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县域果菜循环农业合作经济模式的技术支撑体系探讨——以淄博市沂源县为例

针对山区人多地少、经济发展缓慢、生活水平较低实际现状,沂源县农业部门因地制宜,充分利用山区生态环境资源,以农业合作经济、循环农业、都市农业先进理论为指导,突出循环农业支撑技术体系,结合户用沼气突出优势,在土质稀薄山腰种植果树,在山坳土质肥沃的田块发展蔬菜,做到农业环境生态化、生产过程清洁化、资源利用节约化、废物循环再生化,并成功实现了在山区地少、地小、地散情况下从事山区传统农业规模化生产。采取＂龙头企业公司＋基地＋农户＂、＂专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的组织形式,紧密衔接上下游产业链条,重点抓好生产基地、仓储和市场营销3个关键环节,提高了农民组织化程度和农产品市场竞争力,走出了一条山区县域农业合作经济的特色之路,解决了我国传统农业产业化的两大瓶颈：低效和低值。这既促进了沂源县域农业经济发展和农业部门形象,又惠及了农民群众,在解决山区农民致富道路上有着极大发展潜力,蕴涵着希望和活力。     

社会资本、农户分化与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为例

探寻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逻辑对健全乡村治理体系具有重要意义。以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合作供给为例,从是否参与和参与程度两个阶段分析了社会资本、农户分化对农户参与村庄集体行动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社会资本及其各维度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两阶段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农户收入分化则对农户参与合作供给的程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交互作用分析发现,社会资本可显著降低农户职业分化对其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负向影响,提升收入分化对是否参与集体行动具有正向影响。基于此,提出积极培育和充分利用社会资本、加快兼业型农户转型、构建适度决策集团规模与差异化激励机制等政策启示。     

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评价——以三峡库区212户农户为例

以三峡库区涪陵区南沱镇和丰都县高家镇的6个村212户农户为例,运用AHP-DEA模型分析了农户兼业行为对农村生态环境的影响。研究表明:1农户非农兼业程度越深,其农村生态状况越差,但农户兼业程度并不是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的唯一决定因素。2化肥使用强度、农业产值、农药使用强度、人均纯收入、农业投资额、农用薄膜使用强度等6个指标是农户兼业影响区域农村生态环境状况好坏的决定性指标。3经济越发达的区域,兼业农户的农村生态环境状态越差;经济越落后的区域,兼业农户的农村生态环境状态越好。因此,针对不同农户自身特点,制定适合他们的兼业选择对兼业农户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同时,减少化肥、农药和农用薄膜的使用量,增加农业投资,大力发展低碳农业,是实现农村经济建设和生态保护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     

发达国家（地区）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比较

通过对美国、日本、法国、我国台湾地区农户与市场对接模式的比较,发现依靠中间组织——农协、企业、农业合作组织等实现了农业流通现代化。基于此,结合我国农业现状和具体国情,提出从政府引导、农产品流通的组织建设、加强市场监管力度三个方面来实施我国农户与市场的对接,从而加快我国农业流通现代化进程和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的农村能人带动效应

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完善家庭基本经营制度的创新方向,是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力量.在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农村能人在促进农户间产生信任、推进组织关系凝聚、强化组织关系网路和带动组织间互动合作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依据农村能人带动、组织关系构建与合作经济组织发展这一主线,对农村能人在农村合作经济组织中发挥的作用进行了剖析,探讨了我国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发展中农村能人的能力建设、成长环境营造等问题.     

农户幸福指数与农户生计研究——基于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的调查

以河北省围场县两个贫困村为案例,从居住、就业和空间行为能力三个层面构建幸福指数,利用多元回归方法探究农户幸福指数与生计活动的关系。结果显示:工资—经营、蔬菜种植、外出务工等生计活动对农户幸福指数的贡献度最大。利用二元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从事高贡献度生计活动的家庭和社会经济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社会关系与农户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强正相关,家庭规模和农户平均学历与从事工资—经营生计活动为较强正相关。(2)将蔬菜种植和外出务工加入模型后,劳动力数量影响强度加大。从推进村域经营生计活动发展、提高农民技术水平、保障低幸福指数农户基本生存等提出对策建议。     

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机制探索与实践

围绕中德技术合作＂中国华北地区集约化农业的环境战略＂项目实施过程中,为鼓励农民采用节水、节肥、节药环境友好方式生产安全优质设施蔬菜,减轻农业面源污染,保护农业生态资源与环境而开展的生态补偿的实践进行论述,结合项目的实践从补偿原则、补偿对象、补偿标准、补偿形式、补偿环节、补偿监管等方面进行了探讨。笔者认为,建立健全农业生态环境补偿制度符合世界贸易组织农业协议绿箱政策,有利于推动环境友好技术的应用。环境友好农业生产的生态补偿应以项目（政府）补贴为主导,以农民自愿为前提,以骨干农户、农民专业合作社为主要补偿对象,以技物结合为主要补偿形式,以兼顾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为目标。     

以资源开发为基础推进山区农业产业化经营

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开发为基础，以经济效益为核心，对农业和农村经济的主导产业、主导产品实行一体化经营、专业化生产、区域化布局、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一种现代农业经营方式。它通过“公司＋农户”、“市场＋农户”等多种形式把千家万户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有效地连接起来，由风险共担，利益共享的经济共同体开发资源、开拓市场。农业产业化经营是从根本上实现农民共同富裕的出路，是突破传统农业，迈向现代农业的必然途径。多年来，苍溪县县委、政府引导千家万户大搞庭园经济建设，解决了几十万人的温饱…     

兼业降低了农户玉米生产的技术效率吗?——来自河南省511个玉米种植户的证据

基于河南省511份农户的调研数据,运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生产函数对不同兼业程度玉米种植户的技术效率进行了测算,并采用Tobit模型实证研究了兼业等因素对技术效率的影响。结果表明:样本农户平均技术效率为0.773,不同兼业水平技术效率:纯农户Ⅰ兼户Ⅱ兼户非农户;受教育程度、农业技能培训、农地涵养水源等对技术效率有正向影响;兼业、外包程度等对技术效率有负向影响。因此,一方面应鼓励纯农户和Ⅰ兼户成为专业玉米种植大户,Ⅱ兼户和非农户尽快离农;另一方面应加大农户玉米种植技能培训,加强玉米种植地块水利设施建设,加快玉米科技研发进程。     

湖南发展休闲农业的实践与思考

休闲农业作为一种新的产业形态快速兴起,带动了农业结构调整、农村用地污染防治和农民就业增收。但在休闲农业发展过程中,存在偏离农业方向、破坏乡村和谐的问题,面临着农民自主发展能力不足与引入资本后农民利益难以保护的矛盾。湖南省通过建立管理规范和加强政策激励引导,推动休闲农业向以农业生产为基础、以农民参与为根本、以乡村建设为保障的方向转变,探索形成以土地股份合作社、专业合作社、统一规划经营、无围墙农庄建设四种方式建立农庄与村庄共同发展、企业与农户联合共赢的机制。针对休闲农业发展存在的问题,我们提出,应建立确保农民参与发展和分享收益的政策激励机制,在集体资产入股、配套基础设施建设、人才培训等方面给予充分支持。     

脱贫旅游地农户生计风险感知及管理策略研究

生计风险及管理是可持续科学研究的重要领域,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关键。本文以伏牛山区旅游脱贫县—栾川为案例地,使用农户调研数据,采用典型相关、logistic回归等方法,考察旅游农户风险及管理策略。结果发现：(1)后脱贫时代,旅游农户面临主要风险为市场竞争和市场需求的变化;(2)生计资产影响农户对长、短期风险的敏感性,并进一步对应于发展适应性和被动响应性风险管理策略;(3)生计风险与管理策略之间表现为特定压力—响应关系。研究的政策含义为：应强化知识、信息、心理等新兴资产建设;在增进农户与外部社会资本衔接的过程中,推动本地社会资本的复兴;对于高资产和低资产农户,应分别增进知识、就业信息的供给,以推动农户生计有序转型;通过社区旅游发展模式、政府支农政策等结构环境的创新,推动农户生产组织方式的企业化转型,是破解农户生计不确定性、增进农户生计可持续性的重要机制。     

我国茶叶合作经济组织发展探讨——以安徽省为例

茶叶合作经济组织是茶叶产业链和茶叶产业集群的关键主体,对茶叶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在对安徽省皖西茶叶主产区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安徽省农民茶叶专业合作社和茶叶协会的运作现状,指出了安徽省茶叶合作经济组织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促进安徽省茶叶合作经济组织发展的建议.     

去标签化: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

现实的农业是复杂的,因而无论是否从事有机生产,对于农业模式的选择都不存在一以贯之的最优模式。唯一存在的只是,依据现实约束,因地制宜的选择适合当地自然资源、生产条件、社会和经济结构的农业生产模式。为此,祛除对农业的标签化认知,特别是关于大农场和小农户的浪漫想象,重新认识农业就显得尤为重要。     

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多尺度分析

根据社会经济和土地利用等多源数据,运用GIS与指标模型等方法,对2000和2020年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进行分类评价与时空格局多尺度分析。结果表明：(1)河南省农业生产功能自东向西大致呈阶梯状分布,东部平原较高,西部山区较低,平原与山区中间的过渡区居中;生态功能也近似阶梯状分布,但自东部平原向西部山区的变化是逐级升高;非农业生产功能与生活功能是以郑州和洛阳市区为核心呈“中心高、四周低”的分布格局;(2)2000—2020年河南省农业生产、非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明显增强,生态功能有所减弱,但在主体功能区和县级单元尺度上各土地利用功能的变化存在空间差异;(3)河南省非农业生产和生活功能相对协同,但它们快速发展对生态功能和农业生产具有明显的抑制效应,此外,农业生产功能和生态功能之间也存在此消彼长的抑制效应。近20年来河南省土地利用功能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国土空间规划应当强化生态优先的发展理念,积极调整生产和生活方面的土地利用方式,促进土地利用系统各项功能协调发展。     

基于社会嵌入视角的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影响因素分析

化肥是中国农业生产中最基础的物质投入要素,而化肥的过施滥施则是造成和加重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原因。农户作为化肥施用行为的主体,引导其科学施肥对农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基于洞庭湖区农业面源污染综合治理试点项目区353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依托社会嵌入理论,运用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农业面源污染治理中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研究区域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强;农户减施化肥意愿不仅受到经济利益因素的驱动,还受到社会背景特征、农户自身特征等因素的影响;政府支持、农户认知及社会关系等社会嵌入因素对农户减施化肥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基于此,政府应加强对科学施肥行为的支持力度,因地制宜构建科学施肥的社会嵌入环境,提高农户关于减施化肥方面的认知水平,充分发挥社会关系在科学施肥中的引导和示范作用。     

环境保护部关于培育引导环保社会组织有序发展的指导意见

环保社会组织是以人与环境的和谐发展为宗旨,从事各类环境保护活动,为社会提供环境公益服务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包括环保社团、环保基金会、环保民办非企业单位等多种类型.为促进环保社会组织的健康、有序发展,充分发挥环保社会组织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中的作用,制定本指导意见.     

华北高产粮区桓台县农民地下水污染防治意愿的调查分析

桓台县是华北平原的具有代表性的高产粮区,长期集约化的农业耕作模式,导致地下水硝态氮含量的大幅上升,威胁当地居民的身体健康。为更好地保护地下水,降低农业生产对地下水的污染,在2007年春季对桓台县323位农民进行了地下水保护意愿调查,分别对农民农业生产环保意识、改善地下水污染的意愿和农民的环境保护责任意识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多数农民担心地下水污染会对人体造成伤害,但是仅少数的农民了解不合理的农业耕作会导致地下水的污染;大多数农民乐意接受新型环保肥料,但是接近一半的农民表示当地缺乏农技人员的指导;多数农民表示愿意加入农业生产协会以改善农业生产方式,但是农民对于农业所造成的地下水污染责任意识不强;受教育程度和收入状况越高的农民地下水保护意识越强,越容易接受改善农业生产模式,责任心相对也较强。建议在桓台县加大对地下水污染防治的宣传和投入力度的同时,加强农业技术推广体系建设和健全地下水水质监控与监管体系等措施。     

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影响因素——成都市双流县与崇州市的实证

在对成都市农户开展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分析了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1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实施后,农户在耕地保护、土地承包、土地流转、接受先进技术和维护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意识增强,农民的种植热情与土地增收期望比政策实施前有所增强;2农户更愿意接受补偿标准较高、补偿方式自主性较强且有助于解决养老保障的补偿模式;3农户参与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政策的响应状态受家庭农业劳动力比例、农业净收入占家庭净收入比例、是否村干部、务农身份类型、自信程度、对突发事件的抵抗力与孤单程度因素的影响。     

城市立体绿化困境的社会成因及其对策探讨

立体绿化近年来一直被大力提倡与推广,但是目前的发展却陷入困境。从社会群体的角度出发探讨立体绿化困境的社会成因,认为立体绿化的正功能存在于建筑物、个体生活与城市系统3个领域,负功能则包括安全风险上升、经济成本增加与生活质量下降3方面。以居民的“功能差序格局”逻辑为标准将立体绿化的功能从低到高划分为安全、经济、生活质量与城市系统4个层次。结果表明立体绿化的负功能主要集中在较低层次,而正功能则集中在较高层次且大多可以实现功能替代,因此负功能处于社会群体的优先考虑范畴,导致社会群体进行立体绿化的意愿较低,社会参与度严重不足。立体绿化走出困境的可能途径是采取与社会需求相适应的技术与政策,最大程度的降低负功能并且寻求较低层次的正功能。     

兴起与困境:中国社区支援农业发展实践

社区支援农业是在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中、食品安全问题日益严重的背景下逐渐兴起和发展起来的。社区支援农业是加快生态型都市农业发展的有效路径,是破解农产品安全问题的有效方式,也是解决"三农"问题、统筹城乡发展、发展循环经济、改善生态环境的重要支撑。社区支援农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土地、劳动力和资金等生产困境,面临着交易成本、认证和市场监督等市场困境,也面临着相应经营管理人才匮乏、组织架构不合理等管理困境。推动中国社区支援农业持续健康发展,需要重新构建社区支援农业发展的系统框架,在此基础上积极寻求社区支援农业的发展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