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方式转型需要主动的人文思考

改革开放30余年来,社会结构的巨变和快速的生活方式转型给个人、阶层带来了文化中断与冲突感,产生了心灵痛苦和文化适应上的被动性问题。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对中国这样一个后发展的东方大国,意味着全球视野、综合判断力、民族发展的厚重感,它需要文化的自觉。因此,对于生活方式的转型我们要进行主动的人文思考,做好文化设计,完善制度安排。今天我们依然面对快速发展导致的心智不足的漏洞,生活方式转型的主动性也依赖于我们的思想观念、管理水准、人文精神能在多大程度上补足我们新的漏洞。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要防止低碳成为新的金融投机的借口

碳减排在欧美已经成了一种生意。在二氧化碳排放的威胁下,可能隐藏着一小撮金融集团的私利。中国可以借低碳发展来加快经济结构转型,但我们也要密切关注碳排放方面其他国家的走向,随时调整政策。对于已经开始尝试的碳交易,一要及时评估它对国内减排产生的效果,二要跟踪国际社会碳交易的发展,防止碳交易演变成新的金融泡沫。     

回归传统:中国主流价值的大方向

当前社会精神层面的价值取向转型,使得"义利人财"呈现于传统社会相反的排序,这既是社会精神追求的倒退,也是社会开放包容的进步。多元价值虽然道德平等,却需要构建主流价值引导社会前进。参考美国经验,回归传统才是我们未来主流价值的大方向。我们应当兼顾感性文化与理性文化,善于利用传统价值,结合新的时代精神,发挥出更大的社会效用。     

环境保护担负着重建社会道德的新使命

在中国转向绿色发展和加强文化建设的新形势下,环境保护担负新的重要使命:重建社会道德,重塑中国人性,建立人与自然和谐的民族信仰。如何实现环境保护的这项使命?第一,要确立环境保护在执政理念中的基础和核心地位,形成环境友好型的执政观、政绩观。第二,要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和荣誉感,在经济领域形成"保护环境引以为荣"的道德风气。第三,要推进环境教育创新,培育现代环境公益意识和环境权利意识,逐步形成"生态文明,利益相关,匹夫有责"的社会主流风气。     

社会建设,NGO更大的参与空间

NGO在中国最重要的功能一个是政策倡议,另一个就是维权与合作。本土NGO限于自身财力与人力的限制,向社会服务转型不太明显,自身定位也较模糊。近年来与政府的合作虽然在增加,但不足以上升到影响决策。在中国,现实层面中政府、市场和NGO相互交叉的网络状程度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NGO的参与有助于增强政府公信力,政府应该放宽对NGO的限制。突破人才瓶颈,完善内部治理,才能实现NGO的转型。     

选择法团主义,发展中国公民社会

社会利益摩擦变大,群体性事件频发,根本原因是缺乏社会中间组织的沟通和协商,此为官民关系"非常态"。要建立和谐的"新官民"关系,可结合历史路径,借鉴东亚邻国,将现有国家控制的工会等社会团体通过法团主义的路径,向自主性的公民社团转型,让国人从中获得民主的学习机会,最终走向公民社会。     

以低碳转型促进“两型社会”建设

低碳转型带有刚性约束,它并不完全等同于＂两型社会＂建设,但对于＂两型社会＂建设绝对有促进作用。哥本哈根大会给出的信号非常明确,全球要应对气候变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走低碳发展的道路。中国是温室气体排放大国,但中国还要增长、还要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我们要调整好心态,一方面维护自己的发展权益,另一方面做好低碳发展,在＂两型社会＂建设中纳入低碳内容。     

加强能力建设,为可持续发展扫清障碍

未来中国的道路难以预测,高速增长背后矛盾丛生。与19世纪的美国相比,除开种种不同,中国目前的改革节奏劲头不足,未能完全适应实践需要。当下社会里可持续发展的障碍性因素不少,尤其是单维的发展观,业已成为导致社会经济和生态问题的一大主要来源。未来中国施政重点在于发展模式转型。政府要加大落实政策的决心、力度和勇气。     

三峡库区耕地转型及影响因素

基于三峡库区重庆段2000年和2015年的土地利用数据,借助Arc GIS平台与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在乡镇尺度上分析了三峡库区重庆段2000—2015年的耕地转型空间特征,并从自然、社会经济、区位等方面剖析了三峡库区重庆段耕地转型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2000—2015年三峡库区重庆段的耕地数量分布呈现明显的"南增北减"的地域差异特征,土地转型以耕地和林地互相转换为主。(2)地理加权回归结果表明,同一影响因素在不同区域对耕地转型的作用方向与作用强度不同,发生相同耕地转型的不同区域,影响因素也各不相同。因此,各级地方政府在开展耕地相关工作时,要因地制宜,合理利用耕地资源。     

“次生焦虑”:中国的工业发展及环境问题

水污染问题可以从技术、人的行动、体制和深层结构等不同角度去理解。比较中国传统社会及西方社会的特点,"次生焦虑"可以成为理解当代环境问题的一个工具概念。重溯历史,审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结构,可以看到中国传统的断后焦虑和怕落后、赶英超美的次生焦虑正复杂交错地影响着中国的环境极其解决。     

气候变化背景下的创新与企业绿色转型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需要以绿色发展的模式提供经济持续和高速增长的机会。绿色转型要求企业自身在其生产、经营活动中,做到低碳发展。企业绿色转型最关键的是创新,特别要在思维方式、管理模式、技术以及产品和服务等方面采取创新行动,才能有效推进绿色转型。此外,政府和消费者从政策和企业竞争力的角度促进了企业转型,而低碳社会的构建为企业绿色转型提供了有益的社会环境和价值基础。     

管制权与“逆向公地悲剧”:食品监管的中国问题

从"重商主义社会"向"工业化社会"的转型,对国家治理最为重大的挑战是市场力量逐渐"脱嵌"于社会共同体。因而,需要扩张政府管制权力来平衡市场与社会,这也是未来中国整合中国食品行业碎片化管制权的应有之义。另外,中国国家转型的独特逻辑造成了大量的、地方性的食品"小作坊",这成为制约食品安全的主要因素。对此,通过强化司法监督,实现司法的常规化权力运作,有助于化解治理僵局。     

风险社会理论反思:以中国为参考背景

全球风险社会已然来临。处在现代转型与向世界开放的中国,不仅风险数量多,而且性质复合——过程风险与结构风险共震。如何应对风险?西方三大风险研究范式——文化、治理性、风险社会—已被引介到中国,其中又以吉登斯、贝克的"风险社会"理论影响最大。与后现代的西方去民族国家偏重个人化应对风险不同,当代中国应围绕民族国家建构风险治理机制,并在提高国家治理能力的同时,相应提高社会治理能力和个人治理能力。     

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

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的功能定位决定着该制度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中的发展方向。本文基于传统行政行为理论研究范式,分析其程序性事实行为的法律性质,回答了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是什么";采用行政过程论的新型研究范式,进一步指示了其目的性功能与机制性功能,回答了环境影响评价备案管理制度要"干什么"。在转型时期,该制度应实现由政府绝对主导向企业相对自由、由政府监护向社会监督、由政府管制向社会治理、由事前审批向事中事后监管的转变。     

NGO怎样成为社会转型纽带?——NPI的实践

当下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用西方流行的理论范式常常无法解释。究其原因,在于这些理论范式都没有跳出"国家"与"社会"的二分法,总在两者之间做钟摆,忽视了市场的力量对"国家-社会"关系的深刻影响。恩派(NPI)社会组织发展中心通过孵化器项目,草根社会组织的能力得到了提升,身份得到了认可,活力得到了增强,视野得到了开阔。社会服务的资金提供方终于可以找到合适的、有能力的社会服务的资金需求方,由此,"社会组织产业链"得以打通。     

加强外部环境建设,引导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绿色转型有企业、政府、消费者和产业的四种动力,不能单纯依靠企业自身完成绿色转型。企业转型过程中要注意要发挥地方积极性,增强国家的统筹力。改变过去以惩罚为主的政策,提高激励措施。引进第三方监督机构,加强行业自律,用外部环境建设来引导企业实现绿色转型。     

企业绿色转型:障碍与路径

当前中国的工业生产存在高载能行业比重偏高、工业资源利用效率较低、工业污染形势严峻等问题,企业的绿色转型非常紧迫。成本与技术是短期内企业绿色转型面临的两大主要障碍。在具体的转型路径设计上,中国需要积极发展现代制造技术,运用信息化改造传统产业,通过基地建设获取集聚经济效益,发展"静脉产业"实现资源循环利用等,同时政府也要搭建一套适合企业绿色转型的政策平台。     

深化水资源水环境政策改革,积极推动环境社会治理——PACE20周年纪念大会会议综述

中国工程院国际工程科技高端论坛暨PACE 20周年纪念大会于2017年8月28~29日在北京举行。PACE 20周年大会就"水资源水环境政策"和"环境社会治理"两个主题进行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政府治理是中国水资源水环境治理的主导模式,但目前我国水资源水环境政府治理仍面临政策不规范、立法不完善、监管不到位等实质性的问题,要积极促进政策的制定与执行;环境社会治理是我国环境治理的短板,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的主导,更需要社会上的利益相关方参与政策制定、监督与执行过程,更需要社会各行为主体的自觉自主行动,促进环境行为改善,化解由环境引起的社会矛盾。     

凝聚社会重在加强精英层职业道德建设

任何社会要得到有效治理,对精英层要有更高的道德水准要求。中国社会处在转型时期,在价值多元化和制度欠缺情况下,腐败加剧,社会凝聚力下降。加强社会精英层的职业道德,把群众的评议作为各类官员考核、任职、升降的重要标准,提高政府公信力,是治理腐败、扭转社会风气、加强社会凝聚力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