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研究进展与述评——比较与借鉴

研究目的是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提供理论和方法借鉴,研究方法采用文献资料法、比较分析法和归纳法。结果表明:1国外学者的研究侧重于农业环保计划或农业补贴政策实施后农户参与该政策的意愿及其对农户家庭福利的影响,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研究提供研究视角、研究体系和方法借鉴。2实质上,退耕还林生态补偿、农业补贴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具有高度的一致性,该研究成果有利于拓展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的研究思路和研究体系。3构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测度模型,探析不同模式下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的异质性,进行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影响因素的多维度多层次分析,开展多层面和不同尺度的典型区域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理论和实证研究,是未来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效应研究的重点和趋势。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农业减量化补偿方式的农户偏好及异质性——基于重庆357户农户的选择实验分析

合理的农业生态补偿方式应符合农户利益预期和意愿。基于重庆10区县357户农户的调查数据,采用选择实验法和随机参数Logit模型分析了农户参与农业减量化的补偿方式偏好及异质性。结果表明：①各种补偿方式均能显著提高农户农业减量化的参与效用;②农户平均偏好程度最高的是农资补偿和现金补偿,其次是技术补偿,最低的是政策补偿;③农户对不同补偿方式存在显著的偏好异质性,并且部分偏好异质性来源于决策者特征、家庭经营/生计特征和区域因素。建议继续通过生态补偿有效推进化肥农药减量施用,但补偿方式应该结合不同农户的偏好采取差异化设计。     

基于碳汇功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构建——以浙江省为例

基于浙江省建德、开化两县(市)103户农户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意愿调查,结合历年来浙江省生态公益林补偿的现状,在分析农户对生态公益林补偿标准提高的需求和企业购买森林碳汇意愿的基础上,从参与主体、补偿标准、补偿方式三方面构建基于碳汇功能的生态公益林补偿机制,以便为政府制定相关政策提供依据。     

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农户满意度影响机理研究

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作为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典型模式,运用296份问卷数据,系统分析了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对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满意度的影响机理。结果表明:①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的满意度受补偿机制构成要素和农户特征的双重影响;②将农户满意度的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排序的耕地保护基金构成要素依次为补贴资金账务公开度、补贴资金监督管理力度、补贴依据、补贴资金使用要求、补贴资金分配比例、补贴方式和补贴标准;③农户的年龄、党员身份、家庭实际耕种面积、流转出耕地面积、农户对政策的了解度和政策价值性的认知均显著且正向影响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农户满意度,而家庭需抚养人数和承包地面积具有反向的显著性影响。     

农业清洁生产技术应用的补偿机制实证研究——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

以云南省大理州洱源县农户调查为例,开展农户对于农业清洁生产技术采纳的补偿意愿实证研究。研究采用意愿价值评估法,在假设政府提供补偿的前提下进行农户问卷调查,获得农户对于采用不同农业清洁技术的受偿意愿数据,从而为制定相应的补偿政策提供依据。首先,分析了农户对于使用配方肥、秸秆还田及修建化粪池等3类清洁技术的采纳意愿;其次,明确了农户愿意接受的现金和实物2种补偿方式;第三,简单估算了农户采纳3类清洁技术希望获得的补偿标准;最后,调查了农户对于政府可能采取的推进清洁技术发展的配套政策的偏好程度。     

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的珠江三角洲土地利用效益评价研究

基于县域单元维度,对珠江三角洲地区进行主体功能区划基础上的土地利用效益综合评价研究。结果表明:1珠江三角洲地区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总体水平较高,但内部空间差异较明显;2不同主体功能区之间和同一主体功能区内部土地利用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存在不均衡现象;3各功能区内部影响土地利用效益提升的障碍因素有所不同,优化开发区主要是生态因素,农产品主产区主要是经济和社会因素,重点开发区主要是经济和生态因素。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的实施评价与政策启示--以我国东部地区XX地级市为例

基于“三调”数据分析我国东部地区XX地级市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变化,从流失去向与流失空间分布两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其真实境况,从而提出切实的保护政策建议。结果表明:①流失去向包括农业结构调整、建设占用和自然损毁,其中农业结构调整占用为主导。②城市圈内比圈外占用普遍严重,尤其是城乡建设占用了大量基本农田。③永久基本农田存在空间错配现象,未做到“应划尽划”。据此,提出构建农户补偿机制、县级保护任务量与存量建设指标相挂钩、协同基本农田—生态—城镇空间布局,实施圈内基本农田动态监测机制等系列措施,以提升保护效果。     

流域生态补偿标准的受偿意愿分析以石羊河流域为例

目前多数生态补偿项目采用"一刀切"的补偿标准,以此来确保操作的便捷性和公平性。补偿区内农户真实受偿意愿直接影响到个体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间接影响到生态补偿项目的绩效。通过分析,影响农户参与生态补偿与否和受偿意愿的主要因素均为农业收入。身处生态脆弱地区石羊河流域的居民,对流域生态保护与恢复有着较好的认知,并且对实施生态补偿有着较高的期望。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问题是在项目实施过程中如何对农户进行适宜的补偿,平衡农户因参加生态补偿项目收入减少的损失,维持或提高当前的生计水平。     

基于主体功能区的辽宁省绩效考核研究

主体功能区规划的制定和实施可为政府差异化的绩效考核提供依据。构建差异化绩效考核评价指标体系,有利于引导形成有序的国土空间开发结构,提高空间利用效率。充分考虑主体功能区对绩效考核的内在要求,构建一套新的绩效考核方法,将考核指标分为主体考核指标和辅助考核指标两组,主体功能指标分值映射到50—100区间,计算方法采用加权聚合法;辅助功能指标分值映射到0.9—1.1,采用求积计算法,两组指标得分相乘得到绩效考核得分。针对辽宁省主体功能区划分,构建优化开发区、重点开发区、农产品主产区和重点生态功能区四类绩效考核指标。     

基于GIS的张家口市土地生态功能分区与调控研究

生态功能区划是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自然资源科学管理与可持续利用的基础。根据张家口市地形地貌、土地利用类型、道路河流、生态环境要素等数据,利用GIS技术,采用自上而下的方法进行张家口市土地生态功能区划分。一级土地生态功能分区以地貌为主导因素进行划分,即坝上高原生态功能区和坝下山间盆地生态功能区。在此基础上,以土地利用类型为主导因素进行二级生态功能区的划分,即草原与农业生产生态功能区、森林草原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中部城镇生态建设功能区、西部农业与生态环境建设功能区、东部森林水源涵养与水土保持生态功能区、南部森林水源涵养与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功能区,提出了各个生态功能区土地利用优化调控的方向,为区域生态保护与生态建设提供参考依据。     

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模型构建

四川是长江流域生态安全的重要保障。随着人口的增长,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日益加快,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和制约四川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和"长江经济带"地区的生态平衡与稳定。对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状况进行监测预警,是四川省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也是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的需要。研究认为,资源环境承载力预警可分为现状预警和趋势预警两种类型。基于此假设,针对重点开发区和市辖区、农产品主产区、重点生态功能区、扶贫开发区等四类区域,基于线性变换的数学方法,构建了四川省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模型。模型以生态、环境、经济多指标相结合,进行资源环境承载力综合预警;以具有强烈资源环境优劣指示性的指标,作为限制性指标,进行单指标预警。最后整合多指标综合预警结果和单指标预警结果,作为资源环境承载力现状预警最终预警结果。     

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分析——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

乡村旅游作为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手段,在我国旅游扶贫政策的引导和支持下,影响到农户对生计策略的选择。借鉴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关于生计资本的研究结果,运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以河南省西河村为例,对乡村旅游发展框架下的农户生计策略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受教育程度、能否获得技术支持和资金支持、住房情况等因素正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实际耕种面积作为农户的自然资本负向影响着农户参与旅游生计活动的意愿;农户家庭是否有男性成年劳动力、拥有的耕地面积、能否获得物质支持等因素对农户生计策略选择的影响不显著。根据研究结论,提出针对性政策建议。     

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与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基于消费视角的分析

研究城镇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及农产品的需求及补偿意愿,对改善农田生态环境及提高农产品的供给效率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以武汉市居民为例,通过问卷调查搜集一手资料,运用SAS软件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型农田生态环境的需求强烈,高达73．08％的受访居民对农田生态环境有正的补偿意愿;且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与化肥农药施用的限制标准呈正相关关系,补偿额度在3000-8000元·hm^-2之间。（2）城镇居民对化肥农药施用在不同限制标准的环境友好型农产品有显著的需求缩好,且愿意支付一定的溢价去购买;当化肥农药施用量在不同限制标准下,受访居民支付的溢价率均为70％以上,溢价均值在0．76-1.82元·kg^-1之间,价格溢出波动幅度为19．20％～46．20％。（3）城镇居民对环境友好农田生态环境的补偿意愿及农产品消费需求意愿主要受到年龄、文化程度、家庭收入、职业等因素的硅著影响.     

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

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实证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对亲人、外乡人、村干部、邻居、政府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农户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兼业及其环境认知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其中农户的环境认知效应最为明显。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探索第三方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来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研究——以张家界市为例

<正>加强对重点生态功能区生态补偿是国家生态补偿制度建设的重要内容,以张家界市为代表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在综合考虑生态保护成本、提供生态产品的当地居民发展机会成本和生态服务价值的基础上,采取中央和省级财政进行补偿为主、流域内横向补偿为辅、结合生态农产品认证等市场化补偿,扩大补偿范围,加快该地区生物多样性保护建设,促进贫困地区扶贫攻坚,为同类地区生态补偿提供样本。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现状、问题与优化建议

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对维护国家和区域生态安全至关重要,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促进区域国土空间布局优化、引导产业绿色发展的重要举措。本文分别选取了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不同类型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案例区,深入开展产业准入负面清单制定的现状分析与问题识别。结果表明：现有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以限制类为主且多为现有发展产业,禁止类产业较少且多为规划发展产业,在实施过程中仍存在与主体功能定位不符、区域协调性不足、实施困难大、缺乏动态跟踪管理等四方面问题。在此基础上,结合国家有关政策要求和不同区域主导功能定位,提出水源涵养、水土保持、防风固沙、生物多样性维护四类重点生态功能区的通用性和差异性产业准入负面清单优化政策建议,为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与管理提供决策参考。     

基于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法的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满意度评价——以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为例

通过对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实地调研获取研究数据,采用熵权模糊综合评价法进行农户满意度评价,并利用四分象限图模型分析各评价指标因子的满意度和重要度,诊断耕地保护的经济补偿优势和劣势。结果表明:(1)农户对成都市耕地保护基金的综合满意度达到了基本满意水平;(2)耕地保护经济补偿农户的满意度显著影响因子为补贴标准、补贴方式、补贴依据、资金分配比例和资金使用要求;(3)基于不同象限分区,提出了不同的完善措施。其中,象限A区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优势区,以后应继续保持;象限C区是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改善区,可通过提高政府监督管理力度和账务公开程度来提高农户的满意度,进而提升政策实施成效。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与实践

围绕中德技术合作＂中国华北地区集约化农业的环境战略＂项目实施过程中,为鼓励农民采用节水、节肥、节药环境友好方式生产安全优质设施蔬菜,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资源与环境而开展的生态补偿的实践进行论述,结合项目的实践从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形式、补偿环节、补偿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绿箱政策,有利于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应用。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应以项目（政府）补贴为主导,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以骨干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补偿对象,以技物结合为主要补偿形式,以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对生态补偿政策的几点思考

建立生态补偿政策是实现“三个转变”和制度创新的需要。环境资源价值理论、经济外部性理论和公共产品理论是生态补偿政策的理论基础;“破坏者付费,保护者受益原则”、“受益者补偿原则”、“公平性原则”、“政府主导、市场推进原则”和“分步推进”是生态补偿的基本原则。目前,我国事实的生态补偿政策主要包括财政补偿、流域内部补偿、征收生态环境补偿税费、市场方式补偿、异地开发补偿和国家间补偿。中国的生态补偿政策存在观念障碍、法律障碍、技术障碍,需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完善我国的生态补偿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