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农户收入最大化与耕地保护行为研究

与西方农业家庭模型研究假设不同,经济结构转型期,我国农户将面临更大的空间和更多的自由配置资源以实现收入最大化.以劳动力配置为基础的投入最大化条件证明在农产品价格和政府补贴效应影响下,农业经营与外出务工劳动力投入的边际收入贡献相等时,农户能够实现收入最大化.在实现收入最大化过程中,农户耕地保护行为是否发生关键在于耕地保护劳动投入是否能得到补偿,充分分享耕地保护收益是农户层次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基础条件.而流转条件下的农户农业经营劳动力投入和耕地数量变化之间的比较静态分析则进一步说明农户耕地保护行为发生的复杂性,国家层面应充分考虑耕地流转过程中农户资源禀赋变化趋势及行为选择,调整和完善耕地流转政策.     

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关系 ——基于城镇近郊区与城镇远郊区的对比分析

在对资本禀赋与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关系进行文献综述并提出研究假说的基础上，基于武汉“1+8”城市圈483份农户调研数据，利用order logistic模型，实证检验两者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1）有33.5%的农户愿意每月支付20元左右资金来保护耕地，整体水平偏低；城镇远郊区农户有更强的耕地生计依赖，相比于城镇近郊区，支付意愿更强。（2）从各个模型中的显著型变量来看，除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外，其余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3）整体上，相比于经济和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对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的影响效应更强。（4）城镇近郊区和城镇远郊区农户资本禀赋对耕地保护支付意愿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相比城镇远郊区，除与亲朋邻里关系状况外，城镇近郊区其余农户资本影响效应较大；进一步分析发现，经济资本中的家庭年总收入、家庭劳动力总人数以及社会资本中在群众会议中的发言情况只对城镇近郊区农户影响效应显著；对村集体信任程度等村庄型和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都对城镇远郊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产生重要影响，而城镇近郊区仅是与亲朋邻里关系程度邻里型社会资本产生效应。应积极组建各类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提升农户储蓄水平；大力发展农村教育，尤其是职业教育和继续教育；鼓励农民积极参与农村社会集体活动组织以加强农户之间、农户与村干部之间的交流；尤其加强城镇远郊区农村集体组织建设等来加强农户资本禀赋积累；进一步加强农户农业生产补贴；以此增强农户耕地保护支付意愿，促进更好的保护耕地。     

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与农户生计策略

农户作为农村社会中最基本的决策单位,其生计问题影响到农村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方向。在新型城镇化和农村产业融合的复合背景下,农户生计策略逐渐显现出多样性和差异性的特点。加强对于农户生计策略的研究,有利于帮助农户提高自身发展能力、促进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实现乡村振兴战略目标。本文以可持续生计分析框架为研究基础,基于湖北省宜昌市和荆门市的595份农户抽样调查资料,重点研究了农户耕地经营规模、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生计策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耕地经营规模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耕地经营规模越大,农户在农业生产中投入的资金、技术、劳动力越多,农户生计策略越偏向于纯农化。在控制了其他解释变量的情况下,耕地经营规模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008。②家庭生命周期同样也会对农户生计策略产生显著性影响。随着家庭生命周期的不断演进,农户家庭在人口负担、劳动力数量、生产生活需求等方面都会发生改变,农户生计策略逐渐偏向于纯农化。同样控制了解释变量后,家庭生命周期每提高一个阶段,农户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重上升0. 140。③耕地经营规模和家庭生命周期共同影响着农户的生计策略。最后根据研究结果提出建议:一是地方政府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土地流转政策,鼓励农户进行土地流转,推进耕地适度规模经营。二是依据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庭的就业意愿,开展差异化的指导与帮扶。三是应更加关注农户生计问题,促进农户生计策略多样化发展。     

耕地集约利用影响因素的协整分析

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实质上是农户在其所面临的各种经济和制度环境约束条件下,所采取的不同耕种行为的直接结果和体现.本文试借助分析影响农户耕种行为的相关因素来探讨其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利用Eviews 6.0统计软件,综合应用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以湖北省为例,剖析耕地集约利用与其影响因素的长期均衡关系和短期波动效应.研究表明:在长期,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农业比较收入和耕地的产权保障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正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提高0.166、0.430和0.035个百分点；农民家庭人均农业生产支出和农业生产资料价格指数对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存在负向影响,其增加1个百分点,将导致耕地利用的集约度分别下降0.004和0.008个百分点.而在短期,各影响因素对耕地利用集约度的作用方向相同而作用力大小不同.户均农业劳动力人数和农业比较收入对耕地集约利用的作用程度在短期与在长期是相似的；但耕地的产权保障和农业生产成本的变化对耕地集约利用的影响却更多体现在长期.因此,立足于稳定产权和降低农业生产成本的农业政策导向更有利于在长期保护耕地,提高耕地资源的配置和利用效率.     

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响研究

农业面源污染作为一种主要的环境污染形式,历来受到政府和学界的广泛关注。本文立足于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现实,在充分考虑农户"二元身份"性质的基础上,尝试构建农户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并利用湘赣苏三省水稻种植的经验证据予以实证检验。研究表明:(1)兼业的挤出效应以及收入效应会导致兼业农户的农地利用方式和短期投资发生改变,在考虑兼业综合影响效果的情形下,兼业农户的农业面源污染水平显著高于非兼业农户。(2)剥离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同影响路径可以发现,兼业对家庭劳动力的挤出会造成留存于农业生产的劳动力不足,为避免产量损失,兼业农户普遍存在增加短期资本投入以弥补劳动力投入的不足,从而造成农业面源污染问题的加重。但是由于"一家两制"的存在,兼业挤出效应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用于出售的粮食上,而对于自留粮食,兼业所带来的收入提升会增强农户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意识,从而减少其在自留粮食耕地中的农资要素投入,有利于减轻农业面源污染。(3)作为弥补农业劳动力投入不足的有效手段,社会化服务的嵌入仅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兼业挤出效应的负向作用,但无法完全抵消兼业对农业面源污染的不利影响,且组织性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效果要优于个人社会化服务。未来在农业劳动力持续转移的背景下,为进一步控制农业面源污染,改善农业生产以及农村生活环境,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流通市场的检测监督机制,并积极引导社会化服务在扩大作业范围的基础上进一步向标准化、规范化方向发展。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土地流转与农户收入增长——基于收入结构的视角

农户参与土地流转能否产生正的收入效应是一个广为社会各界关注的问题,然而已有的经验研究结论却大相径庭,文章以为对土地流转异质性影响的忽视是导致诸多土地流转收入效应研究结论不一致的关键。基于此,文章应用2010—2018五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数据(CFPS),分析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类型、不同收入来源的影响差异。基本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土地流转确实会增加农户收入,但是主要表现为对转出农户有正的收入效应,对转入农户的家庭纯收入影响并不明显。第二,土地流转对转入农户与转出农户的不同类型收入的影响并不一致。转出户工资性收入增长幅度远高于经营性收入下降幅度,工资性收入对转出户家庭纯收入的增长贡献接近80%;转入户的经营性收入增长无法弥补工资性收入下降,导致家庭总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变化。以上实证结果经双重差分模型、处理效应模型等一系列模型敏感性分析后并未改变,表明文章的基本结论是稳健的。进一步地,文章对收入异质性的原因进行分析,发现土地流转对不同农户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决策影响存在差异,转出户外出务工与创业的概率增加,非农生产的劳动力投入增加;而转入户则在农业生产中投入更多资源,包括家庭农业劳动参与增加以及农业投入增加。文章进一步的政策讨论也发现,由于转出农户对技术改进的依赖性较弱,转出农户只需要保证能够找到一份替代工作就可以获得更高的收入;但对转入农户而言,由于缺乏足够的技术帮扶,所以他们的土地生产改进有限,反而难以产生土地流转理论提到的资源配置优化,这可能会限制土地流转市场的进一步扩大。综上,文章研究为优化土地流转政策、提高土地流转参与率,并最终实现农户的社会福利改善提供了一定的理论与经验证据支持。     

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湖北省769户农户的调查

保护农户的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对巩固我国农业的基础性地位、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具有重大意义。基于湖北省潜江、宜昌、襄阳和黄冈四市的769份实地调研数据,以家庭负担为切入视角,运用Logit回归模型研究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不同条件下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表明:(1)赡抚比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赡抚比越大,农户继续从事农业生产的意愿越强;(2)不同年龄段农户所面临的赡抚情况存在差异,使得赡抚比对非老龄组农户农业生产意愿产生显著正向影响,而在老龄组农户中却不显著;(3)针对不同收入水平的农户家庭,赡抚比所带来的经济与时间的双重压力对农户农业生产意愿的影响程度不同,从而造成赡抚比在低收入组、中等收入组和高收入组的影响呈现出"显著-不显著-显著"的变化规律。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效用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是目前后期管护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探索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问题提供借鉴。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42份农户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出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额受到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受到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的满意度、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户出资额也产生正向影响,而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对农户出资额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政府和农户都应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主体;②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合理确定政府和农户的出资配比有利于农户感知交易效用;③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整理项目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④对农地整理的认知是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前提,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认知度;⑤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

农地确权是农村土地产权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对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有重要的积极作用,但其收入效应研究尚未受到足够重视且缺少更严谨的证明。本文基于浙江大学2017年中国农村家庭调查数据(CRHPS),借助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PSM),实证考察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并构建了一个中介效应模型,从土地流转和劳动力非农就业两个因素实证分析了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机制。研究发现:①农地确权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工资性收入,对其他类型收入的影响不显著,但OLS方法高估了农地确权的实际增收效果。②土地流转的中介作用并不明显,但从长期来看,农地确权有促进土地转出和抑制土地转入的趋势。③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农地确权提高农户家庭收入的有效路径,农地确权促进了农业劳动力转向生产效率更高的非农生产,通过直接提高农户家庭工资性收入增加了农户家庭总收入。④农地确权的收入效应在东部地区不显著,在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显著,原因可能是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和就业机会相对较好,农户家庭在生产生活方面普遍向城镇转移,导致农地确权带来的土地安全感知不明显,影响了农地确权激励剩余劳动力转移的积极作用,进而影响农户增收效果。研究认为,农地确权工作结束后,为促进不同地区的农户家庭持续稳定增收,应尽快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具体包括宣传农地确权政策,扩大农户非农就业机会,完善土地流转市场,发挥土地财产功能等。     

山区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研究——以武陵山区为例

武陵山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对耕地种植和撂荒等土地利用活动影响深刻.基于武陵山区的酉阳、武隆和沿河3个区县551份实地调查问卷数据,运用Tobit分析法和Logistic分析法,分析农户兼业程度对耕地撂荒的影响,并进一步按农户生计类型和非农收入占比将农户分为4种类型,探讨不同兼业类型农户的撂荒特点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研究区农户兼业现象普遍,兼业农户占到了总农户的75.14％;(2)山区耕地撂荒现象严重,各类农户中撂荒户占比均在40％以上,其中I兼户最高,Ⅱ兼户次之;(3)农户兼业会加剧耕地尤其是旱地的撂荒,农户兼业程度越高,耕地撂荒的可能性越大,但是农户兼业对水田撂荒的影响不显著;(4)兼业带来的非农收入的增加对农户的耕地撂荒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不同兼业类型农户非农收入对耕地撂荒的影响程度不同,随着农户兼业程度的增加,耕地撂荒扩展的速度越快;(5)兼业也改变了其他因素对耕地撂荒的影响,使得不同兼业类型农户耕地撂荒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对应的政策建议来引导农户合理利用耕地.     

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研究

近年来,农村居民点整理被作为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措施,在各地广泛开展。其在改善农民居住环境、为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置换建设用地空间的同时,也对区域农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产生了巨大冲击,其中,土地投入变化是农户响应这些冲击的重要表现。本研究沿着"农村居民点整理-区域土地利用条件变化-农户土地利用行为响应"的逻辑思路,形成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分析框架,并在此基础上,从总体效应和不同政策影响两个层次,构建了农村居民点整理对农户土地投入影响的两个模型。依据江苏省调研数据,从资金和劳动力两个方面,实证分析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净效应,以及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方向和大小。结果表明,农村居民点整理促进了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但对农户的土地劳动力投入具有负向影响。不同居民点整理政策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其中,置换住房的宅基地补偿政策和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对农户的土地资金投入具有较好的积极作用,而安置公寓房政策则更可能带来农户土地资金投入减少;农地产权稳定政策和安置公寓房政策显著负向影响农户土地劳动投入,但宅基地补偿政策对农户土地劳动投入影响不显著。本研究对这些结果进行了合理解释,同时也估算了户主年龄、户主受教育程度、农业收入比例、非农就业水平、农业补贴收入、耕作距离和土地经营面积等控制变量对农户土地投入的影响情况。最后从强化规划引导、内涵拓展、宅基地补偿策略优化、土地流转制度完善等方面,提出农村居民点整理政策调整和合理引导农户土地投入行为的对策建议。     

土地流转与农民收入变化研究

土地流转作为我国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的重点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但土地流转能否显著增加农民收入,达到改善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目的,现有研究并未得到一致结论。本文在文献回顾和总结的基础上,依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数据,运用倾向值匹配(PSM)方法和基于回归的夏普里值分解(Shapley Value)方法,从收入水平和收入差距两个维度实证分析土地流转对农民收入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参与土地流转能够显著提高农户家庭收入水平。土地流转使转入户家庭人均总收入和农业收入显著提高18.18%和72.46%,并且大规模转入的农户人均总收入的增加程度显著高于小规模转入农户,说明土地流转存在规模效应。土地流转对转出户的收入水平没有显著影响,可能的原因一方面由于土地流转市场发育不完善,没有显化租金;另一方面劳动力转移先于土地流转,使土地流转对农户家庭劳动力的释放作用不显著。(2)土地流转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贡献度为4.19%,排名第五,表明土地流转不是造成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拉大的主要原因。人力资本和村庄特征对农村内部收入差距影响较大。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三点政策建议:第一,通过完善农地流转市场,稳定土地租金水平,使转出户获得合理的租金收入;第二,促进农地适度规模经营,提高转入户农业经营收入,缩小农户与非农经营户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提高农户就业竞争力,促进劳动力转移,增加转出户非农务工收入。     

农户贫困恢复力测度、影响效应及对策研究——基于农户家庭结构的视角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扶贫开发与农户脱贫问题关系社会稳定与和谐,而恢复力概念为贫困领域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研究利用抽样调查的321户家庭问卷数据,基于生计恢复力理论框架,构建农户贫困恢复力指标体系,从农户家庭结构分类出发,采用探索性统计和主成分分析判定不同人口、生计结构农户缓冲力资本、贫困恢复力差异,运用多层次模型探究农户家庭因素(生计、人口)与贫困恢复力内在结构效应。研究主要结论:1研究区不同家庭结构农户经济类资本分布极不均衡,资本积累水平低;2影响贫困地区农户个体恢复力的主要因素包括物质资本、经济收入、文化教育、劳动力、交通条件、社会资源等;3高质量劳动力人口结构以及合理多样化收入方式的生计结构对农户贫困恢复力才具有正向效应。最后,针对研究区农户家庭结构贫困恢复力差异和关键影响因子,提出相关恢复力建设对策。     

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能否促进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基于家庭禀赋视角的ESR模型分析

农业技术培训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影响是推进农村生态环境治理关注的重要问题.基于农户家庭禀赋影响其参与农业技术培训,进而导致其绿色生产行为实施差异的分析思路,利用内生转换回归(ESR)模型和来自湖北省的1063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在构建反事实场景和考虑样本选择偏差的基础上,考察了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两种情形下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的差异.结果表明:(1)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显著高于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农户,且平均处理效应表明,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可使预期的农户绿色生产行为实施程度提高40.13％;(2)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对不同类型绿色生产行为的处理效应由大到小依次为化肥减施、节水灌溉、农药减施、农膜回收和秸秆综合利用;(3)无论是否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家庭禀赋对农户实施绿色生产行为均有显著影响,但不同类型的家庭禀赋对参与和未参与农业技术培训农户的影响存在差异.此外,家庭禀赋也是影响农户参与农业技术培训的重要因素.政府应积极拓宽农业技术推广渠道,加快转变技术推广方式,兼顾"农业生产"和"生态环境保护"两者,进一步开展环境友好型农业技术培训.     

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与节约劳动型技术的差异

研究农户技术采用行为,对于解决农业技术转化与扩散问题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6个省1672户农户的问卷调查结果为依据,从农户技术采用率和采用行为模型2个层面,研究农户采用节约耕地型技术与节约劳动型技术是否存在差异及影响农户技术采用行为的因素.农户技术采用率调查表明.有60%以上的农户采用了机耕技术,只有23.5%的农户采用了高产品种.采用行为模型的定量分析表明,具有不同家庭特征、外部环境特征的农户基于技术自身特征差异会表现出不同的技术采用行为.具体表现为,同一变量对农户采用不同属性技术的影响各不相同.本村地形、耕地面积、技术作用认知、出行频率对节约耕地型技术和节约劳动型技术采用都有较为显著的影晌;户主年龄、专业技能、家庭人均收入、参加技术培训、借款难易对一种技术的采用影响显著,对另一种技术的采用则影响不显著.     

村庄组织化程度能抑制农地抛荒行为吗?

农地抛荒已经成为全球共同面对的治理难题,大量文献从经济增长路径、转型经济体经济运行特征的宏观维度以及农户决策情景的微观视角探讨农地抛荒的原因,却忽视村庄这一组织形态所起到的作用,以至于这类观点无法完全解释中国农地抛荒的变化趋势与特征。文章利用中山大学2017年发布的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 2017)数据库村庄层面的问卷调查数据,来揭示了当代中国村庄的组织化程度与农户抛荒行为之间的关联逻辑,从中把握中国农地抛荒演变的规律。实证结果表明:(1)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对抛荒有显著的抑制作用,村庄组织化程度每增加1%,农地抛荒的面积比重下降5.92%;(2)对于不同地形的村庄,村庄组织化程度的抑制作用存在异质性影响,对山区抛荒的抑制作用明显高于丘陵地带,对平原地区的抑制作用不显著;(3)组织化程度对抛荒行为的抑制作用在地区之间存在异质性影响,对中、西部地区农村有显著的抑制作用,对东部地区农地抛荒行为的抑制作用不明显;(4)进一步分析表明,村庄组织化程度对抛荒行为的影响,主要依赖于村庄正式组织强有力的约束,并且在提升农地流转效率上,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存在积极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是,提高农地集约化利用的程度,有效推进农地流转和实现乡村振兴,前提是提升村庄的组织化程度,尤其是提高村庄正式组织在经济活动、生产活动、政治活动以及社会治理中的组织化程度,强化村庄正式组织自我运转的能力;在提升村庄组织化程度的过程中,必须根据村庄禀赋特征因地制宜,不能搞政策一刀切。     

人力资本对农户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的影响研究——基于家庭整体视角

农户兼业行为演化的实质是由家庭成员个体就业行为决策和家庭集体劳动分工决策共同决定的,而人力资本通过影响非农就业对农户兼业决策具有内生作用,但这种作用机制既包括农民个体层面,更涉及农户整体层面。基于家庭整体视角分析了农户人力资本的理论特性,提出了农户人力资本对家庭兼业行为及其离农决策存在双重影响效应的研究假设,在此基础上,运用长三角地区1036户农户调研数据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劳动成员平均人力资本数量水平提升和成员间人力资本结构差距缩小,对提升农户非农化兼业程度以及增强其主动离农意愿具有积极意义,其中农户人力资本结构效应对农户离农决策更为显著;进一步比较发现,教育和迁移人力资本对长三角兼业农户的非农化发展和离农意愿具有显著促进作用,而受不同因素影响,健康和以非农工龄为衡量的技能人力资本的作用效应总体却并不明显。文章认为,要把促进兼业农户人力资本发展作为推动其非农兼业升级与离农决策的立足之本,在当前农地征用补偿政策思路上,要从单纯重视对失地农户短期"经济补偿",向扶持家庭成员人力资本投资以增强其长期非农就业发展之"能力补偿"转变,进而构筑可持续生计保障。     

政府干预农地流转:农户收入及资源配置效率

本文基于江苏省苏北地区灌云县和金湖县的农户调研,采用内生性处理回归模型考察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并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的角度解释农户收入变化的根源。研究结果表明,政府干预下土地流转对不同类型农户收入的影响效应有很大差异,农户土地转入后收入增加了161.2%,转出户收入并未显著增加;从农户资源配置角度考察,发现农户转入土地后农业生产效率显著提高,转出土地后农业生产率降低;农户土地转出后非农工作时间和工作报酬并未显著增加,表明转出户并未提高非农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同时,本文比较政府主导和农户自发两种类型农地流转对农户收入和资源配置效率的影响差异。结果发现,相对于自发土地流转的农户,政府主导下农户转入更大面积土地,并显著提高了单位面积土地生产效率和家庭收入水平;而政府干预土地转出不利于农户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及收入水平的提高。基于以上分析,本文认为政府干预降低了土地流转交易费用,有利于转入户扩大土地面积,实现规模经济效益,进而增加转入户收入;然而,政府干预下转出户资源配置面临较大约束,配置效率和收入都未能实现最大化。因此,政府在完善农地流转服务政策的同时,应当尊重农户土地流转意愿,使得农户土地流转符合家庭资源配置收入最大化目标。同时,要通过非农就业培训、发展非农经济,吸纳更多劳动力转移到非农业领域,进一步促进农村土地流转和规模经营,优化农村土地和劳动力资源配置效率,持续增加农民收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