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大气污染排放的实证研究——以广东省制造业为例

近年来,在广东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全省污染排放总量也呈上升趋势,环境保护压力越来越大.因此,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协调发展,需要理解产业特征、环境规制与污染排放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机理.本文使用广东省15个产业2000-2006年的数据对产业污染排放强度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污染排放强度与能源使用、物质资本密度和人力资本密度存在正相关关系.另一方面,污染排放强度与企业效率、企业规模和R&D支出呈正相关关系.污染排放强度与资本支出呈负相关,但统计上并不显著.此外,本文还考察了正式与非正式的环境规制对污染排放的影响.     

《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及其法典化“升级”

在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之际，对《环境保护法》实施现状进行系统评估具有重大意义。2014年修订《环境保护法》，确立其在生态环境保护领域立法中的综合法地位，宣示立法目的和基本原则，构建统一监管体制和多元共治机制，强化环境执法司法手段，在总结三十多年环境保护法治建设实践基础上体现了“美丽中国”建设新要求。八年来《环境保护法》整体实施成效显著，为生态文明建设和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奠定了良好法治基础。在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推进过程中，《环境保护法》立法目的得到有效贯彻，生态环境统一监管体制基本建立，公众参与生态环境治理取得积极成效，以《环境保护法》为龙头的生态环境保护法律体系日趋完善；以多措并举的生态环境执法机制为基础，行政执法措施收效明显，执法改革不断探索创新，《环境保护法》主要制度得到良好执行；随着环境司法专门化专业化体系基本建成，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推进顺利，传统诉讼制度有效发挥生态环境保护功能，《环境保护法》司法适用取得突破性进展。然而施行至今，面对新时代生态文明法治建设的新任务新要求，《环境保护法》存在立法理念、立法思路、法律制度相对滞后...     

中国工业环境规制强度的行业差异及收敛性研究

针对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差异性,本文运用收敛理论研究了行业环境规制强度的敛散性。传统上利用单位成本或产出的污染治理费用表示的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可能存在有偏性,本文基于单位污染排放的污染治理费用测算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利用Theil指数和收敛检验模型,分析了2001—2015年中国35个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收敛性质及收敛机制。研究发现:(1)一些行业的环境规制强度与其污染强度未表现出相应的强关联性。(2)中国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M"型变化趋势,污染行业与清洁行业之间的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呈现先发散后收敛的倒"U"型趋势。(3)泰尔指数及其分解还表明,污染行业内部的子行业间环境规制强度差异很大,且是造成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差异的最主要来源。(4)工业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存在较长时段的σ收敛和较短时长的俱乐部收敛的同时,还存在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即低规制行业向高规制行业看齐,不同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向各自的稳态水平靠近,此外,污染行业环境规制强度收敛速度慢于清洁行业。(5)企业规模成长和市场化水平提升有利于促进企业提高环境规制水平。(6)对收敛机制的进一步研究表明,出口学习效应和进口技术溢出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的提升效应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提高而扩大,即两者对行业环境规制强度变化具有提升效应,但无促进其收敛的作用。扩大企业规模、提升市场化和对外开放水平,有利于提升企业应对环境规制的能力,并为下一阶段实施更为合理有效的环境规制政策提供支撑。     

环境规制、要素禀赋与我国贸易模式的实证分析

当今的全球化趋势在导致贸易壁垒不断削减的同时,各国的环境规制却随之不断提升.本文使用世界银行的产业污染排放系统(IPPS)对我国制造业进行细分,运用显示性比较优势指数方法,把环境规制因素和要素禀赋因素同时引入到对贸易模式的分析.结果表明,贸易开放使我国的比较优势得以发挥,这表现为更多地专业化于清洁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因此,即使总的污染排放有所增加,但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会有所下降.但另一方面,贸易开放使外资的流入增加,而资本累积是影响污染排放强度的主要因素,这必将导致我国的制造业结构更多地转向污染产业.因此,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污染排放必呈上升态势.针对污染排放增加的原因,有效地利用产业政策和环境政策对实现资源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是相当重要的.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非政府组织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研究

非政府组织是公民社会建设的基本推动力量,由于组织目标公益性,非政府组织相对政府先天具有道义优势,但现有研究少有对其公益目标实现的定量研究。生态与环境保护是非政府组织的传统优势领域,该文在国内首次对非政府组织的区域环境规制水平影响开展了定量研究。利用系统广义矩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基于网络数据搜集、整理形成的分地区非政府组织数据库,对2002-2013年我国省际层面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对区域环境规制水平的影响进行了实证检验。研究证实:在省际之间,区域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空间正相关性,表现为相邻省份同高或同低;在省份内部,环境规制强度存在显著的时间惯性。还定量证实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改善区域的环境规制水平,非政府组织组织数量1%的增长在1%统计显著水平可以提升0.5%的环境规制强度。控制变量方面,以财政分权度衡量的地方政府经济发展意愿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以进出口总额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衡量的区域开放度则会显著提升区域环境规制水平,"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缺乏事实依据,参与国际贸易会显著降低中国的环境污染;单位产出能耗会显著降低区域环境规制水平,且弹性系数大于2。该研究结论是稳健的,不同定义关键变量的回归结果方向一致。该研究从经验上证实非政府组织的发育确实推动了区域环境规制的进步。     

环境友好行为、信息公开与庇古税研究

在信息传播迅速的现代社会,环境友好行为日益成为环境规制的重要考量因素,环境友好行为更将借助信息公开这一新型环境规制手段而发挥更大的作用。为了实现节能减排与低碳经济发展,当环境友好行为渗透于排污费等常规的环境规制工具的实际应用中,环境规制政策应当精心设计。当涉及环境友好行为时,庇古税有何不同?在包括外部性的古诺模型分析框架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得到结论:①消费者对污染排放的反应越强烈,污染排放量越小;②给定环境友好行为,次优排污费在竞争性条件下等于污染边际损害,垄断条件下小于污染边际损害;③市场结构、污染治理成本不变时,环境友好行为是造成排污费小于污染边际损害的一个因素。     

中国城市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效应

基于2005～2015年中国城市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的面板数据,利用面板灰色关联、空间计量和中介效应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时空关联影响、直接效应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环境规制与PM2.5污染具有显著为负的时空关联性,其时序关联强度均值为负,呈"W"型波动变化,且空间关联强度负值城市占比较高.(2)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抑制作用,而邻近城市环境规制的溢出效应并未发挥促降本地PM2.5污染的积极作用.(3)环境规制促降PM2.5污染的重要中介变量分别是工业生态效率和技术水平,环境规制通过提升工业生态效率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达55.69％,而通过提高技术水平降低PM2.5污染的间接效应占比为4.85％.(4)环境规制对PM2.5污染的影响呈现空间异质性,其并不能有效降低东部、中部和东北地区城市的PM2.5污染,而对西部城市PM2.5污染起到明显的改善作用.     

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策略的演化博弈分析

我国的环境规制政策由地方政府负责执行,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环境质量状况。由于区域环境污染具有跨界性,在环境规制的执行过程中,地方政府之间存在博弈关系。根据地方政府间环境规制博弈呈现出的长期性和动态性,基于演化博弈理论探讨了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演化过程。建立了地方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演化博弈模型,分别研究了未引入约束机制和约束机制下的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及其影响因素,根据复制动态方程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行为演化规律和演化稳定策略。研究结果表明,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策略不会受到政府间外部效应的影响,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成本、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不执行环境规制行为的处罚力度、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地方政府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削减量以及不执行环境规制的污染排放增加量,是影响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决策的重要因素。在未引入约束机制的情况下,地方政府会通过权衡环境规制收益和环境规制成本进行策略选择,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正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增加;当环境规制净收益为负时,选择执行环境规制的地方政府数量会逐渐降低。缺乏约束的地方政府很可能陷入环境规制决策的"囚徒困境"。而约束机制的引入可以引导地方政府的环境规制决策向"帕累托改进"的方向演化,通过降低环境规制成本、加大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处罚力度以及提高政绩考核体系中环境质量指标的权重系数,可以促进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的高效执行。     

环境规制对区域技术创新影响的门槛效应

实现环境规制和经济增长之间"双赢"的关键在于环境规制能否促进企业技术创新。本文在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构建了数理模型,并基于区域异质性假定检验了我国环境规制与技术创新的非线性关系并确定了环境规制的最优规制水平。研究表明:环境规制强度与技术创新是非线性的。在强度维度上,环境规制强度和企业技术创新之间符合"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由弱变强,对企业技术创新产生先降低后提高的影响。环境规制的创新效应还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变量。经济发展水平则存在双门槛,经济发展水平跨越的门槛值越高,环境规制对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越显著。本文政策涵义明显:政府切忌走入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误区,应根据各区域现实特点,有针对性地制定差异化的环境规制强度和标准,并注重滚动修订,及时调整至最优水平。     

环境规制与我国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基于国际垂直专业化视角的实证

在中国企业参与国际垂直专业化分工的过程中,存在污染工序的转移问题,但鲜见有学者基于这一新型国际分工背景探讨环境规制会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带来何种影响。为了对此进行研究,本文利用SBM模型测算了中国2002-2010年27个制造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并以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国际垂直专业化过程中加强环境规制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最后考察了环境规制影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行业差异性。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强度与制造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整体上符合"U"型关系,即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将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先削弱后提升的影响;②环境规制强度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在清洁型部门与污染密集型部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因此,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灵活多样的环境规制形式,不仅有利于保护环境,而且利于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制造企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     

企业环境寻求、污染密集型生产区际转移与环境监管

在当前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政策背景下,产业有序转移必须以有利于或者加强环境保护为基本目标。环境规制差异造成了不同经济地域之间污染密集型生产的比较优势调整,强化了高污染产业进行生产区位选择的动机,以规避来自政府的环境监管。环境治理成本的不同是高污染企业区际转移的重要驱动因素,企业环境寻求策略推动了污染密集型生产由环境规制强度高的地区向环境规制松弛地区的转移。企业污染密集型生产的区际转移受到环境要素产品生产比较优势的明显影响,这些环境要素产品与区际环境规制差异、企业市场内部化战略以及污染密集型产品的生命周期密切关联。借鉴一般均衡分析框架,可以明晰企业环境寻求策略下污染密集型生产转移的内在机制。一方面,环境成本差异决定了非环境友好产品生产转移的意愿,高强度的环境规制使得企业生产的边际环境治理成本和平均环境治理成本提高,污染密集型生产外迁的动力加强,生产效率高的企业对环境规制强度更加敏感。污染密集型生产承接地提高环境规制强度能形成对环境负面影响的有力对冲,遏制环境恶化趋势。另一方面,合理的区际环境政策差异能在产业有序转移中发挥重要作用。合理设定区际环境规制级差与碳信征信系统建设,加强分类监管与行业节能减排,建立拟承接生产项目的效率筛选机制,提高区域市场开放程度、降低产业优惠政策所形成隐性市场保护等环境监管手段是保证欠发达地区通过产业承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所在。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进展及未来展望

环境规制工具的选择决定了生态环境保护的成效,环境规制研究也是当前资源环境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根据政府赋予被规制对象自由裁量权空间从小到大,可以将规制工具分为纯粹政府规制、元规制、自我规制、无约束的自由四种类型。既有研究对传统的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相比而言,对元规制和自我规制等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的关注相对较少。已有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主要从俱乐部物品理论、制度主义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等视角出发,探讨自愿型环境规制的供给和需求问题。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作为一种俱乐部物品,实践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在于如何克服企业的“搭便车”行为。现有的实证研究分别将自愿型环境规制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分别探究①自愿型环境规制对企业环境绩效和经济创新绩效的影响,以及②企业参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内外部动因。对比国内外文献我们发现,目前基于中国的社会经济背景下的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非常欠缺,这主要是因为中国在环境规制领域具有长期使用纯粹政府规制工具的传统,自愿型环境规制的实践较为欠缺,目前在中国实践较为广泛的自愿型环境规制工具仅有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以及化工行业的“责任关怀”体系。最后,本文基于现有对于中国自愿型环境规制研究的不足,展望了未来研究可能的方向。我们认为既有对于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更多关注对企业绩效的因果效应,而对其如何影响企业绩效的因果机制识别不足;此外,现有文献很少将中国特色的政治、经济、社会因素纳入自愿型环境规制的研究领域,未来的研究应当多从这两个方面着手深入。     

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以1998-2012年的省际面板数据为样本,研究了环境规制对工业企业RD投入的影响。结果表明,我国环境规制对RD投入影响显著,以工业污染治理投资完成额和工业废气排放密度表示的环境规制强度增加有助于促进企业增加RD投入;同时,RD投入呈现明显的区域效应。     

环境规制、FDI集聚与长江经济带用水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推动长江经济带绿色高质量发展,应严格控制水资源耗费总量及强度,提升用水效率与降低水污染排放,并加强跨域水资源优化配置与水污染协同治理。本文以长江经济带11省市为研究对象,以GDP与废水排放量分别作为合意产出与非合意产出,采用SE-SBM模型对2005—2017年长江经济带的省际用水效率进行测度,重点考察用水效率、环境规制、FDI集聚、二者交叉项的空间相关性,并采用空间与时间双固定的SDM模型,检验省际用水效率及环境规制、FDI集聚等驱动因素的空间溢出效应。用水效率结果显示,经济带用水效率整体上呈现先下降后上升U型趋势,但中西部一些省份用水效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省际用水效率呈现东西中部各省市阶梯下降,且整体上呈现先趋同后不断扩大的趋势,仅中部省份用水效率呈现趋同趋势。空间溢出检验显示,用水效率与环境规制、用水效率与FDI集聚在大多数年份呈现显著空间相关性;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工业化存在显著的负向效应,城镇化、技术创新、地区发展水平存在显著正效应;环境规制、环境规制与FDI集聚的交叉项、城镇化、工业化、外贸依存度正向溢出显著,技术创新负向溢出效应显著。应严格控制水资源消耗与水污染排放,制定科学合理且标准统一的环境规制,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与产业转型升级,引导FDI合理集聚与技术溢出,严格限制各省区逐底竞争与以邻为壑,规范长江经济带产业梯度转移。     

绿色悖论抑或倒逼减排——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

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针对可能发生的绿色悖论与倒逼减排两种结果进行理论阐释,认为环境规制不仅会对碳排放产生直接影响,而且会通过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四条传导渠道间接影响碳排放。在此基础上,本文利用2000-2011年中国省级面板数据,采用两步GMM法实证分析了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影响的双重效应。具体而言,通过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考察环境规制与碳排放之间非线性的直接关系,并且构造环境规制与能源消费结构、产业结构、技术创新和FDI的交叉项探求环境规制影响碳排放的间接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环境规制对碳排放的直接影响轨迹呈倒U型曲线,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由弱变强,影响效应由"绿色悖论"效应转变为"倒逼减排"效应。就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言,现阶段环境规制有效遏制碳排放,达到预期效果。无论是否具有环境规制约束,能源消费结构均是显著增加碳排放的重要诱因,蕴含环境规制尚未低碳化能源消费结构。环境规制倒逼产业结构高级化和刺激技术创新,扭转了产业结构和技术创新对碳排放的作用方向。令人遗憾的是,环境规制同时抑制了FDI的环境溢出效应和资本累积效应以及削弱本国企业的技术吸收能力,致使FDI表现为"污染避难所"效应。因此,政府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下降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改革能源价格、提高环保技术以及优化FDI的引资和用资策略,从而充分发挥环境规制的碳减排效应。     

政府环境规制内生性的再检验

政府作为环境规制的主体,致力于环境保护与经济增长相互协调。将环境规制作为内生变量还是外生变量不仅决定了计量方法的选择,甚至会呈现出完全不同的理论影响机制和实际规制效果。本文采用联立方程组模型,基于2006—2014年中国287个地级城市非平衡面板数据,以废水各项指标为例,分别选择城市废水排放总量、单位工业产值的废水排放量与工业污水集中处理率作为环境规制指标,考察了中国政府环境规制的内生性问题。实证结果表明,不同规制指标均具有显著内生性,且不同指标呈现不同的内生影响机制。总量排放规制指标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线性正相关,而单位工业产值污染排放规制与经济发展水平呈现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原因在于,就城市层面而言,单纯的总量约束仍与经济发展紧密相关,企业更有可能选择迁移或改变对生产要素的选择;而对单位产值排放和集中处理率的约束则是直接指向企业的技术改进。环境规制的内生性及不同的影响机制为城市优化环境规制策略提供了思路。为实现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必须注重规制措施的传导机制并加强经济和环境政策的相互配合,不同城市应根据自身发展情况在总量污染与单位产值污染规制间做出选择。已跨越拐点的东部发达城市,其经济产出的增加不再单纯依靠高排放,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应该着重控制总量污染;未跨越拐点的中西部城市和资源型城市仍处于工业化进程中,经济产出增加依靠各种要素的投入,应该着力于尽可能降低单位产出的污染排放,提高生产的绿色化程度。     

基于空间替代的环境规制产业结构效应研究

由于具有很强的外部效应,区域性是环境问题的主要特征之一。一个大的经济体内部差别化的环境保护政策容易导致环境敏感型产业在地区间的迁移,这一过程将引致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变迁。相对发达地区实行更加积极的环境保护措施,在产业的选择上限制污染型产业的发展,这势必将对原有污染型产业产生影响,加大环境保护投资、转行或者外迁是该区域内企业可能的选择。在环境政策不够严厉,产业的选择更为多样的地区,宽松的环境政策甚至是地方政府招商引资的一个优惠条件,则污染型产业是其发展的可能选择。本文通过对2003—2012年中西部19个省份11个污染型制造业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例结构的变迁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环境规制有非常明显的产业结构空间效应,存在对污染型制造业西迁的促进作用。区域差别性的环境政策确实突出了中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使得环境污染密集型产业向西迁徙,实现了污染产业从中国东部向西部的空间替代。从空间的整体上看,也更有助于全面认识中国的产业升级现象。如果为了缩小地区发展差距,通过环保规制差异促进中西部地区的发展,而不是严格按照功能区进行分类环境保护和要素的自由流动,在这一过程中反映出来的产业结构变迁也是不健康的,东部地区的产业升级中的要素替代作用,尤其是技术进步的作用,无疑就会被夸大。看似中西部地区可能重新步入先发展后治理的老路,受到污染损害的仅是国家的另一片地区,但是由于中西部地区属于环境脆弱区和重要的水源上游,最终受伤害的将会是我们整个国家。     

内生的环境规制:“污染天堂假说”在中国的再检验

"污染天堂假说"认为,环境规制的变化会导致污染密集型产业从环境规制较严的国家转移到环境规制较松的国家。"污染天堂假说"虽然存在理论上的合理性,但在经验分析中却无法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究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环境规制变量本身的内生性会干扰检验结果的稳健性;二是经验分析中往往忽略了"要素禀赋"因素对外商直接投资流入的影响。因此,引入"要素禀赋"作为解释变量,同时考虑环境规制的内生性,本文重点从行业角度对"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是否成立进行再检验。本文选取2001-2008年我国36个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进行估计,并利用工具变量法克服环境规制变量的内生性。经验分析的结果表明:在将环境规制视为严格外生变量时,"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不成立,影响外商直接投资流入我国的主要决定因素是我国较低的资本劳动比;而一旦将环境规制视为内生变量,则实证分析的结果表明"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也是成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