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农户受偿意愿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是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有效措施,农户受偿意愿则是其参与退耕还林的真实心理预期反映。在两轮退耕还林交错期研究农户的退耕还林生态补偿意愿对于工程的有效开展和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基于2017年8月面对面访谈获得的398份有效农户问卷数据,运用双边界二分式条件价值评估法研究了宁夏泾源县农户参与退耕还林的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87. 2%的受访农户愿参与退耕还林,且平均最小受偿意愿为3 180元·hm-2;补偿方式的选择上,68. 8%的受访农户选择现金补偿,且补偿方式的选择具有明显的年龄差异性,即年长农户倾向于现金补偿,而年轻农户更倾向于低息小额贷款、技术培训及工作机会;显著影响农户受偿意愿的因素是文化程度、家庭是否有长期疾病患者及对退耕补偿是否满意,前两者呈显著负相关,而后者呈正相关关系。激励农户参与退耕还林,应在加强政策宣传引导的同时适当调整退耕还林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     

自然保护区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

运用哈巴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农户调查数据,采用对比分析和二元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研究农户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和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分别有57.7%和67.6%的受访农户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愿意继续退耕或退牧的农户分别占63.3%和57.8%。这表明对现有生态补偿政策持满意态度和愿意继续参与的农户占多数,但仍有不少农户持否定态度。农户生计类型是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意愿的重要因素,但区域差异明显。哈巴湖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农牧业为主,农业收入占比和牧业收入占比越高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六盘山自然保护区农户以外出务工为主要生计,外出务工人数越多和农业收入占比越小的农户继续参与生态补偿的意愿越显著。建议制定和实施生态补偿政策时应加强对农户生计水平和类型的考虑,将生态补偿政策与目前的精准扶贫政策相结合,为农户提供多样化的补偿方式,从而实现转变生计和保护生态的双赢。     

基于条件估值法(CVM)的湿地周边农户受偿意愿及影响因素研究:以江苏盐城珍禽自然保护区为例

生态补偿是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的有效环境政策。作为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农户,其参与意愿直接影响生态补偿项目实施的绩效与可持续性。在调查盐城潮滩湿地生态环境基础上,以支付卡方式设计调查问卷,采取面对面方式对保护区周边125个农户进行调查,基于条件估值法(contingent valuation method,CVM)估算其生态补偿的受偿意愿,选择农户的性别、年龄、家庭年收入等基本社会经济特征,以农户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和生态补偿态度为自变量,以农户受偿意愿为因变量,运用二项Logistic模型分析影响当地农户受偿意愿的相关因素。结果表明,保护区周边农户具有一定的湿地生态环境保护认知和意识;有88%的农户选择非零补偿意愿,平均受偿意愿为7 727. 7元·hm-2·a-1。Logistic模型分析结果表明农户的年龄、拥有的耕地面积和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是影响其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农户年龄越大,其受偿意愿相对降低;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越小,受偿意愿就越大;对生态补偿了解程度越高,生态补偿意愿就越强。研究结果可为保护区生态补偿政策的有效落实提供科学支持,也可为其他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实施提供借鉴。     

生态补偿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激励机制：基于倾向得分匹配的估计

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是在不增加政府财政负担的情况下保障以绿肥应用为基础的农业环境目标实现的前提。利用湖南、江西、广西、安徽、河南5省(区)1 217户农户调查数据,基于倾向得分匹配(PSM)方法,分析生态补偿政策实施对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影响逻辑和影响程度。研究显示,生态补偿政策能够显著促进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的产生。与未接受过政府生态补偿的农户相比,接受过生态补偿的农户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的可能性增加21.8%。生态补偿可以通过两条路径实现惯性激励:一是生态补偿→收入效应→行为惯性,二是生态补偿→环境知识→行为惯性。此外,年轻、受教育程度高、规模经营和耕地自然条件良好的主体更可能产生绿肥种植行为惯性。据此,提出以评估、重塑生态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为核心,通过设计科学的生态补偿制度,并综合考虑农户禀赋异质性的影响,构建绿肥种植行为惯性产生机制,可以改善农户绿肥种植的可持续性。     

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条件估值法研究——以广西大环江流域为例

运用条件估值法,于2015年8月对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重金属污染地区农户受偿意愿进行调查研究。结果表明,研究区农户对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项目的参与意愿与投标额度(设计补偿标准)、家庭耕地面积和耕地受污染程度呈正相关关系;农户平均受偿意愿下限为12 630.75元·hm~(-2)·a~(-1),该测算值可为当地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生态补偿标准的确定提供理论依据。认为广西环江县大环江流域耕地重金属污染治理及其配套生态补偿项目应首先选择耕地面积较大且污染较明显地区作为项目选址。建议在今后的生态补偿研究中注意补偿标准与客观条件之间的联系,并制定出一套具有普适性的生态补偿标准研究方法。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研究:以鄱阳湖区为例

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对保护湿地生态环境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基于生态补偿一般理论框架,对鄱阳湖湿地生态效益补偿的补偿者、受偿者、补偿标准及差别化、补偿方式和补偿条件性等核心问题进行了综合分析。结果表明,测算得到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标准为2 503.39元·hm~(-2)·a~(-1);补偿标准需要差别化,考虑因素包括农作物受损失程度、土地与湖区距离以及土地质量等,其中农作物受损失程度是实现生态补偿差别化最重要的考虑因素;补偿标准偏低、违约成本太低和实际监管概率偏低是弱监管的根源,应采用多种补偿方式相结合,或者分阶段选择不同的补偿方式。为了改进湿地生态效益补偿政策,应进一步明晰补偿主体,适当提高补偿标准,并充分考虑农户资源异质性和机会成本异质性,实现补偿标准差异化,注重补偿的"条件性支付",兼顾补偿的公平与效率。     

农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进展评述

基于国家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战略格局构建的考虑,我国一直采用非均衡性的农田保护政策来保障农田的有序供给,然而配套补偿政策的不完善使得农田保护政策失灵,社会整体福利下降。因此,如何从政策层面上实现农田的非均衡性保护到均衡性的经济补偿,构建和完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是国家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政策背景下的重要议题。从农田生态补偿概念界定、补偿利益相关主体界定和关系分析、补偿标准、补偿模式和方式、跨区域补偿以及补偿实施评价等方面梳理总结了国内外农田生态补偿的相关理论研究和实践发展动态,并指出当前研究在农田生态补偿机制构建、生态补偿标准测算和跨区域生态补偿3个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未来进一步的研究方向。研究可为政府设计出更加完整和富有针对性的农田生态补偿制度体系提供理论借鉴。     

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与实践进展

建立自然保护区是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服务功能恢复的最重要措施之一,而生态补偿机制在自然保护区建设中的作用是目前需要关注的问题.笔者在大量文献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生态补偿的概念发展、理论基础和国内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研究与实践.结果表明: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是通过政府主导和市场作用共同实现的;不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支付手段都是主要的支付手段;通过生态补偿促进社区参与是实施保护区有效管理的重要途径.最后讨论了我国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的原则、方式、标准和措施等问题,为进一步开展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研究和建立补偿机制提供参考.     

退耕还林的成本-效果分析和经济影响评价——以敦化市为例

自2000年,中国开展了举世瞩目的退耕还林工程.文章的目的是进行退耕还林工程的成本.效果分析及经济影响评价.通过成本-效果分析,研究了敦化市退耕还林工程对环境的影响;通过农户调查研究退耕还林前后经济收入的变化及经济结构的调整.结果表明,敦化市的退耕还林总的来说并没有带来充分的环境效益,环境和经济的异质性考虑较少.在农户调查的8个乡镇中,只有1个乡镇的退耕还林地(6.69%)坡度大于25°;有5个乡镇,甚至一半以上的退耕还林地是平地(<5°).在退耕还林选点的问题上,非环境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影响着退耕还林县的选择,在政策执行的过程中出现了跟风现象.有60%的农户热烈地欢迎这个工程,42%的农民认为参与退耕还林后生活质量有所下降.退耕后,绝大多数退耕户的农业收入比例有不同幅度的降低,非农就业收入均在增加,证明存在着就业结构灵活调整的潜力.建议不要把退耕还林工程扩大化,要做好区划工作.在项目开展过程要积极开展公众宣传教育工作,提高公众参与程度,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     

湿地生态补偿研究进展

湿地被誉为"地球之肾",是人类最重要生存环境之一。在梳理湿地生态补偿概念的基础上,系统整理了国内外湿地生态补偿政策与实践,针对补偿载体、方式、融资、标准、模式和绩效评估等进行总结分析,提出当前湿地生态补偿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系统制度设计存在欠缺,补偿资金渠道相对单一,补偿标准差异大以及严重缺乏相应监管、成效评估机制等。最后展望了湿地生态补偿的优先研究方向:(1)加强湿地生态补偿理论研究;(2)加快湿地生态补偿制度研究;(3)扩大湿地保护试点实践研究;(4)增强湿地生态补偿监管及补偿成效评估研究。同时吸收总结国内外科学有效的补偿模式,助推现阶段我国市场化、多元化生态保护补偿机制建设,为湿地生态补偿和修复提供科学依据与决策参考。     

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研究

共建共治共享是提升区域治理水平的重要抓手,生态环保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重点领域之一,跨地区生态补偿是促进生态共建共治共享的有效措施。京津冀有效推进了生态共建共治共享,在水源涵养、风沙源防治等层面实施了横向生态补偿,但横向生态补偿范围偏窄,补偿依据、补偿标准不够明确和统一,尚未全面形成生态受益者付费、保护者得到合理补偿的政策环境。文章在共建共治共享视角下,立足于中国生态补偿要求与计划,以"为什么补"、"谁补谁"、"补多少"核心议题为主线,以生态系统服务的区域外溢、生态保护的直接成本和机会成本为主要依据,构建生态保护城市与受益城市界定模型、城市生态补偿综合模型,以地市为基本单元进行测算,提出京津冀城市生态补偿政策建议。结果显示:(1)2017年京津冀的生态保护城市有承德、张家口、秦皇岛、保定、横水、廊坊市,生态受益城市主要有北京、天津、石家庄、邯郸、唐山和沧州,邢台为生态中位城市;(2)生态受益城市每年支付补偿金额1—100亿元不等,北京市支付补偿最多,北京市、天津市、石家庄市补偿金额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1%—3%之间,符合国际惯例;(3)生态保护城市受偿金额0.7—51亿元不等,张家口受偿最多,占当地财政预算收入的比例在0.6%—52.1%不等,张家口和承德两市所占比例最大,对区域社会经济发展有较好的支持作用。建议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机制中,积极构建城市生态补偿长效机制,统一补偿依据与标准,设立城市生态保护补偿专项资金,采取市场化、多元化补偿方式,促进城市之间生态共建共治共享。     

建立我国生态补偿制度的思考

当前,我国现行的生态补偿制度中还存在部门管理不当、政策不连续、缺乏群众参与、补偿金过低、资金使用未完全体现生态补偿等诸多问题,需要依据生态补偿的外部性理论,从市场调节、财政转移支付、保证金制度、协商机制等途径人手,因地制宜地选择适当的途径并综合利用其它途径的便利之处,推动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顺利进行.此外,急需政府从政策层面上给予大力支持和观念上的引导.包括:①建立"环境财政"制度;设立环境转移支付专项资金列入财政预算,加大生态补偿和生态环保的支持力度;②完善相关的税收政策,确立普遍征收为主的征收机制,扩大征收范围,调整税率;③改变由政府单一买单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模式,建立起地方、民间、企业和个人等多种渠道的融资体制;④倡导建立绿色GDP的核算体系和绿色审计制度;⑤逐步建立健全<生态补偿法>,建立生态环境评估体系,完善环境执法监督管理体系;⑥尽快完成从"生态补偿"到"生态赔偿"的观念转变.     

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县域生态补偿机制研究:以保定市定兴县为例

近年来京津冀生态环境一体化进程举步维艰,生态补偿机制是有效保护区域生态环境的经济手段之一。通过对保定市定兴县2000、2008、2013和2018年4期Landsat TM遥感影像的解译,分析定兴县2000—2018年土地类型的变化,计算县域生态服务功能价值与发展权损失,探讨生态补偿标准的范围,在此基础上探讨区域对县域、县域对生态保护者2个层面的补偿问题,建立县域生态补偿机制。结果表明:由于土地的开发利用,定兴县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8. 691 7亿元降低至8. 131 9亿元,发展权损失为6. 727 4亿元,即定兴县的生态补偿范围为6. 727 4亿～8. 131 9亿元。县域生态补偿机制应把握"谁保护、谁受益、获补偿"、"权责相等"的原则,区域对县域以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等方式,县域政策应结合时代特点落实在各乡镇、企业、环保NGO和农牧民补偿对象上,形成"合理分配、重点关注、社会参与"的"造血型"补偿机制,从而提高京津冀生态一体化进程中县域的生态补偿机制的可操作性,促进京津冀一体化。     

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一个分析性框架

总结分析了生态补偿的理论基础框架和基本理论依据。认为,自然资源环境利用的不可逆性是生态补偿的自然要求和生态学基础;环境资源产权权利界定是生态补偿的法理基础和制度经济学基础;公共物品属性是生态补偿政策途径选择的公共经济学基础;外部性的内部化是生态补偿的核心问题和环境经济学基础;自然资源环境资本论是生态补偿的价值基础和确定补偿标准的理论依据。     

绿色食品生产补偿的理论机理与政策设计

制约我国绿色食品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其生态环境成本难以通过市场来兑现。为解决这一问题,文章以生态补偿为突破口,首先从理论上明确绿色食品生产具有正外部性,政府对其生产企业或农户进行补偿具有合理性和必要性,然后进一步探讨其制度构建与政策设计。（1）构建一个包括政府、生产者、消费者三方的博弈模型,着重分析绿色食品供需过程中、政府影响下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动机和博弈行为。模型结果显示,存在能够满足绿色食品供需平衡的1个纯战略纳什均衡解和1个混合战略纳什均衡解,这两个纳什均衡解的实现条件均要求政府对绿色食品生产者提供补偿和对消费者实施优惠政策。（2）利用C-D生产函数建构的利润函数和恢复费用法探讨绿色食品生产补偿标准范围,结果表明最低补偿标准应满足生产者生产绿色食品和生产普通食品利润相等,而最高补偿标准则应对绿色食品生产中创造的环境效益进行支付。（3）文章最后从“建立经济政策支持体系,构筑科技进步支撑体系,完善品牌质量保障体系,培育产业化生产体系”等4方面提出了现阶段我国绿色食品生产补偿的政策建议。     

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构想

分析了以往生态补偿的定义,并从法律的角度给出了生态补偿应有的涵义,即是指为了恢复、维持和增强生态系统的生态功能,国家对导致生态功能减损的自然资源开发或利用者收费(税)以及国家或生态受益者对为改善、维持或增强生态服务功能为目的而作出特别牺牲者给予经济和非经济形式的补偿。回顾了我国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与法律的规定,并探讨了其缺陷:我国有关生态补偿的政策与法律虽然较多,规定得较早,但这些规定很不规范和系统,而且过于原则、缺乏可操作性,对负外部性行为的生态补偿存在政策与法律的缺位,即使是对正外部性行为也并非真正意义上的补偿,而只是一种补助或补贴。对我国生态补偿的立法构建提出了初步设想:一要补偿政策应当法律化,使生态补偿成为一项名副其实的法律制度;二要要构建合理的生态补偿法律体系。     

基于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评估的东江流域生态补偿研究

生态补偿有利于协调区域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通过现场调研和数据分析,构建适用于东江流域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当量因子表,对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价值进行评估,确定其生态补偿标准。引入生态补偿优先级(ECPS)指标对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的迫切程度进行量化。结果表明:(1)东江流域生态系统服务总价值为1 711.41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价值占总价值的86.17%;一类生态服务中调节服务价值最显著;二类生态服务中水文调节功能价值最显著。(2)东江流域理论生态补偿总额度为1 047.26亿元,其中,森林生态系统补偿价值为880.21亿元,占总补偿额度的84.05%,是区域生态补偿的核心。(3)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实际额度为68.73亿元,其中,东源县补偿额度最高,为16.76亿元。(4)东江流域19县市生态补偿优先级顺序为东源、安远、寻乌、紫金、新丰、连平、龙川、和平、定南、龙门、兴宁、惠东、博罗、惠阳、河源市区、惠州市区、增城市、东莞和深圳。     

论集体公益林林权制度改革后时候森林生态公益性的保障策略

集体公益林林权改革制度后时候主要表现的问题是集体林权改革制度不细且立法滞后、管理制度滞后和生态补偿与经济收入严重失调,提出集体林权改革后时候森林生态公益性保障策略是加快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立法、加快制定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时候监督管理办法和加快制定集体公益林生态补偿制度实施细则.     

土地整理规划中的自然生态补偿评价方法探讨

土地整理对生态系统有正负两方而的影响,在规划设计过程中要增加生态补偿设计以减少负而影响.生态补偿的程度直接影响土地整理的让态效益,足衡量土地整理成功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自然生态补偿评价是一个新的课题,其理论与方法体系均有待探讨.文章结合土地整理实践探讨了土地整理规划中的自然生态补偿评价的方法.该方法遵循科学性、系统性、实用性、定量性与可比性的原则,以递阶层次综合评价法为基础,从生态结构合理性、生态功能稳定性与生态环境适宜性3方面选掸17个指标量对土地整理规划中的自然生态补偿进行了评价.结合土地整理实践确定了指标权重与分级标准,并将生态补偿效果分为5个基本等级.该研究建市的生态补偿评价指标体系力求综合反映土地整理规划中的生态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系统的稳定与可持续性、系统的生产力、生态环境的改善及系统抵御自然灾害能力的贡献.     

西藏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已成为我国当前乡村振兴研究的热点问题之一。对西藏日喀则和那曲两市721户农户开展入户调查,利用广义最大熵Logit分析方法,从家庭禀赋和外出务工的视角对少数民族地区农户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参与意愿进行分析。结果表明,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的积极性不高,环境整治参与意识有待加强;耕地(草地)面积、村干部经历、外出务工等变量对农户参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而家庭总收入、参加物资交流会次数与参加农贸市场次数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说明部分有"经济头脑"的农户具有"搭便车"倾向;健康状况越好的农户越愿意参与到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中来,而距离集镇越近的农户参与环境整治的积极性越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