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绩效评价

基于DPSIR模型构建雾霾治理绩效综合评价体系,分析京津冀城市群2004—2016年间雾霾治理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发现:2004—2016年间,北京市和天津市的雾霾治理效果显著,其余11个城市的雾霾治理水平仍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2004—2016年间,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指数总体呈现"N"型上升趋势;在2004年和2016年对京津冀城市群雾霾治理绩效产生较大作用的主要是状态维度、压力维度和响应维度;在2004—2016年间样本城市各维度雾霾治理指数总体呈现上升趋势。     

高技术产业集聚对成渝城市群协同创新的影响——基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北大核心

基于区域高技术产业发展与协同创新现状,利用成渝城市群16个城市2010—2019年时空面板数据,从空间溢出效应视角构建面板空间计量模型,检验高技术产业专业化、多样化、竞争集聚3类集聚形式对协同创新的影响。结果发现:①成都、重庆、德阳、绵阳是成渝高技术产业集聚的核心区域,也是城市群的创新高地;成都、重庆以高技术全产业链多样化集聚模式为主,其他各市以专业化集聚模式为主。②成渝高技术产业专业化集聚、多样化集聚不但有利于本城市创新,而且能够通过正向空间溢出推动城市群协同创新。③高技术产业竞争集聚有利于本城市创新,但会对城市群整体协同创新产生负向抑制的空间溢出效应。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近年来,我国长江经济带沿岸地区雾霾天气频发,雾霾污染问题愈加严峻。选取长江经济带2000—2016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莫兰指数、空间滞后模型、空间误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对雾霾污染的空间特征和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剖析,并对雾霾治理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分布上,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特征,但整体具有显著的空间相关性;经济成因上,能源消费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是影响长江经济带雾霾污染的主要因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耗越多、经济发展水平越高、工业产业比重越大,雾霾污染程度越严重。从能源结构、产业升级和协同治理等方面提出了雾霾污染治理对策。     

京津冀地区公众对雾霾污染认知的调查研究

针对京津冀地区公众,围绕雾霾污染的基本情况、影响状况、预防与治理措施三个方面,展开认知"摸底"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居民对雾霾污染有一定了解,认为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与汽车尾气是京津冀雾霾污染的主要成因;近70%的居民认为雾霾污染是对人体健康影响最大的因素;大多数居民在雾霾天气会选择防护措施,认为调整产业、能源结构应是治理京津冀雾霾污染的首要措施,34%的居民认为短距离出行尽量选用公交、自行车。通过准确了解京津冀地区公众对于雾霾污染的认知现状,从政府和公众两个方面提出京津冀雾霾污染治理的有效路径选择。     

外部压力＋内部能力：政府治理双重维度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研究

碳排放峰值和碳中和的“30/60目标”对政府环境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从政府治理压力和治理能力的视角探寻其与碳减排的关系，为助力中国“双碳”目标的实现提供了新的思路。本文选取中国 30个省（区、市） 2010—2020年的面板数据，通过直接效应、中介效应、空间溢出效应系统考察了政府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对碳减排的协同影响路径。研究发现，外部治理压力和内部治理能力均显著降低了碳排放强度，且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产生了显著的协同减排效应，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和工具变量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时，该结论依然成立。此外，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碳减排的驱动作用因地区分布差异和产业结构差异而存在异质性。中介效应分析结果表明绿色技术创新是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降低碳排放强度的重要机制。空间溢出效应分析表明内外部治理双重维度对邻近地区的碳排放强度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     

基于城市创新的京津冀城市群资源整合探索

以京津冀城市群为研究对象,通过测度城市综合实力、构建城市创新体系,结合城市经济发展不一致指数,探究城市创新对城市群协调发展的效应。结果表明:①京津冀城市群创新能力差距大,高等级创新城市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作用不明显,其中北京市"虹吸效应"显著,天津市次之,河北省石家庄、保定、唐山科创能力在本省内较高。②城市群内部资源配置不均,城市间联系较弱,中心城市周边区域"岛、洞"现象明显。据此,提出京津冀城市群内部区域间资源整合的发展策略和区域协同发展的政策建议。     

企业所有制性质与区域环境污染——基于空间溢出效应的视角

通过熵权法构建全面反映区域环境污染综合指数,进行全局空间自相关Moran'I指数检验和局域空间自相关Moran散点图检验,发现区域环境污染呈现显著的区域依赖特征,即区域环境污染存在空间溢出效应;对2011—2016年全国省市自治区采用空间计量经济模型实证研究,发现外资企业抑制了环境污染的溢出效应,而国有企业和私营企业加剧了环境污染溢出效应。同时,对控制变量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知识资本存量对区域环境污染溢出效应的影响进行了实证分析。     

基于SML指数的环境回弹效应分析：模型与测算

本文通过搭建环境回弹效应理论框架,采用熵权法构造各地区综合环境污染指数,利用Sequential 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全要素生产率模型测度技术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定量评估了1999—2017年我国30个省份的环境回弹效应,识别了环境回弹效应时序演变和区域差异,并进一步利用空间分析技术探究环境回弹效应的空间分布特征。研究表明:样本期内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均值集中在-13.23%~29.63%,全国平均环境回弹效应为10.42%,实际减污率仅为65.74%;时序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与技术进步有部分相关性,但存在滞后作用,经济发展水平和技术溢出效应是主要的异质性来源;空间特征上,环境回弹效应的区域差异显著,但具有空间相关性,地理因素在解释环境回弹效应的影响因素中不容忽视;全局自相关检验表明2006—2011年各省份环境回弹效应呈显著的正自相关,空间集聚特征明显。建议进一步挖掘环境降污空间,加快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脱钩,关注区域协同减排,是改善污染治理的有效措施。     

京津冀环保产业链如何构建?

<正>6省市深陷“霾”笼、40个城市发布重污染天气预警、23个城市启动红色预警、17个城市发布橙色预警、机动车单双号限行……2016年12月16日至21日,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遭遇长达5天的“十面霾伏”。持续时间之长、污染程度之重,成为去冬来袭雾霾之最。频繁来袭的雾霾给予我们的启示是:环境保护成为京津冀一体化进程中最为重要的一环。不久前发布的《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提出,要在京津冀交通一体化、生     

经济集聚、收入差距对水污染影响的时空分析——基于中介效应和动态空间门槛效应检验

本研究将经济集聚、收入差距和化学需氧量（COD）排放强度纳入统一框架下，构建时空双向固定效应的动态空间杜宾模型（DSDM）和门槛空间动态面板模型（SDPTM），通过中国2011-2020年省级面板数据实证检验，考察经济集聚和收入差距对COD排放强度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①经济集聚呈“先促排、后减排”的倒“U”形特征，具有本地空间减排效应和空间溢出减排效应；②收入差距呈非线性的倒“N”形特征，具有本地空间减排效应，经济集聚在收入差距对COD排放的影响中存在门槛效应，当经济集聚超过门槛值1.1164时，收入差距的促排和减排效应均明显增强；③收入差距呈倒“N”形特征，具有空间溢出减排效应，且收入差距的长期空间溢出减排效应明显减弱；④收入差距在经济集聚时对COD排放强度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效应；⑤COD排放强度具有显著的时间和空间路径依赖性，经济集聚对COD排放的空间依赖特征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     

中国城市CO2排放和空气质量协同变化特征及驱动因素研究

城市既是受到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影响的重点区域，又是落实应对气候变化和大气污染防控政策的关键主体。在城市尺度上研究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及其时空异质化的影响规律，将为因地制宜地制定减污降碳政策提供依据。本研究分析了2012—2019年我国284个地级市减污降碳协同效应指数的动态时空变化特征和规律；而后通过构建STIRPAT模型和地理时空加权回归（GTWR）模型，探讨了低碳政策、大气污染物防控政策、产业结构等驱动因素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时空异质化影响机制。结果表明：全国主要地级市耦合协调度指数平均值由2012年的0.79增加至2019年的0.85，环京津冀区域、汾渭平原等京津冀大气污染传输通道城市区域耦合协调度指数显著提高。以低碳试点城市为代表的区域，其降碳政策、减污政策、产业结构、人口规模、城镇化水平以及技术投入对减污降碳协同效应的影响存在显著的空间异质性。华北平原城市群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主要通过减污政策提高协同效益；低碳政策主要在京津冀城市群、长江中游以及东南沿海地区城市发挥作用；中西部城市则主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加大技术投入实现协同效益。最后，基于此提出促进城市减污降碳协同效益的对策建议。     

可达性视角下东北地区城市群的高铁效应

利用2004—2015年列车实际运营数据,构建广义加权旅行时间模型,探究我国东北地区城市群可达性的空间分布特征。结果表明:①高铁开通后,东北地区城市群的可达性水平有较大程度的提高,地级市较为明显;空间上,提高较为明显的区域集中在铁路沿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部分城市。②高铁对东北地区第三产业集聚现象并不明显。③城市可达性水平的提高可以促进东北地区城市群经济增长,高铁的开通对于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溢出效应。     

基于POI数据的城市群医疗与居住空间协同发展研究--以闽三角城市群为例

探索城市群医疗与居住空间协同发展问题,可为城市群公共医疗资源均衡发展提供参考。运用闽三角城市群医疗与居住POI数据,通过ArcGIS软件空间分析方法,从4个角度进行空间协同分析,并基于城市群内部与整体两个层面讨论了协同发展未来方向。结果表明:闽三角城市群内部医疗与居住空间协同发展情况不同,需要把握各自特点,积极整合医疗资源。未来,医疗与居住空间协同发展需要以厦门市为核心,发挥“厦泉”与“厦漳”的区域优势,同时注意整体和局部的均衡。     

兰西城市群县域土地利用效率时空差异研究

在考虑绿色发展内涵的基础上,运用SBM-Undesirable模型测度了2006—2018年兰西城市群县域土地利用效率值,并采用泰尔指数、空间自相关方法揭示其时空差异特征。结果表明:①2006—2018年兰西城市群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稳步提升,区域差异先扩大后缩小。②兰西城市群县域土地利用效率呈现“中部高—外围低、西高东低、南北分异”的空间差异规律,两省域呈现“西—东”的递减规律。③兰西城市群县域土地利用效率空间集聚特征显著,局部范畴上高—高集聚区在中部地区较为典型,低—低集聚区出现由东南向西南的扩散现象。     

城市蔓延、私人交通与雾霾污染

本文选取中国280个地级市2009—2018年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探究城市蔓延与雾霾污染之间的作用机制。以私人交通为门槛变量,考察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门槛效应。研究结果表明：①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呈现出先降后升的U形曲线特点;②私人交通对雾霾污染的影响表现为倒U形的曲线特征,即随着私人交通发展水平的提高,雾霾污染呈现先增后减的趋势;③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存在双重门槛效应,当私人交通的门槛值小于第一个门槛值（e^11.6130=110 525辆）时,城市蔓延会加剧雾霾污染;当私人交通的门槛值介于第一个门槛值和第二个门槛值（e^12.2473=208 417辆）之间时,城市蔓延对雾霾污染的影响系数为正,但未通过显著性检验;当私人交通跨过第二个门槛值时,城市蔓延水平的提高有助于抑制雾霾污染。研究城市蔓延、私人交通与雾霾污染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促进城市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基于面板空间计量方法

探究沿海城市化推进与海洋污染间的关系对沿海城市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2006—2013年中国沿海46个地级市的海洋污染物浓度数据和遥感所得的夜间灯光亮度数据，运用面板空间计量技术从深度推进和广度推进两方面系统考察了沿海城市化对海洋污染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结果表明：以紧凑集约为特征的城市化深度推进与海洋污染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U形”关系，而以规模扩张为特征的城市化广度推进只会单纯地加剧海洋污染。城市化深度推进会通过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对海洋污染产生积极影响，而城市化广度推进过程中所带来的人口规模的扩大会加剧海洋污染，此外产业结构和绿色技术未能转型升级也是城市扩张加剧海洋污染的关键因素所在。本研究提出在海洋环境管理过程中，一是要加强区域合作，实现海洋污染的区域联防联控；二是应注重城市的紧凑集约化发展，发挥沿海城市化推进对海洋污染防治的正外部性影响；三是需推进海洋经济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实现海洋经济发展与海洋环境污染的脱钩。     

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协作体系构建——以京津冀地区为例

为改善大气环境质量、破除现有的环境保护与管理体制障碍,本文从京津冀地区大气重污染防治的现实意义出发,对比分析了属地管理模式的局限性与联防联控体系的优越性,探讨了京津冀地区构建大气污染联防联控体系的必要性。通过梳理大气重污染预警区域联防联控的发展历程及该地区联防联控的成功实践案例,从工作机制、联动机制、协同机制三方面提出了京津冀地区的联防联控体系构建框架以及具体实施举措,重点包括创新区域空气改善总体规划、统一加强大气污染源管控、建立落实政府环境绩效考核、建立区域生态环保专项资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