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     

地方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

从2003~2017年中国283个地级市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收集了各年度各城市的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考察了各类环境约束目标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发现,对于SO₂等工业污染物的直接约束能够在促使政府提升环境治理力度的同时,释放经济增长红利;关于空气质量优良天数和PM_2.5浓度的间接约束不足以刺激污染型企业转型,且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无环境约束将产生正向经济增长效应,但会以环境污染为代价.中间机制检验结果显示,产业结构和环境治理是环境约束影响经济增长的主要传导渠道.在环境保护约束的特征方面,约束目标“加码”将抑制经济增长,设定污染物减排区间更有利于发挥经济增长效应.经济与环境协调度方面,对环境污染物设定约束目标有助于促进经济与环境协调发展,无约束则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双重目标的实现.地方政府应在明确设定污染物排放目标的基础上,遵循渐进原则对环境保护约束目标进行调整.     

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PVAR分析

基于PVAR模型,以我国30个省（市、自治区）2010—2018年数据为例,从全国和东中西区域层面分析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1）从全国层面看,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自身具有较强的协调性且相互间能够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2）从区域内部来看,自东向西,科技创新、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的协调程度逐步递减。东部地区基本实现了三个变量的协调发展,中部地区产业结构升级与碳排放效率尚未形成双向互动关系,碳排放效率对产业结构升级提升的推动力不足;西部地区科技创新水平偏低,产业结构不合理、碳排放效率较低,三者均未形成良性互动。     

中国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及耦合路径

研究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以及耦合路径,对新时代中国的绿色发展以及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包含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碳排放效率,应用扩展的耦合模型考察了中国各省份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关系,并根据耦合程度和耦合特征对各省份进行多重分类,在分布动态学框架下设计了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耦合路径。研究发现：（1）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水平的时空格局存在差异,近一半省份的耦合程度介于0.2~0.4之间,处于轻度到中度的失调衰退水平,且近一半省份的耦合特征属于发展度较低、协调度较高的“低水平协调”类型。（2）从地区间的分布动态上看,中国碳排放效率和产业结构升级存在明显的动态不协调,前者固化程度大于后者,区域碳排放效率的“低水平陷阱”现象比区域产业结构升级更严重,故中国应在缓解区域间碳排放效率固化问题的基础上提升各地区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度。（3）本文设计的碳排放效率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路径,既能缓解二者在地区之间的动态不协调问题,又能有效提升二者在各地区内部的耦合度。     

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时空演变与影响因素

中国提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战略目标,提高碳排放效率,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是实现“双碳”目标的重要途径。运用包含非期望产出的Super-SBM模型,测度了2003—2018年中国68个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效率并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运用面板回归模型分析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因素,得出以下结论：（1）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在时间上整体呈上升趋势,效率值从0.169上升至0.423,年均增长率为6.31%,仍有一定的提升空间。（2）低碳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呈先缩小后逐渐扩大趋势,空间上呈现“东中西”递减分布格局;从城市等级规模来看呈现“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特征。（3）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城镇化水平、绿色技术创新与试点城市碳排放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外资强度与碳排放效率呈显著负相关,各影响因素对三大地区和不同规模城市的作用程度存在一定的差异性。从创新投入、产业结构和区域差异化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对促进城市绿色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

在中国转向高质量发展及2030年前达到碳排放峰值的背景下,寻找保证经济增长的低碳减排途径是学界研究的热点。利用中国2005—2017年省域面板数据,建立SAR模型,并按八大经济区分别构建PECM模型,研究中国省域尺度下产业结构多维度特征及演化对碳排放的影响,主要结论如下：（1）中国省域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时滞性和空间溢出效应。（2）全国视角下,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对碳排放呈抑制作用,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而产业结构高度化对碳排放呈促进作用,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总体上处于“倒U型”曲线左侧。（3）八大经济区视角下,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总体上能够抑制碳排放,而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则呈现明显的“倒U型”趋势特征,具有两面性,发达地区呈现抑制效应,欠发达地区则相反;当前处于“倒U型”曲线右侧的区域多为发达地区。因此,由产业结构高度化提升导致碳排放量的增加依然属于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的固有阶段性特征,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提升在总体上能够拉动碳排放峰值前移,促使碳排放早日达峰。欠发达地区不应以增大三产份额为目标,盲目推动产业结构高度化水平提升,这将很有可能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而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是既能够适应中国多数省份当前发展惯性,同时又能促进减排或排放降速的有效途径。     

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互动关系——基于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的实证研究

促进产业转型升级,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是推进我国资源型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但是,产业转型升级能否提升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在学术界一直存在争论。以2003— 2018年中国116个地级资源型城市为对象,分析了产业转型升级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演化特征和互动关系。结果表明：（1）56.9%的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升级并不理想,处于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合理化不同步或双低的状态;有57.8%的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实现了正增长,但仍有一些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缓慢,主要是因为技术效率未得到有效改善。（2）PVAR模型和脉冲响应估计结果表明,资源型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滞后期对其自身的影响存在负向作用。同时,资源型城市长期的传导路径为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受到反映产业结构合理化的泰尔指数的负向冲击后,对产业结构高级化产生持续性的积极作用,之后,产业结构高级化不断对自身产生正向冲击作用。（3）通过方差分解预测可知,未来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产业结构高级化与合理化仍主要依赖自身发展路径。产业结构高级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解释力高于产业结构合理化的解释力。随着期数的增加,产业结构高级化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升的相互解释力逐渐上升。     

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测度及影响因素

将扩展的Kaya恒等式与对数平均迪氏指数（LMDI）分解法相结合,以2005~2016年东北三省主要能源消费数据为研究对象,构建优化的碳排放分解模型,测度并分解其碳排放与碳排放强度.通过与中国同期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定量对比分析,考察各产业（部门）能源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产业结构效应、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能源消费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2005~2016年,东北三省碳排放总量占中国碳排放总量的8.84%,碳排放强度普遍高于中国碳排放强度.经济产出效应和人口规模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拉动作用,其中经济产出效应贡献最大为188%,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不利于碳排放的降低.产业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及产业结构效应对东北三省碳排放增长起抑制作用,能源强度效应的抑制作用最大为59%,产业能源强度的调整空间较大.降低能源消耗强度,调整产业内部结构,完善经济政策体制是今后促进东北三省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其实现机制

在"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与世界之间的商品服务贸易和生产要素流动愈发频繁,对外直接投资总量可观且增长明显;伴随着经济的粗放发展与对外投资的大幅增长,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环境效应备受关注.通过理论分析和逻辑推导提出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对环境造成影响的3个可能路径,选取2004~2019年中国省级数据构造将主要环境污染物排放量和碳排放量囊括在内的环境负荷指数为因变量,建立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中国OFDI的母国减污降碳效应和实现机制.结果表明：①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能够减轻环境负荷,OFDI每增长1%会使得环境负荷减少0.051%~0.076%;②中国OFDI通过促进产业结构高级化和技术创新进步的方式减轻母国环境负荷,其1%的增长通过二者的间接效应使得环境负荷分别减少0.060%和0.006%;通过经济规模扩大的路径则会增加环境负荷0.009%;同时,对外直接投资通过直接效应带来环境负荷减少0.014%~0.034%.以产业结构高级化、技术创新进步和经济规模扩张为中介带来的环境负荷减少的贡献度分别为65.9%~84.5%、6.6%~8.5%和-12.7%~-9.9%,OFDI直接带动环境污染负荷变化贡献度为19.7%~37.4%.最后提出了继续推动中国企业和资本走出去、鼓励国内相对劣势产业开拓国外市场、加强逆向技术溢出效应和形成可持续的低碳发展模式等政策建议.     

基于LMDI的长江经济带交通碳排放变化分析

基于LMDI分解模型,探究了2000~2019年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密度、运输结构、能源效率、能源强度、经济结构、经济水平以及人口规模等因素对交通碳排放的贡献程度及时空特性,并使用泰尔指数测算了碳排放的区域差异性.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持续扩张是长江经济带交通运输业碳排放增长的第一主导因素,对碳排放的正向驱动效应为116.33%,其次是人口规模（6.19%）;运输结构和经济结构的转变则是抑制碳排放增长的关键因素,其负向驱动率分别为-26.18%和-16.25%;而技术水平（能源效率和能源强度）的提升有助于抑制碳排放增加.此外,基于人均碳排放和碳排放强度的泰尔指数均显示长江经济交通碳排放量的区域差异性明显,其中区域内差异大于区域间差异,且基于碳排放强度的区域差异呈现出“俱乐部趋同”现象.最后,对长江经济带交通绿色发展提出了政策建议.     

中国环境产品进出口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

环境产品贸易为应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国际合作提供了新途径。中国在可再生能源设备等方面具有优势,环境产品贸易有利于落实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分析中国1996—2019年环境产品进出口规模、产品结构与贸易网络结构的变化,应用LMDI方法将碳排放分解为排放强度、能源效率、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四个分量,借助ARDL-ECM模型验证环境产品贸易与碳排放的协整关系及长短期效应。结果表明：（1）中国环境产品贸易对碳排放的影响表现为短期促进作用和长期抑制作用。（2）环境产品贸易主要通过促进能源效率的碳减排效应、抑制经济增长的碳排放效应而推动碳减排。（3）贸易产品专业化短期有利于碳减排,但从长期看多元化更有利。贸易影响力提升短期对碳减排有利,但对进口的长期依赖不利于碳减排。（4）碳减排不只靠能源相关产品,非能源相关产品贸易同样能促进经济提质增效而推动碳减排。     

数字经济与碳排放绩效：以中国276个城市为例

数字经济是推动城市低碳转型的重要动力,也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关键路径.该研究以中国276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改进的熵值法测算各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并将碳排放绩效分解为碳排放强度和碳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综合运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剖析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结果表明：(1)数字经济发展水平每提高1%,碳排放强度将显著下降0.180%,碳排放效率将显著提高0.276%,即数字经济能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2)数字经济对碳排放绩效的影响存在城市区位和城市规模的异质性,东部城市和大城市数字经济的作用强度更大.(3)数字经济可通过提高经济发展水平、优化产业结构以及加速技术创新显著提高碳排放绩效.研究显示,数字经济不仅能直接显著提升碳排放绩效,而且可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和技术效应间接影响碳排放绩效.因此,未来仍需加快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尤其增强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对碳排放绩效的传导作用;同时根据城市规模和资源禀赋,建立健全的差异化碳减排机制.     

试论我国企业碳信息披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

正碳信息披露是企业碳排放管理的有效手段在全球变暖的大背景下,发展低碳经济已成为各国政府的共识。在资源稀缺和限制碳排放的双重约束下,企业亦调整自身发展战略,减少对日益稀缺的能源和资源的依赖,追求可持续增长。企业在日常经营活动中,在原材料供应、生产加工、仓储物流、营销、产品回收与处置等各环节,都会排放大量的二氧化碳,由此加剧了温室效应,这反过来又会制约企业的未来发展和竞争力的提升。企业     

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影响要素指数分解及实证分析

基于碳排放量基本等式,采用Divisia指数分解法建构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的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了2000～2009年间,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产业结构及产出四因素对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的影响.结果显示产业产出及能源结构对拉动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的贡献率逐年增长,能源效率及产业结构对抑制中国第三产业能源碳排放发挥作用,但产业结构的影响作用不强,且抑制因素作用无法抵消拉动因素引起的碳排放增长.基于此,研究为第三产业能源碳减排提供了政策建议.     

基于空间聚类分析的中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

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是考量旅游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关系的重要指标,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有效测度和分析是实现旅游业节能减排与可持续发展的基础支撑.采用“自下而上”法核算2001—2015年我国旅游业能源消耗量与碳排放量（不含港澳台及西藏自治区数据,下同）;继而运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进行测度,并通过空间自相关分析揭示其空间特征;最后采用Malmquist指数（MI）评估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动态趋势.结果表明:①研究期内我国旅游业总体碳排放效率较低,平均水平为60%;各年度达到最佳生产前沿面（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值为1）的省(市、自治区)(简称“省区”)数量较少,绝大多数省区的碳排放效率具有较大改善空间;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水平存在明显的省际差异;东、中、西部地区的效率存在梯度差,形成“东高西低”的空间格局.②Moran's I指数和LISA聚类图显示,各省区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存在明显的正向空间相关性,在空间分布上呈现出显著的地理聚集特征,形成“高—高”型与“低—低”型聚集区,空间联动格局尚未形成.③2001—2015年MI均在1以上（2004年除外）,且总体平均值高达1.195,体现出持续改善的态势;各省区碳排放效率的提升来源于技术进步与技术效率双重贡献,其中,技术进步是促进旅游业碳排放效率提升的主要贡献因素.研究显示,我国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空间分布不均衡,但整体呈现持续上升的态势,各省区在依赖技术进步提高碳排放效率的同时,要注重全局空间联动格局的形成,最终实现低碳旅游业的协调发展.      

低碳试点政策是否提高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基于低碳试点城市的准自然实验研究

作为推动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低碳试点城市建设成效在当今我国面临碳减排及经济下行双重压力的情况下显得尤为重要。基于2006—2018年间的279个地级市样本数据,运用超效率SBM模型核算了城市碳排放效率,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了低碳试点政策对城市碳排放效率的影响。研究表明：低碳试点政策能够显著提高城市碳排放效率,这一结论在经过PSM-DID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异质性分析发现,低碳试点政策对碳排放效率的影响在东西部及非资源型地区更显著。机制分析则表明,低碳试点政策的政策效应主要通过提高城市技术创新水平和调整城市能源结构来发挥作用。区分东中西地区的作用机制检验结果表明,东部地区的试点政策主要通过调整能源结构及产业结构合理化来影响碳排放效率,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则分别主要通过技术创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发挥作用。本文为加强低碳试点城市建设、实现碳减排与经济发展双赢提供了有益的经验启示。     

2000-2020年中国种植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及预测分析

为了解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情况并对种植业碳减排提出针对性的措施,文章对中国2000-2020年的种植业碳排放进行了测度,并基于LMDI模型,对碳排放驱动因素展开了研究。灌溉碳排放量为种植业碳排放第二大来源且一直处于增长态势,故基于STIRPAT模型,设置了7种不同的情景组合,并对不同情景下灌溉碳排放达峰情况进行了预测。结果表明：（1）2000-2020年中国种植业碳排放总量先增加后减少,在2015年实现了达峰,峰值为10 732.6万t。（2）种植业生产效率、农业产业结构、国家产业结构、农村地区人口对种植业碳减排为正效应,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农村人口流失水平则表现为负效应。（3）生态和经济协同发展情景下,2030年灌溉碳排放可以实现达峰,对应值为1 981.8万t。最后,就中国种植业碳减排提出了促进种植业低碳机械化发展、深化种植业低碳技术性改革、保持城镇化率平稳增长等建议。     

基于能源消费的浙江省碳排放影响因素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协整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实证了在1995-2013年间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能源效率、对外贸易、城市化和人口增长的现实关系。研究表明: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现"弱脱钩"关系,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和人口增长对碳排放有正向驱动效应,而能源效率和城市化水平对碳排放有负向驱动效应。Granger因果关系上,对外贸易、经济增长、城市化水平和人口增长是引起浙江省碳排放变化的Granger原因,且仅存在单向影响机制,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互为Granger因果关系。     

浙江省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关系及驱动因素研究

运用IPCC参考方法、Tapio脱钩模型、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研究了浙江碳排放特征及其驱动因素.结果表明:碳排放量呈增长趋势,碳排放强度呈下降趋势,多数年份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呈"弱脱钩"状态;经济增长、外贸和人口增长对碳排放正向驱动,能源效率和城市化对碳排放负向驱动;经济增长、外贸、城市化和人口增长是引起碳排放增长的单向Granger原因,能源效率与碳排放互为Granger原因.     

减污降碳协同视角下沿海制造业发达地区产业结构调整路径研究

碳达峰碳中和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对推进产业转型升级和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经济增长与资源能源消耗、污染物和碳排放的总量与强度双控制,是推进“双碳”目标的重要支撑. 我国沿海地区制造业发达,污染物和碳排放量较大,寻找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路径对区域绿色转型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本文以浙江省宁波市为对象,对全部经济门类的产业结构开展实证研究,运用多准则决策模型和情景分析法,以能源、水资源、4种主要污染物(化学需氧量、氨氮、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二氧化碳为约束条件建立了产业结构优化调整模型,将各产业增加值占比的变化程度作为决策变量,筛选出产业结构调整平稳、减排幅度大的调整方案. 制造业作为宁波市经济发展的主体,贡献了较高比例的污碳排放和能源资源消耗. 4.5%、5.5%、6.5%三种年均经济增速情景下宁波市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实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潜力分析显示,2020—2030年预期可实现累计97%的经济增长,且能满足区域资源环境的约束限制. 面向2030年提出宁波市产业结构优化调整路径,建议严格控制高排放制造业的准入门槛,提升第一产业和采矿业的资源能源利用效率,推进电力、热力的生产与供应业等存量行业的减污降碳,鼓励发展高附加值的第三产业和循环经济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