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数据时代政府环境治理路径创新

本文针对政府环境治理面临政府失灵、市场失灵和社会低效三个困境,提出运用大数据方法创新治理路径。政府应用大数据提高环境治理过程中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管效能,创新监管模式提升环境治理能力,改善政府失灵困境;依托大数据完善市场化调节机制,激励企业环境行为市场化,构建企业环境信用评价体系,改变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模式,弥补市场失灵;利用大数据增进公众环境意识,建设公开、透明、平权化的环境信息交互体系,重视环境信息的舆情引导,促进环保价值理念传播,改变公众参与低效现状。进而提出完善大数据治理平台、技术和体系,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共同参与的立体化环境治理模式,提高环境治理的精准化、精细化和智能化水平。     

公众参与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2011—2015年我国省际面板数据,通过主成分分析法构造区域环境污染指标以衡量区域环境治理绩效,进而建立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了三种公众环境参与方式(即投诉上访、献言建策和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和间接影响,以期为构建政府—企业—公众多元共治的环境治理体系提出建议。实证结果表明,我国公众环境参与对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有一定的积极作用,自媒体舆论对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直接影响最大。同时,我国公众主要是通过参与并监督政府环境行政规制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在参与地方政府环境法律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以及驱动地方政府环保资金投入方面尚有不足。因此,本文提出提升区域环境治理绩效的三点建议:创建公众环境参与政法平台,健全公众环境参与自媒体方式,增加环境治理的环保投资。     

大数据时代的环境信息治理变革——从信息公开到公共服务

环境信息治理发展历经三个阶段:自给自足、信息公开与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时代的来临,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处于环境信息公开向环境信息公共服务的转型与变革。这次变革的核心是以公众为本位,表现为环境信息需求的公众主导,以及环境信息供给的公众参与,包括参与环境信息的供给决策、生产过程、以及公共服务质量监督与评价等全过程。当前环境信息治理变革的目标路径重点包括5个方面,即提高公众满意度、优化环境信息公开、严格环境信息质量控制、整合环境信息资源、实现多元供给。     

环评报告的公开属性及其制度实现

环评报告是我国环境保护与治理的重要制度机制。就其本身而言,环保报告属于政府信息,应被纳入《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的范围。在一般情况下,环评报告不属于国家秘密或商业秘密,不能被简单列入公开豁免的范围。在环评报告具备公开属性的前提下,政府机关应优先选择主动公开的方式。环评报告的主动公开可以吸引更多公众参与环评,有效遏制审批寻租,促进更为优良的环境公共治理。     

异质性环境规制治理效率分析——基于空间杜宾模型与中介效应

为实现碳达峰与碳中和的目标，亟需对生态环境进行治理和保护，测度以往政策工具对环境治理的效果有利于及时调整治理措施。本文利用2004—2015年中国30个省份的数据，采用非期望产出SBM模型分析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并通过空间杜宾模型研究异质性环境规制及产业发展对环境治理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1)各省环境治理效率存在显著差异，环境治理效率呈现波动。(2)异质性环境规制呈现不同的治理效率。命令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推行环保法规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市场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负相关但不显著；自主型环境规制与环境治理效率正相关，公众积极参与有利于环境污染治理。(3)环境规制模式通过政府能力影响环境治理效率。通过中介效应，政府环保投入能力起到了部分中介效应作用，命令型环境规制和自主型环境规制通过政府环保投入能力提高了环境治理效率。     

日韩环境保护公众参与的启示与建议

正邻避事件在日、韩也同样存在,而公众参与对解决这一问题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综观日韩的经验和做法,主要体现在:政府信息公开,态度开放透明,解除公众疑虑。环境保护公众参与是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内涵和重要标志。当前,我国环境治理呈现出"政府依赖型"特点,在推进环境决策和环境管理的民主化、法治化进程中,尤其是应对当前邻避事件高发的态势时,除了发挥政府的主导     

社会信任与农户参与环境治理意愿——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

以农村生活垃圾处理为例,实证分析人际信任、制度信任、一般信任对农户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农户对亲人、外乡人、村干部、邻居、政府的信任显著正向影响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农户是否担任村干部、是否兼业及其环境认知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其中农户的环境认知效应最为明显。基于此,可通过丰富农户人际关系网络,完善农村环境信息公开制度,探索第三方参与农村环境治理机制来提高农户参与环境治理的意愿。     

公众个体如何参与环境治理？——路径选择及优化策略

公众个体是环境治理的重要主体之一,但缺乏参与路径与信息、参与形式单一等是公众参与程度偏低的重要原因。因此,研究公众参与路径与模式选择对丰富治理理论及提升公众参与效果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治理理论的三种研究观点及社会治理主体视角,将公众参与路径划分为政府维度的行政力量主导型、社会维度的第三部门力量主导型、基层自治力量主导型、传播和宣传力量主导型,以及自身力量主导型等五种路径;并从环境治理体系和参与路径网络中各主体的角色定位出发,进一步优化路径选择,提出线上及线下结合的赋权型参与策略,以期提高公众个体参与的主动性和有效性,促进治理理论的本土化发展。     

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现状、问题及对策

本文从我国环境保护公众参与进程缓慢的历史和参与意识日益提高的现状出发，分析了目前我国环境保护的公众参与存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保障、公众主动了解环保知识不足、参与机制不健全、渠道不顺畅等问题，提出了以加强环境信息公开、环境决策民主化，建立和发展环保社团等办法推动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对策。     

以垃圾焚烧厂行业变化看环境信息公开之路——记芜湖生态中心垃圾焚烧议题项目组

正芜湖生态中心长期关注生活垃圾焚烧厂企业信息公开状况,发现垃圾焚烧厂主动公开和依申请公开数量逐年提高,这充分说明随着生态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环境保护的概念深入人心,环境信息公开的进程也在不断向前迈进。但意识如何转换为行动和行为模式还需要时间,特别是要真正实现公众参与环境治理,不仅需要政府和企业的思维方式和行动模式的改变,还需要公众提升获取环境信息的能力、提高自身的科学素养以及用行动改善环境的努力。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综述

PACE2016中国环境治理国际研讨会就中国环境政府治理、环境市场治理、环境社会治理以及环境治理结构展开了深入研讨并达成以下共识:大国模式下的环境政府治理面临着突出的"污染避难所效应"、"公平与效率的两难"和"多层次治理体系"等问题;不成熟市场经济条件下环境市场治理必然面临"要不要走环境治理市场化之路"的疑虑,相关研究表明市场手段作为有效的环境治理方式正在逐渐地打消此等疑虑;中国环境治理最主要的短板在于社会治理,提高公众参与度的主要挑战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态度,然而社会企业家是环境社会治理的希望;多元环境治理结构是中国环境治理的必然选择,政府引领、企业自觉、公众参与的制衡机制是关键。     

环境保护部举办2014年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

<正>环境保护部近日举办2014年环保社会组织培训班,以增强环保NGO对当前环境形势、环境政策的把握和理解,提升新形势下环保NGO有效参与环境事务的能力。来自全国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55家环保社会组织负责人参加了培训。培训班邀请专家解读了新《环境保护法》修订背景、立法过程、亮点内容,包括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新增专章规定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等;探讨了公众参与如何推动环保前行,包括国内目前面临的环保问题、NGO在参与环境事务上扮演何种角色等;讲授了环保社会组织如何有效参与环境治理,包括环保社会组织现状、社会治理的新背景,环境公     

我国新环境保护法的突破与展望

论述了我国新环境保护法,国家环境保护规划应当坚持保护优先、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突出重点、全面推进的原则等;新修订的《环保法》要求建立资源环境承载能力监测预警机制;推动多元共治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是加大经济处罚的力度。设计了罚款的按日连续计罚规则;要求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公开环境信息,应当制定和完善公众参与的程序,为公众参与环境监督提供便利等。最后进行了展望。     

公众参与视角下兰州市大气污染防治对策探析

旨在探讨和解决兰州市公众如何更好、有序、有效地参与大气污染防治。通过对兰州市民参与大气污染治理情况进行实证调研,分析了公众参与大气污染防治中存在的问题,剖析了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进而提出了推进和完善兰州市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对策和建议。提出了利用社区的基层组织作用,以社区大气污染防治圆桌会议、社区公众咨询小组和社区访谈等形式,鼓励和推动公众参与治理;以及完善公众参与大气污染治理的6个机制建设。希望促进公众有效参与环境治理,为兰州市政府治理大气污染提供决策依据。     

推进中国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PACE 2019学术年会会议综述

环球中国环境专家协会（PACE）于2019年6月27~29日在中国人民大学组织召开第四届中国环境治理学术年会，主题为推进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国内外环境公共治理领域顶级专家以及国家和地方相关政府官员出席了会议，并分理论方法、实践应用、行政执法、社会治理、经济政策以及全球环境治理等专题进行了深入研讨。会议认为，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环境治理体系，在生态文明建设框架下，已取得长足进步，特别是以目标为导向的治理战略，已形成鲜明国际特色。中国环境治理模式正从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政府行政管理转向政府主导、企业主体、社会参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由自下而上机制相补充的多元共治现代公共治理模式，治理能力近年来显著加强，但在环境社会治理以及参与全球环境治理等方面仍存在显著薄弱环节，在政府执法机制以及经济政策使用等方面仍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     

专访 有了公众参与,政府决策才会合理——访美国环境法研究所主席、环保法专家斯科特·富尔顿先生

<正>在近日召开的中欧环境治理项目总结会暨加快国家环境治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国际研讨会上,记者就信息公开、公众参与的问题采访了前来参会的美国环境法研究所主席、环境治理与法制领域资深专家斯科特·富尔顿(Scott Fulton)先生。每部环境法律都有信息共享要求斯科特·富尔顿先生曾任美国环保局法律总顾问。回想自己在环保局任职期间的工作,他反思     

环境信息公开：我们向美国学什么？

我们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存在弊端，很多企业并没有重视《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信息监管已经成为了美国一项非常重要的监管模式．污染物排放与转移登记制度（例如美国的《有毒化学物质排放清单》制度）、环境影响评估、政务公开的法律法规、许可证制度和产品标识是其五种主要的信息披露工具。我们应当学习美国在大力推动环境信息公开方面的经验，建立健全信息监管措施和必要的争议解决机制，鼓励广大公众的参与、支持与配合。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政府信息公开对“邻避”设施接受意愿的影响——基于CSS数据的实证研究

如何突破“邻避”设施建设困境，对改善城市人居环境以及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年的数据，探讨了政府信息公开对“邻避”设施接受意愿的影响。研究发现：政府信息公开水平的提升有利于增强公众对“邻避”设施的接受意愿，该结果在一系列稳健性测试中依旧成立。政府信任是信息公开对“邻避”设施接受意愿影响的重要作用渠道，并且县级政府的信用作用要高于中央政府。相较而言，政府信息公开的作用对于教育水平较低以及中年群体的影响更为显著。基于此，本文提出调整“邻避”项目决策模式、丰富“邻避”项目信息公开方式、扩宽“邻避”项目监管渠道等对策建议，促进“邻避”设施顺利落地。     

探索建立共同参与环保工作大格局

正山东环保始终坚持以改善环境质量为核心,以解决实际问题为导向,亮出"阴暗面",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接受公众监督。近年来,山东环保按照"公众监督把阴暗面亮出来,政府顺应民意认真整治,整治效果依然接受公众监督"的公众参与"三段论"原则,强化环境信息公开,拓宽公众参与渠道,积极探索新型政务公开模式和新时期环保群众工作新方法,努力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良性互动的环保工作大格局。扩大公众参与是推动环保事业深入发展的迫切要求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