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M_(2.5)污染对京津冀地区人群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控制空气污染的重点区域。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影响不仅会增加额外健康支出,还会导致过早死亡和工作时间减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为了评估该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控制空气污染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福利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效益模型(The Greenhouse Gas and Air Pollution Interactions and Synergies-Model,GAINS-Model)和健康影响模型对2020年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进行评估。模型结果表明,2020年Wo 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44.2亿元、天津27.5亿元、河北97.5亿元。PM_(2.5)污染引起人均每年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为北京81.3小时、天津89.6小时、河北73.1小时。而劳动力供给和劳动时间减少所造成GDP和福利损失依次为天津(GDP和福利损失分别为2.79%和8.11%),其次为北京(2.46%和5.10%)、河北(2.15%和3.44%)。如果采取积极的控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政策,在2020年W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8.8亿元、天津4.9亿元、河北2.0亿元,较Wo Pol情景下显著下降。PM_(2.5)污染引起人均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下降为北京22.0小时、天津23.2小时、河北22.4小时。空气污染物控制政策给北京、天津和河北带来的经济效益分别相当于GDP的1.75%、2.02%和1.46%。因此,本研究显示控制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其中天津效益最高,其次为北京,河北最低。空气污染物的迁移扩散会影响周边省市的空气质量,因此京津冀地区联合控制空气污染效果更好。     

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损害的经济价值损失研究

环境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损害的经济价值评价一直是学术界讨论的热点．采用不同的价值评估方法-VPLL潜在寿命损失年法、VSL统计生命价值法、WTP支付意愿法对西安市1996—2003年的大气和水污染对人群健康造成的经济损失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996—2003年。西安市大气和水污染健康损失年平均为228792万-434237万元，占GDP的3．69％-7％。对居民健康有显着影响。     

基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京冀区际环境污染转移的测度研究

由于区域产生污染的数量与其产业形态存在密切联系,伴随着京冀区际产业转移,京冀也存在明显的区域内环境污染源的转移。本文使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测度北京市和河北省的污染转移状况,以SO_2排放为研究对象,将污染分为自生性污染和转移性污染,通过使用2000—2018年的面板数据拟合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进行测度,并采用向量自回归模型(VAR)分析北京市和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相关性,结果表明:①北京市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负值,河北省的实际人均SO_2排放量与拟合值的差值基本为正值。说明北京市人均SO_2的排放量低于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出性污染;河北省人均SO_2的排放量超过了与人均GDP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污染物排放,存在转入性污染。②北京市SO_2转移性排放总量呈稳步下降状态,而河北省的SO_2转移性排放量呈先上升后下降状态,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的环境状况都在改善。③北京市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下降与河北省转移性SO_2排放量的上升是具有相关性的,说明北京市和河北省之间存在转移性污染。本文为量化区域内转移性污染提供了一种可行性研究方法,并为改善区域整体环境状况提供了参考依据。     

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评估方法与应用——以北京市为例

中国缺乏生活垃圾管理成本核算,各类隐性补贴使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被低估。本文将这一成本界定为社会因生活垃圾焚烧而承担的,以市场价核算的成本。基于生命周期评价(LCA)框架建立了城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核算方法,将该成本分为补贴项目与外部成本。前者包括固定成本、可变成本、税收减免,采用直接成本法、机会成本法、比较法计算;后者采用美国加州环保局热点分析计划建立的暴露途径分析方法,利用空气扩散模型(AERMOD)、空气扩散与风险评估工具(ADMRT)、"工资—风险"法计算二口恶英致癌健康损失。基于北京市运营的3座生活垃圾焚烧处理厂运营数据、排放参数、地形与气象参数对成本进行评估,结果表明:2015年北京市生活垃圾焚烧社会成本20.4亿元,相当于1 088.5元/t;其中,补贴项目占比30%,相当于324.5元/t,健康损失占比70%,相当于752.8元/t;垃圾处理费和电价补贴分别占补贴项目的 50.2%、20%,是焚烧厂的主要收入;生活垃圾管理"收集—转运—焚烧"全过程社会成本为42.2亿元,相当于2 253元/t,远高于40—300元/t的处理费标准。生活垃圾焚烧代价巨大但被隐蔽,又缺乏专门的危险空气污染物排放标准与健康风险评估,垃圾焚烧社会成本存在失控风险。建议:建立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核算准则,实现成本显性化;明确生活垃圾管理社会成本降低目标,以强制源头分类、计量收费政策降低垃圾清运量、焚烧量;建立危险空气污染物定量风险评估制度,实施二口恶英减排。     

环境健康价值评估中的年龄效应研究

在环境健康价值评估研究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是理论和实证研究焦点之一,也是重要的学术问题。长久以来,环境政策效益评估中是否应该赋予老年人较低的统计寿命价值一直存在广泛争议,且尚未得到一致性结论。通过设计选择实验,对北京市空气质量改善的健康效益进行了抽样调查,并采用MNL模型对北京市约500个居民的调查数据进行回归分析,估算了不同年龄人群对健康风险减少的支付意愿,针对中国人群中统计寿命价值和年龄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探讨。结果表明:一方面,在总体样本中设置年龄虚拟变量,回归结果表明年龄变量系数的符号均显著为负,即年龄因素对减少空气污染带来的死亡风险降低的支付意愿具有显著的影响,年龄越大支付意愿相对越小;另一方面,不同年龄人群分组样本结果显示,统计寿命价值与年龄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统计寿命价值在中国存在"老年折扣"现象。研究结果可为我国环境政策的健康效益分析中如何考虑年龄的影响提供重要依据。     

山东省工业结构演变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

本文以LMDI分解方法研究山东省1991-2011年工业经济增长的环境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的变化特征,测度污染密集型产业结构变动带来的大气环境效应。研究发现:①山东省SO2、烟尘、粉尘等大气污染物排放状况总体趋势改善,但污染物排放的产业集聚性特征明显,其中污染密集型产业增加值占工业总增加值的25-45%,而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占总排放量的90%以上;②规模效应是造成大气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的主要原因,技术效应是控制大气污染物排放量的主要因素,结构效应对大气污染物减排效果并不明显,因此调整工业结构特别是减少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是污染物减排的重要途径;③1991-2011年山东省污染密集型产业比重上升或下降1个百分点,工业废气、SO2、烟尘和粉尘排放量将分别增加或减少19.13百亿标m3、5.68万t、2.25万t、3.70万t。依据上述研究结论,需要从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区域大气环境管理、环境管理政策、科技支撑体系等方面优化产业结构,推动区域经济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应对当前的大气环境问题。     

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双重倒“U”型关系的解析与检验

随着中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生产活动的活跃引致空气污染排放的加剧，明晰城市人口规模和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效应意义深远。该研究通过构建理论模型开展数值模拟，发现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与城市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之间均满足倒“U”型关系，且规模与密度均对倒“U”型门槛值存在调节效应。基于此，利用2010—2018年中国274个地级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估计结果表明：(1)城市人口规模、就业密度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影响均符合稳健的倒“U”型特征，2018年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由升转降的规模门槛值和密度门槛值分别为105万人和3 469人/km²。(2)目前，中国部分城市的人口规模与就业密度已超过门槛值，步入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的“双下行”通道，这些城市人口增加延长了非生产时间，对有效劳动供给造成的损失超过劳动力时间禀赋的增加，从而使得生产受限减少了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同时，城市高就业密度有利于创新扩散和知识外溢，对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产生的减排作用强于高就业密度带来的生产激励效应对空气污染排放的增排作用，这些作用的综合结果使得生产性空气污染排放趋于下降。...     

我国水资源污染与饮用水安全性研究

对我国水资源状况和饮用水安全性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我国水资源贫乏,水资源环境污染日益严重。许多水厂不得不面临着使用更多的水质不符合要求的受污染水源原水作为生活饮用水水源。水污染主要是有机物和氨氮污染,常规净水工艺系统难以将这些污染物有效除去,降低了饮用水水质,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健康安全意识的不断增强,对饮用水水质标准提出了更高要求。为从受污染的水源原水中除去对人体健康有害的污染物,提高饮用水的安全可靠性,强化传统工艺、替换传统的消毒剂、吸附、膜过滤和生物预处理等净水技术得到了国内外广泛重视和关注,尤其是经济、高效的生物除污染技术。     

中国贸易隐含污染转移研究

本文基于WIOD、UNCTAD数据库,以8种污染物作为污染排放指标,构建了中国及其主要贸易伙伴国之间的环境多区域投入产出(MRIO)模型,并测算了中国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量及双边贸易污染转移量,继而引入贸易污染条件分析双边贸易对中国及其贸易伙伴国的不同影响。结果表明:中国在观察期(2000—2011年)内均为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国,且贸易隐含碳净出口量先升后降,而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净出口量却逐年递增。2011年中国基于生产端核算污染排放总量达685.69亿t,基于消费端核算污染排放量为635.50亿t,贸易隐含污染净出口总量达50.19亿t;双边贸易污染转移中中国成为了发达国家的"污染天堂"。2011年美国、欧盟、日本通过贸易向中国分别净转移污染物总量分别达到26 464.48万t、40 837.45万t、8 001.19万t,但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并不存在单向污染转移关系。中美、中欧、中日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95~61.89之间,即双边贸易在恶化中国环境的同时对促进美国、欧盟、日本环境的改善作用明显,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的贸易污染条件介于0.40~6.41之间,因而双边贸易对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环境影响并不确定。中国与任何伙伴国之间采掘业、电力煤气供应业等行业的贸易均严重增加了国内污染物排放。意味着:一方面,限制"两高一资"产品的出口等政策已改善了中国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未对贸易隐含其他污染物排放产生作用;另一方面,中国不仅需要提高资源密集行业生产技术绿色化程度,更要严格控制这类行业的进出口贸易。     

中国大气环境治理的新启示--来自武汉疫情管控期间的自然实验

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企业经济活动和机动车活动水平明显大幅下降,大部分污染源基本停止排放,意味着在此期间全国各地区应该出现优良天气,但是事实上在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严重雾霾天气,这种反预期现象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甚至怀疑我国大气环境治理是否存在失误。根据这种反预期现象,提出环境污染应当是由流量污染和存量污染共同决定的猜想。为验证这一猜想,分别假设了两种情况:第一种只有流量污染,第二种既有流量污染又有存量污染,并用武汉疫情管控前后的实际排放数据模拟得到空气质量状况,寻找雾霾形成的规律,然后与武汉疫情管控前后实际监测数据进行对比,确定反预期现象的原因。实际数据和模拟数据对比发现,实际情况与假设1不符,与假设2相符。据此认为,大气污染是由当期排放的污染与积累的存量污染共同决定。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存量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分析表明:2007年被低估1.64亿元,到2017年被低估3.83亿元;在消散率为0.05、贴现率为0.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6.5亿元、50.5亿元和44.0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44.0亿元。在消散率为0.3、贴现率为0.1时,流量、存量和流量与存量损失的差额分别为4.6亿元、10.5亿元和5.9亿元,这意味着2007—2017年总的经济损失被低估5.9亿元。研究发现,长期累积形成的存量污染是一个被忽视的大气污染源,从而解释了在武汉疫情管控期间低水平经济活动条件下仍然会出现重度大气污染的经验事实。其政策含义在于,制定反污染政策需要根据存量污染的特征进一步完善相关政策设计。     

基于可持续发展的我国对外贸易的物质流分析

本文的目的是测算开放条件下的可持续发展指数,即环境成本转移指数。本文运用物质流的方法,采用对外贸易内含污染的平衡指标(balance of embodied emissionsintrade)对中国在1976-2004年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对外贸易的内含六种空气污染物污染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中国的总进口的空气污染排放要大于总出口,总体上对外贸易有利于中国环境质量的改善。但中国同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发达国家的环境贸易条件(environmental terms of trade)在样本期内呈逐步恶化趋势。从部门结构看,2004年中美双边贸易内含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化学和钢铁这两个部门。     

湖北省畜禽养殖污染现状及总量控制

通过畜禽产排污系数以及2011年湖北省的统计数据,估算出湖北省2011年畜禽养殖业畜禽粪便总量及COD、氮、磷的产生量,分析了污染物对环境污染的情况,并对湖北省畜禽养殖的环境容量和污染风险进行了初步评估。结果表明,2011年湖北省畜禽的粪便总量为8 479.8万t,主要分布在襄阳市、黄冈市、孝感市。全省粪便耕地负荷为16.2 t/hm~2/a,警报值为0.54,分级级数为II,对环境构成污染的威胁为"稍有"。全省氮、磷的耕地负荷分别为157.9 kg/hm~2/a、24.5 kg/hm~2/a,其中,鄂州市、黄冈市均超过欧盟限量标准(氮170 kg/hm~2/a、磷35 kg/hm~2/a)。2011年湖北省的实际养殖总量分别为7 868.5万头猪当量(N)、9 725.3万头猪当量(P),都超过畜禽50%环境容量(为4 599.4万头猪当量(N),7 161.1万头猪当量(P)。除了荆州市外,其他大部分地区的实际养殖数量都超过50%环境容量,这些地区应该严格控制畜禽的养殖数量并同时做好污染物消减措施。     

空气污染对人体健康的影响：基于健康生产函数方法的研究

研究经济转型过程中环境污染对人体健康影晌的深层机理,是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利用山西省临汾市的空气污染资料,描述了1985-2005年临汾市的空气质量状况,并根据临汾市2003-2005年的月空气污染指数和呼吸系统疾病发病门诊量,估计了临汾市空气污染对呼吸系统疾病门诊量的边际贡献率.实证结果表明,空气污染指数对临汾市呼吸系统疾病发病率具有显著的影响,其他影响因素还有季节、烟草人均消费量和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根据实证结果,认为:如果我们继续走"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经济增长道路,那么最终将会损害当地的健康人力资本,进而制约经济的可持续增长.     

南昌市环境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研究

选取2014~2017年南昌市不同时间尺度AQI及主要空气污染物数据，利用GIS技术、神经网络分析、后向轨迹模型及地统计分析方法，分析了南昌市环境空气污染时空变化特征及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南昌市近年来空气质量总体变化不大，空气质量等级以良为主，占全年比例为57%~61%。但首要污染物变化较大，即PM2.5比例显著下降，NO2和O3比例显著上升，PM10变化不大。南昌市空气污染季节变化显著，冬春季空气质量较差，以PM10、PM2.5污染为主，夏季空气质量最好，以O3污染为主。空气污染周变化以周末及周一污染较重、周四污染最轻，说明南昌市空气污染除了与群众出行习惯有关，还存在其他影响因素。南昌市空气质量日变化呈双峰型（9:00~11:00和20:00~22:00），主要受上、下班高峰期带来的交通尾气影响。南昌市空气污染空间变化呈典型的“郊区-市区”分布，其中AQI、PM10、PM2.5、SO2、NO2、CO值均以市区较高、郊区较低，而O3的空间分布规律正好相反，这主要与城区NOx排放较多，O3易与其迅速反应而消耗有关。后向轨迹聚类分析结果表明，来自本地的短轨迹气团占比高，对PM2.5、PM10、NO2、O3的影响大。气象因素上，PM2.5、PM10、NO2受相对湿度影响较大，O3受温度影响较大。     

不同类型城市的PM_(2.5)健康风险及影响因素差异

当前,空气污染的现状与公民对干净、健康环境的诉求之间关系紧张,迫使城市在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解决空气污染和相关的健康问题。基于2008—2018年中国338个城市PM_(2.5)浓度和人口密度的遥感数据,采取暴露-响应函数来估算因为长期暴露在PM_(2.5)污染下产生的早逝及相关疾病发病率。进而利用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城市分为四类,并针对不同类型城市分别建立计量模型进行健康风险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表明:虽然PM_(2.5)污染及相关的健康风险都经历了恶化、缓解到改善的过程,但全国范围内由污染导致的各类健康问题依旧严峻,早逝、呼吸系统疾病和心脑血管疾病等发病人次高达到数十万。通过K-Means聚类分析方法将全国338个城市划分为工业型城市、资源型城市、中心型城市和其他类型城市,四类城市的健康风险随时间变化趋势基本一致,2018年相比2013年表现出健康风险显著下降的状态。从影响因素来看,健康风险主要受城市化率、人口密度、产业结构、经济发展等因素的影响;针对不同类型的城市,工业型城市健康风险的主导因素为城市化率、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资源型城市则为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中心型为人口密度和产业结构,其他类型为城市化率和人口密度。最后根据不同类型城市的城市特性及主导因素差异,分别针对城市发展模式、产业结构优化、公共卫生服务和评价标准深化等方面给出以下四条政策建议:多中心城市模式与城市落户政策双管齐下,降低人口密度;提高行业准入标准,奖罚并行优化产业结构;发挥社区医院功效,提高公共卫生服务质量;将健康成本纳入环境及城镇化质量评估体系。     

三峡生态屏障区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及其影响因素

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反映农业经济发展与环境的协调程度,农业面源污染物的影子价格体现了污染物的边际减排成本。提高农业生产的环境效率,降低农业面源污染的影子价格对保护农村生态环境和增强流域水资源的安全性起到较好的促进作用。利用三峡生态屏障区重庆段2000-2012年间的面板数据,采用参数化方向性距离函数,对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进行了测算,结合面板数据随机效应Tobit模型分析了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结果表明:2000-2012年期间,农业面源污染平均排放效率为0.649 9,TN、TP、COD和NH3-N 4种污染物的平均影子价格分别为0.372 9,0.032 6,0.137 1,0.053 3万元/t;不同区域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存在一定的差异,库中平行岭谷区、库区腹地沿江山地丘陵区和库区腹地外围山地区农业面源污染排放效率低,污染物的影子价格高;影响农业面源污染的排放效率和影子价格因素主要包括农业结构中经济作物与粮食作物的比例、农业生产设施条件、农村居民受教育程度。因此,确保粮食作物安全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减少农药、化肥投入大的农作物种植规模,走"两型农业"之路;进一步加大对农田水利设施、节水灌溉设施和农业生态建设工程的投资,减少和控制农业生产中的污染物排放对生态环境的破坏;农业面源污染源头减排离不开农户的积极参与,提高农户对农业生态环境退化的认知也是解决农业面源污染的重要途径。     

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来自中国省级与行业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首先按照各省环保财政支出占GDP比重与按主成分分析法计算的地方环境污染物排放综合指数的排名情况把中国30个省份分成两个区域,区域1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强,区域2环保财政支出污染治理效应较弱。区域1包括北京、海南等14个省市,区域2包括天津、上海等16个省市。其次基于2007—2014年中国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分析开放经济、环保财政支出对污染治理的影响。最后借鉴门限回归模型检验开放经济是否存在环保财政支出与污染治理的门槛效应。结果显示:(1)环境污染物排放存在区域差异和行业差异,区域1呈现出开放程度和污染物排放双低的特征,而区域2则表现为双高特征。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污染物排放较高,采掘业污染物排放年均增长速度最快。(2)样本期内省级和行业面板数据均表明开放经济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对外开放不是助推环境污染的原因。(3)中国环保财政支出与环境污染物排放显著负相关,环保财政支出具有显著的污染治理效应。(4)开放经济对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具有门槛效应,当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高于门槛值-1.221、-1.016时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很难发挥。(5)以进、出口贸易总额为门槛变量时,有107个观测值低于门槛值,占总观测值的44.58%,其中有59个位于区域1,占55.14%。鉴于此应继续加大环境保护财政支出,进一步提升环保财政专项支出在GDP中所占比重,保持适度的对外开放,优化能源消费结构和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全面改善环境质量,提升开放经济下环保财政支出的污染治理效应。     

“十二五”期间高平市环境质量变化及其污染防治

文章基于高平市统计年鉴及环保局统计资料,回顾并分析了"十二五"期间高平市各主要环境要素(空气、水、噪声、固体废弃物)的环境质量变化情况以及主要污染物排放情况,结果表明:(1)SO_2和PM10五年来基本保持稳定,略有上升趋势,NO_2年均浓度上升较为突出,2015年浓度值是2011年的3倍之多;地表水超标因子的种类呈增长趋势,水质污染复杂化;噪声平均值变化幅度不大,整体情况良好;到2014年底,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80.9%,比2010年增加1.2%。(2)主要污染物除SO_2和氮氧化物排放量基本保持不变以外,COD、氨氮和烟粉尘都成下降的趋势。最后提出了污染防治对策,以期为高平市环境质量改善提供科学依据。     

基于PM2.5的空气污染防治政策框架设计

中国PM_2.5污染防治进入新阶段：PM_2.5年均浓度从快速下降期进入缓慢下降和平稳期，全国超标现象大幅改善，但季节性和地域性超标与重污染问题仍然突出。以治理工程减排和可承受的产业和能源结构调整为核心的长期治理措施边际成本不断提升，而治理效率逐渐降低，尤其在重污染天气下难以发挥即时效益。中国仍处于经济和城市化发展的关键时期，将污染物整体排放量降低到重污染气象条件下的PM_2.5达标的允许排放量，在短期内不具技术可行性和成本有效性。公众健康与公共福利要求PM_2.5继续改善和稳定达标，只能在日常排放管理上寻求突破。而现行空气污染防治政策体系在日尺度达标管理和排放控制方面的约束力相对薄弱，地方缺少落实空气质量精细化治理的激励和实践指导。随大数据技术进展和信息化建设水平提高，科学治污、精准治污条件日趋完善，空气污染防治思路和政策框架亟须更新和转变，以适应新时期的空气污染防治需求。现阶段，推动空气污染防治由粗放式长期治理向精细化日常管理转型是改革的关键。以固定源管理为例，在现有制度的基础上，构建兼顾PM_...     

北京、上海两地2004和2005年大气污染特征对比分析

为了解北京、上海两市大气污染的变化及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根据2004、2005年大气质量监测数据,分析了北京、上海两地大气污染特征和两地主要大气污染物的变化规律.结果表明,2004、2005年北京市的PM10最大值是最小值的63.7倍,北京市的变化幅度较上海市的变化幅度大;2004、2005年北京市的SO2最大值是最小值的46.7倍,上海市的SO2最大值是最小值的13.1倍,上海市的SO2污染的因素变化幅度较小;两市的NO2浓度都较高,且季节变化不太明显;两市NO2浓度年平均值满足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但质量浓度都较高,这与两市的机动车尾气污染有关;两市SO2浓度年平均值除上海市2005年外均满足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上海市SO2污染严重与上海市消耗大量煤炭有关,北京市SO2污染物浓度年度变化剧烈与冬季取暖烧煤有关;两市可吸入颗粒物污染比较严重,北京市PM10浓度年平均值超过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上海市PM10浓度年平均值达到国家空气质量二级标准.总体上上海市的大气质量要好于北京市.两地大气主要污染物随时间的变化规律与两地的污染物来源、地理、气候等条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