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地生态系统人工干预对经济福利的影响——以黄河源区为例

为探讨草地生态系统人工干预对区域经济福利的影响，揭示其间的内在规律，选取草地围栏、畜棚建设、草地灭鼠和人工草地建设作为草地生态系统人工干预的重要指标，以人均GDP、农牧民人均收入、人均肉产品产量作为反映区域经济福利指标，并以黄河源区为研究案例，利用回归分析法和SPSS软件建立人工干预和经济福利指标之间的相互关系。结果表明：以畜牧经济为主导的黄河源区，草地围栏、人工草地、畜棚建设与人均GDP、农牧民人均收入、居民人均肉产量均具有较高相关性，草地生态系统人工必要干预对经济福利具有重要的影响；且人工草地、畜棚、围栏单位面积变化对人均GDP、人均收入、人均肉产量具有较高的敏感性，其敏感性依此递减；灭鼠面积除对人均牛羊肉产量具有弱相关外，对人均GDP、农牧民人均收入也具有较高的相关性和敏感性。〖     

江苏省13城市1996～2008年碳排放时空变异分析

运用秩相关系数、变差系数、曲线拟合等方法，以市域为基本单元，以人均碳排放量、碳排放强度、脱钩指数等为指标，对江苏省1996～2008年的碳排放时空变异特征进行分析，研究得出：(1)近13 a来，江苏省碳排放量不断增加，年均增长率高达13%，2008年已达20 000万t；经济较发达城市人均碳排放量较大，但碳排放强度相对不大；经济落后城市人均碳排放量小，但碳排放强度增加较快。(2)江苏省13城市人均碳排放、碳排放强度差异在不断缩小。(3)从人均碳排放看，江苏省及各市人均碳排放都随人均GDP呈线性增加关系，而南京、苏州、扬州、徐州作为各个区域发展较好的中心城市，人均碳排放随人均GDP增加最快。(4)从碳排放强度看，江苏省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倒U型曲线关系，其拐点在人均GDP 25万元左右；但是各个城市碳排放强度与人均GDP呈波浪型曲线关系。(5)从脱钩指数看，脱钩水平受经济政策、产业结构、清洁技术水平的影响较大     

劳动节约型技术进步下的就业转移

在人均GDP可比水平下,我国农业就业份额远高于同一发展阶段的日本、韩国、台湾省,年均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及人均GDP每增长1 000 GK$农业就业份额下降速度均落后于日本、韩国和台湾省。这表明我国农业就业非农化转移相当缓慢,大大滞后于经济发展。延续发展经济学假设,结合新古典理论分析,表明影响农业就业转移的因素包括:资本增长率、创新强度、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和边际劳动产出递减的倾向。利用我国非农产业数据进行实证检验,表明技术进步的劳动节约偏向是就业转移滞后的深层次原因。     

基于PDI指数的湖北省县域经济差异的方向及成因

以人均GDP为测度区域经济差异的变量指标,利用尺度方差、总体差异测度指数、区域特定方向差异指数对2000~2014年期间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表现的最佳尺度、方向性及原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1县级尺度方差最大,市级次之,区级最小,即尺度越小,尺度方差越大,县级尺度的区域经济差异对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差异的贡献率最大;22000~2007年,湖北省区域经济总体空间分异程度不断增大,2007年以后逐渐缩小;3湖北省县级尺度水平经济差异的主要方向是中心与外围之间,中心与外围的差异以2007年为分界点呈先增大后缩小的趋势,沿江轴带与内陆的差异总体上趋于缩小,核心与边缘的差异趋势与中心与外围基本相同;4历史基础、经济区位是湖北省区域经济差异产生和扩大的重要直接驱动力,经济全球化水平是重要的外在推手,区域发展策略的调整有助于缩小区域差异,促进区域协调发展。     

中国工业绿化度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工业生产是现代物质财富的主要来源,同时也是带来环境污染的重要产业。本文对中国工业增长的绿化度进行了考察。首先采用层次分析法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环境污染综合指数,结果表明2005-2009年这5年间全国大多数地区环境污染指数都有不同程度上涨,平均环境污染指数从2005年的0.208上涨到2009年的0.267,就地区差异而言,环境污染指数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东部地区环境污染指数平均为0.340,而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分别为0.241和0.154,这与东部地区工业较为发达存在密切关系,也印证了中国经济发展仍存在较为明显的粗放式特征;其次,应用DEA方法在综合考虑环境污染和能源消耗问题的基础上测度2005-2009年中国各地区工业增长绿化度,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平均为0.689,远高于中部地区的0.435和西部地区的0.496,而且,"十一五"以来,东部地区工业绿化度上升趋势明显,说明东部地区工业增长正在积极向绿色转型;论文还应用TOBIT回归分析法对影响中国工业绿化度的因素进行分析,研究表明技术进步、结构升级、经济开放都会对工业绿化度产生积极的效应。因此,为促进工业绿色增长中国需要进一步为技术的研发、扩散搭建顺畅的渠道;积极推动产业融合,获得协同收益;有效吸引清洁外资,开展绿色生产。     

测度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指标体系

本文运用人地关系协调分析法与经济分析法,特别是与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相结合,提出了可持续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概念,探讨了发展中人文资本、自然资本相互协调、相互依存的关系特征,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测度可持续发展的资本指标系统。     

均等指数和两极化指数建立与比较

在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存在一定缺陷和我国收入两极化概念不清楚的情况下,本文重点对基尼系数与两极分化的涵义进行了剖析,指出了两个概念的本质与它们之间的联系、区别。对以后的收入差距测量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基尼系数反映了所有个体偏离总体的程度,两极化指数反映二大组之间差异情况。在前人测量收入差距方法基础上构造两极分化指数I。结合中国和部分其它国家的数据,测量了三个指数并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三个指数高度相关,在一般情况下均等指数、基尼系数和两极分化指数都能大致反映收入差距情况。对组间、组内差距处理方法不同是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与两极分化指数最根本的区别。构造的两极分化指数具有直观、易于理解、意义明确、计算简单等诸多优点。因此在测量收入差距时,倡导优先使用均等指数。在测量只有二等分组构成总体的收入差距时,优先选择两极分化指数。实际研究中,可以根据研究的问题,合理地选择基尼系数,均等指数,两极分化指数从事相关研究。     

金融危机背景下投资效应的社会核算矩阵分析

四万亿财政刺激性投资将对中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如何定量测算财政投资效应具有重要的意义.相对于投入产出分析,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可以更全面深入地分析收入的再分配效应.本文扩展建立了2005年中国能源社会核算矩阵,使用社会核算矩阵乘数分析定量测算了2008年第四季度1 000亿元财政投资对各部门总产出、GDP、就业增长、能源需求量和单位GDP能耗的影响效应.测算结果说明这一投资将促进各部门总产出增长3 798.83亿元,GDP增长1 444.34亿元,能源需求量增加1 369.46万t标准煤和就业增长88.58万人,也将促进单位GDP能耗降低和产业结构优化.最后,本文提出今后投资应进一步注重自主创新和技术进步,以减少刺激经济的紧迫性和经济结构调整之间的矛盾的政策建议.     

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测度: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

拟破解生态文明测度和评价的现存难题:在指标选取方面,评价目标模糊,指标筛选的主观性强,缺乏结构化方法,导致指标泛化,与一般环境经济评价混淆;在测度标尺方面,无法确定生态文明阈值,对不同文明阶段用同一把尺子去衡量,导致一些非生态文明区域的排名反而靠前;在应用价值方面,综合指标值失去生态经济意义,只是一个抽象的排名数字,导致测度结果不便于理解和运用。为此,依据文明演化的共生理论创立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用以导出生态文明测度的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依次运用扎根理论法、PSIR及SEM结构模型、足迹家族法、Lotka-Volterra模型等工具,构建从生态文明的指标体系到二步指数的结构化耦合链。全过程始终聚焦生态文明的本质属性——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性:以定性科学属性为出发点,以人与自然复合系统的结构模型为纽带,以生态文明阈值和绿值二步指数定量模型为归宿点。其中,阈值用产业受力指数、生态受力指数和共生度指数3项指数进行衡量,合称为阈值指数;而绿值用1项综合反映区域产业与生态的总量、共生程度和均衡程度的绿值指数进行衡量。据此进行区域生态文明的二步测度。第一步,基于阈值指数的阶段或资格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共生性,考量被测区域是否进入生态文明门槛,"未入门"区域处于哪一个文明阶段。第二步,基于绿值指数的水平判定:通过产业与生态的互利共生程度,考量"入门"区域的生态文明水平。研究表明,指标-指数耦合链方法不仅可以有效克服单纯指标体系综合法或指数函数法的缺陷和难点,而且能够将两者的长处结合起来。如此,不仅能够避免生态文明测度结果与物质文明"成正比"的弊端,而且能够通过从生态文明二步指数回溯至指标体系的逆向解耦,分析出导致生态文明问题的根本原因,便于提出切中肯綮的对策。     

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化的产业变动因素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具有深刻的产业变动原因。以人均GDP为基本指标,通过对基尼系数进行产业分解和对泰尔指数进行地区分解,深刻分析了1990~2004年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动态变化、地区构成和产业构成,揭示了中国地区经济差距及其演变的产业结构变动与产业地区集中因素。结果表明,1990年以来中国地区经济差距的决定性因素是第二产业发展水平的地区差距,而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的集中又是推动中国地区经济差距扩大的主导性因素。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以制造业为主的非农产业向东部沿海地区集中,中西部地区逐渐沦落为以农业与采掘业为主的外围区域,中国的地区经济差距也由此持续扩大。基于此,认为缩小地区差距的关键是推进中西部地区制造业发展,缓解非农产业地区分布的不平衡状况。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中国省际间绿色发展福利测量与评价

在绿色发展理念下,对绿色发展福利进行测量和评价比传统的GDP评价更能体现发展的质量。本文基于生态绩效理论,将绿色发展福利增长速度推导为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的乘积。首先以人类发展指数作为绿色发展福利的判别标准,根据脱钩指数理论,以数值0和0.1为界线,将2002—2014年中国31个省份的绿色发展福利水平划分为"负福利增长"、"绝对低福利增长"、"相对低福利增长"三类。其次,利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及Malmquist指数测度兼顾期望产出(GDP)与非期望产出(生态足迹)的绿色经济增长,并对中国省际绿色经济增长效率进行分解,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分为技术效率变动、技术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和规模效率变动,以探讨影响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的关键因素。实证结果表明: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均小于0.6(两个省份的脱钩指数小于0),处于低福利增长状态,但是整体上省际间脱钩指数与GDP增长速度呈现正相关关系,省际间人类发展指数的差异主要表现在公平的教育机会与收入分配差距两个方面。对中国大陆31个省份绿色经济增长速度的分解表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主要得益于技术效率变动、纯技术效率变动、规模效率变动指数的提高,且每个时期三者的贡献率均在1左右波动。检验期间,北京、上海、广东、天津四个省份作为"创新者"共同推动产出朝着最优生产前沿面外移。最后,为了构筑中国绿色发展"C"模式,认为应该以绿色发展福利水平的提升为导向,在依据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绿色经济增长效率的同时,应注重教育公平与收入分配差距的缩减。同时,应积极发挥创新者省份绿色发展的示范效应,带动非创新者省份共同发展。     

中国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关系的实证研究

本文运用广义最小平方法和处理面板数据的固定影响模型,利用我国各省市1995-2009年物质消耗指数、人均GDP和人均固定资产投资等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的关系。其主要结论如下:经济增长与物质消耗呈现正向关系,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去物质化。固定资产投资对物质消耗趋势在统计上具有很好的解释力。固定效应模型下的广义最小二乘法对于处理跨部门的时间序列数据有明显的效果,固定效应模型的省际差异项有效地刻画了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相关关系的省级差异。我国目前仍处于有形资产的积累阶段,为了达到发达国家的固定资产积累水平,必要的基础设施建设不能缺少。产业结构的差异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第一产业相对于第二产业需要更多的物质消耗。经济发展水平同样会影响物质消耗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强度,发达地区相对于欠发达地区需要的物质消耗更少。     

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量倒U形。本文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横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与分析。通过单位GDP污染负荷模型分析发现。单位GDP的污染负荷量下降态势。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明显成效。通过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发现．山东省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呈显着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形．两个转折点的理论计算值分别为3416元和9975元。废气与固废曲线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来到达转折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山东省EKC的因素还有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工业化进程等。     

论科技产业与协调发展

加快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不仅需要加大知识资本的动作 ,增强科技产业的投入 ,而且需要通过科技、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 ,形成一种新的竞争战略资源和发展格局。本文认为 :①对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中国经济增长战略来说 ,科技产业发展对于GDP的贡献率 ,以及在制造业中的主体比重 ,将必然纳入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以及新经济增长体系。②面向知识经济时代的全球化科技产业竞争 ,实质上是稀缺资源和存量结构调整的战略竞争。在这一竞争发展的过程中 ,显性竞争表现在科技产业在市场领域的竞争 ,隐性竞争则表现在人才竞争、科技创新竞争以及科技产业化竞争。③进入 2 1世纪 ,面向全球化竞争 ,各国在维护国家利益 ,加快科技产业化发展等方面 ,将会逐渐扩大为影响全球性竞争。为调动国内竞争资源和力量 ,协调发展将成为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中国各省区单位GDP/IAV能耗强度结构模型

选取2007年中国各省市自治区单位GDP能耗、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和相关的经济指标数据，从经济发展、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等方面分析了2007年中国各省市区能耗现状，结果发现：我国经济较发达的省区单位GDP能耗和单位工业增加值能耗较低，经济较落后的省区这两种能耗指标较高；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越大，这两种能耗指标值越大。由此建立单位GDP能耗或单位IAV能耗与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工业产值占相应省区GDP的比重三者之间的结构模型，同时基于单位GDP能耗和单位IAV能耗，分别将中国各省区分为4种类型，并构建了二维矩阵表，据此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建议。     

基于夏普里值过程的农村居民收入差距分解

认识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现状并研究引致收入差距的因素,对缩小收入差距的政策制定有重要意义.本文利用内蒙古和甘肃2个省1500户农户的截面数据,采用夏普里值过程对Gini系数、Theil指数、Atkinson指数这三个不平等指标进行回归分解.分解结果稳健地发现,以县域为代理变量的外部环境因素对收入差距具有重要影响,非农劳动力、培训比和家庭男劳动力比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度较大,而平均年龄、家庭人口和平均教育对收入差距的相对贡献较小.作为社会网络的人情收支和作为物质资本的人均土地面积对收入差距的贡献极小.从缓解中国西部农村地区间的不平等的角度看,长期而言,支持和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增加非农就业机会,提供平等的教育和培训机会,有利于缓解收入不平等.而在城市化进程中,处理好土地问题,避免作为物质资本的土地成为引致不平等的因素,对于未来控制不平等状况有重要意义.     

湖北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及其驱动因素

研究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及其驱动因素，"淡化"经济周期的剧烈波动，对优化调控经济管理、促进经济稳定增长具有重要意义。采用经验模态分解（Empirical Mode Decomposition,EMD）和偏最小二乘回归（Partial Least squares Regression,PLSR）相结合方法，对1952~2007年湖北人均GDP进行了多尺度分析及不同时间尺度下的驱动因素分析。结果发现：（1）56 a来，湖北人均GDP在波动中不断增长，存在准47 a、准112 a和准56 a 3个波动周期和一个先轻微下降后持续递增的趋势项；（2）湖北人均GDP不同周期性波动的共同驱动因子有资本形成总额、原煤产量、水泥产量、进出口总额、旅客周转量，不同因子及其驱动大小分别为准47 a依次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农林牧渔总产值、钢产量、货物周转量，准112 a依次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发电量、农林牧渔总产值、钢产量，准56 a依次有居民消费、政府消费、邮电业务总量，趋势项依次有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居民消费、政府消费、发电量、农林牧渔总产值、钢产量、邮电业务总量、货物周转量。湖北及中央政府相关政策制定者应特别关注促进资本积累与形成，有效调控原煤与水泥等主要工业产品产量，制定合理的进出口贸易政策，提高旅客运输效率及运输能力等。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