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定义与定位矫正

面对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这一新型诉讼形式,准确把握其定义和定位至关重要。现有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按国家自然资源所有权私权化路径进行制度构建,其现行定义为特殊私益诉讼,现行定位为环境行政替代工具。这种定义与定位导致其与环境公益诉讼割裂,运行序位上优先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引起国家机关角色错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诉讼标的相同,救济和保护的利益均为环境公益,其定义应回归公益诉讼本位;政府在环境公益保护上有着广泛的职权和手段,是环境公共治理的优先主体,仅在少数行政不能的情形下才有借助司法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其在定位上应作为环境行政执法的补充机制在有限范围内发挥作用。据此,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在制度体系上应与既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置于同一诉讼系属统筹立法,在诉讼序位上应让位于社会组织提起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     

公民纳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之合理性

以完善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为目的,通过梳理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的法律制度,并对美、日、德等国的相关制度展开比较,阐明我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主体制度的发展阶段。同时,以法律经济学、制度经济学为分析视角,批驳当下推动公民作为主体的主张。提出大约十年后,当制度发展到"充分的利益关系"阶段,将公民纳入法定主体范围具有合理性和可行性。     

“三位一体”护航环境公益诉讼

新《环保法》第五十八条对于环境公益诉讼有了明确界定,今年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解释》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受理条件、办理程序、责任方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明确,环境公益诉讼立案难、执行难的问题预计会逐步得到解决。"民事诉讼法、新环保法、《解释》中都有针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专门章节,这样‘三位一体’,环境公益诉讼今后没有了制度上的障碍。"刘林说道。刘林,安徽高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附带私益诉讼解决机制的构建

同一环境侵权行为可同时引发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和私益诉讼,两种诉讼类型在利益追偿、事实认定等方面具有高度的关联性。学界主要提出了合并理论和融合理论,但都不能有效衔接环境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立足公益诉讼与私益诉讼的辩证统一关系,援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构造,构建公益诉讼附带私益诉讼的解决机制,形成更完善的环境诉讼机制。     

要闻

<正>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污染诉讼立案受理难、证据收集难、判决执行难……环保公益诉讼有法可依但有法难依的窘境有望缓解。1月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社会组织可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可跨行政区划管辖,同一污染环境行为的个人私益诉讼可搭公益诉讼便车。该司法解释6日起施行。《北京晨报》外来物种入侵我国形势严峻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我国已成为遭受生物入侵最严重的国家之一。国际上最具威胁性     

推动安徽省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发展——以安徽省首例刑事附带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为例

正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是指被告人的污染环境犯罪行为,给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造成损失,在对被告人提起刑事诉讼的过程中,由法律授权的国家机关、组织代表国家、社会公共利益提起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要求相关民事主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的诉讼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我国在立法上将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的职权赋予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预防性责任适用规则的优化路径

"防患于未然"是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应对环境风险的价值诉求。预防性责任是在有危害之虞或损害已经发生且侵害处于持续状态时采取的积极预防性的救济措施，面向的是抽象不确定性。预防性责任的具体表现形式主要以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为主。但在环境司法实践中，预防性责任呈现出环境侵害标准不明和责任形式单调等问题，掣肘环境司法良序发展。鉴于此，需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预防性责任适用规则进行系统性优化，在遵循预防原则的前提下，明晰环境侵害标准，增设责任承担方式，建构举证责任转换规则以及设置预防性执行措施等，进而发挥预防性责任的前瞻性预防功能，以促进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满足实践需求。     

检察机关应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吗？

从长远来看．让检察机关成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不仅会造成司法体制上的混乱和实际运作上的困难．也不利于建构科学理性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检察机关应当通过积极支持起诉、督促起诉、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以及作为”替补”性原告而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来参与和辅佐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以实现对环境公益的维护。在根本定位上，不是检察机关而是公众才是未来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主力军”。     

福建南平环境公益诉讼案的多重启示与示范意义

正这是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实施后,我国首例由社会组织提起、人民法院立案受理、判决的生态破坏类民事环境公益诉讼案件。此案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的审理,乃至对今后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发展,具有多重示范和启示意义。对草根NGO提起环境公益诉讼资格的科学认可,有利于推动环境公益诉讼的健康发展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撤诉”的法院审查

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撤诉"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重要内容,这个过程中存在起诉主体滥用诉权的风险,应当加强法院审查在"撤诉"程序中的影响。因此,基于法院形式中立适当偏移和原告处分权合理限制的理论基础考量,通过法院释明保证"诉讼请求"实然和环境保护应然的统一。同时完善公众参与、专家介入、分类审查和执行监督等撤诉审查程序,实现环境公益的最大化保障。     

环境公益诉讼的新形式――环境行政公益诉讼

正2012年新修订的《民事诉讼法》规定法律规定的机关和有关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对污染环境损害社会公共利益行为的诉讼。2015年《环境保护法》规定对污染环境、破坏生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符合条件的社会组织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这些为环境公益诉讼提供了一些法律依据,但环境公益诉讼的对象范围主要是环境民事     

试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起诉主体顺位选择

基于现行立法规定的多元起诉主体,本着有利于环境公益诉讼开展、解决诉讼冲突、避免司法资源浪费的原则,依据相应的设立标准,让最合适的主体有机会提起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首先,设置行政执法前置程序,实现司法权与行政权关系的协调融合.其次,按照环境损害结果的严重程度将案件范围二分,在此基础上根据顺位设计的标准合理划定三类主体的起诉...     

什么是环境公益诉讼?

<正>环境公益诉讼是指社会成员,包括公民、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依据法律的特别规定,在环境受到或可能受到污染和破坏的情形下,为维护环境公共利益不受损害,针对有关民事主体或行政机关而向法院提起诉讼的制度。实践证明,这项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与社会组织公益诉讼之衔接

目前,我国生态环境救济制度发展迅速,其中以社会组织为主体的环境公益诉讼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而以政府为主体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和诉讼也开始在全国范围内铺开。然而,政府所进行的磋商与诉讼仍然面临着性质不清的问题,为两种制度的衔接带来了阻碍。因此,有必要明确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与诉讼的性质,以及社会组织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角色定位,并在此基础上厘清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磋商、诉讼同社会组织公益诉讼的关系。     

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之实证分析

在我国，作为救济生态环境损害的司法制度之一，环境公益诉讼在实务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立足于该制度整体框架和立法沿革的认知，采用实证分析的研究方法针对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现实困境与完善路径进行专门探讨具有特殊性和必要性。当前造成环境公益诉讼司法救济效果不佳的原因主要有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公益起诉人”的职能定位不清、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中检察权的界限模糊，以及制度的具体规则存在不足等。通过成因分析，继而提出完善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相关建议，即应当坚持法律监督基本职能不变，明确公益起诉人的职能系“履行职责”;重视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客观诉讼属性，加强内外制度衔接机制；优化检察职权配置，完善具体规则。     

“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适用

环境侵权案件现有的赔偿方式,已无法合理地减轻环境侵权对环境本身造成的损害,有必要规定"惩罚性赔偿"。通过对42份环境民事公益诉讼裁判文书的统计与分析得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现有"填平性赔偿"的民事责任承担方式,无法赔偿环境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并严重侵害生态与社会利益。在剖析司法审判实践现存问题的基础上,提出"惩罚性赔偿"在环境民事公益诉讼中的立法构建,以期推动此类案件民事责任承担方式的提升。     

论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新特点——以贵州黔桂天能焦化案为例

正近年来,随着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制度的发展,阶段性特征日益明显。笔者从自身代理案件分析,对环境民事公益诉讼阶段进行了大致划分,分为制度体系构建阶段、环境修复责任承担阶段和社会效益实现阶段。当前,我国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已经进入社会效益实现阶段,笔者结合中华环保联合会诉贵州黔桂天能焦化有限责任公司大气污染责任纠纷一案进行了实证分析,指出当前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新特点。     

一份十分负责的判决

<正>2017年上半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近期10起环境公益诉讼典型案例。其中,中华环保联合会诉江苏省江阴市梁平生猪专业合作社等养殖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位列其中。这是唯一一起涉及畜禽污染的公益诉讼案件,业内专家对此评价称"这是一份十分负责的判决"。     

环境公益诉讼驱动困境与应变

环境公益纳入诉讼程序虽给我国环境公益诉讼制度带来了新的发展,但环境问题仍旧严峻,而诉讼却并未像预想般呈"井喷"的状态,暴露了现行环境公益诉讼制度的缺陷。特别是在成本制约下,诉讼主体缺乏动力,原告在与被告的博弈中处于劣势地位,使得原告沉默成为其策略选择,从而形成驱动困境。因此,需要调整环境公益诉讼成本配制、建立公众负担原则和原告胜诉奖励机制、明确赔偿金定位和执行机制,以活跃诉讼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     

从损害控制到风险预防：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优化进路

当前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主要呈现损害控制型司法模式的特性，该模式以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为常规渠道，救济对象是既成公益损害，救济方式是损害赔偿、修复及专项整治。诉讼方式谦抑性、因果关系推定规则以及案件线索发现机制事后性，为此模式的合理运行提供了理据。本文运用风险预防原则的理论框架，认为野生动物保护公益诉讼的救济客体不应局限于生态环境损害，公共卫生安全的风险预防等关联性客体也应纳入其中，而损害控制模式这种事后治理方法存在短板。基于此，应将公益诉讼的视角回溯至事前，大力倡导风险预防型司法模式。风险预防模式与损害控制模式属于二元协同关系，前者对后者发挥补强与优化功能。根据风险预防模式的救济观，可探索野生动物保护的预防性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并全方位构建程序规则，以实现公益诉讼的前瞻性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