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氏原螯虾亚成体和幼体对不同氨浓度水环境的选择

以NH4Cl为主要成分配比成不同浓度的氨溶液，以Y型水迷宫为水环境的选择实验装置，从克氏原螯虾的行为学角度出发，探究其对不同浓度氨溶液的趋避选择性。实验共设置５个浓度梯度：4750、7125、9500、14250和19000 mg/L，其pH值为70，水温为20±05℃。以体长为501±043 cm的克氏原螯虾亚成体及体长为075±015 cm的幼体为实验对象，在Y型水迷宫中的两个选择区中分别放入污水和清水，供实验虾进行选择，记录选择清水和污水的次数及未作出选择的次数，对数据进行非参数检验的二项分布检验。结果表明亚成体在氨浓度4750、7125、9500及14250 mg/L时，没有明显选择性，在氨浓度19000 mg/L时，显著避开污水；幼虾在氨浓度4750 mg/L时，没有明显选择性，在氨浓度7125和9500 mg/L时，显著避开污水，当氨浓度达到14250 mg/L及以上时，出现中毒症状，丧失选择能力。该结果证明克氏原螯虾对高浓度的氨氮型污水不仅没有偏好，而且当浓度达到一定数值时会主动躲避，或躲避不及发生行为异常乃至死亡     

武汉沉湖湿地水鸟群落特征及其与富营养化关系研究

富营养化是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大量积累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直接导致水体群落结构的改变,这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以水生生物为食的水鸟的群落特征的变化。为找寻水鸟群落特征与富营养化两者的关系,2010年1月~2013年1月3年内按春夏秋冬4季对武汉沉湖湿地自然地保护区水鸟进行了调查,沉湖和张家大湖的水鸟多样性有明显的周年变化规律,多样性指数冬季最高,最高值分别为12.19和9.89;春夏季最低,最低值分别为7.53和2.45;对比分析了两个子湖,沉湖湖区与张家大湖湖区富营养化指数TLI分别为64和78,沉湖水鸟种类、数量和多样性指数皆高于张家大湖,湖泊富营养化会影响水鸟多样性。     

长江口口门区潮下带水域鱼类群落组成的季节变化

根据2006～2007年对长江口口门区潮下带鱼类的监测数据，分析了该水域鱼类群落组成的季节变化特征。结果表明：本次调查采获鱼类42种，隶属21科。生态类群以海洋鱼类种类最多（27种），其次为河口定居种（10种），而淡水鱼类、溯河产卵洄游鱼类和降海产卵洄游鱼类种类数很低。S1站点和S2站点类似，均以棘头梅童鱼（Collichthys lucidus）、刀鲚（Coilia ectenes）、龙头鱼（Harpodon nehereus）为优势种。两站点鱼类群落在空间上无显著差异，而时间上均有明显的季节变化，冬季和初春的样品聚为一组（Ⅰ组），夏、秋季的样品聚为一组（Ⅱ组）。通过SIMPER分析可知，两组间的平均相异性较高，达7303，共有17种鱼类对组间的贡献超过90%，如日本鳗鲡（Anguilla japonica）、棘头梅童鱼、矛尾虾虎鱼（Chaeturichthys stigmatias）、刀鲚、焦氏舌鳎（Cynoglossus joyneri）、龙头鱼等。     

怀洪新河太湖新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生境及渔业群落多样性研究

根据2014年6月和12月在怀洪新河太湖新银鱼国家级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现场调查数据,对保护区生境及渔业群落进行了研究。保护区主要水质指标达到Ⅲ类标准,TN为制约因素。保护区共分布有水生维管束植物24种,其中沉水植物、挺水植物、漂浮植物和浮叶植物分别占41.67%、33.33%、16.67%和8.33%。现场调查共采集到鱼、虾类37种,包括鱼类33种、虾类4种,分别隶属于8目15科35属。群落结构以淡水定居性物种及杂食性物种占优,夏季优势种为日本沼虾、红鳍原鲌和刀鲚,冬季为鲫、鲢和鳙。夏季各种网具中采集的渔获物均重变幅为0.12~114.32 g,冬季为4.07~696.70 g。保护区成鱼(虾)资源密度为20.18万尾/km2和10 440.8 kg/km2,幼鱼资源密度为534.58万尾/km2和587.8 kg/km2。冬季资源密度显著低于夏季,数量及重量密度仅分别为夏季的6.94%和30.93%。基于渔获尾数的多样性特征值为:丰富度指数(R)3.812 0,信息指数(H’)1.496 0,优势度指数(D)0.409 9,均匀度指数(E)0.124 0。克氏原螯虾在保护区内广泛分布,对其危害性应加以重视。     

湖南境内澧水鱼类资源现状与多样性研究

作为洞庭湖一级支流,澧水对洞庭湖乃至长江水系鱼类资源的维持或补充有着重要作用。为了了解澧水的鱼类资源现状,于2010年4月~2011年12月,对湖南境内澧水水系鱼类资源进行调查。共采集鉴定鱼类95种（包括1种湖南鱼类新纪录,4种外来种）,隶属于8目19科59属。种类组成以鲤科鱼类为主,占5053%。多样性分析表明,澧水不同江段鱼类群落多样性处于较好或丰富状态,在空间分布上,鱼类物种数按上、中、下游依次增加,多样性指数也呈上升趋势且差异显著（P<005）。相似性及聚类分析表明,澧水鱼类群落可分为3个类群,即：上、中、下游类群;上游与中游类群为中等相似,与下游类群为中等不相似,中游与下游类群相似性总体小于与上游类群相似性。澧水鱼类在洄游、摄食、栖息习性等生态类型上呈现多样化特征。调查江段渔获物组成虽存在差异,但主要以鲤、鲫、翘嘴鲌、蒙古鲌、鲇、黄颡鱼、[XCz1.tif;%85%85,JZ]、银鮈、中华花鳅、子陵吻鰕虎鱼等湖泊定居性或山溪流水性[JP3]鱼类为主,“四大家鱼”等洄游性鱼类所占比例极低,鱼类小型化现象明显,原因分析主要与水工建设和过度捕捞有关。[     

鄱阳湖流域基本特征、面临挑战和关键科学问题

鄱阳湖流域总面积占长江流域面积的9%，占江西省国土面积的939%，鄱阳湖流域的生态健康维系着流域内，特别是长江中下游的生态安全，是区域经济、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在全面认识鄱阳湖流域基本特征和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探讨了鄱阳湖流域面临的五大科学问题：“山 江 湖”的相互关系与流域的生态健康；全球变化背景下流域生态系统的响应；流域生物多样性地理格局与社会经济合理分区；长江流域环境演变对鄱阳湖流域的影响；流域科学管理的理论与实践。为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建设和全流域的综合管理提供科学的建议和对策     

鄱阳湖南矶山自然保护区鲤、鲫的随机扩增多态DNA分析

利用RAPD（随机扩增多态）标记分析湖内鲤、鲫群体遗传多样性，从40个随机引物中各筛选出8个引物适合鲤、鲫群体RAPD扩增。在鲤群体中，共检测出60条带，其中多态性带42条，多态位点比率为70.00%；而在鲫群体中，共检测出61条带，其中多态性带40条，多态位点比率为65.57%。用POPGENE软件分析实验数据，结果显示：湖内鲤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He=0.230 1，H0=0.391 0)和鲫群体的遗传多样性水平(He=0.218 6，H0=0.375 8)都较高，都有较大的遗传变异。而在鲤、鲫群体内，雌性群体与雄性群体相比较，其各自的遗传多样性很接近。     

鄱阳湖生态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技术模式研究

鄱阳湖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泊，也是国际重要湿地，在维系长江水量平衡和生态安全方面，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和功能。近年来，鄱阳湖生态环境受到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的威胁，主要表现为：湿地生态系统退化，湖泊生态功能下降，流域生物多样性减少，水生植被萎缩，水污染程度日趋严重。湖区内产业结构和资源利用的不合理也限制了其经济发展。建设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发展战略的确立要求江西尽快探索出一条保护生态与发展经济的双赢之路。结合鄱阳湖区生态环境与资源利用现状，通过2 a多的集成研究与示范，已形成了湿地恢复、沙化综合治理、农业污染治理和资源合理利用等十多种技术模式，在保护环境的同时提高了农民收入，为实现鄱阳湖生态经济区建设目标提供了技术支撑.     

鄱阳湖水生植被30年演变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基于1983和2013年两次鄱阳湖综合科学考察植被调查结果发现，30年来鄱阳湖水生植被呈退行性演变。主要体现在：（1）水生植被面积大幅缩减，沉水植被面积减少37.7%，菱等敏感物种面积减幅为87.6%；（2）群落结构简单化，组成物种由5～8种下降至3～5种，苦草替代竹叶眼子菜成为优势物种；（3）生物多样性降低，单位面积生物量减少。驱动此演变的主要因素包括：（1）长期持续的低枯湖水位压缩了水生植物的生存空间；（2）湖水氮磷浓度增加恶化沉水植被的生境；（3）洪水灾害干扰沉水植物正常生长发育，诱发沉水植被演替；（4）过度的人类活动直接或间接损害沉水植被。为了遏制退行性演变趋势、保护湿地植被生态系统的健康，建议采取有力的湖泊管理措施，将人类活动控制在湿地生态系统可承受范围之内。     

中国五大湖秀丽白虾地理种群的形态差异与判别分析

测量了326尾采自鄱阳湖、洞庭湖、太湖、巢湖和洪泽湖5个地理种群的秀丽白虾的8个形态学特征，经过校正后形成10个形态学比例参数。运用3种多元统计方法对不同地理种群间的形态差异进行了比较研究。主成分分析构建的前3个主成分的方差贡献率依次为31216%、21577%、15239%，累积贡献率为68032%，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5个地理种群间的形态差异主要取决于腹部宽/体长、腹部宽/腹部长和头胸甲宽/体长3个形态学特征；聚类分析结果表明，太湖种群最先和鄱阳湖种群聚成一类，随后与巢湖种群、洪泽湖种群聚集，最后才和洞庭湖种群聚集，说明太湖种群和鄱阳湖种群形态差异最小而和洞庭湖种群形态差异最大；建立了5个种群的判别函数，判别准确率为767%~967%，综合判别率为807% 。计算了差异系数，根据Mayr等提出的75%规则，认为不同地理种群间的形态差异还没有上升到亚种水平的差异。推测遗传差异和环境因子是不同种群秀丽白虾产生形态变异的主要原因.     

长湖水环境质量与水生生物状况

对长湖水环境质量和水生生物状况进行了评价。结果表明：长湖水质污染属有机污染型，总体评价属V类或劣V类水质，长湖属极富营养型湖泊。藻类群落结构随季节变化，其中，夏季长湖蓝藻为优势类群；磷是长湖藻类生长的限制因子；夏秋季浮游动物数量明显高于冬春季；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微齿眼子菜（Potamogeton maackianus）为沉水植物主要群落类型，水生维管束植物分布占全湖面积的80％～90％，春季生物量较高；藻类与沉水植物的生长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     

长江中上游圆口铜鱼群体遗传结构研究

为科学地开展圆口铜鱼人工繁殖和增殖放流等保护工作，研究采用9个四碱基重复的圆口铜鱼（Coreius guichenoti）微卫星标记，对采自宜昌、三峡库区、宜宾、永善、巧家、攀枝花6个江段的199尾圆口铜鱼样本的遗传多样性和遗传结构进行了分析。依照采样点不同将圆口铜鱼分成6个群体，研究结果显示，9个微卫星标记均具有较高的多态性，各群体遗传多样性水平较高。AMOVA显示6个群体并未达到显著遗传分化水平。Structure分析将6个群体分为2组，三峡库区群体中部分个体与宜宾群体中部分个体为一组，其他为另一组。分子方差分析（AMOVA）结果与Structure分析结果间存在一定差异，可能原因在于AMOVA结果是将每个群体作为一个整体来显示的，而Structure分析结果是将每个群体按照个体数所占比例来显示的。因此，为避免遗传背景污染事件的发生，进行圆口铜鱼人工繁殖的遗传管理，分析比较放流群体和野生群体的遗传结构是必须的     

基于大型底栖动物的青弋江河流健康评价

基于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进行水域生态系统评估是区域水环境监测的有效手段。研究于2021年7月对青弋江流域10个河流采样点的大型底栖动物进行了生物采样以及水体理化因子监测，采用生物环境分析和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等方法研究了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及其与环境的关系，并应用水生态环境质量综合指数(WQI)对流域内河流健康状况进行了综合评价。结果表明：青弋江流域内河流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组成以水生昆虫和软体动物为主，直接收集者为主要功能摄食类群，主要优势种为中国圆田螺、纹石蛾、日本沼虾以及方形环棱螺。群落多样性良好且具备明显的空间异质性。生物环境分析表明，解释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差异的主导因子为溶解氧、河宽、水温、化学需氧量、流速、总磷和水深。最佳因子组合为溶解氧、总磷、化学需氧量。丰度/生物量比较曲线显示多个点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干扰。由WQI指数分析可得流域内水质较好，除了个别点位外，整体处于健康及以上状态。相较于生物评价和理化因子评价，WQI指数评价法能够综合反映流域健康状况，更具适用性。     

乌江梯级电站开发对大型底栖无脊椎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

为了解乌江贵州段的底栖动物资源现状以及梯级电站开发对底栖动物群落结构和多样性的影响，对18个断面的底栖动物进行了调查。底栖动物多样性通过Shannon Wiener多样性指数进行计算。结果显示：自然河段中，底栖动物物种丰富，以节肢动物占优势，物种丰富度和密度均以思南断面最高，生物多样性则以沿河二桥断面最高；群落类型复杂，环节动物 软体动物 节肢动物为优势群落，软体动物为群落中的优势类群。梯级水库的修建使底质环境差异变小，底栖动物物种丰度、密度和生物多样性降低，群落类型趋于简单，优势类群表现不明显，并且水库建成的年代越久,底栖动物的丰度、密度就越低,群落的组成类群就越少，物种组成以寡毛类和摇蚊类为主。研究表明,梯级电站的修建对底栖动物的物种组成、密度分布、多样性、群落类型等都造成了负面影响。〖     

基于生态敏感性分析的湖泊保护与利用——以湖北省斧头湖为例

为了湖泊生态系统健康及功能的可持续性，需要根据湖泊的具体情况加强对湖泊生态系统的管理，建立在湖泊生态敏感性分析基础上的生态功能分区，可为湖泊生态管理的具体措施的实施提供依据。以斧头湖为研究对象，在进行斧头湖生态环境调查基础上，选择有代表性的生态因子，利用GIS技术，采用因子叠加法，对其进行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极高和高生态敏感区面积占斧头湖面积的32.0%，中度敏感区占斧头湖面积的57.1%，说明斧头湖生态敏感性总体上很高；同时根据生态敏感性分析结果对斧头湖保护与开发提出建议。首次将GIS矢量技术应用于湖泊生态敏感性区划，使生态敏感性因子空间叠加分析更为有效。同时，建议选取更多的因子如水生生物多样性、生物量等因素作为评价指标，可得到更全面的生态敏感性分区结果。     

鄱阳湖区人地关系转变及其驱动力分析

通过综述鄱阳湖区人地关系史3个重要时期“围湖造田”、“退田还湖”及“鄱阳湖生态经济区”人类活动对湖区生态环境的影响及三者的转变过程，探讨了湖区人地关系的转变及其驱动力。结果表明“围湖造田”降低了湖泊、湿地的诸多功能（如调蓄洪水、维持生物多样性、碳汇等），促生了人地之间的紧张关系；“退田还湖”则使湖泊、湿地功能得以逐步恢复，缓和了湖区人地关系，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将产生良好的社会、经济与生态效益，把湖区人地关系推向和谐阶段。鄱阳湖区人类活动由“围湖造田”到“退田还湖”的转变是在当地人民对自然灾害的深刻反省与国家政策的双重驱动下实现的，而“鄱阳湖生态经济区”的提出与建设则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体现，是当地人民主动建设生态文明和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典型案例。     

城镇化过程对鄱阳湖流域生态系统的影响

城镇化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但带来了严重的资源危机和生态环境问题。以鄱阳湖独特的流域特征为研究对象，以城市人口数量表征城镇化的进程，分类解析1990~2011年江西省统计年鉴数据，通过讨论鄱阳湖土地资源结构变化、水资源变化特征、湿地生态系统、生物多样性等资源消耗程度，以及大气污染和水污染为代表的城镇主要污染问题，探讨快速城镇化下鄱阳湖生态环境对干扰的响应。结果表明：鄱阳湖流域各城市的城镇化进展及其机制不同，南昌、九江和上饶城市扩张迅速，而景德镇和赣州发展较平缓；城镇化导致水资源日益紧缺，各城市年总用水量2003年以后均呈增加趋势，其中农业用水量逐年增加，工业用水量各城市年变化存在差异；生物多样性特征受到严重威胁，湖泊水面及湿地面积的持续减少，生物环境的组成和结构发生改变；九江等城市工业废气排放量加大、南昌等城市工业废水排放高，造成湖区环境恶化。根据分析，建议鄱阳湖流域未来从规划土地利用类型、统一调配水资源、制定生物多样性保护对策、加强环境污染治理、强化环保宣传和规划与政策法律化等多方面采取措施。本文为鄱阳湖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和生态经济区的城镇化建设提供理论参考     

基于MODIS的鄱阳湖湿地植被变化及其对水位的响应研究

针对鄱阳湖水情变化如何影响湖区湿地植被生长过程的问题,在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蚌湖-吴城生态断面上,选取3个梯度分布MODIS像元样点,基于2001~2010年MODIS 增强型植被指数（EVI）时间序列,分析了近10 a来退水期植被生长动态变化过程;结合星子站水位资料,探讨了鄱阳湖退水期水位变化对湿地植被生长的影响。结果表明：各样点EVI年内均值表现为先上升后下降的单峰特征,多年平均值在10月份最大,高程越高的样点其EVI达到年最大值的时间越早;不同水位持续长短及其起讫时期影响植被的生长变化,EVI均值与生长期的拟合优度（075）高于最大值与生长期的拟合优度（049）;样点每提前出露10 d,EVI均值约升高002,[JP3]二者相关性R2达到055。研究结果对湖区植被资源管理以及湖泊水位调控效应研究等具有积极的参考意义     

基于BP神经网络的鄱阳湖水位模拟

考虑到鄱阳湖水位受流域五河与长江来水等多因素的共同作用而表现出高度非线性响应,采用典型的三层BPNN神经网络模型来模拟鄱阳湖水位与其主控因子之间的响应关系。分别将湖口、星子、都昌、棠荫和康山水位作为目标变量进行BPNN模型构建和适用性评估。结果显示：综合考虑流域五河及长江来水（汉口或九江）的BPNN水位模型,空间站点水位模拟精度（R2和Ens）可达090以上,各站点的均方根误差（RMSE）变化范围约050～10 m,若忽略长江来水的影响作用,仅将流域五河来水作为湖泊水位的主控影响因子,模型训练期与测试期的纳希效率系数（Ens）和确定性系数（R2）显著降低,且低于050,均方根误差（RMSE）也明显增大（124～288 m）,意味着综合考虑流域五河与长江来水是获取结构合理、精度保证的鄱阳湖水位模型的重要前提。同时建议针对鄱阳湖湖盆变化对水位的影响,尽可能选择一致性较好的长序列数据集来训练和测试BPNN模型。所构建的BPNN神经网络模型可进一步结合流域水文模型,用来预测气候变化与人类活动下流域径流变化对湖泊水位的潜在影响,也可作为一种有效的模型工具来回答当前鄱阳湖一些备受关注的热点问题,如定量区分流域五河与长江来水对湖泊洪枯水位的贡献分量,为湖泊洪涝灾害的防治和对策制定提供科学依据     

鄱阳湖越冬鸟类种群动态与保护研究

目前为止缺少对鄱阳湖全湖冬候鸟的种群动态和群落方面的研究分析，拟通过对鄱阳湖冬候鸟群落多样性和种群动态的分析，为该地区冬候鸟及其栖息地保护提出建设性建议。2010～2012年冬季，通过采用直接计数法和样线法调查鄱阳湖湿地冬季碟形湖内的越冬鸟类群落结构。总共记录到越冬鸟类88种，另有29种属于文献报道但本次调查中未发现的种类。总共117种鸟类分别属于目、鹈形目、鹳形目、雁形目、鹤形目、鸻行目和佛法僧目。在鄱阳湖，种类和数量分布最多的是冬候鸟，达到78种。小天鹅、鸿雁、豆雁、白额雁、绿翅鸭和斑嘴鸭是鄱阳湖湿地越冬鸟类中的绝对优势种，鸟类个体数量最多的冬季蝶形湖泊主要包括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的蚌湖、大湖池、沙湖和大汊湖，都昌县的黄金嘴，南矶山湿地自然保护区的白沙湖，余干县的林充湖和南湖，以及鄱阳县的珠湖。各种越冬鸟类在鄱阳湖湿地的种群数量分布差异主要是与各碟形湖水位的高低和食物的分布密切相关。只有在冬季开始后，使碟形湖洼地的水位逐渐降低，越冬鸟类才能够更有效的利用湖泊中的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