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四种手段 施大环保战略 促进节能减排

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手段解决环境问题。——《国务院关于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强环境保护的决定》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温家宝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要推进历史性转变,必须坚持从国家战略层面研究环境问题,必须坚持从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这一再生产的全过程来研究环境问题,必须坚持紧紧抓住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来研究环境问题。——周生贤     

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实证分析——基于弹性脱钩模型

基于我国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数据测算碳排放总量,借助弹性脱钩模型分析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脱钩状态,利用等维灰色递补GM(1,1)模型进行预测。结果表明:①1995—2015年长江经济带碳排放量逐年增长,约70%的碳排放来自于工业部门;原煤和电力碳排放量占总量1/2左右;江浙、湖南与四川分别成为东、中、西部地区的碳排放中心;②长江经济带碳排放与经济增长脱钩先后经历:较理想的弱脱钩状态恶化为增长连结甚至扩张的负脱钩状态,逐渐改善为增长连结或弱脱钩状态,再进一步改善为弱脱钩或强脱钩状态;③2016—2026年长江经济带能源消费、碳排放及GDP均持续增长,导致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碳排放与经济增长均呈现出弱脱钩状态,而排放与能源消费呈现出增长连结状态,该状态与理想的强脱钩状态尚有一定的距离。     

区域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关系量化分析

基于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互动特征,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对1995—2014年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显示:从耦合度的时序来看,1995年以来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度基本处于颉颃阶段;从耦合协调程度的时序看,甘肃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的耦合协调程度不断改善,发展良好。说明甘肃省金融生态环境与经济增长之间已逐渐形成良性互动关系,金融生态环境的发展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得以发挥,应不断推动两者向耦合协调方向发展。     

重在匹配:产业、就业、社会的关联度——中国宏观经济政策调整之难

以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刺激措施,解决不了投资驱动型经济增长方式的矛盾——产能过剩、需求不足。产业格局必须与就业格局、社会格局相匹配,简单地转变经济增长模式或者产业升级都会引发宏观经济过度波动的危险。比较恰当的、适度的改变,需要政府对各项经济政策的顺序和力度重新审视。     

环境友好型经济是绿色经济模式

所谓绿色经济,实际上是一个行政表述,它包含着环境友好型经济、资源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的取向和特征。从绿色经济的角度来看,我们首先应该考虑经济增长的实质问题。经济增长的本来目的是提高人类福利,但是福利有短期和长期之分,为了短期利益污染环境。是与绿色经济取向背道而驰的。因此,我们可以把环境友好型的经济模式称之为绿色经济发展模式。     

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21世纪的经济有诸多新特征，相应地也有不同的概括，如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绿色经济、心经济等。学术界、产业界对知识经济、全球化经济比较关注，而对信息化与生态化的一体化关注则显得不够。生态友好的环保效益型经济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经济形态，取得巨大而持久的经济增长、改善环境质量和促进社会全面进步将成为现代化的系统目标。我们要通过技术预见来把握信息革命与环境革命的机遇，抓住产业升级的有利时机，实现以信息化和生态化促进可持续发展。     

生态社会主义宣言

生态社会主义坚持:生产资料要由生产者直接支配而不被他人代替支配;依照生态要求规划生产,反对单纯经济增长主义——重质量而非数量,重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我们时代的危机,是生态社会主义国际化的一个革命机会。     

“增长经济”及其对中国的生态影响——红绿生态社会主义选择的可能

中国的发展,正日益呈现出一种"增长经济"而不是"增长中经济"的特征。中国所面临的真正生态威胁,是经济与社会对经济增长本身的不断增加的依赖。中国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红绿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也许可以成为更有效地抑制与逆转增长经济化的趋势,尽管并没有任何中国肯定会这样做的保证,而且即使选择这样做也未必能成功,但生态社会主义的选择极可能把中国带向十分不同的未来——一个更加绿色的中国。     

质疑“中国速度”

生态赤字,是中国最大的赤字,中国消耗的资源需要两个多生态中国才能支撑。当我们强调持续高增长的"中国速度",强调"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时,是否也应该同时注意到,减少资源耗费和改善生态环境同样也是中国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甚至更加紧迫?     

长三角区域环境污染根源剖析及协同治理对策

当前的长三角区域环境治理尽管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其治理成本过高且难以达到持久改善的效果。长三角环境污染的根源在于投资驱动型增长导致的结构性污染锁定,以及低端经济导致的能源升级障碍。因此,环境治理应着眼于区域增长方式转型和环境与发展关系的优化,关键问题在于如何改变经济增长的推动方式与路径依赖,如何在新常态经济格局下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及如何协调好不同行政区划之间的利益冲突。当前长三角区域需建立区域一体化的环境协同治理机制,推进能源升级与产业去重化进程,促进地区间错位发展与联动发展,以新型城镇化调动新的增长潜力,结合智慧城市建设转变公共服务供给方式,优化城市布局。     

编辑手记

批评家是惟一的学术阶级,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与经济和社会再生产的距离。——哈贝马斯我们应做政治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米尔斯我们只有对新的和不同的东西保持警觉,才会不致于轻易地放过本质性的东西,即新时代的充满活力的动向。——巴勒克拉夫     

是否存在一个中国模式?

中国过去30年的骄人成就体现在经济的高速增长、贫困人口的巨大下降和社会的相对稳定。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中国完成了从计划到市场的平稳转型。创造中国奇迹的动力,是经济发展初期的高储蓄率、投资率和较高的人力资本。世界的竞争,是思想的竞争。中国的发展模式——中性政府、财政分权、务实政党、新民主化道路——将在政府干预经济、国家治理方式和民主问题上,对世界、对成见提出挑战。     

可持续发展—世界经济前行的必由之路

（接上期）三、可持续发展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一）世界经济发展状况及比较。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进入90年代,世界经济快速增长。1994年世界经济在1992年的增长1．7％和1993年增长23％的基础上,增加了3．1％,这表明,90年代初笼罩全球的经济缓慢下降的趋势已经结束。90年代初期全球人均产出稳定增长。1994年人均经济增长达到35．7％,是几年中最快的年份。加拿大的经济增长达到41％的速度,这表明北美已经走在工业化国家经济复苏的前列。在欧洲,经过前几年经济不景气之后,1994年经济恢复有了明显改善。德国1993年增…     

综合手段之经济篇:绿色信贷大势所趋,经济手段势在必然

2006年,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在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记者招待会上指出,要根据国家关于促进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要求,积极推动以环境换取经济增长为主向以环境优化经济增长为主的历史性转变.环境保护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手段.环境保护要在国家发展战略中居于更加重要的位置,发挥更大的调节和控制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把被动、事后、补救、消极的环保变为主动、事前、预防、积极的环保,建立和完善环境与发展综合决策机制,从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优化经济增长,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发展.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战略选择

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所谓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是指人类在向大自然攫取的过程中,必须以尊重自然的内在规律为基础,合理有序地利用自然,从而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而我国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危及人与自然的和谐,损害了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的真正意义和目的,因此,我们要有效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就必须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推动节约型经济、循环经济、规模经济的形成,大力发展环境产业,实现技术创新和技术进步的快速发展。     

发展的悖论与生态文明的经济

现代工业文明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而所谓的可持续发展也只能导致发展的不可持续。我们必须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物质财富增长,实现物质经济生态化和非物质经济扩大化,从科技转向和经济转型两个方面来促成生态文明的建设。与此同时,还必须促成价值观的改变,即由物质主义的经济主义走向生态主义。生态文明的发展不是以物质财富增长为根本标志的,而是以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和谐程度为标志的。     

甘肃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检验

运用协整分析和Granger因果检验等方法对1997—2012年甘肃省旅游业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显示,甘肃省的国内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存在协整关系,国内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动态均衡关系,而入境旅游收入与经济增长不存在协整关系,经济增长和国内旅游收入之间存在单向的因果关系。     

中国环境文化建设初论

保护和改善生产环境与生态环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然而,由于人口的不断增长和现代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为原因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环境的损害,致使环境质量的恶化趋势依然没能得到有效控制。保护和改善环境,以促进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进程,需要进行长期的努力。为此,我们不但要有正确的环境保护路线、方针、政策作指导,还要有高瞻远瞩的战略措施和适合中国国情的一整套战术措施;既要加强物质文明建设,     

我国一线城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及其区域差异——以“北上广”为例

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关联性研究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焦点。以北京、上海和广州等一线城市为案例地,应用恩格尔—格兰杰两步检验法,依次探讨了三个城市在2000—2014年旅游发展与其经济增长的关联性,分析城市间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存在的差异性及其产生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三个城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呈现不同的关联性:不论短期还是长期,北京市的旅游发展均不是引起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原因,而经济增长确实引起旅游发展的格兰杰原因,符合“经济驱动旅游增长假说”;上海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互为因果关系,但在长期内则不存在均衡关系,符合“旅游与经济增长互惠假说”;广州的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不论在短期内还是长期内均不存在因果关系,即广州市旅游发展与经济增长无关。针对其差异性分析可能存在的原因,提出相应的发展建议。     

自上而下掀起环境新文化运动

我们应该掀起一场全国性的环境新文化运动,全面反省不合理的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方式给环境带来的巨大压力与破坏,反省城市与乡村、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