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十四五”战略路线图分析

2018年,国家海洋生态环境管理体制重组,为系统推进海洋生态环境质量改善奠定了基础。本文基于美丽中国建设的战略目标,在分析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现状、问题以及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陆海统筹、区域联动、分区防控和精准治理的原则,建议协同推进"污染防治、生态修复、风险防范、能力建设、国际合作"五大领域任务,重点建设"法律规范、空间管控、标准规范、目标责任、许可管理"五大体系,最终实现"十四五"国家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     

美国联邦财政环保支出经验借鉴

为应对当前环境保护工作所处的新阶段、新形势、新任务,在分析美国联邦财政环保支出特征的基础上,从加大环保专项资金投入、提高环境科技支出占比、强化重点领域环保支出、注重建立环保基金等方面,提出优化我国中央财政环保支出可供借鉴的四点经验。     

我国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历史变迁及优化建议

本文系统回顾了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历史变迁,以时间为主线,分析其在不同阶段的措施手段,对于制定完善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生态环境财税政策大致经历了萌芽发展、探索发展、开拓发展和快速发展四个阶段,从无到有,逐步演化,已形成种类齐全,内容丰富的政策体系,但同时也存在着支出力度和支出效率不足、事权与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不明确、税收政策体系尚不完善等问题。本文提出了增加财政"211节能环保"科目支出规模、健全事权与支出责任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完善环境保护税和税收优惠政策、建立基于绩效的资金分配机制等优化新时期生态环境财税政策的建议。     

首轮告捷 新安江第二轮生态补偿试点全面启动

2011年11月,我国在新安江流域开展了首个跨省流域横向生态补偿试点。2012年至2014年,每年设置5亿元的补偿基金(中央财政补助3亿元、两省各出资1亿元),皖、浙两省以跨界断面高锰酸盐指数、氨氮、总氮、总磷4项指标为考核依据,年度水质达到考核标准,浙江拨付给安徽1亿元;反之,安徽拨付给浙江1亿元。首轮的三年试点期间,新安江水质保持为优,浙江千岛湖营养化问题得到改善。2016年底,皖、浙两省签订了第二轮生态补偿协议。     

深圳生态环境保护40年历程及实践经验

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40年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不断改革和飞跃的40年。根据特区建立以来环境管理政策与生态环境保护状况变化等，本研究将深圳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历程大致划分为四个阶段：①奠基起步、建章立制（1980—1992年）；②局部创新、全面推进（1993—2000年）；③综合调控、转型跨越（2001—2011年）；④系统改革、优化发展（2012年至今）。研究发现，深圳总体上探索出了一个质量引领、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绿色低碳的发展路径，生态文明体制机制改革不断深化，形成了覆盖生态环境保护各个领域、门类齐全、功能完备、措施有力的生态环境政策体系，为中国乃至全球生态环境保护提供了一系列可复制、可推广的有益经验和深圳样本。     

深圳将投资200亿建设生态城市

２００亿元环保投资投向明确目前深圳全市已有各类环境企事业单位１２０余家，从业人员６２００人，拥有固定总资产３．５亿元，年创产值２．６亿元，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的环保产业市场。“十五”期间，深圳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投资共计２００亿元。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投资（指市政府投资）、自筹资金（包括区政府投资和项目建设单位自筹）和引进外资三部分。分别占总投资的４１．６％、５６．６％和１．８％。２００亿元环保投资，主要集中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工业污染防治、生态环境建设及环境管理能力建设等四个方面。政府投资主要…     

好消息

我国将投资6亿元保护最大沙漠淡水湖红碱淖为了抢救性保护湖水持续萎缩的红碱淖,从今年开始我国将红碱淖列入全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该项目将连续实施3年,财政部计划每年划拨资金1亿元人民币,县地方财政每年配套1亿元人民币,3年总投资将达6亿元人民币。根据相关通知,红碱淖成为陕西省第一个被列入全国湖泊生态环境保护项目的湖泊。     

基于生态绿当量模式的生态资产核算研究——以抚仙湖流域为例

生态资产是以货币的形式来度量生态系统为人类社会提供物资和生态服务的价值,核算一个区域的生态资产实际上就是评估一个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生态绿当量依据"服务功能相当、服务价值相当"的理论,以森林生态系统生态资产为参考标准,能简单、高效、可计量地核算出区域的生态资产价值。通过生态绿当量模式,核算了云南省抚仙湖流域1992—2014年间的生态资产价值。结果表明:1抚仙湖流域1992年、1996年、2001年、2006年、2010年、2014年生态资产价值分别为161.44亿元、162.02亿元、160.56亿元、160.49亿元、160.52亿元、160.45亿元,总体呈逐年下降趋势;2抚仙湖提供的生态价值占总资产价值的90%,湖泊在维持生态稳定方面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保护环境资源促进持续发展

江苏省姜堰市在发展经济过程中,注重环境保护,通过防治工业污染、推广生态农业、推行农村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建立生态示范区等一系列协调发展措施,使工业污染得到了有效治理,农业污染得到了有效控制,生活污染得到了初步治理,找到了一条环境保护和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一、采取有效措施．防治工业污染近几年来,姜堰市的工业得到迅猛发展,工业总产值（gO年不变价）由199O年的24．79亿元提高到1996年的92．23亿元,增长3．72倍。工业的发展必然会带来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经济发展两同步,我们通过“控源…     

强化担当 攻坚克难 扎扎实实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迈上新台阶——在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正(2019年2月15日)这次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是经省政府批准召开的重要会议,也是省生态环境厅组建后召开的第一次年度工作会。会议的主要任务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全面落实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全会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省委十三届五次全会和全省"两会"精神,总结2018年工作,分析当前生态环境保护面临的形势,安排部署2019年任务。省委省政府对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和     

生态文明进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报告的十年

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和十九大报告均对生态文明建设作了阐述。本文系统梳理了党的十七大以来我国生态文明推进工作的历程和成就,数据显示我国在水环境保护、大气环境保护、生态环境保护方面取得了成绩。我国通过健全立法、调整结构、联防联控、专项督查等手段应对突出的大气污染、水体污染、土壤污染和生态保护等问题,其中健全党内法规和环保立法、实行党政同责与一岗双责、开展中央环境保护督察与专项环保督查以及统筹优化区域资源是关键的手段。党的十九大对生态文明建设作出了新的判断,提出两步走的战略,并作出行动部署,为美好中国的目标提供了体制和制度保障。     

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研究

在水环境保护长期受到高度重视的背景下,开展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是我国保护流域水环境的重要手段。目前我国多为政府主导型流域生态补偿,补偿资金全部来源于财政资金,提高财政支出效率可以让有限的财政资金发挥其最大效用。为明确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中的财政支出效率,本文以我国首个跨省界流域生态补偿试点——新安江流域生态补偿试点为案例对象,构建流域生态补偿财政支出效率评价模型,并建立评价指标体系。通过选取试点在2012—2017年的生态补偿财政支出进行效率测算与效率评价,结果显示,财政支出纯技术效率6年均值处在0.9以上的高水平,总体表现较好,但仍有改进空间;规模效率值较低是造成财政支出效率表现不佳的主要原因,生态补偿财政资金的配置规模急需完善。建议提高财政资金的管理水平,有针对性地实施生态补偿项目,建立流域和区域相结合的流域治理体系。     

Levying of Ecoenvironmental Compensation Fees in China: An Analysis and Proposals

In addition to estimating the total amount of the ecoenvironmental levies,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fee's quantitative effects on the government's major price indexes. Assuming fee collection started in calendar year 1998, total revenues collected by the end of the year 2000 are estimated to range from 6.68 billion Renminbi (RMB, unit of money used in China; 1990's comparative value, the same thereafter), 12.6 billion RMB, to 18.6 billion RMB, depending on the fee rate in question. The revenue collected in this way would, if used to finance environmental reclamation projects, greatly improve important parts of China's endangered environment. Moreover, our calculations indicate that fee collection would likely not lead to significant price fluctuations.     

中国环境保护投资进展与展望

环保投资是环保工程项目实施的重要保障，为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进美丽中国和生态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支撑。本文回顾了近40多年来中国环保投资政策演进历程，将其划分为企业主体阶段（1979—2003年）、政企并重阶段（2004—2012年）、多元投资阶段（2013年至今）。从规模加大、构成丰富、渠道拓展及强化效益四个方面，总结了环保投资主要进展与成效。基于高质量发展不足、回报机制不健全、投资绩效待提高三个角度，识别当前环保投资存在的关键瓶颈。从强化气候投融资、鼓励投资机制创新、加大财政支出力度、促进多元投资、提高投资效益等五个方面，对未来环保投资政策优化方向进行了展望。     

基于危化品内河运输的央企环保属地化管理

以中央在沪企业为例,基于危险化学品内河运输码头的调查,简要介绍了央企环境保护存在属地化管理的问题;通过中央企业环境规划和管理与属地政府环保政策和机制之间关系的分析,分别提出中央企业及属地政府应当采取的措施和建议,包括融入当地安全环保体系,参与属地的安全环境法规和应急预案编程,修改企业的相关安全环境应急预案等央企对策,以及推进危化品现代物流标准化建设,健全安全和环境主动协调机制和实施安全和生态沟通会商机制等政府建议。     

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框架构建研究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本文首先梳理了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的国际经验,指出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面临统计口径不完善、统计体系尚未建立、统计主体和对象仍不完整、统计数据呈部门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主体、支出分类、支出资金来源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支出账户核算体系,并以2013年为例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我国财政资金用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支出总量不足,仅占当年GDP的0.25%。为推动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工作,建议应从预算科目、统计口径、统计主体、统计对象等方面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与建设统计体系,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的构建与核算,并争取尽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的进程,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畜牧业清洁生产的生态服务价值评估及补偿模式研究——以山东省规模养猪场为例

本文运用市场价值法、有效成本法、避免成本法,以山东省为例对规模养猪场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进行了评估,并探讨了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的补偿模式。结果表明:山东省规模养猪场清洁生产生态服务总价值为140.804亿元,其价值构成为绿色产品供给价值(84.22%)>气体调节价值(10.66%)>资源化利用价值(2.23%)>水质保护价值(1.96%)>土壤保护价值(0.92%)>水源节约价值(0.01%),说明清洁生产带来的尚未被养殖主体、政府和公众重视的生态服务价值巨大,同时也说明清洁生产具有极强的正外部性。为实现清洁生产生态服务价值,构建了政府补偿、市场化补偿和社会补偿协同作用的多元化生态补偿模式,其中政府补偿模式以资金补偿、政策补偿、技术补偿和智力补偿为主,市场化补偿模式主要表现为排污权交易和生态标记,社会补偿模式以自力补偿为主、相关企业参与为辅。     

Environmental damage — Environmental expenditure 1: Statistical evidence o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

Summary The conventional economic accounting systems have not played an enlightening role in statistically revealing the actual damage to the environment. They can, however, be methodologically improved; and they must be complemented by assessments of the ecological costs of the production process.In this article statistical evidence is provided on the level and structure of environmental damage and protection expenditures in the Federal Republic of Germany,i.e. on the environmental damage itself and on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investments by industry and government, the capital stock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the total costs of and expenditures for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Dr Christian Leipert and Prof. Udo Simonis are both regular contributors toThe Environmentalist (see 1989, pp.171–183; 1990, pp.25–38). Prof. Simonis is Director of 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Environment and Society (Wissenschaftszentrum) and Dr Leipert a member of its research staf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