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BP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理论的太湖蓝藻水华发生风险评价

目前，湖泊蓝藻水华是我国乃至世界的重大环境问题之一。蓝藻水华的暴发机制复杂，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以太湖为例，根据近5 a水环境和水华发生的实测数据，结合BP（Back Propagation）人工神经网络和模糊理论，建立了蓝藻水华发生风险的模糊风险评价方法。对太湖9个水环境功能区的评价结果表明：西部沿岸区、梅梁湖蓝藻水华发生风险最大，为重度蓝藻水华风险区；竺山湖、五里湖次之，为中度蓝藻水华风险区；南部沿岸区、贡湖、湖心区为轻度蓝藻水华风险区，东太湖和东部沿岸区水华发生风险最小，为轻微蓝藻水华风险区。建立的评价方法和评价结果，可为蓝藻水华的预测、预警以及风险管理提供参考和依据。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应用MODIS监测太湖蓝藻水华时空分布特征

利用波段比值算法对经几何校正和大气矫正后的MODIS/Terra L 1B数据进行处理，获取了2004～2010年天气晴好条件下太湖及各分湖区蓝藻水华的面积与时空分布，并在此基础上对太湖蓝藻水华的时空变化特征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2004～2010年太湖地区共暴发蓝藻水华539次；2004～2007年太湖蓝藻水华首次暴发时间逐年提前，暴发频次逐年增加，2007～2010年太湖蓝藻水华首次暴发时间逐年推迟，暴发频次逐年减少；2004～2010年3～8月份蓝藻水华暴发次数有增加的趋势，8～12月份蓝藻水华暴发次数有减小的趋势；2004～2010年太湖蓝藻水华主要发生在北部和西部湖区，东部和南部湖区发生次数较少，各分湖区蓝藻水华暴发概率大小的顺序为：西部沿岸>大太湖>梅梁湾>南部沿岸>竺山湖>贡湖     

社会减灾能力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的区域对比——基于江西九江和宜春公众的调查

研究公众对社会减灾能力及灾害风险的认识，有助于从公众视角揭示风险潜在因素，不仅是进行风险沟通的必备环节，还可以为开展有效的减灾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减灾意识提供决策依据。通过社会调查（221份样本）和统计分析方法，比较了江西九江、宜春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的信任及水灾风险感知。结果表明，公众对于社会减灾能力基本持信任态度，信任度高低排序为：灾害监测预报>政府应急>防灾工程>预警传播，其中宜春公众的信任度较高；公众对于水灾的风险感知较弱，尤其是宜春公众认为水灾发生、受灾的可能性很小；公众的信任与对区域减灾能力的了解无关，主要是受到受灾经历（受灾次数、灾情损失、灾后救援）的影响，即区域本底灾害风险的高低导致公众认知的差异，风险较高区域（九江）的公众具有更为明确的降低风险的行为倾向及意愿。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br# ——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认知资源对公众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支付意愿的影响研究——基于南京市暴雨灾害防御的实证

城市气象灾害防御措施的改进是防灾减灾的有效手段,但如何在辨识公众支付意愿的基础上,构建多方成本分担的灾害防御制度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从成本分担的视角出发,以南京暴雨灾害防御为例,分析公众对增强型城市气象灾害防御的支付意愿及认知资源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通过构建由Probit模型和有序Probit模型组成的递归混合模型,探讨认知资源和经济资源在公众支付决策中的重要性。研究表明:认知资源的作用十分明显,且随着公众对暴雨灾害风险感知、防御措施了解程度、防御制度认可程度的提高,公众支付意愿越强。而暴雨灾害风险感知又受到灾害趋势认知和经历的共同影响,这两个变量分别影响风险感知的广度和深度,但受教育程度对风险感知深度的影响并不显著。核心建议是从满足公众对城市暴雨灾害风险、防御措施、灾害趋势等知识的需求,政府应该加强暴雨灾害科普宣传的主动性、提升主管和协同部门的公信力;规范科普知识内容、拓宽科普渠道。     

太湖蓝藻水华分级及其时空变化

根据MODIS影像和实地监测叶绿素a浓度数据，采用太湖蓝藻水华分级评估方法，对2004~2008年太湖不同类型蓝藻水华类型进行评估并统计分析，探求太湖蓝藻水华特征及其时空变化规律，以期为太湖蓝藻水华预防和预警提供支持。结果表明：（1）2004~2008年，全湖共发生蓝藻水华414次，以小型蓝藻水华为主，发生333次，占总次数的80.43%；随着蓝藻水华级别的增加，发生次数逐渐减少；（2）空间上，蓝藻水华主要发生在太湖的北部和西部区域，并且蓝藻水华发生级别由高到低基本上沿西北-东南方向分布；（3）年际变化上，蓝藻水华发生次数呈逐渐增加趋势，蓝藻水华级别较高、次数较多的年份主要集中于2006年和2007年；（4）年内变化上，4~8月份，蓝藻水华发生次数呈增加趋势，8~11月，蓝藻水华发生次数逐渐减少。并且，蓝藻水华主要集中于5月和7~10月份，尤其是8~10月。     

底泥悬浮对营养盐释放和水华生长影响的模拟

通过室内模拟实验研究了扰动引起的太湖底泥悬浮对水体氮磷营养盐和蓝藻水华的影响，其中底泥和上覆水均来自太湖，扰动强度以悬浮物浓度表示。实验监测了底泥扰动过程中以及扰动停止后48 h之内水体氮磷营养盐和叶绿素a的变化，采样间隔为6 h。实验结果表明，扰动明显增加了水体中总氮、总磷、活性磷等含量，但是可溶性无机氮的增加不明显，叶绿素a含量没有出现明显的增长。水华没有出现明显增长很可能是氮限制的原因。由此推测太湖一次风浪扰动过程引起的底泥营养盐释放不一定就能够加剧蓝藻水华的暴发。底泥中释放的营养盐对蓝藻水华的影响需要进一步研究     

自然观光地旅游者的风险感知变化及差异分析——以九寨沟自然风景区为例

旅游风险感知就是旅游者在其旅游行为前及过程中对可能发生的负面结果的感知,风险感知目前已成为旅游安全研究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构建旅游者风险感知量表,以九寨沟为案例地进行实证研究得出：（1）旅游者感知风险主要分为3个维度：功能障碍型、危机事件型及文化冲突型;（2）旅游者的总体风险感知较小,其中功能障碍型风险较大,其次为危机事件和文化冲突,并且地震等危机事件并未成为旅游者担心的主要风险;（3）不同旅游者的差异主要体现在“花费冤枉钱”、“迷路或与同伴走失”、“语言障碍”等方面,性别、地域、是否经历过灾害、是否买保险、是否带药品等因素对各类风险感知差异没有显著影响。旅游者风险感知研究为完善旅游安全理论提供了参考,并且对旅游地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依据,具有指导和借鉴意义     

空气质量如何影响公众主观满意度?——基于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的证据

空气污染问题长期以来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极大地影响了社会和谐,而空气污染治理也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治理的最具显示性的领域,是公众对政府工作满意度的一个重要衡量。现有研究缺乏从多个视角定量分析空气质量对公众满意度的影响。本文使用2016年中国民生调查微观数据,匹配空气质量客观数据,采用Ordered Probit模型实证考察了空气质量对我国城镇居民环境质量评价、个人生活评价、政府行政评价的影响。研究表明:①空气污染显著降低了城镇居民的环境满意度,表明居民的主观满意度可以反映空气质量的客观情况;②空气污染显著降低生活满意度,表明空气质量是影响居民"获得感"的重要方面;③空气污染是影响居民对政府评价的负面因素,表明空气质量治理作为"看得见"的治理,其治理水平极大地影响居民对于政府工作的评价;④个体针对空气质量的主观满意度判断不仅取决于短期内状况,一段时期内的平均空气质量对主观满意度的影响更强;⑤个体的各类主观满意度存在异质性,其中年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水平等对满意度指标具有显著影响。本文的政策含义在于:其一,公众的主观满意度具有信息价值,政府治理绩效的客观提升会得到公众的积极评价,能提高公众的福利水平和获得感。其二,随着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公众对于政府治理的相关信息的可获性大大增强,公众参与是发展治理的重要推动力量,政府应当充分重视公众对于发展治理的主观评价,并且通过提升客观治理绩效回应公众关切,这不仅有利于提升政府治理效率,而且有助于打造责任型、回应型政府形象。     

风险感知视角下后疫情时期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影响机制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的暴发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风险,同时引起人类生态伦理方面的思考。那么后疫情时期人们是否会因自己所经历和感知到的疫情风险而对现有人与自然关系等生态伦理问题进行深刻反思,并进一步提升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程度呢?为回应这一问题,该研究从新冠疫情风险感知概念出发,通过质性研究的方法剖析疫情风险感知的内涵和结构,结合社会认知理论,以"风险感知-反思-责任-行为"为逻辑框架,探究在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的顺序中介效应下,疫情风险感知对中国公民生态环境行为规范践行影响的内部机制。通过对823份有效数据进行分析表明:(1)中国公民对于此次新冠肺炎疫情风险的感知主要包含本质感知、工作/学习感知、生活质量感知、社交质量感知、生理健康感知、消极情绪感知和政府控制感知等7个维度。(2)通过编制量表与实证分析,发现人们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越高,后疫情时期越能够促进生态环境行为的产生。(3)从生态伦理反思和生态环境责任感视角探讨疫情风险感知对公民生态环境行为的影响,并验证了生态伦理反思与生态环境责任感在疫情风险感知与公民生态环境行为之间发挥顺序中介作用。基于研究结论认为,应从"人与自然共同体"视角出发,构建公民生态环境责任感提升导向的"政府-组织-公民"递进式生态文明教育体系,以生态伦理为价值导向,有效促进生态知行合一,提升公民的生态环境行为。     

媒介使用对农民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中介效应分析

基于陕甘宁1152份农户调查数据,运用层次回归模型,以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作为中介变量,实证分析了媒介使用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的影响及其路径.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不仅通过媒介获取生态信息,还获得了生态知识,形成了一定的生态风险感知;(2)媒介使用不仅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具有直接影响,同时可以通过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3)其中,传统媒介和新媒介都对农户水土保持技术采用行为产生正向影响,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在其中分别发挥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新媒介的作用大于传统媒介.因此,需要重视媒介对农户生态知识和生态风险感知的教育功能,从而促进农户采用水土保持技术.     

雾霾会促进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么?——基于SEM的实证研究

当下雾霾天气愈发严重,全国各省市相继推出一系列雾霾治理政策,绿色债券、绿色基金等一系列绿色金融产品涌现,一方面政策大力支持环保企业发展,另一方面投资者对于绿色金融市场的参与热情并不高,因此研究雾霾相关政策如何引导公众参与绿色投资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本文根据雾霾污染程度及政策力度两个指标,将中国省级区域划分为高、中、低雾霾敏感区,基于"风险感知-态度-行为"理论框架,设计里克特5级量表,对高、中敏感区人群按照雾霾风险感知、风险偏好和绿色投资意愿三个潜变量构建结构方程模型,并以低敏感区投资者的绿色投资意愿进行对照分析,共收集有效问卷517份,利用SPSS和AMOS等软件进行数据测算以及模型拟合,研究雾霾风险对公众绿色投资意愿的长期影响。结果表明:对于高、中敏感区投资者来说,绿色投资意愿与纯粹的风险偏好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但在风险偏好与雾霾风险感知两个因素的相互作用下,公众绿色投资意愿与雾霾风险感知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对照分析表明,低雾霾敏感区与高、中敏感区的绿色投资意愿同样强烈。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的表现为:公众投资者期望提高绿色金融产品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愿意接受低于常规收益的雾霾治理类投资产品,并看好环保类股票的投资价值。这表明充分披露雾霾天气情况,提高绿色金融产品标的资产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以及加强监管等,都有利于促进公众的绿色投资意愿,且该意愿在全国范围内没有显著差异,因此引导各地区绿色投资的协调发展具有良好前景。同时投资者对绿色投资不存在先入为主的风险水平判断,在合理的引导下,绿色产业可能获得平等或更多的融资机会。政府应加大支持力度支持有资质的企业发行绿色债券及绿色股票;金融机构应有针对性地推出环保类投资理财产品,丰富绿色投资市场的产品种类,为环保项目提供资金支持,让公众投资者拥有更多参与绿色投资的机会。     

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进路、细分论域与学术反思

工业化与城市化背景下带来的严重环境问题和潜在环境风险已成为当代社会的日常景象,这要求人们更加理性地面对环境风险。但由于公众环境风险感知的差异,高环境风险感知引发的环境抗争、政策失败等过度风险反应现象已经屡见不鲜。因此,整体性地描绘环境风险感知的研究全貌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它既是实现有效环境风险治理的迫切需要,也是社会治理领域重要的现实课题。本文以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经典研究的介绍为引,详述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变迁的历史后发现:西方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体现了跨学科的特性,其对这一概念的认知和界定方式,呈现出从心理难题、文化结果到抗争过程的视角变迁。进一步分析发现:(1)受专业背景的干预,不同学科研究者对环境风险感知概念的认知呈现出"宽泛"与"严格"的明显分异;(2)环境风险感知的影响因素研究业已成为环境风险感知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且产生出具有继起关系的三种解释:即"环境风险维度""个体特征维度""社会文化维度";(3)已有环境风险感知研究的理论取向遵循着从"技术决定"向"社会建构"转变以及从"事物逻辑"向"社群逻辑"更替两条演变主线。其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需要反思:多学科的研究进路和概念认知缺乏有效的对话与融合;多维度的结构性影响因素尚未形成整体性分析机制;理论取向的演变未曾实现研究的融合。文章最后展示了环境风险感知研究之于转型中国社会的意义。并且提出了社会治理和环境风险管理两个深具潜力的拓展方向。     

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

厘清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对流域生态补偿提质增效，推进流域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山东省大汶河流域的979份实地调研数据，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将制度信任、人际信任同时纳入分析框架，构建起并行中介模型，探究公平感知、社会信任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的内在机理，并引入调节变量（收入水平）进行多群组分析。研究表明：(1)公平感知对公众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公众的公平感知主要受结果公平与人际公平的影响。(2)社会信任在公平感知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公众参与行为间起中介作用。公平感知能够显著增强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公众的制度信任与人际信任对其参与流域生态补偿具有正向驱动作用。对比两条并行中介路径的效应强度发现，制度信任的中介作用高于人际信任，表明制度信任是驱动公众参与流域生态补偿的关键变量。(3)拥有较高政策认知度的公众更易开展流域生态补偿参与行为。(4)多群组分析显示，公平感知、制度信任在驱动低收入与高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上作用显著，人际信任则更能驱动中等收入群体参与流域生态补偿。该研究的政...     

第四次工业革命对环境治理体系建设的影响与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发展迅速,特别是能源和新材料技术的突破,极大可能改变人类现有能源格局,并对建立在化石能源思维下的传统环境治理体系带来巨大影响。为此,本文梳理了第四次工业革命代表性的科技进展,分析了其对国家环境治理体系的积极影响:(1)将改变建立在化石能源基础上的工业、农业和城市形态,打破经济发展对资源、能源和土地的高度依赖,彻底告别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2)将真正实现面向现在和未来的数据精准决策,显著改善人类应对不确定性环境风险能力。另一方面,由于人工智能会极大提升公民个体对复杂科学技术和社会规则的掌握能力,会改变传统治理结构中政府—市场—社会三元力量对比,给政府在环境治理领域的政策制定和执行带来新的挑战:(1)公众的能力足以使得他们对政府做出的任何不利于自己的政策提出挑战,政府信息公开和透明决策压力空前;(2)社交媒体使得公众对政府及主流媒体信息的关注大大下降,对政府如何利用新型社交媒体进行环境保护宣传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同时也对社会管理部门如何培育环保社会组织,弥补政府影响力下降所产生的空白提出了新的课题;(3)个体可以同时具有律师、会计、记者等处理复杂社会问题的能力,挑战政府维护社会公平稳定的利益裁量权,对环境司法公正提出更高要求。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环境体制改革创新,追求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关注、分析并积极适应由于技术变革引起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变化,避免制度资源错配,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正在进行工业化的后发型国家尤为重要。文章最后建议,要高度关注这个领域的研究前沿进展,在制定发展规划与改革措施过程中,以未来的技术环境为出发点;要加强治理创新,引导技术朝着有利环境保护的方向发展;要加强技术对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双向影响研究,推进政府改革与创新,为人民提供更好的公共产品。     

基于调查实验法的治理主体与环境治理评价研究

环境治理已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对于环境治理的理论与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在PPP改革项目中,政府和企业同为提供服务的主体,谁的工作更能得到信任,谁的工作更能提升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这在已有的研究中尚未得到一致的回答。本文采用调查实验的方法,以H市环卫改革为例,探究在PPP改革项目中,不同治理主体对环境治理评价的影响,并且基于KHB分解法验证治理主体影响公众评价环境治理效果的中介机制。研究发现:首先,在PPP项目中,企业治理主体会使得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更高。接受企业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与接受政府治理文本干预的受访者相比,前者比后者对环境治理的评价高0.110 5分。其次,企业信任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中介效应,25.48%的贡献来源于企业信任的中介影响。再次,公众治理效能感知也在治理主体和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了中介作用,其中17.98%的贡献来源于公众的治理效能感知。最后,媒体介入在治理主体与公众对环境治理评价中起到正向作用。实证分析结果表明,PPP改革项目作为合作治理的模式之一,若想提高公众对环境治理效果的评价需要充分发挥企业在城市环境治理中的作用。在PPP项目运营过程中,作为环境公共服务供给的最终责任主体,政府在财政融资、项目招标、运营管理、行业监管等环节应不断改进,并同时注重信息公开和媒体宣传。     

遗产旅游地生态移民影响的实证研究——以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

生态移民是近年来诸多景区为保护生态环境而采取的重要举措之一。以世界遗产地武陵源风景名胜区为例，通过对安置点居民的问卷调查与实地访谈获取第一手资料，从居民感知的角度分析生态移民给安置区居民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资源环境、心理及安置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及其相关因素。构建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差异分析模型，探讨不同基本背景的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感知差异性。结果表明，安置点居民对生态移民的社会文化、资源环境以及心理层面的正面影响比较认可；对于经济影响的感知分歧较大；而对于移民政策的感知十分消极；不同性别、年龄、文化程度、收入水平以及不同旅游业参与程度的居民对生态移民影响的认知态度存在显著差异。在此基础上，指出武陵源生态移民过程中所存在的主要问题及相关政策导向     

基于Landsat影像巢湖蓝藻水华暴发时空变化特征及其驱动因素分析

为研究巢湖蓝藻水华暴发的规律，该文以Landsat影像作为数据源，采用AFAI指数对藻华进行提取，分析1983～2017年巢湖蓝藻暴发的时空动态变化特征，并探讨巢湖藻华暴发的驱动因素。结果表明：1983～2017年巢湖藻华暴发频次、持续时间都在增加，历年最早暴发时间逐渐提前，藻华覆盖面积总体呈增加趋势。巢湖藻华主要分布在西北入湖口，西北部是巢湖藻华暴发的核心区。从其驱动力分析发现，风速、气温和大气压力是导致巢湖暴发重要影响因子，人口增长、GDP快速发展、施肥增加以及生活污水排放量增加是导致巢湖藻华现象日益严重的重要人为因素。     

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