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中游城市群绿色发展指数测度及时空演变探析——基于GWR模型

绿色发展兼顾资源环境与社会经济双重效益,是国家重点关注的区域发展新模式。通过熵权-TOPSIS法测度长江中游城市群31个城市的绿色发展指数,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解析造成差异化格局的成因,进一步引入GWR模型深入探讨了影响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旨在揭示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绿色发展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所面临的处境,加深区域政府及民众对绿色发展的认识,以期全面提升绿色发展指数并缩小其区域差异,推动城市群绿色发展一体化进程,进一步促进环境友好型、资源节约型社会建设。研究发现,(1)2009—2014年长江中游城市群整体绿色发展指数历经了"V"型触底反弹过程,位于绿色发展库伦涅茨曲线拐点左端"两难阶段"的城市数目由2009年的6个增加至2012年的22个,并于2014年降为18个,超过半数的城市仍处于绿色发展的"两难阶段",经济与环境矛盾依然严峻。(2)城市群绿色发展的5大影响因子为:人均GDP、经济密度、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人均公共绿地面积;其中,人均当地水资源量与绿色发展关系由负相关向正相关演进,其余4项影响因素对绿色发展的贡献均为正效应;经济刺激对区域绿色发展的驱动效应逐年减弱,产业结构及资源状况对绿色发展的边际作用力明显提升。(3)2009—2014年襄阳市和常德市呈现差异化演变趋势,前者绿色发展指数逐年锐减,已由绿色发展库兹涅茨曲线上方滑落至曲线下方,后者反之;产业结构、资源保护和绿化治理为襄阳市绿色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     

保护人类生存的环境(二)

二、我国生态环境的现状和发展趋势 我国幅员辽阔,有不同的地带,生态环境类型复杂,地区差异很大。我国历史悠久,开发很早,社会背景、经济结构、科学技术和经济管理水平既不同于发达国家,也不同于发展中国家。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资源并不丰富,特别是人均生物资源很少,对环境的压力很大。我国目前正处在经济大发展时期,已确定了到本世纪末国民经济年总产值翻两番的伟大目标,这些就决定了我国生态环境的特点和发展趋势。     

中国电力行业氮氧化物排放的时空分布特征与类群分析

电力行业是中国氮氧化物排放最多的行业之一,其减排成效是完成氮氧化物减排任务的关键。文章基于各省(市、自治区)能源平衡表,采用"自下而上"排放因子法,对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电力行业2006—2014年能源消费氮氧化物排放进行了核算。综合考虑经济发展水平、能源消费结构,以及产业结构等方面,从氮氧化物排放总量、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氮氧化物排放强度、综合能源氮氧化物排放系数等方面,分析了中国电力行业能源消费氮氧化物排放的省域特征,对省域氮氧化物排放特征进行类群划分,以期为中国电力行业氮氧化物分区域减排政策、途径、措施的制定提供理论参考与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从排放总量来看,2006—2014年各省(市、自治区)电力行业能源消费氮氧化物排放总体上呈增长趋势,年平均增长率为3.62%;从人均排放的绝对量来看,经济发展较快和经济发达省域电力行业的人均氮氧化物排放量较高;从排放强度绝对量来看,中西部省域电力行业氮氧化物排放强度较高,东部发达省域的人均氮氧化物排放强度较低,且中东部省域氮氧化物排放强度下降较快,西部省份下降较慢;从综合能源氮氧化物排放系数来看,大部分省域排放系数呈下降趋势,经济发达省域的排放系数较低,欠发达省域的排放系数较高。中国电力行业氮氧化物减排政策、途径和措施应充分考虑省域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以及能源利用结构等因素。     

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及其主控因子分析

进行乡村聚落用地演变主控因子识别与分析可推动乡村转型发展与空间重构的理论研究和行动实施。利用景观扩张指数,揭示1980—2015年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扩张模式,借助地理探测器识别主控因子并进行机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广东省乡村聚落用地呈现以珠三角为主、东西两翼为辅的空间扩张格局;(2) 1980—2015年乡村聚落用地扩张以边缘式为主,并与填充式、飞地式交替变化;(3)人均GDP、人均粮食产量、人均农业总产值等社会经济因子为各时段乡村聚落用地演变的主控因子;(4) 1990—2000年乡村处于工业化和城镇化高度发展期,形成了景观要素复杂化、空间结构分化和地域功能多元化的态势,乡村聚落用地面积增加较为明显,2000—2015年乡村规划集中化和一体化趋稳,乡村聚落用地变幅较小。因此,为推进我国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战略的实施,需要深入研究区域社会经济与乡村聚落用地变化之间的关系,多视角剖析其作用机理。     

西藏生态整体性水平测度

为了探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地处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西藏的生态整体性特征,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生态现代化指数(EMI)对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生态现代化水平在区域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分异。2004年西藏生态现代化指数为50,在全国排名为3位,较2000年的排名16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生态进步指数、经济生态化指数好于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但社会生态化指数落后于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人均SO2排放与新疆、广西相同,但高于内蒙古和宁夏;1980—2007年西藏现代化程度虽然有所提升,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平均水平和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1996—2007年西藏区域环境水平呈"W"型变动态势。资源转化率和水污染指数呈"N"型不稳定变动,生态保护指数和环境治理指数呈剧烈变动,生态脆弱性和环境支持系统的不稳定性没有明显改观。因此,西藏应立足地缘和资源优势,充分考虑西藏生态地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资产、生态敏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胁迫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依据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和高寒草甸生态区、青藏高原高山草原、高寒草甸生态地区生态区划,发展人工设计生态方案的生态重建途径。建立严格的生态补偿制度,逐步提升生态现代化水平。     

东盟国家碳排放动态演变及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证检验分析

探索东盟国家碳排放的动态演变,并分析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定量关系,可为中国-东盟环境等合作提供借鉴参考。基于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和联合国统计数据库发布的数据,结合曼-肯德尔检验和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检验,分析1970—2021年东盟碳排放变化趋势和结构特征等,初步探究东盟各国碳排放达峰情况,并验证东盟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与人均碳排放量之间的EKC关系。结果表明,1970—2021年,东盟碳排放总量从1.22×10⁸ t增加到1.74×10⁹ t,印度尼西亚、越南和泰国等排放量居前5位的国家碳排放总量占比近90%。1970—2021年东盟电力、工业燃烧、其他、交通和建筑部门碳排放量分别增加38.0、13.6、12.7、9.1和1.9倍。电力成为东盟碳排放最大的部门,排放占比超40%。以10年为跨度,东盟及各成员国碳排放量多数情况均呈增加趋势。2010年以来的趋势分析显示,文莱和泰国碳排放或将成为东盟最早实现碳达峰的国家。除文莱外,东盟其余国家人均碳排放量与人均GDP的EKC曲线拟合程度均较高。经济社会发展对碳排放的作用表现为...     

1999—2009年我国不同收入水平下的碳排放差异分析

碳排放差异研究对于科学合理地制定我国节能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在利用IPCC参考方法对中国1999—2009年期间各省（市）CO2排放量计算的基础上,引入Theil指数,定量分析了中国不同收入水平下的CO2省际差异及其与人均收入水平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999—2003年中国人均CO2排放量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而增加,2003—2009年中国各收入水平省份的人均排放量近似于不规则的＂M＂型增长趋势,中等偏低收入省份的人均排放量迅速增加,并超过中等收入省份;不同收入水平省份之间和各省份内部的人均CO2排放水平均存在较大的差距,但省份之间的排放不平等水平明显大于省份内部的不平等水平。因此,中国在制定节能减排政策时,要充分考虑经济发展和人均收入水平的条件下,兼顾区域和省域碳排放的特征,制定合理有效的减排目标和计划。     

南京市生态足迹实证分析

利用生态足迹的理论和计算方法,对南京市可持续发展状况及程度进行了评价和度量,利用南京市2001年至2003年的相关数据计算分析得出,南京市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在逐年下降,人均生态足迹也有增加的趋势,尤其是能源消费生态足迹在近3年的生态足迹中仍然占有很大的比重,南京目前的经济发展是以消耗其他区域的自然资源和能源为基础的,其所面临的生态环境压力仍然很严重。     

基于ARIMA模型的区域水生态足迹时间序列分析

20世纪末以来,生态足迹理论应用研究成为生态经济学的一个热点,而生态足迹指标的可预测性一直是研究中争论的一个焦点。通过分析1949—1998年广州市的水生态足迹变化,并对计算结果进行ARIMA模型时间序列预测分析,以揭示广州水资源利用和水产品消耗的发展变化规律,并根据其发展变化规律预测广州市未来水生态足迹的变动。结果表明,ARIMA(2,2,2)模型能较好的拟合广州市1949—1993年期间水生态足迹变化,经1994—1998年实际计算结果验证所建模型,误差在5%左右;应用ARIMA(2,2,2)预测广州市1999—2008年的人均水生态足迹,结果分别为:0.5935,0.656 2,0.714 7,0.779 0,0.840 2,0.901 55,0.964 11,1.025 57,1.087 44,1.149 43 hm2,预测结果表明广州市1999—2008年期间的人均水生态足迹仍呈较快上升趋势,居民对于水产品的需求提高以及城市发展、人口增加等社会经济因素是导致这种趋势产生的主要原因。     

灰色关联分析在中国农村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中的应用

农村家庭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的研究对于合理发展农村经济,有效制定农村减排政策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根据IPCC参考方法、生活碳排放研究方法和投入产出基本方法,计算了1995—2010年中国大陆31省区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量.通过因子分析方法,剔除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量不显著相关的影响因素,利用灰色关联分析方法对影响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量的显著相关影响因素进行评价,得出不同驱动因子对碳排放的关联度.结果表明,(1)从时间上看,1995至2010年,农村家庭碳排放呈现出逐渐上升趋势,1995年农村的人均家庭排放量为C 0.170 t?人-1,增加到2010年的0.504 t?人-1,同比增长196.90%.(2)从空间看,东部地区的农村家庭碳排放远远高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的农村家庭碳排放.(3)从地区差异看,位于东部地区的上海市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远远高于位于西部地区的内蒙古,1995年上海市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为C 0.454 t?人-1,而内蒙古为0.145 t?人-1;2010年上海市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为C 1.351 t?人-1,而内蒙古为0.498 t?人-1.(4)利用灰色关联分析,经济水平指标中的农林牧渔总产值与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的关联度为最大,为0.9824,因此对农村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最大,而人口指标中的农村人口比例与农村人均家庭碳排放的关联度最小,为0.5702,因此对农村家庭碳排放的影响最小.     

湖南省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的动态变化分析

生态足迹是定量研究区域可持续发展的一种重要方法。为了定量评价湖南省可持续发展程度的动态变化,利用生态足迹理论,计算分析了湖南省1998--2006年间的生态足迹变化过程。结果表明,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由1998年的1．2441hm。上升至2006年的1．6377hm^2;人均生态承载力由1998年的0．4819hm^2减少为2006年的0．4556hm^2,人均生态赤字由1998年的0．7622hm0上升到2006年的1．1821hm0。生态赤字逐年提高,生态足迹与生态承载力之间的矛盾加剧,区域生态环境处于不安全状态。生态足迹供需结构分析表明,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供需存在严重的不平衡,其需求以草地、耕地是构成湖南省人均生态足迹的主要组成部分,分别占人均生态足迹的30．11％～37．34％以及29．83％-33．53％,其次是化石能源地（17．60％～22．85％）。而供给以耕地为主,占人均生态承载力的51．02％～53．23％。研究期间万元GDP生态足迹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表明湖南省的资源利用率不断提高。同时根据生态盈亏的影响因素,并结合湖南省经济发展现状和资源分布特点,探讨了降低和消除区域生态赤字的措施建议。     

长江上游高寒草地生态建设和管理中生态理论的若干质疑

现有的草地管理政策和措施建立在西方经典生态学理论的基础上，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传统管理模式．本文针对长江上游高寒草地生态建设与管理中的问题，结合草地生态学的新进展，从草地生态系统特征、多样性与稳定性、草地承载力、平衡与非平衡等几个方面进行了讨论，旨在能引起今后草地生态建设中加强这些方面的针对性研究，并有效地避免由于理论自身偏差而导致不应有的技术失误．本文的中心观点在于，由于长江上游地区的高寒草地处在环境因子剧烈变化的条件之下，草地的生态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非生物条件(如气候)，而不是生物因子的相互作用(如放牧)，因此，已有的一些草地生态理论不能完全解释草地动态变化的机理，其适用性受到限制，而任何简单套用理论以及基于这些理论发展的技术和模式都有可能给生态治理和管理带来负面影响．图2参22     

中国碳排放的区域差异及其与经济增长的关联分析

采用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碳排放测算方法,计算了除香港、澳门、台湾和西藏外中国30个省(市、自治区)1995-2010年的碳排放量,并选取碳排放总量、碳排放强度和人均碳排放量3个指标,运用多指标面板数据聚类法,将各省份划分为高、中和低碳排放区域:高碳排放区域包括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山东和宁夏,低碳排放区域包括北京、浙江、安徽、福建、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陕西和青海,中碳排放区域包括天津、吉林、黑龙江、上海、江苏、河南、贵州、甘肃和新疆.分别对3类地区的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进行协整检验和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人均碳排放量和人均GDP存在长期协整关系且符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高、中和低碳排放区域的理论曲线拐点分别为人均GDP 41 046、50 219和47 049元.今后一段时期内我国碳排放总量还将继续增长,但GDP的增长速度大于碳排放量的增长速度,碳排放强度会继续下降.     

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在可持续发展评价中的应用研究

生态足迹分析通过计算生物物理量来衡量人类经济活动对自然生态系统服务的需求与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协调程度,因为该方法思路新颖、计算简便而被广泛应用于国家和地区的可持续发展评价中。文章针对Rees W E等提出的生态足迹模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如:产量因子和当量因子参数选取偏差,生态功能差异表现不充分,模型不具动态性等)提出了改进生态足迹模型。利用改进后的生态足迹模型计算天津市1995—2005年的生态足迹及其动态变化值,天津市耕地、牧草地、林地、水域和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足迹盈亏分别为0.0009,-0.3224,-0.1991,0.0255,-1.9600hm2·人-1,除耕地和水域略有盈余外,牧草地、林地和化石能源用地人均生态赤字均呈递增趋势。1995—2005年间天津市单位产值能耗居高不下、人口规模增长与建筑用地扩张是导致人均生态赤字扩大的根本原因。文章提出的生态足迹改进模型可以动态指示区域或城市经济发展水平与自然生态系统承载力之间的协调程度,为区域可持续发展战略制定和实施提供决策依据。     

小城镇复合生态系统能值整合研究

运用能值理论和方法,以湖北省小城镇(大悟县)为案例,对其复合生态系统进行研究,以了解系统的能流结构和特点,为系统持续发展提供科学指导。研究结果表明,该系统能值自给率68.42%,对外界依赖性低,经济安全性高;但人均能值用量和能值密度较低,系统经济不发达。不可更新资源占能值总用量63.51%,属于资源消耗型的经济模式,环境压力较大,不利于区域可持续发展,今后应增加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提高不可更新资源的利用效率,增加科技投入,促进该区域可持续发展。     

中国近地面NO_2污染分布特征及其社会经济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2017年中国NO_2环境监测站点数据,综合运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和热点分析(Getis-Ord G_i~*)方法对中国NO_2污染空间分布特征进行分析,并应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探讨NO_2污染空间分布的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17年,NO_2质量浓度年均值为31.28μg·m~(-3)。NO_2浓度分布在东西方向上大致以胡焕庸线为界,东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南北方向上大致以长江为界,北部地区高于南部地区。(2)NO_2的季节变化规律为冬季秋季春季夏季。秋冬季节,NO_2高污染区由京津冀、河南、陕西等地扩大至山西中部、新疆东南部以及内蒙古的包头、呼和浩特、乌兰察布等地区,其高值与中高值区域面积占比之和分别为13.47%与24.00%,显著高于春夏季。(3)NO_2质量浓度存在以京津冀及周边河南、山西等地区为主的高值集聚,低值区主要分布在在云南、西藏、广西、海南一带。(4)利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GWR)分析NO_2的空间分布与社会经济因素之间的关系,经计算调整后的R~2为0.74,该模型能解释NO_2空间分布的74%,拟合效果较好。在该模型中,城镇化率、森林覆盖率、第二产业占比以及人均电力消费量对NO_2质量浓度影响较大,城镇化率和第二产业占比与NO_2质量浓度呈正相关关系,森林覆盖率和人均电力消费量与NO_2质量浓度呈负相关关系。另外,城镇化率是对NO_2影响最显著的因素,城镇化率的提高对NO_2的影响程度由西向东逐渐递减。(5)NO_2与人均私家车保有量的相关系数r为0.403,华北、东南沿海、东三省及西部新疆、西藏地区,人均私家车保有量与NO_2空间分布情况基本一致,河南、陕西、湖北以及川渝地区则出现了人均私家车保有量与NO_2质量浓度不匹配的情况。     

剧烈人类活动区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水平关系——以广东省东莞市为例

近年来,经济发展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成了社会经济发展的热点问题。本研究选取东莞市1990—2010年经济与环境数据,探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演替轨迹,得出研究时段内东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大体呈"倒U型"特征,其中"倒U型"峰值大约出现在2007年人均GDP为4.51万元时;工业废水、工业废气以及工业废渣排放量3项指标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分别呈现弱的"倒U型"、"倒U型上升阶段"、"倒U型+倒U型上升阶段"特征。结果表明,东莞市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与污染物排放量、产业结构、环保政策及投资等有较为密切的关系。结论建议:东莞市可以通过调整产业结构、加大环境保护投资力度等措施促进经济转型,加速"倒U型"曲线后半段的形成。     

北京市环境政策评价研究

选取北京市 1985— 1999年环境经济数据 ,建立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 ,为评价北京市环境政策提供依据。此实证研究得出两个重要结论 :北京市环境指标与人均GDP演替轨迹呈现显著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特征 ;但比发达国家较早实现了其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转折点     

基于生态足迹模型的贵州省仁怀市可持续发展及其影响因素研究

为探究仁怀市生态承载力变化特征,筛选影响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基于生态足迹模型分析了2010—2018年贵州仁怀市人均生态足迹、人均生态承载力及生态盈亏,同时选择生态足迹指数、生态压力指数、生态协调系数和万元GDP生态足迹4项指数和6项因子对仁怀市可持续发展状况与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2010—2018年仁怀市处于生态赤字状态,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均呈先降后升趋势,人均生态足迹由1.5 hm~2·人~(-1)升至1.8 hm~2·人~(-1),增幅为20%,人均生态承载力由0.94 hm~2·人~(-1)升至1.08 hm~2·人~(-1),增幅为14.89%;仁怀市人均生态足迹和人均生态承载力分别以耕地和林地贡献为主,分别占人均生态足迹的81%和人均生态承载力的79%;仁怀市生态足迹指数为-76.96%～-59.22%,生态压力指数为1.59～1.77,生态足迹指数和生态压力指数分别处于第3和第5等级,区域可持续发展存在挑战;仁怀市生态足迹增长的驱动因素主要有人口数量、特色产业、污染排放等。该研究结果有助于了解仁怀市特色产业发展与生态足迹之间的内在联系,为同类型地区可持续发展提供借鉴。     

西藏生态整体性水平测度

为了探讨资源-环境双重约束下地处我国生态环境脆弱区的西藏的生态整体性特征,利用生态环境质量指数和生态现代化指数（EMI）对地处我国西南边陲的西藏地区的生态现代化水平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全球生态现代化水平在区域之间存在比较明显的空间分异。2004年西藏生态现代化指数为50,在全国排名为3位,较2000年的排名16位有了明显的提高。生态进步指数、经济生态化指数好于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但社会生态化指数落后于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人均SO2排放与新疆、广西相同,但高于内蒙古和宁夏;1980—2007年西藏现代化程度虽然有所提升,但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和中等发达国家以及我国平均水平和其他4个少数民族地区;1996—2007年西藏区域环境水平呈＂W＂型变动态势。资源转化率和水污染指数呈＂N＂型不稳定变动,生态保护指数和环境治理指数呈剧烈变动,生态脆弱性和环境支持系统的不稳定性没有明显改观。因此,西藏应立足地缘和资源优势,充分考虑西藏生态地域、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生态资产、生态敏感性以及人类活动对生态环境胁迫等要素的综合影响,依据青藏高原高寒生态大区和高寒草甸生态区、青藏高原高山草原、高寒草甸生态地区生态区划,发展人工设计生态方案的生态重建途径。建立严格的生态补偿制度,逐步提升生态现代化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