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省城市交通碳排放的时空演变特征与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江苏省各城市2001—2021年的面板数据,结合IPCC碳排放测算方案运用“自下而上”方法完整测度了江苏省城市交通运输部门碳排放量,运用两级LMDI加法分解模型分析了8个因素对碳排放的影响机制和影响异质性。结果表明：关于时序变化趋势,江苏省交通碳排放经历了3个阶段,2001—2005年为高速增长阶段,2006—2013年为中速增长阶段,2014年至今为低速增长阶段,增长率持续稳定在10%以下;关于空间变化趋势,江苏省交通碳排放量呈现“南高北低”的分布特点,苏州碳排放量约占江苏全省的1/3;关于驱动因素,江苏省交通碳排放的促增因素为能源效率、经济水平、公共交通饱和度、绿色植被覆盖率、人口规模,促降因素主要为产业结构、公共交通参与度、土地利用结构,其中经济水平是首要的促增因素,公共交通参与度是主要的促降因素。     

滨海新区能源消费驱动因素完全分解研究

运用完全分解模型详细研究了2000-2007年间滨海新区能源消费总量变化的过程。结果表明,2000-2007年期间,经济规模扩张因素所产生的增长效应对滨海新区能源消费总量的持续增长起主导作用。与此同时,产业结构的变动对能源消费的减量作用为负面的,技术进步因素产生的能源强度效应则是推动滨海新区能源消费减量的主要因素。笔者认为,推动产业结构的跨越式演进以及在未来城市规划中增加能源消费总量约束性的发展指标是滨海新区实现能源消费总量降低的重要途径和手段。     

区域生态环境演变与经济增长的耦合效应分析——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例

以宁夏回族自治区为研究案例,基于1985年以来的相关历史统计数据,以能值分析计算结果为基本依据,采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结构分解分析等方法,定量研究经济发展对环境压力的影响,以及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反馈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985—2005年间,经济发展对区域不可更新资源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环境产生的压力也不断加大;废弃物排放量随着经济增长在不断加大,而且还未出现废弃物排放量有所降低的趋势。无论是以物质投入为表征的环境压力,还是以废弃物排放为表征的环境压力,都呈上升趋势,导致其上升的主要因素都是经济规模效应,经济结构效应在初期表现出对环境压力的抑制作用,但影响程度不大,随着产业结构的进一步演化,经济结构开始表现出增量效应。技术效应对环境压力的增加总体表现出抑制作用,但不足以抵消经济规模的增量效应。因此,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和重组区域社会经济活动过程显得非常迫切,这种迫切性将是进一步推动区域循环经济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来源。     

能源足迹变化的多因素影响效应研究——以吉林省为例

采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法构建能源足迹因素分解模型,定量分析1994—2008年吉林省能源足迹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及其效应特征。结果表明,1994—2008年,吉林省人均能源足迹从0.228 hm2增至0.524 hm2。在能源足迹增长的抑制因素中,能源强度效应占84.54%,排放因子效应占15.46%;在能源足迹增长的促进因素中,经济产出效应占91.39%,能源结构效应占4.30%,人口规模效应占3.73%,土地固碳效应占0.57%。以经济产出因素为主导的正效应明显大于以能源强度因素为主导的负效应,两者之比为1.73∶1,叠加表现为对能源足迹增长的促进作用,导致其总体呈递增趋势。此外,在正、负效应的双变量格局下,能源足迹呈复合曲面分布。目前减缓吉林省能源足迹增长的重点在于通过技术进步促进能源强度下降,同时需调整能源结构以发挥其应有的抑制作用。     

辽宁省能源足迹变动的分析

采用生态足迹模型与分解分析模型,定量核算了1990-2006年辽宁省能源足迹,分析了其变动趋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990-2006年,辽宁省能源足迹呈不断增大趋势,总量由3508万hm~2增加到6491万hm~2,人均值则由0.896hm~2扩大到1.542 hm~2,增加了将近1倍,在区域生态压力中的贡献额为30%.在各类贡献因素中,经济发展对能源足迹的贡献远高于其他因素,其次为能源结构效应、人口规模效应,能源强度效应最低.虽然能源强度不断下降,但其对区域生态压力下降的贡献不足于抵消由能源结构不合理和消费水平的提高造成的生态影响,导致辽宁省能源足迹持续增加.     

基于投入视角的黄淮海平原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发展脱钩研究

农业增长对资源依赖的变化趋势以及农业发展与环境的互动关系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运用脱钩理论,以2000-2005和2005-2010年为时间尺度,以县域为空间尺度,探讨黄淮海平原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之间的脱钩关系,揭示两者脱钩发展的时间和空间演变趋势及转移特征,并尝试分析脱钩的内在机理.结果表明:(1)脱钩类型的数量结构和空间格局均发生明显变化,黄淮海平原农业正处于由资源依赖向技术依赖的过渡时期.2000-2005年农业碳排放与经济增长以强复钩和扩张性复钩为主,脱钩空间格局较为分散;2005-2010年以强脱钩和弱脱钩为主,脱钩区域呈现空间集聚态势;若考虑因技术进步带来的碳排放系数变化因素,脱钩趋势将会更加明显.造成这种空间格局的原因主要是经济增长与环境的关系较为复杂,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制度创新等因素通过互动机制共同作用于农业生产经营主体.(2)脱钩类型的转换呈跳跃性,转换方式以强复钩、扩张性复钩转换为强脱钩、弱脱钩为主,且脱钩状态不稳定,持续脱钩难度较大.脱钩状况受到经济效应、技术效应和政策效应等因素的共同作用,3者作用的两面性是持续脱钩难的重要原因.     

山东省循环经济建设的生态效率测度

构建山东省循环经济建设的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对山东省的生态效率进行测度,并探讨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脱钩/复钩关系.结果表明,2000-2010年,山东省GDP呈快速增长趋势,年均增长率达13.08％,各自然输入要素中用水总量、SO2和COD排放量呈下降趋势.各类自然输入要素的生态效率总体呈逐步提高趋势,其中COD排放、SO2排放和用水总量的生态效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18.59％、14.85％和14.13％,这3个指标处于强脱钩状态,其他指标均处于弱脱钩状态.总体而言,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有所缓解,但能源的大量投入导致碳排放压力仍较大.     

基于LMDI的中国二氧化硫排放区域变化的因素分解

运用LMDI方法将中国SO2排放变化分解为规模效应、区域经济结构效应、能源强度效应、能源结构效应、产污系数效应和污染治理效应六个因素,并进行了东、中、西和东北四个地区的差异分解分析。结果表明：规模效应是造成各地区SO2排放增加的最重要原因,不同地区不同时段SO2排放的减排因素不同。1999―2003年间,东部、中部地区能源结构和产污系数的减排效应显著,西部、东北地区能源强度和产污系数效应突出;2003―2006年间,东中西部污染治理和产污系数减排效应明显,东北地区能源效率减排贡献大;2006―2009年间,东部、中部的污染治理和能源效率减排贡献突出,西部的产污系数效应和污染治理作用显著,东北的产污系数和能源强度效应突出。建议按照不同地区结合实际情况实行灵活的减排政策。     

基于GWR的中国居民生活能源消费驱动因素时空演变研究

借助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揭示中国30个省份、直辖市、自治区2011—2014年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受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镇化率、老龄化率、受教育程度各驱动因素作用的空间差异性。通过研究各省市生活能源消费的驱动因素的空间分布状态,为国家制定差异化的区域生活节能目标和寻找多元化的节能途径提供有益参考。结果表明: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城镇化及受教育程度对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产生正向作用,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及老龄化率对人均生活能源消费产生抑制作用,且生活能源消费各影响因素的回归系数表现为:受教育程度城镇化率人均可自由支配收入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老龄化率。因此,政府在进行政策制定时,需根据各影响因素的驱动作用及其空间差异,针对不同区域采取差别化的能源政策,不断调整和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减少城镇化中能源回弹效应的消极影响,引导和激励居民绿色能源消费,缓解人口规模增加、消费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对生活节能的压力。     

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基于2001—2017年长江经济带种植业产值、有效灌溉面积以及种植业物资投入等统计数据,采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碳排系数法对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量进行测算,揭示该区域种植业碳排放时空特征,并利用对数平均权重的迪氏分解(LMDI)模型分析该区域种植业碳排放的驱动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种植业碳排放量整体上得到有效控制且呈逐渐下降趋势;各省市种植业碳排放量及碳排放强度存在较大差异;种植业碳源以化肥为主,其占比超过50%,且化肥、农药和翻耕的投入比重呈下降趋势。(2)农业经济水平是该区域种植业碳排放增加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农业生产效率是种植业碳排放减少的最主要驱动因素;农业生产结构整体上对种植业碳排放起促进作用,农业劳动力规模整体上对种植业碳排放起抑制作用。针对上述研究结论,从因地制宜、突出重点、科技导向、优化结构等方面提出了相关政策建议,以实现长江经济带农业低碳、绿色、协调的高质量发展。     

我国低碳城市建设水平及潜能比较

面对国际发展低碳经济大趋势和世界各国低碳发展指标的强力约束,研究探讨了低碳城市建设的概念和关联性因素,包括：经济增长、产业结构、能源结构、能源效率、交通体系、消费方式、碳汇发展和制度创新等。尝试构建了低碳城市建设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并比较分析了我国一些主要城市低碳发展水平和潜能,以期加快我国低碳城市建设,促使我国从传统经济发展方式向低碳经济发展方式转型。     

江苏省设区市尺度的碳排放核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本文利用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onclimatechange,IPCC)清单法核算了江苏省13个设区市1999—2020年的碳排放量,并利用可拓展随机性环境影响评估模型(stochastic impactsby regression onpopulation,affluence,andtechnology;STIRPAT)分析经济、人口、能源强度和能源结构对碳排放的影响。各设区市的碳排放存在较大差异,淮安的年均碳排放量(3.00×10^(7)t CO_(2))处于中游水平,苏州具有最大的年均碳排放量,约为淮安的5倍。2020年,宿迁、常州和盐城的碳排放量同比增加,其他城市的碳排放量同比下降或者零增长,其中,淮安、扬州、泰州、南通和徐州的碳排放量持续下降。STIRPAT模型拟合结果表明:(1)碳排放与人口的关系具有地区差异,苏南城市的人口与碳排放均为显著正相关,南通、徐州和泰州则为显著负相关;(2)人均GDP、第二产业占比、能源强度(单位GDP能耗)以及能源结构(原煤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与碳排放总量具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可通过优化产业结构、降低能源强度和优化能源结构降低江苏省的碳排放量。     

山西省能源圈辐射的环境效应

根据历年<山西统计年鉴>提供的能源输出数据,分析了1985-2007年间山西省煤炭的输出情况,并借助于GIS软件,分析了2006年山西省煤炭的流向及流量.山西省是一个大的能源辐射基地,每年产出煤炭的三分之二左右供应外省市,在外省市的经济水平、人民生活质量不断得到提升的同时,对于为周边地区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的能源输出地--山西来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更低于其能源辐射到的其它省市区.山西省在不断向外省市输出能源的同时,也产生了巨大的环境辐射效应,但这种效应对于山西这个能源输出地来说却是负向的.主要表现在:山西省由于煤炭开采导致空气污染、地下水位下降、地面塌陷等地质灾害,而这些环境压力有三分之二是替煤炭输入地所承担的.输送电力,山西省不仅要承担煤炭开采造成的环境破坏,还要承担火力发电所造成的巨大环境二次污染,仅2007年,山西省生产外调电量就产生381.75×10~4 tSO_2,139.98×10~4 tNO_2,2799.51×10~4 t灰粉.     

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关系的实证研究

研究首先基于农业投入与生产视角的6个主要方面碳源,测算了1993-2008年我国农业生产活动所导致的碳排放量,分析发现我国农业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分别年均增长率为4.08%、2.38%,但环比增速总体上处于阶段性下降态势。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灌溉、翻耕等导致碳排放年均递增率分别为3.45%、4.65%、7.20%、4.77%、1.22%、0.38%。进一步综合运用协整理论及误差修正模型,实证我国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我国经济增长与农业碳排放总强度,以及经济增长与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翻耕等5类碳源导致的碳排放强度之间存在协整关系,且人均GDP每增加1%,农业碳排放总强度与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翻耕等碳源的碳排放强度分别增加1.72%、1.61%、1.18%、0.40%、2.48%和1.31%。最后,据此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南京市生态足迹实证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对南京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及程度进行了评价和度量,利用南京市2001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分析得出,南京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逐年下降,人均生态足迹也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能源消费生态足迹在近3年的生态足迹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以消耗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仍然很严重。     

上海、北京和天津碳排放的比较

以北京、天津、上海为例,探讨了城市碳排放趋势预测的研究方法。采用最优增长率模型,研究了经济平稳增长的条件下,各市未来的能源碳排放趋势。考虑了水泥工业的碳排放量,并采用CO2FIX模型计算各市森林碳汇量,从而得到各市净碳排放量。结果表明：北京、天津、上海的能源碳排放量都呈倒U型曲线,上海的碳排放量远高于北京和天津两市。北京、天津、上海的水泥碳排放量都呈增加趋势,其中北京每年的水泥碳排放量最大,且增长率也是3个城市中最大的。北京和天津的累计森林碳汇量不断上升,上海的累计森林碳汇量几乎为零。北京、上海、天津的净碳排放量仍呈倒U型曲线增长,但与不考虑水泥碳排放和森林碳汇时的情况差别不大。由此可见,北京、上海、天津应重点减少能源碳排放,有效控制水泥产业碳排放,逐步扩大植树造林面积,从多方面采取措施降低碳排放。     

基于物质流分析的黑龙江省物质代谢及减量化研究

基于欧盟物质流分析框架对2003—2015年黑龙江省物质代谢进行核算分析,选取直接物质投入(DMI)和生产过程排放(DPO)两项指标判断环境影响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并利用对数平均迪式分解法探究各因素对物质减量化效应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2011年之后黑龙江省物质需求总量(TMR)和物质输出总量(TMO)出现下降,但两者仍较期初有较明显增长。生物质和化石燃料是DMI的主要组成部分,而DPO主要由固体废弃物构成。(2)DMI正处于环境影响总量下降阶段,但并不稳定,而DPO则处于由排放强度高峰向人均排放高峰过渡阶段。(3)经济规模效应推动了DMI和DPO增长,人口效应对DMI和DPO增长的作用表现为先正向拉动后负向拉动,技术进步效应的提升抑制了DMI和DPO增长,而清洁生产效应并未很好地抑制DPO增长。     

湖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关系研究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灌溉、翻耕和柴油6类农地利用碳排放源,测算了1999—2014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量和碳排放强度。在此基础上,分析得出1999—2014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间的脱钩弹性关系,进一步利用环境库兹涅茨(environmental Kuznets curve,EKC)模型对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关系进行验证。结果表明:(1) 1999—2014年,湖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的脱钩关系表现为扩张负脱钩、弱脱钩和弱负脱钩3种状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的脱钩弹性指数变化呈现"快速增长—快速下降—平稳增长"的阶段性演进特征;(2)湖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的关系呈对数函数曲线,农地利用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均随着农业经济增长而连续增长,在研究期内未出现下降拐点;(3)湖南省现阶段农业经济增长方式仍然以粗放型为主,存在着农业生产要素投入未能充分有效利用、农业生产对环境影响较大的问题。     

江苏和吉林农村家庭能源消费差异及影响因素分析

通过对江苏省和吉林省农村能源消费的实地调查,分析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区域差异.结果表明,由于冬季取暖需求,吉林省农村人均总能源消费量高于江苏;在生物质能源方面,江苏使用秸秆居多,而森林资源丰富的吉林以秸秆和薪柴并重;在商品能源消费方面,江苏人均消费电力、成品油、液化气多于吉林,而煤炭消耗少于吉林;在新型可再生能源--沼气消费方面,江苏的推广效果好于吉林.运用经济计量模型分析了农村家庭能源消费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人均纯收入、人均耕地面积、人均耐用家电价值、人均摩托车及生产性固定资产价值、地区等因素是影响农村家庭人均能源消费量的重要因素;同时,政府的资金技术支持、人均纯收入、人均生猪养殖数量、农户位于粮食主产区或林区等因素对农户选择使用沼气有重要影响.     

能源对生态服务功能的影响评价

为了评价能源生产和消费过程中引起的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负效应,依据各种能源产生的污染物对生态系统的不同影响,采用效应当量法进行测度,并以长江三角洲地区为例,对该地区能源消费给生态系统生态服务功能造成的影响进行了定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