoffmeisteri)是富营养化湖泊中的底栖动物优势种,通过生物扰动可以提高水体营养盐浓度,并促进浮游植物生长.富营养浅水湖泊经生态修复后,水体透明度会得到改善,有利于底栖藻快速生长,从而降低水体营养盐水平.那么,底栖藻能否抑制水丝蚓对富营养水体水质的不良影响?为此,本文开展了双因素(底栖藻和水丝蚓)的室外受控实验,结果表明:在无底栖藻处理中,水丝蚓显著提高了水体总氮(TN)、总磷(TP)、总溶解磷(TDP)和叶绿素a(Chl-a)浓度,同时显著降低水体溶解氧(DO)浓度;而在有底栖藻处理中,水丝蚓对水体TP、DO及Chl-a浓度的影响不显著.研究结果表明,水丝蚓的生物扰动提高了水体营养盐和浮游植物浓度,促进水体富营养化.但底栖藻群落的发展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水丝蚓的生物扰动效应.     

湖泊碳循环研究进展及研究方法

近年来,碳循环问题日益成为全球变化与地球科学研究领域的前沿与热点问题,其中陆地生态系统碳循环又是全球碳循环中最复杂、受人类活动影响最大的部分,湖泊生态系统是陆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维护区域生态平衡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由于全球湖泊面积迅速减少,湖泊生态系统正常的水循环和碳循环过程产生一定的变化,湖泊生态系统的演变也可能是全球大气CO2含量升高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因此了解湖泊碳循环国内外研究进展及研究方法,对于研究湖泊碳循环对全球碳循环的作用有重要的意义。     

抚仙湖生态服务功能调查与评估

对抚仙湖生态服务功能进行了一对一的相关专业技术人员问卷调查,目的是了解专家对抚仙湖目前生态服务功能的评价,以便对抚仙湖生态服务功能实施合理的保护与利用。调查结果显示：抚仙湖生态服务功能权重指数以饮用水功能最高,其他水产品、休闲娱乐功能决不能有损于饮用水功能;抚仙湖目前还保持优美的自然生态系,是人类开发高档休闲旅游的胜地,已是直接或间接影响水体生态系统变化的隐患;抚仙湖自然湖滨带已消失,大型水生植物覆盖率很低,所以抚仙湖生态服务功能很高,但很脆弱。     

贡湖生态修复区水质净化模拟与净化能力

利用三维水质模型,对藻类生长以及沉水植物（穗花狐尾藻、菹草、苦草）的生长和分布进行模拟,探讨春、夏不同季节情况下,贡湖生态修复区对流域内流入的氮、磷污染负荷的净化效果,旨在进一步定量地揭示沉水植物对富营养化水体净化的重要作用.结果表明贡湖生态修复区夏季（7~9月）出水口IV类水水质达标率略优于春季（3~5月）,主要体现在春季氮、磷污染负荷流入,刺激藻类生长,叶绿素a浓度较高;夏季沉水植物生长旺盛,能够与藻类竞争营养盐,从而抑制藻类生长.考虑氮磷污染物流入湖体的后续效应,180d内春季贡湖生态修复区总氮、总磷平均稀释净化效率分别为74.76%和71.00%,180d内夏季贡湖生态修复区总氮、总磷平均稀释净化效率分别为73.20%和64.65%.修复区最大净化能力估算结果为加强生态修复区的管理,保障清水还湖水质提供了参考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