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投入产出法的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测算

使用投入产出法,利用1999 -2008年中国海关货物出口商品分类数据,研究和测算了中国出口商品中的隐含碳.研究结果显示,中国是隐含碳的出口大国,出口贸易是中国CO2排放量逐年增长的重要原因.1999 - 2008年,我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由1999年的3.8亿t上升至2008年的11.9亿t,在此期间,中国CO2年排放量的12％ -24％是因生产满足国际市场消费的产品而产生的.中国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主要集中在5大类行业,分别为:纺织业及服装鞋帽制造业、化学医药制造业、黑色及有色金属冶炼和压延加工业、通用及专用机械设备、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这5大类行业的出口产品中的隐含碳在中国出口产品的隐含碳总量中占到80％左右.中国出口产品隐含碳的主要流向是美国、欧盟和日本.在实证研究结果的基础上,本文认为国际社会应从生产者负责制和消费者负责制相结合的角度界定各国的碳排放责任和减排目标；同时建议我国应提高生产技术,降低产品的能源消耗强度,并限制能源密集型产业产品的出口.     

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转移研究

贸易将生产和消费连接起来,商品消费地可通过产品的跨地区调入,将与生产相关的碳排放与实际消费相分离,产生贸易中隐含碳排放转移的问题。本文基于多区域投入产出方法(MRIO),采用投入产出链接技术,将中国降尺度到30个省份(含4个直辖市),建立了"区域-国家-全球"多级尺度嵌套模型及相应的环境卫星矩阵数据库,评估了中国各区域及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商品和服务贸易中的碳排放,并对双边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区域和行业流向进行分析。研究发现,中国在与"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进行贸易时,国内生产碳排放大于国内消费碳排放,是隐含碳净出口国,属于隐含碳的"国内承担、国外消费"模式。韩国、印度是中国隐含碳的主要出口国家,俄罗斯是主要隐含碳进口国。在中国内部,沿海、东北、内陆、西北及西南地区的进出口贸易隐含碳依次减少,隐含碳排放平衡性具有区域差异性。中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典型国家贸易隐含碳行业结构的分析结果显示,公用事业(电力、热力和燃气)是最大的隐含碳净出口部门,建筑业是最大的隐含碳净进口部门。研究结果识别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隐含碳排放的关键地区和关键部门,可为宏观层面制定低碳策略提供定量决策和理论支持。     

基于隐含碳排放的碳减排目标研究

中国政府以2005年为基年提出了碳减排指标,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对于明确各省碳减排责任具有重要意义.本文结合“十一五”期间节能指标分解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分析了省际贸易中隐含的碳排放对于确定各省碳减排基数的影响,并分别基于生产者负责原则和消费者负责原则计算了“十二五”期间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表明:①将工业部门拆分为23个部门能够更加充分反映省际贸易结构差异对于隐含碳排放计算的影响；②省际贸易中隐含碳排放不仅在各省间有较大差异而且呈现出从中西部地区调往东部地区的整体转移方向；③不同原则下各省碳减排基数计算结果存在较大差异,消费者负责原则更加真实地反映了各地区实际减排责任,避免了部分省份通过省际调进代替本省生产的方式实现碳减排目标.     

碳排放责任核算研究进展

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的重点议题,而厘清碳排放责任是其中的难点.对不同视角下碳排放责任核算的文献进行系统梳理,分析了该领域的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探究每种方法的优势与不足,以期为厘清碳排放责任和合理分配碳排放空间提供科学的理论依据.研究发现:(1)现有文献对碳排放责任的核算多从单一角度进行,每种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性,如生产责任法会导致"碳泄漏"问题、消费责任法和收入责任法会削弱其他责任主体减排动力;(2)共担视角下的核算方法发展迅速,但还未形成统一的科学性考量准则,仍有待进一步发展.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未来研究的展望:(1)拓展多原则融合的碳责任核算体系;(2)创新多视角共担的碳责任核算方案;(3)探索碳责任核算与排放权分配的有机结合.     

中国低碳发展的国际比较:世界贸易格局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平稳快速发展,与之相伴随的碳排放总量持续攀升,中国也因此被推上世界碳减排的风口浪尖.为了明确中国碳排放的国际地位,本文从世界贸易格局视角对中国的碳排放现状进行了国际比较研究.首先分析研究了我国2007年面临的碳排放国际形势,继而对我国的出口贸易形势进行了国际比较,最后采用GDP比例法和类推法对我国商品出口隐含的碳排放进行了初步测算,并分析了剔除出口贸易影响后的我国碳排放情况.通过研究认为:①出口贸易对我国的碳排放总量影响巨大,我国的商品出口占GDP比例长期维持在20%以上,近几年高峰值超过36%;②在当前的世界贸易格局、国际分工体系下,采用“生产者责任体系”碳排放测算模式大大高估了中国的碳排放水平,中国的碳排放总量中有34-60%是为他国服务而产生;③中国在当前世界贸易格局和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使得中国在目前的碳排放测算模式下必然“产生较高的碳排放”;④世界各国应该重新审视和正确认识中国的“高”碳排放形势,中国为世界各国提供商品服务而产生的碳排放不应该受到指责.     

增加值视角下中国省域净碳转移权责分配

碳排放核算及碳排放权地区分配,是提升应对气候变化基础能力和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关键。利用中国多区域投入产出数据和MRIO模型,从价值链渠道层面揭示了省域净碳转移方向及根源;基于国家价值链理论,对国内省域产品流出增加值进行分解,以省内增加值占比为分担因子,提出了中国省域净碳转移责任分担标准。研究发现:(1)2015年中国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存在显著差异,中间产品和最终需求调出、调入隐含碳是省域碳转移的主要原因。(2)中国通过对外贸易存在净碳转移,国内经济发达省份通过国内贸易对欠发达省份存在净碳转移;西北、东部沿海区域分别是国内最大净碳转入、转出地区。(3)省域间国内净碳转移应由碳转入地和转出地共同承担,净碳转出省份应增加碳排放责任,而净碳转入省份应减少碳排放责任;省域碳转入责任分担由流出贸易隐含碳及省域流出贸易本地获益能力决定,而碳转出责任分担由流入贸易隐含碳及省域贸易来源地获益能力决定。该研究对制定地区差异化碳减排政策、完善考虑碳转移的省域碳排放核算方案及全国性碳排放权交易体系构建等具有一定政策启示。     

基于贸易隐含碳的城市人均碳足迹比较研究

气候谈判中采用的碳排放基准数据,关乎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本文认为基于生产者责任原则的碳排放数据为气候谈判基准是不合理的。提出基于贸易隐含碳的城市人均碳足迹数据为基准,并选取具有代表性的几个城市(纽约、东京、伦敦、上海)进行样本研究。结果表明,在考虑贸易隐含碳排放的情况下,上海的人均碳足迹最低。2008年,纽约为上海的2.2倍,伦敦为上海的1.8倍,东京为上海的1.6倍。本文希望在考虑贸易隐含碳的情况下,对国际上有相近功能的城市人均碳足迹的研究可以为我国的气候谈判赢得更多的话语权,并给出了相关政策建议。     

全球碳转移网络的解构与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基于WIOD的最新环境账户和世界投入产出表,利用MRIO-SNA模型构建全球碳转移网络,从"关系"视角可视化分析了全球碳转移网络特征,并利用QAP方法揭示全球碳转移网络形成的主要原因。结论显示:①全球碳转移网络呈非均衡发展,呈现出"中心-外围"的结构特征。供给侧与需求侧结构失衡,少数的国家产生了多数的碳排放。其中中国已逐渐成为全球生产侧碳排放网络中心,并且中国在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的地位也在不断上升,美国和德国始终位于全球消费侧碳排放网络中心。②从个体网络特征来看,各国的网络地位相对比较稳定。2014年出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中国、俄罗斯和德国,入度中心度前三的国家依次为美国、德国、中国。其中,中国的入度中心度始终低于出度中心度,说明中国主要是通过供给而不是消费的形式参与到全球碳转移网络中。③块模型分析显示以中国为首的发展中国家属于双向溢出板块,美国等发达国家构成主受益板块,且板块间溢出大于板块内溢出,南北国家间存在明显的碳转移关系。④QAP分析显示:地理位置、文化背景对碳排放的空间关联的影响在减弱,全球价值链分工及环境规制等因素正逐渐主导碳转移网络的形成。本文的研究为未来碳减排政策的制定提供了方向,各国需要基于新的"关系属性"的视角理解全球碳排放,所谓的"中国气候威胁论"无疑是片面和狭隘的。全球碳减排应该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空间关联关系以及各国产业结构、经济水平上的差异性,在"数量—关系"双控的基础上实行"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协同性减排。     

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估算

采用投入产出法。估算了1997-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中的隐含碳。对进出口商品都采用中国的碳耗水平所作的保守估计发现：1997-2006年，通过产品的形式，我国为国外排放了大量的碳，1997-2004年。隐含碳净出口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比倒在0．5％-2．7％之间,2004年之后迅速增加。2006年该数字达10％左右。按照日本的碳耗效率对进口产品进行调整后的乐观估计发现。中国为j国该外转移排放的碳数量更为惊人。1997-2002年隐含碳净出口量占当年碳排放总量的12％～14％。2002年之后迅速增加，到2006年，该数字已达29.28％。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中国和其出口国都是这些碳排放的受益者，都应该对气候变化负责。一味对中国增长的碳排放进行指责是不全面的。     

中国省际碳排放转移的福利溢出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为测算中国省际贸易下的碳排放转移,从排放责任的角度讨论排放结构、转移流向及福利溢出效应,该研究基于2015和2017年多区域投入产出表,构建碳排放转移核算模型,引入地区发展与民生指数作为社会福利的代理变量,并利用最小二乘回归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考察碳排放转移对社会福利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2015—2017年,中国直接碳排放在总量上略有增长,整体表现出“西低东高”空间分布特征,但碳排放强度得到显著改善。②各省份生产侧和消费侧碳排放在排放总量和排放结构上均存在较大差异。内需排放、中间产品和最终产品的调入、调出是构成省域碳排放的主要部分,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碳泄漏”有所降低。③北部沿海和黄河中游地区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入地区,东部沿海、京津地区、长江中游地区以及广东是碳排放的主要流出地区,省际碳排放转移呈现自东向西、由沿海向内陆的转移趋势。④碳排放转入对社会福利具有负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出、外资规模和产业结构对社会福利具有正向溢出效应。碳排放转入的负向福利溢出效应表现为“西高东低”的特征,且随时间变化不明显;碳排放转出的正向溢出效应从自南向北逐渐递减的趋势转变为自东、西向中部逐渐增强的趋势。上述结论对地区碳减排政策制定及碳排放权配额分配具有启示意义,应充分把握碳排放转移特征,从差异化制定地区减排政策、因地制宜推进区域节能降碳、考虑“责任共担”原则以及充分发挥碳交易市场作用等方面采取措施,为推动实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研究思路和理论依据。     

中国出口隐含碳增长的影响因素分析

作为"世界加工厂",我国排放的CO2很大一部分是隐含在出口产品中由国外消费的,了解我国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对于制定合理的气候政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采用投入产出法和结构分解分析,计算了我国出口贸易隐含碳排放增长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中国出口隐含碳排放从1997到2005年增加了14.64亿t(202%),其中出口量的上升是推动其增长的主要因素,它的贡献高达237%;生产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变化分别使之增长了65%和5%;排放强度的降低只抵消了105%。其中对出口隐含碳排放增长影响最大的五个部门是: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化学工业、纺织业、仪器仪表及文化办公用机械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最后针对测算结果提出政策建议。     

隐含在计算机产品国际贸易中的碳排放流动

本文采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从产品的角度,分析了高能耗产品计算机在国际贸易中的隐含碳排放及转移情况。分析了计算机贸易中的主要的进出口地区在2002-2013年期间由于计算机贸易导致的隐含碳排放情况。2003后年中国开始取代台湾省成为计算机贸易中隐含碳最大的输入地区,且其隐含碳输入量逐年增长很快。最大的计算机贸易隐含碳流也从2002年的美国到台湾省变成2013年的从美国到中国。从减排温室气体公平与效率双赢的角度考虑,中国和其主要贸易伙伴都用采取积极政策达到减排碳的目标。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

出口贸易作为国内污染排放的"三大引擎"之一,加剧了中国能源耗费和碳排放。根据1990-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采用IPCC方法估算了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基于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Tapio脱钩模型,判别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脱钩状态;借鉴Kaya恒等式,运用LMDI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扩展的Tapio脱钩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均保持高速增长;该期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总体呈弱脱钩关系,而16个分行业的脱钩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出口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加存在正相关,出口贸易增长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弹性指数及分解指标显示,降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关键,能源结构应当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攀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碳生产国"与"碳消费国"责任共担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本原。     

中国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环境效应分析

本文基于WIOD数据库刻画了2001—2009年间我国14个工业行业与全球38个主要国家间的价值链嵌入度和贸易隐含碳排放程度,并实证研究了我国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碳排放的影响。研究发现:首先,全球价值链嵌入会显著减少工业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但是参与价值链会加剧污染密集型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量。同时,外商直接投资并没有通过参与国际分工给中国的环境造成恶化效应,反而促进了环境的改善。此外,全球价值链嵌入对技术密集型行业的环境改善效应更强。其次,分位数回归发现随着价值链嵌入程度提高,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污染的改善效应表现得更为突出。最后,全球价值链嵌入对环境的改善效应主要来源于全球价值链前向嵌入的积极作用,全球价值链后向嵌入则会提高行业的贸易隐含碳排放。也就是说,提高中国中间品间接出口的比重将有利于环境质量的改善,但国内增加值率的下降将恶化我国的环境状况。     

中国制造业碳排放的网络特征测度及其差异化影响效应研究

制造业作为我国主要的碳排放行业,其减排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总体碳减排目标的实现进程。随着制造业行业间的关联效应不断强化,在中间品流动的过程中碳排放也随之在行业间发生转移,隐含碳已经成为行业碳排放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基于投入产出表构建中国制造业的"产出—碳排放"矩阵,采用网络分析方法研究碳排放的网络结构特征,选取面板校正标准误估计方法从要素密集和板块分布角度探究制造业碳排放影响效应的异质性,主要结论为:制造业网络结构特征对碳排放存在显著影响,中间产品流动导致的碳转移对制造业碳排放的影响效应得到充分体现。制造业的中心性特征对碳排放具有正向影响,行业之间的产业关联和碳排放联系增强,使得制造业总体碳排放量上升。劳动密集型行业主要处于产业链的中游,与产业分工地位对应的中心度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效应突出,资本密集型制造业基本位于产业链的两端,中心度对碳排放的影响明显不足。进一步将制造业划分为受益板块和溢出板块的结果表明,受益板块行业为碳排放网络中主要的碳排放引致行业,通过引入其他行业的中间产品,可以实现向其他行业的碳转移以减缓网络结构对其碳排放的影响,溢出板块行业为其他行业提供高碳产品的同时承担了过多的碳排放责任,受到碳排放网络结构的约束较大。在不同类型制造行业特征的基础上,应针对其网络结构特征制定分类减排的差异化方案,对于直接碳排放量较高的行业,应加快淘汰落后生产技术和更新先进的机械设备,降低高碳产品供给水平进而减少碳排放。针对大量高能耗中间品流入的制造业行业,优化生产结构并促使其减少高碳中间产品的使用,才能从根本上抑制输入型碳排放,以实现制造业碳减排目标。     

FDI对中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实证研究

近年来,全球气候变暖现象严重,为了实现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各国普遍重视发展低碳经济。中国是世界上碳排放量最多的国家,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我国发展低碳经济势在必行。物流是经济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低碳物流直接影响到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因而,对于物流业碳排放问题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与紧迫。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我国大力推行外资政策,积极引进FDI,FDI在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对我国的生态环境产生了影响。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本文尝试探讨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影响;因为产业之间具有关联性,这里的FDI既包括物流业的FDI,也包括其他与物流业相关性较强行业的FDI。本文首先采用投入产出分析方法具体分析了物流业与其他产业的关联程度,得出制造业、商业和金融业是物流业的强相关行业的结论;进而通过构建分行业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影响的时间序列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FDI总体上显著减少了我国物流业的CO2排放量和排放强度,其中物流业、制造业的FDI在减少我国物流业碳排放方面是显著的,而商业与金融业FDI对我国物流业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影响均不显著;上述结果说明FDI对我国物流业碳排放的技术效应明显,"污染天堂假说"在我国物流业并不成立。此外,行业规模、能源消费强度、贸易开放程度、城镇化率以及环境治理投资等因素都会对物流业的碳排放产生影响。最后,在总结全文的基础上得出合理引进FDI,调整能源消费结构,发展节能减排技术的政策建议。     

中国碳排放影响因素分解及其周期性波动研究

基于我国1990-2005年时间序列数据,采用"两阶段"LMDI方法,先将能源消费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相关影响因素分解为产出规模、能源结构、排放强度和能源强度四个方面;再引入产出结构效应,对减少碳排放起关键作用的变量--能源强度进行再次分解.在此基础上,以产出规模和能源效率这两个对碳排放的增加和减少起关键作用的变量为依据,界定"高增长、高效率"、"低增长、低效率"、"低增长、高效率"和"高增长、低效率"四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方式,划分出不同的时期,分析我国碳排放周期性波动的特征.研究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以来,我国四个阶段不同经济增长方式的差异是碳排放波动的重要原因,特别是其中2000-2004年"高投入、高排放、低效率"的经济增长方式直接导致了碳排放的显著增加.因此,有效控制和减少碳排放的根本途径在于切实转变增长方式.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⁹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⁸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⁷t,青海最低仅1.17×10⁶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⁸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⁸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⁸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⁸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⁶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中国电力行业的全周期碳足迹北大核心CSCDCSSCI

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目标下,国家层面与各省份均在积极推动碳减排。电力行业作为我国最大的排放部门成为减排重点之一,然而电力行业存在的隐含碳排放造成实际排放低估,省际间碳转移导致省级碳减排不公平问题突出。因此识别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足迹,尤其是不同省份的隐含碳足迹以及省际间的转移碳足迹特征,有助于正确评估电力行业碳排放,科学界定不同省份的碳减排责任并合理分配。通过构建电力行业全周期点-流模型以揭示电力产业链中存在的能源活动,进而明确基于用电侧考虑的2018年全周期碳足迹,并刻画碳隐含度与碳转移依赖度指标来分析电力行业的隐含碳排放与省间转移碳排放。研究表明:(1)我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排放系数为689 g/(kW·h),排放量为4.747×10^(9)t,其中北方大部分地区排放系数偏高,山东最高达891 g/(kW·h),南方地区偏低,云南最低仅101 g/(kW·h)。(2)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隐含度为8.95%,东南沿海贫煤省与煤炭生产高排放省的碳隐含度偏高,贵州最高达14.63%,西北、华北富煤省的碳隐含度偏低,新疆最低仅4.94%;全国隐含碳排放量为4.25×10^(8)t,广东隐含碳排放量最高达5.0×10^(7)t,青海最低仅1.17×10^(6)t。(3)全国电力行业全周期碳转移量为9.26×10^(8)t,约占排放总量的19.5%,电力与煤炭自给率越低的省区对外碳转移依赖度越高,其中北京最高达71.24%;内蒙古、山西、陕西、宁夏、安徽、新疆、贵州是主要碳转入省,总转入7.11×10^(8)t,其中内蒙古最高达2.64×10^(8)t;江苏、浙江、广东、山东、河北、北京、辽宁、河南、上海是主要碳转出省,总转出6.92×108t,其中江苏最高达1.12×10^(8)t;全国共有240对省存在碳转移,其中有102对的转移量超过1.0×10^(6)t。在研究基础上,提出相应建议推动省级电力行业公平合理低碳发展。     

基于碳排放权价值的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测度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碳排放大国和出口强国,中国获得贸易顺差的背后是生产出口产品所带来的巨量碳排放。科学测算碳排放导致的价值损失,对“双碳”目标下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该研究通过构建嵌入式多区域投入产出表,从双边贸易层面和行业层面,分析中国30个省份进出口贸易隐含碳的现状,并利用碳排放权价值测算各省份对外贸易的环境净损失;在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基础上,进一步考察中国省域绿色贸易利益。研究表明,从双边贸易层面看,中国省域出口贸易隐含碳主要由美国和欧盟转入,进口贸易隐含碳主要向巴西、俄罗斯、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和土耳其转出。对东盟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西南地区,对BRIIMT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北部地区,对日韩贸易隐含碳占比较大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从行业层面看,出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制造业和电热生产供应业,占比之和超过70%,且各省份的行业结构具有一定差异性。进口贸易隐含碳集中在电热生产供应业和运输业,占比之和约63%。引入碳排放权价值后,中国30省份的绿色贸易利益相比于增加值贸易利益减少0.94%。作为隐含碳净出口国,中国有28个省份在对外贸易中承担环境净损失。其中新疆和甘肃环境净损失的比重最高,分别为69.29%和57.43%。天津、吉林等7个省份在损失增加值贸易利益的同时,还承担着净出口贸易隐含碳带来的环境污染。针对结论,该研究提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省域间差异化减排、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