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的流域性——兼论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协同治理

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是中共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要战略。法治是长江经济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根本保障。2021年3月1日,我国第一部流域法律《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长江流域司法协同治理是实现《长江保护法》提出的统筹协调、系统保护机制的重要保障。当前,我国长江经济带司法治理呈现碎片化特征,流域生态系统在司法保护尺度内尚未统一。本文基于对司法空间属性的理论分析,结合美国流域司法治理相关案例的考察,提出从空间协同性和专业协同性两个角度构建我国长江司法协同治理机制。     

对进一步推进《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实施的再思考

《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出台已经近两年,在"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核心思想指导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也暴露出诸多问题。长江经济带的绿色发展不仅关系到沿线省市的发展质量,更是全国范围完成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本文总结了《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的实施进展与成效,以及在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从区域统筹、结构调整、环境治理体系构建、环境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升、空间管控、绩效考评等角度提出了下一步的工作建议。     

长江经济带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评价

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是长江经济带国家战略的核心要求,城市生态协同发展是落实"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关键。城市生态协同发展主要体现为特定地方对全流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贡献度,体现了特定地方对流域性生态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能力。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以上城市生态环境协同发展能力差异悬殊。协同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主要集中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能耗和污染排放较少的城市以及经济发展水平不高、工业污染较少的城市。而生态协同发展能力较差的城市多集中在那些能耗和污染严重的地区。这些城市形成了三大一级城市群和八大二级城市子群的空间分异格局。该格局表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与生态协同发展能力之间在现阶段并非存在着严格的对应关系。长江经济带生态协同发展需要切实体现一体化治理(流域性)、中央集中性治理(国家战略性)和经济、社会、生态、环境统筹性治理(复合地域生态系统)三大内在需求。从长江流域整个生态系统恢复与地方生态环境保护的分工协作入手,处理好中央与地方政府在流域生态环境治理中的责权利关系,实现上下游之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在生态环境治理实践中的战略协同。     

国内

<正>我国发布《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7月13日,环保部、国家发改委、水利部联合印发《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规划》。《规划》以保护一江清水为主线,水资源、水生态、水环境三位一体统筹推进,兼顾城乡环境治理、大气污染防治和土壤污染防治等内容,严控环境风险,强化共抓大保护的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到2020年,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明显改善,生态系统稳定性全面提升。     

环京津贫困带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研究

立足于创新创业和精准扶贫这一时代背景,在"两山"理论的指导下,贫困地区农民实施生态创业策略可拓展农民增收渠道,增加农民经营性收入,促进该地区生态—社会—经济的复合式发展,有效实现脱贫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而生态创业如何帮助农民脱贫是当前有待研究的问题。利用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参与式扶贫理论,从角色和支持内容两方面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活动中的要素进行分析。基于机制设计理论并结合环京津贫困带的区域特点,对农民生态创业减贫机制进行设计和总结,研究发现:孵化协调机制、市场对接机制、项目引导机制、支撑服务机制和区域协同治理机制的相互协调有助于减轻政府扶贫压力。从提供孵化培育平台、打通市场通道、加强参与式项目引导、完善支撑服务链和进一步推动区域协同治理方面提出建议。     

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状况与对策建议

长江经济带是我国重要的战略区域,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是我国的重大战略部署,在推进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建设中具有重要地位,是体现习近平总书记"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精髓。目前,总磷已成为长江经济带水体首要污染指标,总磷超Ⅲ类的断面比例达到18.3%,主要的一级支流中,沱江、清水江、岷江、乌江总磷平均浓度在地表水Ⅲ类水质标准上下浮动,污染相对较重;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主要受工业、城镇生活、农业等污染源影响,主要涉及四川、贵州、湖北、湖南、重庆等地区;同时结合总磷污染特征分析,提出了涉磷工业企业治理、磷矿管理、城镇生活污水治理、畜禽养殖防治、规范监测方法等治理措施,为长江经济带总磷污染防控提供技术支撑和决策依据。     

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生态环境保护思路探讨

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区域生态环境状况面临严峻的考验。本文分析了新疆天山北坡经济带的生态环境现状、特点及发展趋势，重点阐述了该区域生态环境保护与治理的思路，并提出一些相应的对策和建议。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生态环境保护战略研究

随着中共中央在2014年将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京津冀区域再次成为我国北方重要的经济增长极。然而,京津冀地区当前环境形势仍十分严峻,是全国水资源最短缺,大气污染、水污染最严重的区域,生态环境是京津冀协同发展需要尽快补齐的突出短板。本文深刻分析了京津冀区域当前大气、水、生态三个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以及内在的体制机制不协调。在此基础上,明确了解决京津冀生态环保总体思路,并分别从环境功能区划、生态保护红线、大气联防联控、跨界水环境治理、环境监管联动以及体制政策创新等方面提出针对性解决措施,为国家开展京津冀生态环境协同治理提供参考借鉴。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研究

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是实现碳达峰目标和碳中和愿景、构建现代气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举措,构建实施协同政策十分关键,是统筹推进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根本支撑。本文分析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协同关系,评估了应对气候变化与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政策现状,分析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协同政策的推进思路框架、重点方向、实施保障以及实施路线图。     

从协调到协同：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监管体制改革与路径——基于万达开川渝统筹发展示范区视角

区域环境协同治理理论可为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提供重要理论支撑。在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推动下,近年来我国跨区域环境治理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中央与地方权责划分不明,跨区域环境监管缺乏权威性,环境监管垂管制度改革不彻底等问题。现有机制无法有效支撑地方政府开展跨区域环境监管和深层次的环境协同高效治理。为进一步突破现有的制约障碍,提高跨区域环境协同治理效率,应当进一步加快中央层面的跨区域统一立法和地方层面的跨区域协同立法,以法律保障跨区域环境监管体制改革向纵深推进,将中央与地方政府环境保护的权责在法律中进行明确和细化,中央政府成立专门的跨区域环境治理机构,地方层面成立跨区域环境治理协同机构,理顺跨区域环境治理中的纵向和横向关系,进而推进我国生态文明体制建设。     

环境规制对城市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研究

生态技术扩散是长江经济带生态文明建设的必要环节，也是企业履行环保责任的有效措施。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采用非径向方向距离函数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进行测算，分别从整体和区域异质性角度实证分析环境规制对城市工业企业生态技术扩散效率的影响及内在机理。结果表明：长江经济带城市环境规制与生态技术扩散效率存在倒“ U”形关系，环境规制对生态技术扩散效率还存在多重影响路径，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在影响路径中分别起着中介作用，且外商直接投资和工业集聚的链式中介显著。在异质性分析中，发现环境规制、外商直接投资、工业集聚和生态技术扩散效率之间的关系因区域位置不同而存在差异性。为此，依据研究结论及环境规制实施现状提出相应的政策建议，实现长江经济带经济永续绿色发展目标。     

“一带一路”视域下环境保护问题的战略定位与治理体系

环境保护是"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议题,它所面临的挑战更多源于沿线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任务繁重与生态环境先天脆弱之间的矛盾。仅仅依靠单个政府部门或某一政策,或者仅仅依靠单个国家或地区的某一倡议与行动,均不足以应对"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跨国环境风险,这将倒逼国内与国际社会提升环境保护的战略地位,构建新型环境治理体系。"一带一路"沿线的各地政府不仅要发挥生态环保的示范作用,还要建立横向若干部门和纵向各级政府的协同治理机制,完善环境保护跨国合作制度,鼓励企业、NGO组织与民间力量、智库共同参与环境治理。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的环境治理效应评估——基于DID模型的实证研究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融入区域一体化的城市不断增加，对区域城市环境协同治理提出了更高要求。本文采用2003—2019年中国225个地级以上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双重差分法评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地区环境治理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能显著促进整体城市和原位城市的污染排放强度下降，但对新进城市的环境治理影响并不显著。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不同规模城市的环境治理效应没有显著差异；对非资源型城市和高行政等级城市的环境改善作用则优于资源型城市和低行政等级城市。进一步机制分析表明，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带来污染排放强度整体下降，这一结果主要来自经济集聚效应和技术进步效应，来自产业结构升级的环境治理效应并不显著；同时，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对环境治理具有显著的反向空间溢出效应，即在降低本地污染排放强度的同时，加大了周边城市污染排放强度。     

论长江经济带大气污染防治的若干问题与防治对策

长江经济带是世界上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建设长江经济带是新时期中国三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积极、有效地保护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本研究从识别突出的大气污染防治问题入手,深入分析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产业与能源结构,以问题为靶向,提出长江经济带的大气污染防治策略。研究结果发现,占国土面积21%的长江经济带排放了全国34%的二氧化硫、32%的氮氧化物、28%的烟粉尘、44%的挥发性有机物、43%的氨,单位面积污染物排放强度是全国平均水平的1.3~2.1倍,污染物排放远超环境容量。长江经济带126个城市中,6项主要大气污染物年平均浓度全部达标的城市比例不到1/3。颗粒物是影响城市达标的主要污染物。长江经济带产业结构偏重和能源消费以煤为主,是造成大气污染排放量的主要源头,是大气污染的主要驱动力。以解决突出的大气环境问题为核心,将环境质量作为大气污染防治的底线,持续推进空气质量改善,重点措施上,从大气污染驱动力着手,提出优化产业与能源结构、深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推进区域联防联控等大气污染防治对策建议。     

中国与欧美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对比分析

随着非道路移动机械保有量与使用量的不断增加,其排放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相关的防治策略研究亟待加强。本研究首先总结了中国与欧美对非道路移动机械类型的划分方式及标准;其次,对中国与欧美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进行归纳;最后,对现行中国与欧美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进行了全面对比分析,分析发现,国内标准与欧美标准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以期为国内制定科学的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放标准提供参考,为污染物防治策略的制定提供理论支撑。     

“十四五”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思路与实施路径探讨

生态环境国际合作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重要内容。"十三五"时期,我国在推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显著成效的同时,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取得积极进展。本文在分析生态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现状、不足以及面临新形势的基础上,提出坚持底线思维,突出重点,精准对接,以我为主、以外促内等合作原则,建议"十四五"时期加强战略规划和引领,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的地位和作用,以建设性姿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努力实现国内环境治理、全球环境治理以及全球治理良性互动,提升生态环境国际合作在服务国家总体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水平。并为此提出五大重点举措:即打造绿色"一带一路"成为区域环境合作的平台高地;更具建设性加强我与周边国家双边及多边环境合作;坚决维护多边主义的立场,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体系变革;助力擦亮绿色底色,全力支撑服务打赢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能力建设形成生态环境国际合作与交流的大格局。     

国家战略区域主要环境问题识别与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策略

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是未来的"十四五"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词,也将成为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引擎和机会,更是关系到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本研究从城市视角出发,通过对我国城市人口、经济、污染分布的不平衡和分异性分析,利用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找到识别国家战略区域生态环境分区管治核心问题的依据和判断标准,最终依据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一带一路"倡议沿线省市、粤港澳大湾区、雄安新区的主要环境问题,提出生态环境分区管治的策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