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研究进展评述

本研究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从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分析与测度及政策工具在农地城市流转调控中的运用两个方面,对国内外相关研究进行了归纳与总结。结果表明,现有研究从内容和方法上都有待进一步的丰富和深入:在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的理论分析和定量测算方面,其外部性的内涵、分类与边界等尚未得到严格的界定与划分,评估技术的选择和应用尚存亟待回答的问题;在基于外部性内化的农地政策流转调控政策工具的运用方面,尚需在分析思路、政策工具的系统化和细节设计方面有所深入;在实证研究方面,亟需结合我国国情结合具体事例探讨政策工具运用的预期效果及不同政策工具可能的交互作用;此外,应考虑不确定与信息不对称对调控政策工具运行效率的影响。因此,我国学者应借鉴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和经验,从外部性内化的角度设计适于我国国情的政策工具,从而为农地城市流转调控提供可靠的理论依据,以达到合理规制农地转用秩序的目的。     

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中选择价值测算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地资源竞争配置的结果,本质上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的合理分配.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流转时间延迟性3个特征,因此农地具有选择价值.采用模型假设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进行估算.对农地选择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推导,得出农地流转为其他不同用途地类的选择价值,拥有一期选择权的农地,流转为商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73.95元 /m2,最低的为4.44元/m2;流转为居住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58.40元/m2,最低的为4.16元/m2;流转为工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39.52元/m2,最低的为3.58元/m2.影响选择价值大小的相关因素有农地流转为市地后的每期净收益,农地流转开发为市地过程中的开发成本,市地地价的波动率和无风险利率.     

基于CE的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研究

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是土地资源配置中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农地城市流转在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土地要素的同时,却也在社会、生态方面引起一系列外部性损失,已有研究认为该损失的大小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但并未进一步定量揭示其关联程度。鉴于此,本文将农地城市流转的去向归纳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三类,以武汉市和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选择实验法(CE)以及多元Logit模型(MNL)识别了受访者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治理方案的偏好,从而间接测度了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以期为实施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管制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交通状况恶化、噪音污染、公共设施不足等七种类别负外部效应在类型和强度上有所差异;2绝大多数居民对治理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具有支付意愿,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强度(支付额)方面因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同流向而有所区别,并且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选择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关系;3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三种流向的负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流转为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及商服用地。因此,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主体,各级政府应当采用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多样化管制手段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予以调控和管制。     

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博弈研究

在城市化过程中，城乡生态经济交错区的农地被占用是一种普遍现象。在我国，农地城市流转是通过土地征用而实现的，即我国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属于政府行为,因此，从决策主体行为出发，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对于我国城市化的正常推进以及农地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研究得出，在现有的制度安排下，地方政府更加注重区域农地流转的经济发展，村干部往往是政策的执行者，而农民在决策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对于农地流转决策影响不大。可见，要控制农地过量向城市流转，必须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完善决策机制，规范征地行为，提高农民参与权。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湖北省农地资源正外部性价值量估算——基于对农地社会与生态之功能和价值分类的分析

农地资源的正外部性直接或间接对人类福利产生影响，但由于市场机制的自身缺陷导致人们对其价值缺乏定量认识，致使农地资源得不到应有的保护，造成向城市的过度流转。以湖北省为例，在将农地资源正外部性划分为提供社会保障、保证粮食安全以及提供生态服务3个方面的基础上，以2006年为评估期日，尝试用市场价格评估的方法对其年价值和无限年期的总价值进行了估算。结果显示：2006年湖北省农地资源在提供社会保障方面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87460元/hm2·a和34 70635元/hm2；粮食安全保障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32209元/hm2·a和12 78135元/hm2；生态服务功能的年价值及无限年期价值分别为4 34855元/hm2·a和172 56151元/hm2。最终核算出湖北省正外部性的年价值总量及无限年期价值总量分别为5 54524元/hm2·a和220 04921元/hm2，这部分无法通过市场价格表现的价值大致与湖北省农地经济产出价值相当，甚至略高出5%~38%，无疑是农地价值中不容忽视的重要组成部分，应当引起土地管理者和社会决策者的充分重视。农地城市流转的失控和对农地保护的忽视实质上就是对农地正外部效用的抛弃和破坏，最终将阻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中国城市群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研究

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背景下,城市群已成为带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地域单元,其形成与发展以城市扩张为基础,需不断占用农地资源。当前主要问题为农地城市流转过度,粮食安全受到威胁、生态环境遭到不可逆转的破坏。基于此,本文以中国16大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考虑环境污染,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利用1999年至2013共15年的面板数据,借助数据包络分析法(DEA),对农地城市流转全要素生产率(TFP)进行测算和分析。结果显示:(1)研究农地城市流转TFP时考虑非期望产出即环境污染是合理且必要的。(2)1999年至2013年,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的过程中,减少污染与环境副作用的技术发展与推广还存在障碍,提高生产要素投入质量的能力有限。(3)对16大城市群而言,农地城市流转TFP在研究期内均下降,西部城市群下降幅度最大,中部和东部次之,东北较小。(4)珠三角、长三角和武汉城市群在农地城市流转参与社会经济生产过程中对先进技术的运用较为合理和充分,作为"环境技术领先者"次数较多。针对研究结论,为我国城市群有效进行农地城市流转提出几点建议:第一,合理控制农地城市流转规模与城市增长边界,优化农地城市流转TFP,并提升城市群经济发展质量。第二,充分考虑农地城市流转TFP及其构成要素的区域差异,根据各城市群发展特征、资源禀赋状况以及区域功能定位差异等特点,实施土地利用差别化管理。第三,更多地使用可再生的资源和环保能源,并对土地资源加以合理配置和高效利用,走绿色环保城市群发展道路。     

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研究进展评述

外部性是农地城市流转决策和土地资源配置中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采用文献回顾法、归纳法对农地城市流转外部性研究进行系统梳理,从外部性测算和考虑外部性的土地配置优化两方面分析评述了国内外研究进展,对其中存在的争议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进一步研究的思路。研究发现：近年来我国已经产生了不少有关农地外部性的研究,但对外部性区域划分、线性可加性、决策主体假定、土地异质性、外部性内生等重要问题重视不够,易使测算和配置出现偏差;在评述的基础上,围绕外部性研究需要指导和实现农地-实地配置优化的这一关键目标,讨论了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农村土地利用影响研究——以重庆市为例

随着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的深入推进，农村人口迁移趋势愈演愈烈。人口迁移导致的劳动力投入减少对农村土地利用存在威胁。运用情景模拟的方法，研究了不同情景下的人口迁移及其对耕地撂荒和宅基地闲置的威胁。研究表明：(1)重庆市未来人口迁移由4部分构成：都市区农村人口向城区迁移；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都市区集聚；都市区外农村人口向区域性中心城市和城镇集中；市外人口回流；(2)未来10 a，重庆市总人口流量46445~48481万，而对土地利用有影响的人口流量约36445~42481万；（3）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存在撂荒威胁的耕地约412~480万hm2；（4）预计到2020年，重庆市农村宅基地闲置潜力为597~611万hm2。建议改革限制农村耕地流转的政策，避免耕地撂荒；探索“复垦+流转”的农村闲置宅基地处置模式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and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Abstract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cision-making issue about this conversion is multi-objective because the social decision maker (the wh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y) has to integrate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easants, urban land users and the ones affected indirectly) and harmonize the sub-object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outcomes) of this land alloc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odel for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and made some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correspondingly.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l objec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is to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a certain stat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while the preference of social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value judgment of interest groups are two crucial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objects.     

贵州省大坝土地利用变化及驱动力分析

选取贵州省万亩（1亩=1/15 hm2）以上的坝子为研究对象，以GIS为技术支撑，通过空间叠加分析，提取研究区10 a来的土地利用/覆被信息，并结合相应的社会经济统计数据，进一步分析引起变化的驱动力影响因子。结果表明：（1）2000~2005年、2005~2010年两个时段，耕地面积一直在持续减少，第二时段的变化比第一时段更剧烈；林地、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水域、道路在两个时段都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城镇建设用地、农村居民点在第二时段比第一时段增加的速度更快，其它3种地类增加的速度有所减缓；灌木总体变化是出现先减后增的趋势；（2）耕地在2000~2005年的流向主要是林地，在2005~2010年流向主要是居民点和城镇建设用地；（3）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受人口、经济效益、政策的影响     

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研究进展

国内外学术界围绕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开展了大量研究，但是已有研究并没有就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测度、影响机制等问题达成共识。该文采用归纳与比较分析法，从研究内容、方法、结论等方面对已有文献进行梳理与总结，并对后续研究作出展望。研究发现：目前对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主要包括效率的评价及其影响机制2个方面；土地利用效率评价的研究完善了效率的理论体系，但研究视角单一，研究意义具有一定局限性；土地利用效率影响机制的研究内容与方法更加丰富，但实证研究较多，缺乏理论机制的阐述；未来的研究需要完善城市尤其是开发区土地利用效率的研究体系，重点考虑土地市场化改革、供给侧改革与土地利用效率的联系，促进经济转型中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稳步提升。     

基于CVM调查法评估城市公共绿地服务价值 ——以西部省会城市为例

随着人口增长和城市化程度越来越高，作为城市土地利用类型之一的公共绿地往往最容易被改变性质和用途。开展城市公共绿地价值评估，是当前城市规划、绿地保护与建设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通过梳理西部城市群中典型的甘青宁3个省会城市的公共绿地存在的主要问题，并采用CVM调查法评估城市公共绿地的服务价值。研究表明：兰州市城市公共绿地提供的生态服务总价值约为 3 324~3 761 万元之间，西宁、银川两市因城市规模相对较小，城市公共绿地提供的生态服务总价值较兰州市略低；分析社会因素对支付意愿的影响，得出职业、收入、性别等变量对支付意愿的正向影响作用较大；比较单位公共绿地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可以发现，兰州市单位公共绿地面积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最高约为1.57~1.77元/m²，兰州市城市公共绿地的生态服务价值产出效率较高。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and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is an inevitable phenomenon in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decision-making issue about this conversion is multi-objective because the social decision maker (the whole of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authority) has to integrate the requirements of different interest group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organizations, peasants, urban land users and the ones affected indirectly) and harmonize the sub-objects (economic, social and ecological outcomes) of this land allocation process. This paper established a multi-objective programming model for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and made some social welfare analysis correspondingly. Result shows that the general object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is to reach the optimal level of social welfare in a certain state of resources allocation, while the preference of social decision makers and the value judgment of interest groups are two crucial factors which determin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decision-making objects.     

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时空演变及驱动机制研究——基于城乡统筹视角

基于城乡统筹视角，运用GIS空间技术、土地利用动态模型和多元回归分析，研究武汉市1996~2009年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空间格局演变及驱动机制，是土地利用变化（LUCC）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对区域城乡建设统筹规划及城乡社会经济统筹发展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结果显示：(1)研究期内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整体规模扩大，城镇建设用地比重上升，农村居民点用地比重下降；城市与建制镇扩张较快，主要源自对农用地的占用及独立工矿用地、农村居民点整理。(2)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数量、结构变化及类型转换特征对武汉市城乡建设用地变化起主导作用。(3)人口变化、经济增长、居民生活水平提高及政策等因素对武汉市内、外城区城-乡建设用地格局的驱动作用具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异     

On The Research of Foreign and Domestic Human Capital Theory

Abstract

Human Capital Theory came into being in the middle and later periods of the 20th century. A lot of achievements have been made on the research in its connotation, measures of the value, investment and income, function mechanism and so on, by foreign scholars. In recent 10 years of the new Millennium alternation, the “steal business effect” and the structure of human capital on the mechanism of economic rise has become the two emphasis in current foreign Human Capital Theory's research. On the basis of foreign researches and Chinese situations, domestic scholars have enriched and developed it, but there are many disparities in its methods, aspects and levels between foreign and domestic research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