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炭资源税调整测算模型及其效应研究

煤炭资源税调整是实现节能减排、推动低碳经济重要的价格调控手段,全球金融危机与我国经济回暖给煤炭资源税调整提供了有利时机.本文基于我国实际情况构建了中国能源CGE模型,测算了从价征收不同煤炭资源税税率的影响效应,结果表明:随着煤炭资源税税率的逐步提升,煤炭需求量减少幅度大干GDP减少幅度,能有效降低单位GDP煤耗.并且对CPI的影响较小.从行业影响来看,价格受影响最大的是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燃气生产和供应业;产出受影响最大的行业依次是燃气生产和供应业,电力、热力的生产和供应业,金属冶炼及压延加工业,化学工业四个行业.受影响较大的行业均是节能减排重点行业.建议政府应将目前的资源税费合并,成为资源税从价计征,提高税率,并对资源税实施专款专用,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并根据测算结果提出煤炭资源税调整与补贴投资相结合的政策建议.     

中国天然气价格管制的碳排放及经济影响——基于非完全竞争CGE模型的模拟研究

中国天然气产业的最大特点是垄断程度较强,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各个环节均存在价格管制。鉴于此,本文通过构建CGE模型以期全面量化分析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产生的影响,从而为政府制定决策提供可供借鉴的依据。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文构建的静态CGE模型,不仅刻画了天然气产业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还刻画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的价格管制行为。运用该模型,本文分别从消费侧以及供应侧的角度模拟了政府对天然气产业价格管制政策变动对我国碳排放及经济的影响,并且从经济结构以及能源消费结构的角度进一步分析了天然气价格管制政策变动的二氧化碳排放机制。模拟结果表明:1消费侧价格管制。提高天然气价格能够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以及能源消费结构调整降低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进而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缩小导致天然气产业的超额利润率有所下降。提高天然气价格提高了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降低了实际GDP以及居民福利水平。降低天然气价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传导机制以及经济影响与提高天然气价格产生的影响类似,但是作用效果基本上相反。2供应侧价格管制。取消天然气供应侧价格管制能够通过优化要素配置促进实际GDP的增长、居民福利水平的改善并且降低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在收入效应的作用下不仅提高了经济主体对天然气的消费还提高了对能源总量的消费,从而增加了二氧化碳排放,同时由于天然气市场规模的扩大促进了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的增长。因此,应该逐渐建立完善的天然气价格管理体制,确保天然气资源的有效利用;对天然气产业超额利润率进行管控,避免产生较大的负面收入分配效应;逐步取消天然气供应侧的价格管制,打破行政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机制,推动天然气产业的市场化进程。     

基于CGE模型的可再生能源绿证交易机制模拟及其经济影响

绿证交易机制是中国推动能源结构和电力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经济手段。该研究构建了具有电力部门细分特征的中国“能源-环境-经济”递推动态CGE模型，模拟了在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框架下实行强制性绿证交易的经济影响。研究发现：强制性绿证交易能够替代电价补贴政策促进新能源电力行业的发展，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有限，2030年相比基准情景最高仅可削减3.804%的全国碳排放总量。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保障机制的约束目标将对绿证交易机制的运行效果产生直接影响，有针对性地提高风电消纳目标，可以有效促进风电行业发展，但存在扭曲绿证交易市场、降低资源配置效率的风险。提高新能源电力的消纳责任权重需要以牺牲一定的经济发展为代价，但整体来看模拟期内对经济造成的负面冲击幅度较小，各类政策情景下实际GDP下降率不超过0.8%。在保证绿证真实绿色属性的前提下，具有较高灵活性的代理模式绿证交易可以缓解风、光电力消纳目标对用电行业生产成本和GDP造成的压力，更具成本有效性。扩大绿证交易市场行业覆盖范围能够激发绿证交易市场活力，进一步缓解强制性新能源电力消纳目标对经济发展造成的不利影响，但所能实现的碳减排效果也相对较弱。基...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SO_(2)和NO_(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SO_(2)和NO_(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困境分析与合作路径

本文主要是为中欧可再生能源电力安全合作路径提供相关的政策建议。通过中欧双方可再生能源政策的相互比较,得到以下结论:1中国能源密度下跌的原因是节能减排政策的实施使用,不断提高能源效率和减排将是未来中国政府的核心任务;2把新能源外交与能源节约联系在一起,与欧盟之间加强中欧新能源合作,抓住机会引进新能源技术、设备和成果,以加强我们在新能源领域的竞争力;3建立战略目标和政策协调机制,以促进新能源外交政策的梳理,协同推进新能源外交战略目标的发展;4探索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新机制,减少现有的国际机构或政府新成立的多边集团对短期商品价格冲击的影响,缓解短期的商品供应缺口和价格冲击;5在维护能源安全上,中欧双方有着共同的利益,也面临共同挑战。与欧盟在能源技术、能效管理、标准、法规、能源市场和监管等方面合作,推动中国节能和增效,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实现能源生产和利用方式变革等都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协整和脉冲响应的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动态关系测算研究

近年来，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能源供需矛盾突出的严峻形势下，中央“十一五”规划提出了能耗降低20％的任务目标。为了探明在节能政策条件下我国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动态演进关系，本文采用协整模型检验了1980—2005年中国能源与经济增长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构建了能源生产和消费与GDP的误差修正模型，并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测算了能源与经济增长在外部因素冲击下的动态响应态势。研究结果表明，我国能源总量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协整关系，短期内经济的快速增长必然带动能源消费的急剧增加，而能源消费量的上升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却不显著；在近期节能政策的冲击下，能源生产和消费的响应有2-3年的滞后期，并呈现出正弦波的形态。为了达到20％降耗目标，政府需控制经济的增长速度，并同时加大力度保证节能政策的贯彻实施。     

科技支撑 科学发展——在2009中国国际节能减排与新能源科技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全球气候变化、能源资源紧缺、生态环境恶化是当今人类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施控污减排,有效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世界各国应对气候变化、保障能源安全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共同任务.中国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大国,同时又是一个出口大国,面临着经济发展、资源短缺、生态环境保护的多重压力.大力开展节能减排,积极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是实现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     

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的灰色关联分析

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问题是能源经济学的研究核心之一。目前中国经济正处于高速增长时期,工业经济高能耗的粗放增长方式必然导致能源短缺。这种能源短缺反过来又会制约经济的增长。因此分析能源消费和工业经济增长的关系并进而正确处理这种关系。对于中国乃至各区域的可持续发展都非常重要。本文运用灰色相对关联度方法．利用山东省1998-2006年能源消费数据。从能源消费总量与能源利用效率两方面分析了山东省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度。研究表明：能源消费与工业经济增长之间有着显着的正相关关系。但是比较而言．能源消费总量与工业GDP的关联度要大于能源利用效率与工业GDP的关联度，体现了目前工业经济仍然是粗放式增长模式，能源消费总量仍然是影响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能源对外依赖性较大,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又面临较多挑战。国内能源开发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晚,能源战略储备不完善等问题也很突出。本文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消费最优化模型,并综合考虑本国能源与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之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这两个关键的替代关系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影响,得出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优跨期消费路径。当前能源消费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日益增大的"能源缺口",都源于实际能源消费量严重偏离了这一"最优路径"所规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为了有效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能源缺口",中国能源消费应严格按照此最优跨期消费路径进行,同时尽可能地增加能源进口、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江苏省能源可持续发展模式初探

针对目前江苏省能源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以保障江苏能源综合供需平衡和实现能源 经济 环境协调发展为目标，以调整能源结构、优化能源供给体系、提高能源转化效率和清洁性为立足点，以充分利用省内不同区位的能源发展优势为主线，因地制宜地提炼出江苏省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模式，包括自有资源优化开发模式和外部资源导入开发模式两大类型。其中，自有资源优化开发模式又可分为徐州煤炭工业综合体、苏北石油工业基地和沿海滩涂型可再生能源基地3种子模式；外部资源导入开发模式可分为沿江电力生产基地、苏南电力负荷中心和沿海临港型能源基地3种子模式。各种模式协同发展，有利于增强江苏省的能源可持续发展能力.     

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协同减排效应

随着全国统一碳市场的启动，其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在促进电力行业碳减排上的协同效应值得关注。传统观点认为碳交易政策下碳排放总量被固定，总量控制下的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将不再发挥额外减排作用，甚至会引致碳市场配额过量，扭曲碳市场价格。为此，该研究面向全国碳市场建立一般均衡分析框架，考察电力行业可再生能源补贴与全国碳市场并行的减排效果及其政策协同路径。研究发现：(1)针对电力行业的全国碳市场与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均会带来全行业二氧化碳减排，总量控制力度越大或补贴力度越大，减排效果越明显。(2)仅覆盖电力行业的碳市场会产生“碳泄漏”效应，导致非电力行业碳排放量上升，在此基础上继续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或会借助行业间生产要素转移缓解“碳泄漏”，抑或会通过绿化电力生产结构催生碳市场配额过量。(3)二者叠合时，补贴资金来源为居民一次性税收（居民收入税）时的减排效果要优于资金来源为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税（电力消费税）时的减排效果，且要警惕后者“越界损害”。(4)可再生能源补贴政策会导致碳交易价格下降，采用固定上网电价补贴要优于浮动上网溢价补贴，需梯次提升总量约束力度可有效抑制碳交易价格下跌。随着碳市场的扩容和完...     

市场交易补偿可再生能源的正外部性研究

探索以绿色电力证书交易为载体的配额制政策(RPS),有利于通过市场化手段来补偿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环境及社会正外部收益,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当前可再生能源发展所面临的消纳不足问题。考虑由消费端承担配额义务并引入二次惩罚函数,构建包含电力生产端、消费端在内的序贯博弈模型。结合实际设置参数,分析影响政策效果的因素和作用机理。结果表明:①RPS政策下,当配额力度加大时,绿色电力证书的价格呈现先增后减的特征;②罚金一定时的社会福利函数关于配额的增加呈倒"U"型分布;③配额和罚金均过低、均过高都不利于证书交易行为的实现。可再生能源与化石能源发电成本差距越大,对应的最优配额越小。因此,要将配额、罚金和成本差距结合起来考虑,确保中国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在"看不见的手"的市场机制下达到社会福利最优水平。最后,运用数值模拟的方法对配额制和固定上网电价政策(FIT)的规制效果进行比较,发现:①RPS政策的最优规制价格低于其在FIT政策下的值;②配额水平偏低时,FIT政策的社会福利水平高于RPS政策,反之则反。因此,在可再生能源电力产业发展的初级阶段,FIT政策相对较优;在市场规模较大和技术较成熟阶段,RPS政策相对较优。中国在推进配额制的实施过程中,可将两种政策结合起来,在一部分省份或地区继续保留FIT政策,而在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较为成熟的省份或地区作为试点率先实行RPS政策。     

中国电力碳排放动态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电力碳排放占中国碳排放总量比重较大,因此研究电力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并制定针对性减排政策对中国节能减排有重要意义。基于我国1991-2012年电力相关数据,分析了电力碳排放的动态特征,发现电力消费及其碳排放与GDP同步变化,中国电力生产的能源转换效率在提高,电力碳排放主要来源于煤炭的使用;运用对数平均迪氏指数分解方法,不仅考虑电力生产过程,而且考虑电力输配环节和电力终端消费活动对碳排放的影响,从而把中国电力碳排放增长分解为排放因子、能源结构、电力结构、转换效率、输配损耗、经济规模、人口规模、产业结构、电力强度、生活消费等10个影响因素。分解结果表明,经济规模是促使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大因素,意味着中国电力碳排放与经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以工业为主的产业结构使得电力消费增加,驱动了电力碳排放增长;生活消费也是电力碳排放增加的重要影响因素;人口规模、输配损耗、能源结构、电力结构、排放因子等因素也是正向效应,但影响程度较小;产业部门电力强度下降和能源转换效率提高是抑制电力碳排放增长的最重要因素;电力结构也抑制了电力碳排放增长,但影响程度较小。基于以上结论,中国需要从电力生产、输配、消费等环节入手控制电力碳排放。     

国际大米价格互动性与中国粮食安全研究

开放经济条件下"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粮食安全目标受国际贸易影响愈加明显,作为口粮之一的大米价格剧烈变动成为影响我国粮食安全的重要因素。本文运用Johansen协整检验与持久-短暂模型(P-T模型)对大米主产国中国、美国、泰国三国大米市场高中低三级大米价格变化的共有因子进行了分析,探索价格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对粮食安全的作用机制。结果表明,国际大米价格间的互动性对我国粮食安全冲击较大,表现为国际大米价格波动显著影响我国的大米价格,其中,中低端大米市场受到的冲击最大,而我国大米价格对国际高端大米价格的影响较为有限。相比之下,泰国大米市场受国际大米价格波动的影响较小,对国际大米价格的影响最大;美国大米市场受到国际米价波动的影响也不显著,受非价格因素的影响较大。因此,合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保障我国粮食安全要立足国内,充分应用进口配额调控机制并借鉴粮食强国的生产加工和期货市场经验,不断增强我国大米的国际竞争力。     

基于CGE模型的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路径评估

电力部门能源消费和碳排放约占全社会总量的30%～40%,电力部门低碳转型受气候环境政策驱动,也面临供应安全保障、成本效益、环境容量制约而呈现不同的发展路径。粤港澳大湾区一次能源对外依存度83%,电力供应对外依存度48%。作为对标未来国际三大湾区的国家战略,理应在电力低碳转型方面先行先试。该研究基于珠三角九市和香港澳门能源平衡表及投入产出表构建粤港澳大湾区动态CGE模型,通过研判外部一次能源供应形势及考虑不同电力消耗能源的局限情况,按照不同组合的电源结构,设计基准情景、天然气电力情景、非化石电力情景及零煤电情景。在设定粤港澳大湾区本地供电总量相同的条件下,预测到2035年湾区发电技术结构不同的转型路径下电力部门能源效率、投资回报、外购电力需求的变化及对其他产业部门的影响。在微观和宏观经济系统两个层面分析了粤港澳大湾区电力实施低碳转型对一次能源结构、碳排放和宏观GDP的影响。结果显示三种面向2035年的电力低碳转型路径下,天然气电力情景转型效益最好,投资回报率为77%。非化石电力情景的度电能耗下降效果最好。零煤电情景电力部门的碳减排贡献最大,能源强度下降40%。三种电力低碳转型情景比基准情景有效降低碳排放,且电力转型可带动电力部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增加值及宏观GDP的增长,实现低碳转型的同时促进经济绿色发展。在平衡能源、经济、环境三个维度指标的情况下,提出动态电力系统转型筛选机制,分阶段、分步骤多情景组合路径实施电力低碳转型,为粤港澳大湾区电力低碳转型的政策制定提供量化决策参考。     

引入碳价格后中国出口贸易成本的变化

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手段多种多样,市场机制手段是目前应用广泛的政策工具之一。国际碳交易的实践尤其是欧盟ETS的运行效果显示,电力及一些能源加工转换行业通常会因为承担了碳交易的成本,而会导致其下游产品价格的发生变动,一般表现在下游电力价格的增加,因此会使得其他行业的生产成本受电力价格的上涨而增加。因此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成本产生一定的影响,而我国目前以出口贸易为导向的经济现状,势必使得碳价格影响到出口贸易的产品成本上。本文主要利用我国2005年和2007年的投入产出表,测算我国出口贸易产品能源成本的变化。结果显示我国出口产品的能源成本占每年出口额比重约为13%,若扣除掉消耗进口中间产品的因素,仅仅考虑国内中间投入产品的能源成本,则出口产品中的能源成本比重下降至9%-10%左右,其中电力的成本约占整个能源成本的60%以上,若由于碳价格机制的引入导致电力成本上涨50%,则使得我国出口能源成本的至少上涨一半以上,这将大幅度降低我国出口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我国出口贸易的主要部门一方面需要不断加强技术研发投入,提升其生产技术水平,降低能源成本的比重,提高单位产品的能源效率;另一方面由于我国外贸存在较大的顺差,也要不断调整出口产品的结构,配合国内产业政策的调整,降低能源成本较高产品的出口,优化出口产品的结构,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整个贸易政策调整优先向竞争力导向转变。     

基于CGE模型的环境灾害经济影响评估——以湖南雪灾为例

环境灾害(比如,气象灾害、荒漠化等)不仅仅造成直接损失(比如,厂房、设备破坏和粮食欠收等),而且会导致经济系统产业链中断,进而影响到区域经济的正常运行。本文以2008年南方雨雪冰冻灾害为例,基于CGE模型,评估交通中断对湖南省的间接经济影响。为刻画灾害冲击,CGE模型的改进包括:为反映灾害的区域性,将全国CGE模型降尺度为区域模型;为反映灾后应急情景,选择资本市场宏观闭合规则为资本在部门之间不流动;为反映货物周转量变化,在生产模块增加效率参数;为反映旅客周转量变化,选择劳动力宏观闭合规则为新古典闭合。研究表明:①对于重大环境灾害,间接经济损失甚至比直接损失大;②2008年雪灾引起的湖南省交通瘫痪,造成的间接经济损失为50.4亿元(以增加值表示),约占湖南省前两个月GDP的3%;③值得注意,由于产业之间相互关联,简单叠加各产业单独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往往夸大整个行业同时破坏造成的经济损失。     

中国碳排放、清洁能源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利用中国1985-2013年的时间序列数据,选取清洁能源、碳排放和经济增长3个变量,建立了相应的VAR(3)模型,检验了这3个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运用广义脉冲响应函数分析了变量间的动态响应关系。我国经济增长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起初增加幅度大,后期增长幅度小,导致环境质量的降低。而我国清洁能源受外部某一正向冲击后,起初会导致碳排放的增加,后期会减少碳排放,从而改善环境质量。因此,把握住清洁能源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积极推进绿色GDP的发展,可以有效降低碳排放。     

煤炭价格波动对中国制造业影响的一般均衡分析

运用中国2012年投入产出表,基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量化研究了煤炭价格波动对制造业各部门实际产出和成本的影响以及煤炭价格波动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煤炭价格波动与制造业各部门实际产出的变动呈负相关,与成本的变动呈正相关;相同煤炭价格冲击下,化学工业的实际产出变动幅度最大,而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的成本变动幅度最大;煤炭价格上涨对GDP和出口的冲击为负,对就业、CPI和进口的影响为正,煤炭价格下降的效应与之相反;各部门实际产出、成本和宏观变量的变动幅度随煤炭价格波动幅度的增大而增大;相同冲击下存在煤炭价格波动的非对称性,煤炭价格下降的实际产出效应、成本效应和宏观经济效应更显著。最后提出要充分发挥市场倒逼机制下的政府调控作用,循序渐进地推行反映能源稀缺和环境成本的价格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