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人民幸福生活是“国之大者”,提升农民幸福感是中国推动乡村振兴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路径和重要议题。有别于以往多数分析客观存在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影响的研究,该研究使用2018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CLDS)数据,实证分析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并进一步讨论其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①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显著降低了农民幸福感。其中相比空气污染和噪音污染,主观感知的土壤污染和水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较为严重。在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逆向概率加权法和逆向概率加权回归调整法纠正选择性偏误,工具变量法控制潜在的内生性偏误后,该基准结果仍然稳健。②异质性估计结果表明,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高学历、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农民幸福感的负向影响更加显著。③进一步的机制分析结果表明,农民身体健康、农民心理健康和农民务农时间在主观感知的环境污染对农民幸福感的影响中存在显著的中介效应,其中农民身体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9.1%,农民心理健康中介效应占比为11.7%,农民务农时间中介效应占比为5.4%。基于研究结论提出:继续加大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着重整治农村土壤污染和水污染,进一步扩大生态环境治理对农民幸福感的提升效果;关注中西部地区、低收入群体的农村环境污染治理,缩小中西部地区和低收入群体农民由于环境污染而导致的“幸福差距”。     

空气污染、空间外溢与公共健康——以中国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为例

空气污染对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引起了人们高度的关注。但大多数学者研究从样本的独立性出发且不考虑内生性问题,忽视区域之间空间相关性,所得结论和政策建议需谨慎对待。为了弥补上述不足,本文基于Grossman中国宏观健康生产函数,选取2001—2014年中国广东省珠江三角洲9个城市作为样本,选择以PM_(10)和PM_(2.5)作为空气污染的代理指标,在充分考虑空间效应和严格假设检验的基础上选择合适的空间计量经济学模型,对此进行实证研究。主要研究结果显示:空气污染对居民的公共健康带来了负面影响,即PM_(10)和PM_(2.5)每增加1%,导致哮喘疾病和内科门诊等疾病人数不断上升,且影响都比较大,尤其是对哮喘疾病的影响分别为0.2236%和0.2272%。经济增长对公共健康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影响最大;其它财政医疗支出、卫生技术人员和人口密度等要素对居民公共健康的影响较小。由于空气污染的负外部性,研究还发现,区域之间空气污染的"溢出效应"对领域居民公共健康存在显著的影响,说明忽视空间自相关性的存在,会使得空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估计产生偏差。从长期看,空气污染对本地居民公共健康的直接效应都显著为正,PM_(2.5)间接效应显著为负,但PM_(10)间接效应并不显著。因此,各级政府除了在源头上治理污染物的排放,提高公共健康水平外,还应该打破各自为阵的行政垄断,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实现跨区域环保合作,共同治理和制定公共卫生政策等。这对区域之间协同减排和保护居民公共健康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主观满意度?——基于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而空气污染治理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的最具显示性的领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衡量。现有研究缺乏从多个视角定量分析空气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匹配空气质量客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质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环境质量评价、个人生活评价、政府行政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表明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可以反映空气质量的客观情况;②空气污染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表明空气质量是影响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③空气污染是影响居民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因素,表明空气质量治理作为"看得见"的治理,其治理水平极大地影响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④个体针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判断不仅取决于短期内状况,一段时期内的平均空气质量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强;⑤个体的各类主观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对满意度指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具有信息价值,政府治理绩效的客观提升会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能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感。其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是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公众对于发展治理的主观评价,并且通过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而且有助于打造责任型、回应型政府形象。     

城乡差距对城乡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实证研究

本文使用2008年全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2008)数据对城乡差距与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关系进行研究。通过使用Ordered Logit模型研究发现在控制了被调查者的微观个体特征和宏观社会经济因素后,城乡差距对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影响的方向不同。减小城乡差距提高了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但是却降低了城镇居民的幸福感。此外,通过采用衡量城乡差距的不同指标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当农村居民完全融入到城镇生活之后,能够在保证城镇居民幸福感的同时提高农村居民幸福感,最大限度的实现社会整体幸福。     

城市规模、公共服务满意度与居民主观幸福感——以武汉城市圈为例

基于实地调查问卷,通过描述性统计分析、比较不同地区调查结果如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分析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不同规模城市居民主观幸福感差异及公共服务满意度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结果表明,小城市居民总体主观幸福感及社会信心、收入满意度、家庭气氛得分最高;公共服务满意度会显著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因此,小规模城市是城镇化路径选择,加强基本公共服务建设可增强居民主观幸福感。     

城市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基于双边随机前沿模型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识别城镇化进程中城市人口聚集对空气污染产生的影响效应,利用2004—2018年253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Landscan全球人口动态统计数据、DMSP和Flint夜间灯光数据,构建双边随机前沿模型测算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集聚效应、蔓延效应及净效应。结果表明:(1)2005-2018年中国城市人口聚集度变动对空气污染造成的集聚效应略强于蔓延效应,集聚效应使城市空气污染水平降低26.67%,蔓延效应使环境污染水平上升24.66%,两者的综合作用使城市实际空气污染水平比“污染边界”低2.01%。(2)随着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集聚效应不断增强,蔓延效应则逐渐减弱,两种效应呈现出明显的反向联动性;城市人口聚集度跨越门槛值后,集聚效应超过蔓延效应占据主导地位,对空气污染的综合影响由“加重污染”转变为“减轻污染”,总体上城市人口聚集度提高有利于改善空气污染。(3)不同聚集类型城市的人口聚集度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存在较大差异,松散型和中低聚集型城市的蔓延效应仍占主导地位,高聚集型和聚合型城市的集聚效应发挥主导作用。(4)城市人口聚集度影响空气污染的净效应均值在不同年份变动不大,但地区之间差异明显,东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正,而中部和西部城市的净效应均值为负。上述结论对于开展城市人口与空间管理具有启示意义,应从推动人口集聚、防止城市蔓延、合理规划城市功能布局等方面采取针对性措施,提高城市人口聚集度,改善城市空气质量。     

地方政府竞争、环境规制与中国城市空气污染

中国空气污染格局受到政策因素的深刻影响,财政分权和政绩考核背景下的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激励污染性产业发展进而加剧环境污染。政府层面的环境规制和企业层面的技术进步则减少了单位产能污染排放。两种力量的相互制约塑造了中国城市空气污染的格局。本文基于2003—2013年地级以上城市数据,以综合污染指数刻画空气污染程度,使用面板数据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探讨空气污染影响因素及其空间效应。结果表明:(1)在研究时段空气污染和污染性产业空间动态一致,均有向东部地区转移的趋势,污染性产业的存量对污染的加剧作用比增量更为显著。(2)地方政府竞争能够显著增加本地和周边地区空气污染。环境规制是抑制空气污染的重要方式,但本地的高规制将造成周边地区污染加剧。技术进步能够有效降低空气污染,且不具有显著的空间效应。(3)抑制空气污染的因素(环境规制、技术进步)比加剧污染的因素(地方政府竞争、污染性产业增长)作用效力更强,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污染产业发展的同时空气污染程度降低的现象。文章启示调整政府主导的经济发展方式,贯彻环境规制的科学制定与严格执行,促成企业创新驱动是减轻空气污染的重要途径。     

环境污染与城乡收入差距:作用机制与基于中国经济事实的检验

环境污染是与居民健康水平紧密相关的,并且会导致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呈现出异质性特征,从而影响居民收入差距。本文通过构建跨期经济模型研究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发现:环境污染导致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出现相同比例的健康损害,这种损害会拉大城乡居民绝对收入差距;处于低收入阶层的农村居民应对环境污染带来的健康损害会进行相对较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因而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差异会逐渐拉大,所以城乡收入的相对差距也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而扩大。基于理论研究结果,运用中国2002—2013年的省级面板数据进行实证研究发现:(1)环境污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显著为正,并且基于人均二氧化硫排放量和人均废水化学需氧量排放量的计量检验结果是一致的,这表明研究结论是稳健的;(2)运用门槛面板模型的计量结果表明当滞后一期的城乡收入差距增加到临界点之后,环境污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正效应会明显增强,表明环境污染对处于不同收入阶层的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的健康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有显著的影响,环境污染进一步拉大城乡居民的相对收入差距;(3)本文的研究结果证明了在教育、政府行为、城镇化等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因素之外,环境污染也是影响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显著性因素,并且其影响会随着环境污染的加剧和期初收入差距的拉大而变得更加严重,因此在治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过程中,相关政策应该平衡环境污染成本在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之间的分配。     

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行为选择及支付意愿——以北京市居民为例

本文运用权变评价法(CVM)调查了北京市居民对大气细颗粒物(PM2.5)健康风险的认知状况、行为选择及降低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结果表明:182.5%的居民认为北京市空气污染较为严重,52.4%的居民知道雾霾天气是由PM2.5引起的并认为其会对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带来影响,92%的居民认为政府应该承担更多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责任。2在降低风险的行为中,能够节省生活成本、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符合日常生活习惯的行为得到了最积极的响应,而会降低居民生活舒适性和增加生活成本的行为支持率相对较低。3在降低3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22.78元/月;在降低60%的PM2.5浓度情景下,居民的支付意愿平均为39.82元/月。而且,居民的个体特征、经济条件、居住位置、交通方式、认知水平及风险沟通等因素,都对降低PM2.5健康风险的支付意愿产生显著影响。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

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分析是完善空气污染与城市化互动机理研究框架的关键,亦是协同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与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参考。文章利用夜间灯光数据反映城市化综合水平,并选取2013—2018年中国281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年均PM2.5浓度来衡量空气污染,探究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异质性分析。研究表明:(1)空气污染对城市化水平存在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结论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与内生性检验下依然成立。(2)城市人口规模与经济发展是空气污染影响城市化进程的两个重要作用机制。空气污染对城市人口规模、经济发展均存在显著的负面作用,进而对城市化产生负向反馈效应。(3)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反馈效应存在城市异质性。空气污染对北方城市、中部与东北地区、大中城市的城市化进程存在更为显著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二者在秦岭-淮河线以南地区呈现出显著的"倒U型"曲线关系,说明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的反馈效应存在非线性特征。针对上述研究结论,文章认为,污染气体减排仍是当前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进程负向反馈效应的有效措施,而集约高效地推进城市化进程更是根本举措;实施积极的人才引进政策、以创新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结构以缓解空气污染对城市化的负向反馈效应;此外,在对大中城市进行污染防治的同时,要警惕小城市的空气污染发展态势。     

垂直监管改革与空气污染——来自县（市）改区的证据

空气污染治理是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环节,而政府制度是影响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因素。该研究引入县（市）改区的政策背景,探究政府制度中垂直监管改革对空气污染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基于1999—2019年卫星图像与县域经济社会数据,该论文使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实证分析县（市）改区对空气污染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整体而言,县（市）改区可以降低改革县域空气污染约0.62个百分点,表明垂直监管改革具有对空气污染的改善作用。(2)经过替换因变量、子样本回归、平行趋势检验、排除干扰政策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依旧成立。(3)机制分析表明,县（市）改区强化上级政府的垂直监管力度,在财政效应上减轻了改革县域的财政压力并改变财政支出结构,提升空气污染治理能力;在结构效应上增强对改革县域的企业监管程度,减少了当地的空气污染企业数量,并降低了空气污染企业的产值,实现对空气污染的源头管控。(3)异质性分析表明,是否位于行政区边界、改革的方式以及县域地理位置导致改革的效果存在差异。由此,该研究建议应继续深化生态环境、财政税收等相关垂直监管改革,合理调整市县两级的权力配置关系,充分考虑县域实际,从财政支持与...     

收入增长、大气污染与公众健康——基于CHNS的微观证据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所带来的严峻环境污染及其对公众健康的损害,受到国内外媒体的极大关注。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家庭调查数据(CHNS),结合相应地区环境污染物与经济发展数据,本文试图从理论机制和实证层面探讨家庭收入提高对健康的正向效应能否缓解大气污染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研究发现:总体上,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家庭收入提高能够显著减缓工业粉尘对健康损害,但并未能抵消工业氮化物(NOX)对公众健康的负向影响。进一步分析理论机制发现,收入对大气污染健康损害的减缓效应主要取决于家庭的环境支付意愿,"南低北高"的地区污染特征客观上造成"南低北高"的环境支付意愿差异,北方地区家庭收入提高抵消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表现较南方地区更为明显;受教育程度不同的群体显现出环境支付意愿的差异,受教育年限越高的人群更倾向于将家庭收入转换为减轻环境污染的健康福利。     

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影响

雾霾污染不仅影响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政府形象,也严重影响了公众的健康,使人们承受着"无法呼吸的痛"。商业健康保险是中国社会保障体系的重要一环,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关注增加了对健康保险的需求。研究雾霾污染与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关系对制定治霾政策和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具有重大的意义。然而,已有文献仅从微观视角研究空气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购买决策的影响,忽视了空气污染的空间溢出效应,可能导致实证结果的偏误。因此,本文基于2004—2015年全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空间Durbin模型实证研究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研究发现:①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没有显著的直接影响,原因在于公众对雾霾污染影响健康的主观认知具有时滞性,只有公众充分认识到雾霾污染影响健康,才会产生购买商业健康保险决策,进而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产生直接影响。通过分阶段识别雾霾影响,发现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直接影响在2010年以后显著,这契合了中国雾霾污染的演进历史。②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有正向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其他地区雾霾污染的加重,会促进本地区商业健康保险的发展。③从空间分布来看,中部和东部地区的雾霾污染对商业健康保险发展的空间溢出效应明显大于西部地区。为解决日益严重的雾霾污染问题,需要进行科学的顶层设计,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建立区域间"联防联控"的协同机制,构建统一的环境污染监测平台,实行区域环境信息共享机制。此外,需要完善商业健康保险相关政策,以满足公众的需求,助推"健康中国"建设。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源头污染控制、企业家精神与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

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对中国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具有重要作用。文章从出口"性价比"角度重新衡量中国出口贸易可持续水平,将中国对部分行业实施清洁生产标准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利用双重差分法考察源头污染控制对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影响,并从企业家精神层面解释源头污染控制对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1)源头污染控制显著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清洁生产标准实施后,受规制企业出口"性价比"指数得到提升。同时,企业规模对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有积极作用,而企业成立年限、融资约束则带来消极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确保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和时效性,文章利用2004—2018年海关数据,从行业层面对源头污染控制与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关系进行检验,结果发现结论依旧成立。(2)通过检验边际动态影响模型发现,清洁生产标准带来的边际影响是递增的,总体呈现"J"型特征。清洁生产标准带来的成本效应具有一次性特征,政策实施后并未一直加强,补偿效应则需在时间积累下才能逐渐发挥作用;政策实施2年后成本效应将被补偿效应超过,从而表现为促进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3)根据作用机制分析,企业家精神是源头污染控制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的作用渠道之一。企业家精神被分为企业家技术创新精神和企业家产品创新精神,源头污染控制通过激励企业家技术创新精神和挫伤企业家产品创新精神影响企业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本研究深化了环境与贸易关系的理解,为促进出口贸易可持续发展,实现更高层次的对外开放提供了政策启示。     

我国城市居民健康状况及影响因素研究

随着中国城市化、工业化快速推进,城市居民的健康日益受到环境、外部压力等因素的影响,加上生活方式和健康观念方面的原因,城市居民健康状况的改善缓慢.利用2006年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截面数据,描述了我国城市居民的健康及其分布状况,利用Ordered Pr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状况的各类因素.结果发现:家庭状况、生活习惯、就医决策、医疗保险等因素均影响城市居民的健康水平;尤其是在收入、工作等经济因素之外,健康观念、就医决策和保险覆盖等社会和制度因素亦对城市居民个人健康产生影响.同时,通过逐步回归控制相关变量的方法,检验了Grossman模型的适用性,同时也检验了影响因素作用机制的稳定性.在总结研究结论与不足的基础上,提出了应从经济,社会和制度三个层面全面促进城市居民健康的综合改革框架.     

城市是幸福的“围城”吗?——基于CGSS数据对中国城乡幸福悖论的一种解释

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同时,城乡居民收入以及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物质生活条件差距不断扩大,但一些实证分析表明,中国农村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却强于城镇居民。本文将这种悖论式的事实置于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现实之中,运用Order Probit模型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CGSS)数据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一方面,城乡幸福悖论主要源于城乡居民不同的主观心态:控制绝对收入、相对收入及个体特征等相关变量之后,城市居民并不比农村居民更幸福,然而,一旦加入城乡居民对"命运"、"家境"和"进取心"等主观心态,城市居民幸福感会高于农村居民幸福感。另一方面,如果控制包括主观心态在内的其他条件,在那些绝对收入超过16 013.7元的居民中,农村居民幸福感要强于城市居民;当绝对收入低于16 013.7元时,城市居民仍然比农村居民幸福。分析结果启示我们,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都只是发展的路径而非发展目的,城市化进程有可能是建造"幸福围城"的过程,从而违背城市化发展的基本初衷。就发展的终极目的而言,城市化也不是发展的唯一路径,增加农民收入、为农民提供均等化的公共基础服务,在农村同样能增强人们的福祉。     

资源诅咒及其微观机理的计量检验——基于CFPS数据的证据

自然资源对区域经济发展是"福"还是"祸"?现有文献主要是从国别或省级层面进行研究,强调资源对地区收入的影响,宏观数据的研究因存在较大的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问题而无法获得无偏性估计结果,故其结论存在较大分歧。本文在梳理现有文献的基础上首次利用CFPS(2010)微观数据对自然资源和居民人均收入关系及其背后的传导机制进行了再检验。文章具体使用最小二乘法(OLS)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进行因果识别,估计结果显示:(1)资源诅咒现象在中国村(居)层面存在,拥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相比于没有资源的地区低19%~23%,利用自助抽样和倾向性匹配得分法(PSM)在内的微观方法进行检验显示,上述估计结果高度稳健;(2)资源是通过挤出当地的教育投资、技术创新和降低制度质量来减少当地居民人均收入的,其中资源对教育的挤出效应不仅体现在拥有资源的地区政府教育投入更低,更体现在家庭层面上,拥有资源地区的民众对教育的重视程度相对更低;(3)资源开采的同时降低了当地的政府质量,具体表现为有资源的地区政府的公共产品投入相对于没有自然资源的地区减少16%,有资源地区居民更容易遭受政府不公正政策的影响;(4)由于城乡所处发展阶段不同,资源对城市居民家庭人均收入的挤出效应是农村的2.5倍,这一结果说明资源的诅咒效应更多体现在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后。本文的研究为资源诅咒理论提供了微观数据的新证据,同时为政策制定者的决策提供了微观层面的理论依据。     

城镇化对中国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基于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历了快速的城镇化进程。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产生了诸如环境污染等危害居民健康的负面问题。利用2005-2011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和随机效应模型对城镇化与居民健康状况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城镇化率每上升10%,人均预期寿命增加0.37%,新生儿死亡率下降2.48%。城镇化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还存在显著的地区差异。城镇化对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居民健康的促进作用显著大于西部地区。城镇化主要通过提高居民健康意识、促进医疗资源的增加、医疗保险制度的不断完善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投入等途径增加人均预期寿命,改善居民健康水平。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政府可以通过推进城镇化来改善居民的健康水平,使城镇化真正造福于人。因而,未来推进城镇化的重点应在西部地区。     

能源替代的健康效应——生活能源替代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的影响

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空气污染是当前全球和中国面临的最严重的环境健康威胁。《乡村振兴战略规划》明确提出要优化农村能源结构,建设健康乡村。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文章主要使用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法,考察了生活能源结构调整对中老年农村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结果表明:①以燃气、电能和沼气等更为清洁的能源替代煤炭和柴草等固体燃料作为炊事主要能源,降低了中老年农村居民自评健康差的概率和工具性活动能力受到限制的程度,并改善了其基本日常生活功能自理能力。②生活能源替代有助于促进健康公平,其显著减轻了农村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群体的健康风险,而对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的健康状况影响不显著。就教育水平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文盲半文盲中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非文盲不显著;就是否是低保户而言,生活能源替代显著改善了低保户自评健康状况,而对非低保户的自评健康影响较小;就性别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女性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男性不显著;就年龄而言,生活能源替代对老年农村居民的健康回报更高,而对中年农村居民不显著。由于中国仍然约有一半农村居民使用煤炭和柴草等作为主要生活燃料,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为了降低由于生活能源结构不合理导致的健康成本,中国政府需要把能源替代、健康乡村建设和精准扶贫相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