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实施路径探讨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本文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不足以及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对接,以我为主、以外促内等合作原则,建议"十四五"时期加强战略规划和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并为此提出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全球环境治理的有效性与国际环境正义——中国的视角

在现行全球环境治理体制下,从提供全球环境政策论坛、建构合作框架和发挥协调的功能以及促进多边环境协议的履行方面来看,有效性是"中等";从环境治理资金的筹集和分配来看,有效性比较低;在调解和仲裁环境冲突的功能方面,则基本上是失效的。发展中国家应对全球环境问题的脆弱性和成本分摊问题,是国际环境正义中突出的问题。出路在于国际谈判者立足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并愿意为此做出一定的牺牲。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基于区块链的跨域环境合作治理研究

跨域环境合作治理是新时代生态文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也是国家区域发展战略的重要目标。传统跨域环境治理实践呈现"权威达标型治理"的运作逻辑,在取得区域环境质量改善的同时,难免存在"人工失灵""不稳定性""弱激励性"等局限困境。为此,本文建议,基于区块链"去中心性""强信任化""高共享化"等优势特征,新时代推进跨域环境合作治理应建立全域化环境信息系统,构建协商化合作组织平台,实施精准化联合防控行动,塑造共赢化生态发展格局。     

全球环境治理体系中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是联合国系统内负责全球环境事务的牵头部门和权威性机构,本应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过程中扮演首席协调者、重要知识提供者、国际环境条约谈判推动者等身份。然而,随着以气候变化为核心的全球环境问题的日益复杂和加剧,其组织结构、职权与功能已经无法适应全球环境治理的需要。2014年,联合国环境大会实现了联合国成员的普遍会员制,从过去的58个成员参与发展成为160个成员参与;更重要的是,联合国环境大会今后每两年举行一次,实现了环境治理在全球层面的机制化。当前,应按照2012年联合国"里约+20"大会的共识,加强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对联合国主要机构的协调作用,并加强它牵头开展联合国全系统环境战略制定工作的能力。     

“里约20+”后多边环境协定最新进展

多边环境协定(MEAs)作为全球环境治理实践的主要平台,因承载着全球环境治理的主要平台而受到重视。对MEAs发展趋势的把握,可以在制定国内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的对策中占有最大限度的主动权。MEAs的发展呈现出:工业污染控制类MEAs数量增长较快,MEAs之间协同合作加强,政府主导MEAs的运行,NGO对决策影响加强,私营部门的作用受到重视、参与模式在探索中,发展中国家作用凸显,政治影响上升,发展中国家对技术需求日益强烈等趋势。     

加强国际合作是有效应对气候变化挑战的必然选择

气候变化是当今世界面临的重大全球性挑战，应对气候变化居于全球环境治理的突出优先位置，加强国际合作是开展全球气候变化治理议程的核心和支柱。三十年来，中国实现了由全球环境治理参与者到引领者的重要转变，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内外积极开展气候合作，有效促进技术研发、降低技术成本、加速技术扩散，为全球低碳转型注入强大动力。当前，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正面临西方以“脱钩”“断链”“去风险”为借口的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威胁，将危及全世界人民的安全与福祉。国际社会应高度警惕并共同反对各种形式的保护主义，为广泛深入开展气候变化国际合作创造有利环境。我国应积极主动参与全球气候变化合作，推动构建公平合理、互利共赢的全球气候治理体系，并以此推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     

从历史视角略谈中外环保思潮的变迁

近代以来现代性的扩张,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社会与环境之间的关系,环保思潮的出现也是反思这一变迁的产物。与此同时,环境治理逐步从民族国家迈向全球层面,成为世界各国政府与社会广泛关注的议题。对我国而言,环境问题也是特定时空下经济发展和社会认知的副产品之一。当下我国各类环境问题相对集中,环境治理体制正在经历变革,未来政府、市场与社会力量的多部门合作治理将是重要方向。     

全球环境治理的制度困境与行动转向

在环境治理的问题上,20世纪人类社会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对契约、技术与制度的崇尚,反映了近代以来社会治理中的价值中立与道德祛魅精神。然而,随着环境危机事件的频发,特别是在环境以及生态问题构成了风险社会的一个重要维度的情况下,依靠契约、制度、技术的环境治理方案陷入低效甚至失灵的境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开拓了环境治理的新思路,让我们看到构建人与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环境合作治理模式建立的希望。环境合作治理是一种可以将所有力量整合到合作行动体系中的治理模式,能够有效应对日趋恶化的环境问题,并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建立在环境友好的基础上。只有当环境治理采用了合作模式,才能在环境的维度上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性。     

“结构—特征”二维视角下的府际环境合作网络研究——基于长三角城市群的经验数据

在府际层面构建环境治理网络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必要保障，以往研究缺乏对异质性结构下的强度网络特征的关注，难以揭示地方政府治理网络的深层运作规律。基于府际合作的结构逻辑和工具逻辑，本文从“结构—特征”的二维视角构建了府际合作网络的交互分析框架。在结构上，考察上级政府参与下的纵向合作和城市间自主性横向协作网络演变；在特征上，构建府际合作强度模型，进而形成数量网络和强度网络。通过以长三角城市群2011—2019年的环境治理实践为研究样本，本文发现，基于数量的合作网络中，长三角城市群环境治理形成了纵向权威力量参与下的集体行动与横向小范围自主协作相互嵌合的合作机制；基于强度的合作网络中，上海都市圈和南京都市圈是两大强度重心区域，上级政府参与的纵向合作制约力更强，行政干预是目前地方政府环境治理集体行动得以深入发展的重要推进力量。     

浅析以科技信息为主线的环境协同治理

提高我国环境行政效率的关键是强化合作协调的环境治理理念,其核心载体是科技数据为核心的信息管理体系.科技进步与信息管理系统化决定着现代环境治理超越传统的危险防范而进入风险预防领域,也就决定了现代环境保护中合作与协调的核心理念.与环境保护的预防原则和环境许可制相适应,环境技术标准体系是现代环境科技信息体系的集中体现.同时环境法律监管体系也需要以信息系统和数据库为重点向综合环境治理发展,其中环境质量达标制(结果导向型监管)和环境治理中的规划都以环境信息综合集成管理为基础的.对于信息社会和互联网时代下、民主法治建设中、全球化进程里的中国环境治理,既有机遇又面临挑战.     

"清华-耶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培训感想

可持续发展观肯定了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地位,揭示了发展与环境的辨证关系,强调"代际公平"和"代内公平"观念.经济的快速发展要求树立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环境观,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以世界眼光谋划我国的资源与环境战略,积极推进环保领域的"引进来"和"走出去".发展中国家要大力推进循环经济,即生态经济,在市场经济规律下为企业提供宽松的发展环境,促进一定区域的企业之间通力合作,建立生态工业园.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中国环境外交

随着《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关闭,中国将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首当其冲的关注重点。而国际环境治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压力。未来,中国需要主动积极的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为国内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而不是单纯把国际压力当做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来防御和抵制。     

后《京都议定书》时期的中国环境外交

随着《京都议定书》谈判的关闭．中国将成为国际气候谈判首当其冲的关注重点。而国际环境治理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将给中国带来巨大压力。未来．中国需要主动积极的在全球治理框架下为国内发展创造更好的环境．而不是单纯把国际压力当做对中国发展的阻碍来防御和抵制。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环境治理的安全化与去安全化

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环境治理的主流话语,但前者却经历了安全化过程,其中核心一环便是因果关系的确立,而这种因果关系的核心是科学主义和权力的不平等。安全化带来了一些积极效应,却也带来预期之外的负面效果,产生了意想不到的资源再分配效应。其实,对环境安全的质疑还有着概念的模糊、环境—安全因果关系的不确定以及无实际案例等等。对环境安全的质疑为"去安全化"提供了动力。"去安全化"要以恰当的价值理性为基础,同时在施动者和听众之间建立起良性的互动价值机制,而听众的集体行动就成为这种机制的关键。     

环境国际合作应坚持四项原则

10月27日,2004中国环境文化节的重头戏之一--第五届"绿色中国"论坛,在北京亚洲大酒店隆重举行。在主题设计为"环境发展与合作"的本届国际论坛上,来自世界各地的专家学者、联合国环境署官员、非政府组织代表、企业代表和政府官员等300多人,围绕环境发展和国际合作的诸多问题,见仁见智,激情演讲,热烈讨论,产生了一系列优秀的环境文化理论成果。本刊择要摘编刊发,以飨读者--     

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环境执法健康发展——在2007年北京亚洲环境执法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2007年亚洲环境守法与执法网络亚洲环境执法论坛在北京召开. 亚洲环境守法与执法网络,自2005年成立以来,在推进亚洲国家环境执法交流与合作方面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特别是一年一度的亚洲环境执法论坛,有助于各界加深了解,扩大共识,加强合作,共同推进环境执法工作的健康发展.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