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低碳转型(2015—2050):可再生能源发展与可行路径

在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第三次能源革命正悄然发生,中国也已走入能源转型的"十字路口"。现有关于能源转型路径的研究,大多关注于能源转型本身,忽视了能源转型需要与经济发展阶段相契合的重要特征,即中国能源转型所面临的问题是何种能源转型方案在近期所带来的成本能够被经济系统消纳包容,而在长期又能够推动经济的可持续增长?鉴于此,本文通过跨国比较以及CGE模型研究中国的能源转型与经济发展。跨国比较分析发现,人均收入水平及一定的产业结构基础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条件,从产业结构及人均GDP的对比看,中国在近5年内如注重节能减排政策实施以提升能源利用效率,人均二氧化碳将在2035年甚至更早进入排放的"下降期",选择何种能源转型道路是当前中国所必须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根据模型演化结果及跨国经验分析,将中国能源转型的可行路径分为三个阶段:2015—2025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正经历经济增长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三期叠加"的关键阶段,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时期,能源转型应采取"温和"手段,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将对经济产生较大负向冲击,不具备可行性;2025—2035年,是能源转型方向确定期,可以制定较高比例的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亦可逐步挖掘化石能源自身的"清洁潜力",转型方向应与新一轮产业革命紧密联系;2035—2050年,为能源转型的成熟期,可再生能源发展将步入崭新阶段,中国能源系统或将呈现两种可能,一是到2050年实现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占比达到60%以上;二是局部地区实现100%的可再生能源供应,而整个能源供应体系呈现出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平分秋色的局面。     

中国中东部能源发展战略的新思路

中国中东部地区是能源的负荷中心,其能源结构的调整和优化事关中国能源革命的成败。长期以来,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成为习惯,国家已给予足够重视。然而,由于对西部能源的过度开采,造成了环境的严重破坏。同时,大规模远距离输送煤和电,势必降低能源利用的效率并增加成本。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中国中东部地区能源供需现状及特征,发现中东部地区化石能源严重依赖外部供给,电力不能满足自给且本地电力以煤为主,非化石能源利用比例过低。为此,本文提出了将"远方来"与"身边来"相结合的战略新思路,即充分发展本地可再生能源,辅以西电东送和北煤南运来解决中国中东部能源问题。为了验证这一思路的可行性,本文深入分析了中东部地区各种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潜力,可再生能源开发的成本,以及典型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等因素,认为中国中东部地区完全有可能做到能源高比例自给。为了实现中国中东部地区能源高比例自给,本文提出了节能提效优先,发展集中式智能化电网和分布式微网,以及通过局域的"虚拟电厂",利用大数据和智能技术将源、储、调、用等统管起来的主要途径。最后从强化顶层设计,加大对新业态和新模式的支持,以及加大国际合作力度等方面给出了政策措施建议。本文特别强调,中国中东部地区逐步降低煤电比例,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是一个漫长过程,需要各方下定决心付出巨大努力,需要切实转变传统观念和习惯。同时,也需要国家有关部门科学评估、认真规划、理顺体制和政策支持。     

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与角色转型:从防范“黑天鹅”灾害到迎战“灰犀牛”风险

全球气候治理对于气候风险的认识一直在不断发展。国际气候谈判启动伊始,主导力量呼吁各国根据"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进行温室气体减排,致力于防止出现难以预料但影响巨大的"黑天鹅"式的气候灾害。而当前各国减排力度与全球温控目标仍存在明显的差距,人类社会极有可能面临的大概率、影响大的"灰犀牛"式的气候风险。中国曾多次面临极端气候事件,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陆续建设的各类基础设施,提升了全社会应对自然灾害和气候灾害的能力及水平。从国际社会输入国内的对全球性气候变化的认知,强化了中国对灾变性气候"黑天鹅"事件的防范意识。随着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气候变化可能导致的自然灾害成为严重威胁中国可持续发展的"灰犀牛"风险。在这种认识转变的背景下,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战略进程,经历了灾害防范、科学参与、权益维护、发展协同和贡献引领5个阶段。中国气候战略转型的主要原因在于化石能源燃烧所排放的二氧化碳总量的快速攀升、经济发展水平和能力的增强,以及中国生态环境面临的严峻压力。面对全球性的气候变化问题,中国不仅从自身情况出发去积极应对,也在为全球安全做出贡献。当前,国内深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对气候变化的态度已经转为主动积极去迎战具有"灰犀牛"属性的气候变化风险。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战略,已经转变为强化国内行动完善中国特色的"中国方案",在国际主动引领国际气候进程,迎战威胁人类未来的气候风险。     

中国的生态足迹与绿色发展

从2008年开始,世界自然基金会(WWF)与中国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国合会)联合,通过与国内外智库的合作引入"生态足迹"理念,从自然资源消耗与"生物承载力"之间关系的角度来研究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资源环境问题。研究表明,2007年人类在消耗着1.5个地球。过去半个世纪以来,中国的生态足迹总量2007年已经是1961年的4倍,尽管中国的人均生态足迹水平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但是已经突破了1个地球的均衡水平。与全球平均类似,中国生态足迹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碳足迹,占54%。解决中国的生态足迹超支问题,关键是降低碳足迹。目前,中国的能源供给仍然高度依赖于化石能源,超过一半的能源供给来自于煤炭,中国和世界其它国家一样将面临化石能源枯竭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处于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的能耗大国,应及时调整产业结构和基础设施供给模式,在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同时提前应对自身可能面临的能源问题。中国所面临的现实决定了中国不能重复发达国家的高增长高资源消耗的老路,需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展绿色经济,为全球走向可持续发展道路提供探索的机会。     

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任务和方向探讨

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合作进程面临新转折,当前德班平台谈判将建立2020年后国际新减排制度框架。国际学术界出现"新气候经济学"的研究热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进程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和能源体系的根本变革,人类社会文明形态也将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过渡。新气候经济学将探索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理念和相应的经济学理论与分析方法,寻求经济社会持续发展与减排CO2保护全球气候的双赢路径。新气候经济学不仅关注国别之间减排责任和义务的分担,更重视各国在共同目标下创造和扩展合作共赢的空间和机会,探索各国合作共赢的机制和运作方式,分享低碳发展的经验、技术和机会。同时更加关注新国际机制对各国低碳转型的激励和促进作用,使之成为各国提升国际竞争力,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在需求和内在动力。实现控制温升不超过2℃目标,世界各国的经济社会发展都面临排放空间不足的挑战,碳排放空间成为越来越紧缺的资源和生产要素,大幅度提升碳生产率,即成为协调经济社会发展与减排CO2双赢的根本途径。新气候经济学将关注不同发展阶段国家碳生产率变化的规律以及提升碳生产率的方法和手段,研究新兴发展中国家CO2排放尽早达到峰值,实现跨越式发展的条件和途径。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新型能源体系变革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战略选择,并已成为世界趋势,新气候经济学关注碳价对新能源技术创新和产业化的激励作用,关注能源体系变革对各国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保障能源安全与减缓气候变化的协同效应,关注碳价机制对国际技术合作与技术转移中利益扩展和共赢的促进作用。另一方面,社会和公众消费方式的转变是实现社会低碳转型的关键,因此,新气候经济学也关注生态文明下的财富观、福利观、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理论支撑,关注发展中国家城市化进程中低碳化城市建设的发展理念和实施方式,关注消费方式的转变对社会发展目标、发展方式、物质生产方式和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的影响和引导作用。     

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演化、效果评估与未来展望

发展可再生能源已成为中国能源转型及减缓气候变化的关键途径。2006年《可再生能源法》实施至今,中国可再生发展取得举世瞩目成绩。然而可再生能源在中国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占比仍然偏低,其未来可持续发展仍面临挑战,如可再生能源发展资金缺口持续扩大,可再生能源电力消纳仍然面临一定障碍。在未来新的发展背景下,有必要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进行系统的评估和总结,进一步探讨未来可再生能源政策的优化方案。本文首先对中国2005—2019年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发展历程及演化路径进行总结梳理,基于不同时期的发展特点及面临的主要矛盾将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历程划分为四个阶段;然后在综述相关研究基础上,对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评估,包括政策有效性、政策成本、技术进步等。结果表明,中国过去十年的可再生能源政策对促进可再生能源快速发展是积极有效的,而促进可再生能源发展的政策成本仍然有进一步下降的空间;另外,虽然中国可再生能源发电成本下降显著,然而基于历史经验的技术进步率仍然不足以支撑实现中国2020年平价上网的目标,未来需要进一步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的进步和发电成本的下降。结合当前及未来中国可再生能源发展所处阶段的特点及面临挑战,我们提出进一步完善中国可再生能源政策以促进可再生能源持续稳定发展的政策建议,一是完善可再生能源绿色电力证书交易制度,增强可再生能源发展的内生激励并降低政策实施成本;二是建立储能技术市场机制,为减少弃电以及推动可再生能源消纳提供政策支持;三是推进碳金融体系建设,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新的融资来源并降低发电成本。     

中国能源安全分析:基于最优消费路径视角

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能源生产不能满足能源需求的强劲增长,导致能源对外依赖性较大,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又面临较多挑战。国内能源开发粗放,能源利用效率低下,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较晚,能源战略储备不完善等问题也很突出。本文在中国具体实际的基础上,通过建立一个简单的两时期消费最优化模型,并综合考虑本国能源与能源进口和海外开发之间、传统能源与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与利用之间这两个关键的替代关系及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可能影响,得出了中国能源消费的最优跨期消费路径。当前能源消费中的很多问题,包括日益增大的"能源缺口",都源于实际能源消费量严重偏离了这一"最优路径"所规定的消费水平。因此,为了有效缓解乃至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能源缺口",中国能源消费应严格按照此最优跨期消费路径进行,同时尽可能地增加能源进口、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和新能源并提高能源使用效率。     

基于极端气候事件能源生态系统的调适与优化——以雄安新区为例

能源消费加剧的气候变化问题成为21世纪全球环境治理的核心议题。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引起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全球环境增温的主要因素,能源生态系统不平衡导致的极化效应使人类可持续发展面临越来越严重的挑战,干旱、洪涝、高温热浪和低温冷害等极端气候事件又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气候风险的等级,能源生态系统的构建与优化,促进能源生态系统平衡是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举措。同时,能源又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和动力,能源供应和安全事关我国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全局,能源生态系统构建立足生态学理念,借鉴生态系统中的生产、消费、流动、分解恢复等概念,为促进能源可持续健康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雄安新区作为新时代最受关注的区域性国家发展战略之一,建成绿色智慧新城和"推进生态文明改革创新,建成绿色发展城市典范"是其重要的发展目标,科学探讨能源生态系统调适与优化成为其实施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必然需求,通过对雄安新区能源生态系统开展具体剖析,积极应对极端气候事件,规避气候风险,进而提出基于气候变化的能源生态系统调适与优化方案。雄安新区作为以绿色低碳发展为设计理念的生态未来城市,能源生态系统设计尚处于起步阶段。本文分析认为,雄安新区能源生产的主体为清洁能源,能源消费应以可再生能源为主导,能源流应大力输入可再生能源和促进能源基础设施智能化,同时积极应对能源环境影响,有效开展环境治理,在此基础上提出了雄安新区能源生态系统的调适与优化的应对措施。     

可持续发展理论三项进展

过去10年间,可持续发展理论和实践都取得重大进展。在这些进展当中,本文辨识出3个核心的概念:地球系统观、生态文明思想、低碳经济概念,对这3个看起来没有直接关联的概念分析了其中十分密切的理论联系。地球系统观的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对自身和所处地球环境的认识,被称为"第二次哥白尼革命",从而强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科学基础;生态文明思想从根本上颠覆了工业文明的思想基础,深化了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哲学和伦理学内涵;低碳经济概念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过程中提出的新的理念,以提高能效、减少排放和发展可再生能源为特征的经济发展模式是可持续发展理论在实践的具体化,并具有可操作性。3个概念都突出了地球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开发、利用和保护;同时也都强调了对地球表层这个自然与社会剧烈交互作用的生态圈和人类圈的理解必须运用全新的视角和多学科的研究方法。深入理解这3个概念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把握可持续发展理论10年进展的关键。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北大核心CSCDCSSCI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中国能源CO_2排放峰值方案及政策建议

能源活动贡献了CO2排放总量的主要部分。2014年11月,我国政府通过《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首次正式提出于2030年左右实现CO2排放峰值,显然,未来时期我国CO2排放总量的峰值取决于能源活动CO2排放的峰值,能源活动CO2排放量又取决于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而能源消费总量和结构又从根本上取决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和资源环境约束及宏观能源经济财税政策设计。鉴于经济、产业、人口发展、资源环境约束及能源经济政策制度设计对能源消费总量结构、CO2排放的复杂影响机制,本文基于能流图和能源供应消费成本最小化原理,构建跨期能源系统优化和碳排放模型IESOCEM作为定量研究工具,从"新常态"下我国2015-2050年经济、产业、人口等宏观指标预期发展水平出发,预测出能源服务需求量,并考虑已有能源政策目标的硬性约束,对未来时期能源消费总量结构及CO2排放量进行测算得出如下经济可行的峰值方案:一次能源消费总量将从2015年的39.1亿tce逐步增长到2050年的62.65亿tce,年度能源消费总量的增速逐步趋缓,从2015年的年度同比增速1.8%逐步降低到2050年度的0.6%;煤炭占一次能源消费总量比重将从64%持续降低到45%,石油占比从17%下降到8%,天然气占比从7%上升到11%,非化石能源占比将从12%上升到36%;能源活动CO2排放量经历先较快增长达到峰值后缓慢下降的趋势,从2015年的80.1亿t增长到2030的93.5亿t,2015-2030年平均每年增加排放0.89亿t CO2,并在2030年达到峰值,此后CO2排放开始缓慢下降,逐步下降到2050年的91.5亿t,2031-2050年平均每年减少排放0.1亿t。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峰值方案与2013年能源消费及CO2排放实际情况进行对比分析的基础上,本文提出了我国能源活动CO2排放2030年达到峰值的政策建议:一是鼓励推广采用公私合作模式,吸引民间资本投入可再生能源基础设施建设,大力开发和利用可再生能源,促使可再生能源在未来能源消费增量中占绝对优势,同时加快可再生能源对化石能源消费存量的替代;二是由我国发起成立天然气进口国家联盟组织,增强天然气进口议价权,积极进口利用海外天然气资源,鼓励民间资本投入,加快国内天然气管网和储气设施建设;三是改革完善资源税、环境保护税、消费税制度,从宏观财税制度设计上加快推动能源资源利用的集约低碳转型。     

什么是生物质能

生物质能一直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能源 ,它是仅次于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而居于世界能源消费总量第四位的能源 ,在整个能源系统中占有重要地位。据预测 ,生物质能极有可能成为未来可持续能源系统的组成部分 ,到下世纪中叶 ,采用新技术生产的各种生物质替代燃料将占全球总能耗的 40 %以上。生物质能是蕴藏在生物质中的能量 ,是绿色植物通过叶绿素将太阳能转化为化学能而贮存在生物质内部的能量。煤、石油和天然气等化石能源也是由生物质能转变而来的。生物质能是可再生能源 ,通常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木材及森林工业废弃物 ;农业废弃物 ;水生植物 ;油料植物 ;城市和工业有机废弃物 ;动物粪便。在世界能耗中 ,生物质能约占 14 % ,在不发达地区占 60 %以上。全世界约 2 5亿人的生活能源的 90 %以上是生物质能。生物质能的优点是燃烧容易 ,污染少 ,灰分较低 ;缺点是热值及热效率低 ,体积大而不易运输。直接燃烧生物质的热效率仅为 10 %～ 30 %。目前世界各国正逐步采用如下方法利用生物质能 :①热化学转换法 ,获得木炭、焦油和可燃气体等品位高的能源产品 ,该方法又按其热加工的方法不同 ,分为高温干馏、热解、生物质液化等方...     

海南绿色发展道路的基础:互联网+能源创新

造成传统"褐色"发展道路的根本原因在于经济发展的能源基础是化石能源,海南即便不发展工业,而依靠传统化石能源来支撑旅游业等服务业的发展,当其发展超过一定"阈值",也将青山不再。海南走上绿色发展道路的关键在于,依靠互联网+,创新能源结构,实现以太阳能为主的可再生能源的能源供给侧改革;如此才能真正走上绿色发展道路,而不在于是否发展工业。海南的发展,包括旅游业为主导的服务业的发展需要新型工业化作为发展支撑。     

乳山口潮汐能电站环境收益评估

进入21世纪,能源安全和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化的问题。改善能源结构、发展可再生能源,已经成为我国能源建设的主要任务。潮汐能作为清洁的可再生能源,除了替代传统不可再生能源,还具有减少污染损害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环境收益。因此,本文针对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以拟建乳山口4万kW级潮汐电站为例,同时使用替代市场法和条件价值法,对比评估了该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价值范围,讨论了替代市场法和条件价值法在评估潮汐电站环境收益的应用可行性。由替代市场法估算的环境收益为5191.30万元/a;在条件价值法下,运用Tobit模型估算结果为1184.19万元/a,因而乳山口4万kW级潮汐电站的环境收益区间为1184.19-5191.30万元/a。该评估结果为判断可再生能源项目投资的经济可行性提供科学依据。     

可再生能源、能源地缘政治风险与国家能源安全北大核心CSCDCSSCI

从石油世纪向可再生能源主导的碳中和时代转型,将重塑全球能源安全新格局。文章基于化石能源的非均衡非均质点状分布特征,分析了以化石能源为主导的传统能源安全,其有着难以摆脱的能源地缘困境,而可再生能源凭借其天然的资源禀赋,为打破地缘困境对中国能源安全的束缚提供了新契机。基于此,文章以1990—2020年的时间序列数据,实证检验了可再生能源的投入使用与能源地缘政治风险的关系。结果表明以风能、太阳能、水能、生物质能等为代表的可再生能源使用,显著弱化了中国长期以来以化石能源进口依赖为主导的能源结构所面临的地缘政治风险,为中国的能源安全提供了可靠保障。在更换地缘风险测度指标,控制原油进口集中度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果依然显著。该研究不仅丰富了现有关于国家能源安全研究的文献,更为碳中和新时代背景下国家能源安全战略布局提供了理论依据,为强化碳中和时代中国在世界能源安全格局中的战略引领地位、助推民族复兴和现代化能源强国建设提供了政策指引。     

WTO框架内可再生能源问题初探

近年来全球贸易自由化水平不断提升,与此同时,资源枯竭等问题也不断出现,基于此,国际社会开始反思自身的贸易模式并寻求解决上述问题的办法。可再生能源因其取之不尽、环境成本低的特点能够帮助一国更好的应对未来能源危机但另一方面可再生能源也因其初期开发成本高的问题而影响其推广。为此,各国制定了一系列扶持本国可再生能源的优惠政策,但在WTO框架下"加拿大可再生能源电力保障措施(FIT Programme)案"中却出现了一系列新的问题:首先,WTO框架下优惠政策是否构成SCM协定中的补贴?其次,如何解决在WTO框架下的条约义务冲突问题?只有解决了上述的问题才能够在可再生能源问题上既不会对国际社会的可再生能源贸易秩序造成紊乱又不会完全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贸易,从而能够真正的彰显WTO的宗旨。     

全球绿色低碳发展与公平的国际制度建设

在可持续发展和扶贫框架下发展绿色经济与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及改革是当前世界可持续发展的核心和关键,也是"里约+20"峰会的两个主题。首先,绿色经济是体现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根本途径。绿色经济的核心是以低的自然资源消费、低排放、低污染,达到高的自然资源利用效益,实现高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提供高的生活水平和优良的生活环境。全球绿色经济的发展潮流,将引发社会形态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变。虽然经济发展和消除贫困是发展中国家当前首要和压倒一切的优先任务,但也必须探索新型的绿色低碳工业化和现代化道路,在实现工业文明的过程中,努力建设生态文明,实现跨越式发展。同时积极应对全球绿色低碳转型中新的经济、贸易、技术竞争规则和格局的变动,加强先进技术创新,提升自身的低碳竞争力。其次,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应成为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建设和改革的基本原则。可持续发展要求既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相协调,促进"代际公平",又要关注欠发达地区消除贫困,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生态环境,实现"国别公平"、"人际公平"。因此,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框架的建设和改革,要体现世界各国公平获取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和原则,全面均衡地反映不同国情和发展阶段国家的利益诉求。主要表现在公平享有全球环境空间、公平获得现代优质能源服务、公平适应全球环境变化、公平承担责任义务及公平的国际制度和机制。中国需要统筹国内外两个大局,走中国特色的绿色低碳发展之路。最后,中国的国情和发展阶段特征,在可持续发展领域又面临比发达国家更多的困难和更严峻的挑战。在全球发展绿色经济,努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大背景下,中国要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协调推进。在国际上积极参与国际制度的建设和改革,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环境保护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在国内加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走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路径。主要战略对策包括加速转变发展方式,强化节能优先,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和CO2排放总量的过快增长;加强能源结构的低碳化,逐步建立并形成以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为主体的可持续能源体系;加强城乡统筹,地区平衡,促进生态城市建设;适应国际可持续发展制度改革的趋势,加强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制度建设;抓住机遇,顺应世界绿色低碳发展潮流,自主实现发展方式的转变,把传统的资源依赖型、粗放扩张的发展方式转变到新型的技术创新型、内涵提高的发展方式上来,基本走上绿色低碳和可持续发展的轨道。     

中美两国2020年后减排目标比较

针对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中公布的各自2020年后减排目标,本文通过情景分析的方法,测算了中美两国实现各自目标所需要采取的行动和努力,比较了两国在GDP碳排放强度下降、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规模、CO2排放达峰时间及其所处发展阶段、以及电力部门减排四个方面的努力程度和效果。通过比较可以看到,在中美两国分别实现各自既定目标的情况下,中国单位GDP碳强度年下降率将达4%,其幅度高于美国在2025年减排28%目标下的年下降率(3.59%);中国的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发展也更为迅速,年均增速高达约8%,2030年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可达11.6亿tce,约为届时美国非化石能源总供应量的2倍;在CO2排放达峰值方面,中国实现CO2排放峰值时所处的发展阶段要早于美国达峰值时的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中国在强化低碳发展情景目标下可在2030年左右实现碳排放达峰值,且峰值时人均CO2排放约8 t水平,低于美国CO2排放峰值时的人均排放19.5 t的水平;在电力部门的减排努力方面,中国在未来比较高的电力需求背景下,2030年可实现比2011年单位千瓦时的CO2强度下降35%,而美国同期则只需下降约20%即可实现其电力部门的减排目标。上述几项指标的比较更可突显中国2020年后的减排目标是非常宏伟且极具挑战的。在实现2030年减排目标的行动中,中国政府还需要进一步强化和细化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发展目标,进一步分解和落实全国及各省市的减排目标和减排行动,持续推进节能与加强新能源技术的创新,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协调好经济、能源和环境的问题,早日实现低碳发展和生态文明。     

碳中和背景下可再生能源促进的竞争法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推进可再生能源发展是生态文明建设的客观需求,是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重要举措,亦离不开法律制度的外在保障。历史回溯与规范分析下,从薪柴到煤炭,再从煤炭到石油和天然气,竞争促进是能源变革历程中的一般法律路径,但至可再生能源替代,因其自身竞争力不足与市场结构困境,法律制度径直从促进竞争折向了“排斥竞争”。案例分析与理论解析下,竞争豁免法律制度遭遇实践异化,可再生能源市场交易规则模棱两可,制度负面效应突显,已难以适应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需求。事实上,合理的竞争机制设计有利于促进可再生能源企业积极创新和效率提升,竞争规则并不必然与可再生能源发展相斥,市场化是可再生能源的最终归宿。重新厘定可再生能源市场的保障性竞争理念,可再生能源的制度促进模式应重回兼容竞争的法律路径:以竞争为优先,以保障扩容竞争并助失利者二次发展,实现市场竞争与政府保障政策的有机协调。促进可再生能源的市场竞争恢复应是可再生能源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可再生能源法保障作用的核心,《可再生能源法》的修改完善也应注重将保障制度与竞争规则进行衔接融通。具体制度路径上,一方面,以“法律原则”形式将竞争优先与效率补偿理念嵌入可再生能源法,为市场提供清晰且富有弹性的交易基准和规范指引;另一方面,通过加强可再生能源领域的自由竞争规则适用,推进保障性政策的公平竞争审查,构建能源消费需求侧的倾斜性激励机制,以及推动强制购买制度的竞争法理念更新等制度衔接机制协力,可不断扩展特殊市场的竞争空间,助推可再生能源替代进程。     

中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路径的思考

受资源禀赋因素影响,我国长期以来形成了"以煤为主"的能源生产与消费结构。过去几十年,由于开采和利用方式粗放等原因,煤炭在支撑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环境问题和碳排放压力。如何有效控制煤炭消费量,改变我国高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是着力推进能源革命迫切需要重点思考和解决的问题。本文利用统计数据分析了我国煤炭消费的现状,发现我国目前能耗水平仍然偏高,散烧煤低效利用和高污染问题突出,电力、钢铁、水泥等高耗能产业趋于饱和,煤电机组普遍处于低效运行状态,煤化工加工过程存在能耗高、水耗大、污染物产生与排放量大等问题。因此,做好煤炭利用这篇大文章,意味着要高效、洁净,尽可能低碳的用好煤炭,意味着煤炭的利用技术和消费方式的进步,这个进步也必然导致煤炭消费总量的逐步减少。为此,本文提出了"节能提效优先""大幅降低散烧煤的使用,最终实现全部替代""工业燃煤使用量下降成为必然""严控煤电新建装机,争做新能源的服务者"以及"认清煤化工产业的定位,有序稳妥规划部署"的主要路径。认为通过这些路径和努力,我国提出的能源战略、规划以及长远愿景是可以实现的。同时,要把节能作为工作重点,加快推进产业结构调整,重点要将散烧煤替代明确作为中国能源革命的一个硬目标,并强化环保标准,着力优化能源结构,多措并举、协同推进我国能源结构由黑色、高碳向绿色、低碳转型,由粗放、低效向节约、高效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