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农村公众环保参与程度的主要因子辨析

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工作的基础,通过环保公众参与可以弥补政府和市场在环境保护中的不足,减少农业环境管理的费用。为了探讨影响农村公众参与的主要因子,为提高农村公众参与水平提供政策依据,用问卷的形式对无锡市大浦镇550人进行调查。问卷设计8个项目,共计24个问题,收集了农村公众环境意识和公众参与情况的相关数据。对调查结果运用逐步多元回归分析的方法进行统计分析,提取了5个影响农村公众参与最为显著的因子,根据偏回归系数的大小,依次为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文化程度、环保法律意识、污染感受程度建立了逐步回归方程,根据回归分析结果和大浦镇实际情况,提出把提高大浦镇居民环保知识水平、环保关注程度、环保法律意识以及加强公众对污染的感受程度作为近期提高公众参与水平的快速、有效的方法,为解决该镇农业非点源污染提供了参考。〖     

公众环境参与：类型、研究议题及展望

公众参与是促进环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环节。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历经40多年,学界对这一话题的关注产生了丰硕的研究成果。对已有文献的梳理,能够展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和相关研究的整体图景,为从公众的角度推动环境治理现代化转变提供研究参考。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阐述公众环境参与的内涵、发展和研究特征,并将其总结为反抗型、政治型和日常型参与三个理想类型,为理解不同的参与表现提供了参考框架。文献梳理发现: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动机普遍为利益获取、维护公民权益和维护人类环境可持续发展,后两种取向随时间推移而逐渐凸显;影响公众环境参与的因素主要有信任因素、人口统计因素、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等变量,其中信任因素和公众环境意识呈正相关,环境知识、风险感知以及媒介使用三者在影响公众环境行为方面具有强关联性,但人口统计因素和信任因素对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作用,有待进一步验证;公众环境参与面临政府主导型环境治理模式和市场的"失灵"以及公众自身能力不足等多重困境;可以从构建多主体、多形式的环境治理模式,为公众赋能和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寻找优化路径。既有研究推动了实际问题的解决和相关法律、政策的完善,也为多元参与环境治理格局的形成提供了思路和理论基础。互联网和环境实践的发展赋予学术研究新的命题,学界应更加关注公众参与环境治理的主体性研究、公众平台和线上环境行为研究以及时空比较研究。     

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

文章以中国30个省份为研究对象,运用面板数据模型,实证分析2006—2017年间公众环保来信、环保来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四种类型的公众参与方式对污染物排放的影响效应,并通过引入环境规制作为中介变量,检验环境规制在公众参与对污染物排放影响中的中介效应。研究表明,以环保来信和来访表征的公众环保参与对污染物排放没有显著影响,而以人大代表建议及政协委员提案衡量的公众环保参与则对污染物减排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相较于环保信访,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可以通过环境规制的部分中介效应对污染减排产生正向影响。另外,尽管公众环保信访无法直接影响污染物排放,但可以通过影响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间接对污染物减排产生积极效应。研究认为,促进污染减排,政府应进一步健全和完善公众环保参与体系,畅通公众环保参与渠道,更加积极主动回应公众环保诉求,充分发挥公众合理环保诉求对污染减排的作用,为环境规制与环保执法提供借鉴依据。此外,要进一步发挥各级人大、政协在推进地方环境立法和监督中的有效作用,使有关环保的人大代表建议和政协委员提案不仅可以体现公众的环保意见和诉求,推动环保立法,还可以直接为有关部门提供环境规制或执法借鉴。     

中国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研究——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最新的《环境保护公众参与办法(试行)》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众对于环境治理的参与行为,在地区经济发展压力大而环境污染自解决机制欠缺的背景下,公众环境参与或将成为环境治理的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因子却少有研究。本研究通过理论分析及文献梳理构建了公众环境参与理论框架,采用2003-2012年间中国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社会经济状况、环境污染状况以及政府环境规制对于公众环境参与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社会经济因素方面,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公众来信正相关,而城镇居民人均年消费支出与来信负相关,说明区域经济发展加剧环境问题,而个人经济状况好转有利于改善环境,二者都促进公众环境参与;在环境污染状况方面,工业废水的排放量以及突发环境事件对于公众参与的影响明显高于工业废气以及固体废物污染,说明人们对于水资源污染的敏感程度要远高于其他两者;在政府规制方面,颁布的环保法律法规数对来访和"两会"提案都呈现出负相关,政府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比对人大建议数呈负相关关系,说明政府推行的环境政策较成功,对环境污染具有一定的遏制作用,能够减缓环境质量恶化速度;另外,来信比来访更易受上述因素的影响,说明便捷、经济的公众环境参与方式更易接受。以高中生为指标的受教育程度与公众参与不具备相关性,主要是因为受教育程度越高意味着对良好环境质量的偏好越强,选择环境质量更好的社区居住而对环境问题敏感度降低。促进我国公众环境参与需在政策的引导下,提高公众经济水平,增加参与的便利性,并考虑民间发挥民间组织作用。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阶段与可持续发展

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是人们对人与自然环境道德关系的一种普遍的社会意识，它作为环境意识的核心内容，决定着人们的环境行为取向。当前我国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发展正处于从传统人类中心主义向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的转变阶段。为实现我国可持续发展目标，社会环境道德价值观尚须由现代人类中心主义阶段向生存系统协调论阶段迈进。     

“绿色奥运”对提高北京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研究——世界城市环境教育机制与途径的思考

筹办绿色奥运的7年间,北京市公众的环境意识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2005-2009年,专业机构连续5年对北京城乡居民进行6次环境意识专项调查。结果显示:市民环境意识明显提高,公众环保认知水平日益提升,居民的环保习惯正在养成,83.3%的人认为绿色奥运提高了自己的环境意识,这种积极的影响还在持续。本文采用文献资料法、调查问卷法、数理统计法等从绿色奥运与提高公众环境知识水平、参与环保能力和促进大众传媒关注环保等4个方面分析绿色奥运对北京市公众环境意识的影响,并探讨环境教育在世界城市目标下面临的形势和挑战。     

雾霾污染、规制治理与公众参与的演化仿真研究

研究公众参与雾霾治理和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策略选择对于"坚持全民共治、源头防治,持续实施大气污染防治行动,打赢蓝天保卫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文首先基于一个公众以健康损失和迁徙损失为代价要求地方政府规制污染企业减排的"公众不参与,政府不规制"囚徒困境博弈模型,然后引入中央政府环保督查和公众参与第三方监管,构建中央-地方-公众三方非合作演化博弈模型,借助数值模拟技术对模型收敛于理想"合作"演化均衡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中央政府能够以环境行政管制调控地方政府不规制行为与动机,公众参与的第三方监管作用以改变地方政府理性预期为前提,系统能够实现"中央给压力,地方来推动,公众都参与"理想演化稳定均衡。进一步研究表明,对于地方政府环境规制策略影响公众第三方监管可完全替代中央政府行政管制作用,有助于形成解决大气污染防治地方政府"中梗阻"问题的共同制约机制。新时期,为了构建政府为主导、企业为主体、社会组织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合作"治理模式,中国环境管理需要形成生态文明理性预期,建立环保督查长效机制;强化地方治污监督责任,落实企业主体治污责任;保障公众参与法律途径,完善公众参与监督机制。     

太湖流域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案例研究

环境意识属上层建筑范畴,对环境行为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太湖流域日益严重的农业非点源污染,提高农村公众环境意识是控制该区水污染的主要措施之一。首次选取无锡市大浦镇14个行政村2.7万人为抽样框进行农村公众环境意识调查。结果表明：①居民对水环境污染的原因有了初步的认识,但与实际有明显偏差;②浅层次的局部的“日常生活环保型”环境意识依然存在;③居民在环保行为上为“政府依赖型”,整体参与环保意识不强;④居民获取环保信息渠道单一,政府对主要的信息发布渠道重视不足;⑤2003年该镇居民总支付意愿为55.3～98.2万元。     

公众参与环保行为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

依据环境意识和社会背景对环保行为的交互作用机理,采用2006年横截面数据对陕西公众环保行为的现状和影响因素分别进行了实证检验.回归分析发现公众陈述的环保行为整体得分尚不及格,但较1998年的全国平均得分有大幅提高;环保重要性、环保知识、受教育程度对个人环保习惯和公共环保行为的影响呈显著正相关;性别差异在个人环保习惯中表现突出,在公共环保行为中并不显著;收入、年龄、环保意义变量的影响都不显著.从个人环保习惯路径分析模型发现环保重要性是最显著的中介变量.最后,文章建议政府应该通过提高公众的环保重要性意识,并进一步提高他们的受教育程度和环保知识水平,且以女性为突破口来带动更广泛意义上的公众参与环保行为     

中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

了解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趋势对于提高公众环境意识水平至关重要。为此,本文以已有调查报告中发布的数据为基础,从公众的环保意识、环保行为和环保满意度3个方面对比分析1998-2007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变化,采用综合评估法分析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变化特征及原因,并对未来环境意识的变化进行趋势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过去10年,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呈上升趋势,其发展过程呈现出类似"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特征。预计未来我国公众环境意识的总体水平将呈现加速上升趋势,2008-2017年进入快速上升阶段,2019年将达到较高的稳定水平。因此,建议未来应加强农村和低教育群体的环境认知教育,激发企业的环保积极性,鼓励城市公众进行垃圾分类和绿色消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