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然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驱动因素北大核心CSCDCSSCI

农村地区是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主要保留地,同时也是中国自然保护区的重要分布区。农村地区的机会成本作为自然保护区建设的主要成本,是影响保护区空间分布的潜在驱动因素。该研究从县级政府视角剖析了自然保护区建设的决策机制,利用2005—2018年县级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分布的影响,并按照保护区所在区域和级别进行分类讨论,探讨机会成本对保护区个体规模的影响。结果表明:(1)总体来看,机会成本是决定保护区空间分布的重要因素,机会成本和保护区面积之间呈显著的负向关系。机会成本每增加1%,该地区保护区面积将减少0.679%。(2)在东部和中部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有显著的负向影响,而在西部和东北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3)机会成本对地方级保护区面积有显著负向影响,而对国家级保护区面积影响不显著。(4)随着机会成本的提高,自然保护区个体规模有缩小趋势,能够缓解机会成本的压力,但保护区生境面临破碎化风险,不利于生物多样性保护。因此,中国在进一步优化保护区布局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农村地区机会成本对保护区建立和管理的影响,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多功能自然保护地体系,严格审批各级各类自然保护区的范围与功能区调整,将生态保护价值高、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对象纳入保护体系;同时,建立多元化、市场化的保护地生态补偿机制,以缓解保护区建设与周边社区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和农村地区经济发展的双重目标。     

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变化研究

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是随着全球范围内可持续发展研究的深入和人们对环境破坏和资源利用认识的不断加深而逐渐形成的.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从根本上取决于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可持续性,本文应用喀纳斯自然保护区1980、2005年两期Landsat TM影像解译数据,参照谢高地等制定的中国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当量因子和新疆布尔津县单位面积农田生态系统提供的食物生产服务的经济价值,确定喀纳斯自然保护区生态系统单位面积生态服务价值系数,对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及其变化进行了估算和比较.结果表明,林地和草地是喀纳斯自然保护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25年间土地利用总体上发生了明显变化,林地面积在减少,革地、水域、建设用地面积略有增加；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由1980年的37.289亿元减少至2005年的36.351亿元,有林地和离覆盖度草地的减少是服务价值降低的主要原因；主要由林地、草地和水域提供的维持生物多样性、水文调节、气候调节、保持土壤等单项功能服务价值均呈现不同程度地减少,说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已受到影响,保护区生态环境质量不断趋向退化.     

鄂西北六个自然保护区鱼类群落结构及多样性比较

为了解鄂西北地区的鱼类多样性和鱼类群落结构,于2007~2012年先后对鄂西的八卦山自然保护区、堵河源自然保护区、五道峡自然保护区、南河自然保护区、野人谷自然保护区及漳河源自然保护区的鱼类资源进行调查。结果显示,6个自然保护区共有鱼类79种,隶属4目15科51属。鲤形目鱼类为6个自然保护区的主要类群,共56种,占总数的70.89%。6个自然保护区的鱼类食性和生态类群相似,鱼类食性均以肉食性和杂食性为主,草食性鱼类较少;定居性鱼类占主体,河湖洄游性和喜流水性鱼类较少。渔获物分析表明,堵河源自然保护区鱼类丰富度指数(D)最大,为2.60,八卦山自然保护区鱼类丰富度指数最小,为0.91。多样性分析表明,同一水系的保护区之间的β_c值和β_R值均比处于不同水系的保护区之间的β_c值和β_R值小;处于同一水系的保护区相似性系数(C_j)较高,处于不同水系的保护区之间的相似性系数较低(C_j),这很好的诠释了处于同一水系的自然保护区在地理环境上的连续性,而处于不同水系的自然保护区之间出现了地理环境的分化隔离。目前水电开发和过度捕捞是该地区鱼类最大的威胁因子,建议强化渔政管理,并建立鱼类人工繁育基地,以减缓水电工程带来的不利影响,恢复天然渔业资源。     

基于景观生态学源—汇理论的自然保护区功能分区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功能区划基本上确定了保护区的发展方向和管理构架,对保护区的有效管理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阶段功能分区不合理是我国自然保护区发展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由此导致保护区生物多样性降低,社区矛盾激化。因此,运用科学的方法对自然保护区进行正确合理地功能分区显得尤为必要。通过资料收集、实地调查、专家咨询、文献研究等方式,同时借助遥感和地理信息系统技术,运用景观生态学源—汇系统理论对安徽鹞落坪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进行了功能分区。新的功能分区方案与原有功能区划相比,核心区与缓冲区面积扩大,所占比例分别由17.2%和23.9%上升到38.46%和29%;实验区面积比例由58.9%下降为32.54%,人类活动密集区域划入实验区,有利于保护区实行严格的分区管理。     

中国自然保护区建设的现状、存在问题及展望

截至2015年,中国共建立自然保护区2697个,总面积约1.46×104km2,其中陆域面积1.41×104km2,占全国陆地面积的14.77%,高于全球平均水平(12%)。在高自然保护区覆盖率的背景下,一些物种得到了一定保护,但总体来看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事实并没有得到较好改善。具体表现在:地理位置上,中国自然保护区虽数量巨大,但分布极不均匀。78.7%的自然保护区主要分布在仅占全国人口6.5%的少数民族生活的区域。规划设置上,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比重过大,占自然保护区总面积的62.8%,导致国家对单个自然保护区的投入较少,而在人口集中,需缓解人类活动环境压力的区域,保护区划定较少,进一步了加重当地生态环境负荷。管理维护上,保护区不合理的开发,当地居民的消极配合,管理体系中过于强调个数和面积等问题加重了自然保护区管理效益不高的程度。因而,为提高中国自然保护区保护效率,在自然保护区个数和面积规划速度日趋减缓的背景下,建议增加保护效益评估体系,增强各保护区间管理方法、保护物种等交流,利用传统生态知识促进当地居民在保护工作中的参与度。     

长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及功能区划分

长江源区是长江流域的特殊生态功能区 ,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其生态环境的好坏 ,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的生存与发展 ,而且会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简要介绍了长江源区的基本概况 ,分析了源区目前存在冰川退缩、冻土退化、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湖泊萎缩、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有自然因素 ,也有人为因素 ,自然原因占主导地位 ,而人为因素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赞成在长江源区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提出了建设长江源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思想 ,认为保护区应重点保护水源地、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生态系统。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 ,建议将保护区划分成 5个核心区 ,3个缓冲区和 2个实验区。核心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 ,生态系统的代表性最强 ,水源涵养作用最大 ,生态系统受人类干扰和破坏程度最小。     

长江源自然保护区生态环境状况及功能区划分

长江源区是长江流域的特殊生态功能区,也是我国最重要的生态功能区之一。其生态环境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当地人民的生存与发展,而且会影响整个长江流域的可持续发展。简要介绍了长江源区的基本概况,分析了源区目前存在冰川退缩、冻土退草场退化、土地沙化、湖泊萎缩、生物多样性遭受破坏等主要生态环境问题,造成这种状况的有自然因素,也有人为因素,自然原因占主导地位,而人为因素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赞成在长江源区建立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提出了建设长江源自然保护区功能区的思想,认为保护区应重点保护水源地、生物多样性和特殊生态系统,在野外调查的基础上,建议将保护区划分成5个核心区,3具缓冲区和2个实验区。核心区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生态系统的代表性最强,水源涵养作用最大,生态系统受人类干扰和破坏程度最小。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少数民族村寨经济现状调查研究

自然保护区的建立是以生态和资源的保护为目的,这就要求周边村民需要肩负起更多的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因此,在经济发展上必然受到诸多的限制。为此,本文以2015年10月对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部分村寨经济现状进行调查,从人口基本结构、经济发展状况、社区经济活动与保护区之间的影响等方面分析了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周边部分自然村寨的经济发展现状。希望通过分析这些村寨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并为后期自然保护区周边社区生态与经济协调发展机制建立提供实证依据,最终实现自然保护区生态保护与少数民族家庭经济协调发展。     

川西北民族地区保护区建设与生态移民问题研究

四川省西北部地区是以藏羌民族集居为主的民族地区，也是四川省的生态资源中心。区域内自然保护区数量多、密度大，民族文化浓郁，经济发展落后，居民城市化率低。由于早期建立保护区指导思想的制约，现已建立的多数保护区的规划缺乏系统科学性，依然存在来自区域内部居民和外部经济活动对其的破坏。研究认为，要实现为区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创造条件的保护区设立终极目的，必须对现有的保护区管理系统实施调整与完善，建立具有政府管理职能的资源保护特区，选择以城镇化为主要方式的保护区内就近生态移民，构建科学的自然保护区层次，形成政府（资源保护特区）与民族居民的资源保护利益共同体。     

猫儿山自然保护区生态受益者支付意愿及影响因素

利用问卷调查和条件估值法，以猫儿山自然保护区为例，基于保护区受益者视角，分析受益区居民对保护区的认知、支付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和支付方式，探讨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机制的构建。结果表明：（1）受益区居民对猫儿山自然保护区基本情况不熟悉，但绝大多数受益者认同保护区与漓江中下游的水源密切相关。部分受访者不认同作为保护区生态效益受益者的身份；（2）8558%的受益者愿意为猫儿山自然保护区提供帮助，受益者的支付意愿为每户每年28789元，对受益者来说，保护区生态系统服务的经济价值为202×108元/a；（3）文化层次和家庭年收入与支付意愿的关系呈单调变化，职业的影响表现出企业员工的支付意愿最高，其次是教师，农民的支付意愿最低；（4）受益者支付意愿的方式偏好存在差异性，比起现金支付，受益者更倾向于通过参加环保公益活动和纳税的形式，支付保护区提供的生态效益。     

基于生态足迹变化的鄱阳湖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定量分析

为定量分析自然保护区生态补偿问题，协调区内生态保护与社区发展，促进保护区建设可持续性，以鄱阳湖自然保护区为例，通过分析保护区所在乡镇1985、1995、2005年的土地利用变化，以及相应生态承载力变化和空间分异特征，结合生态足迹效率对生态补偿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表明：保护区成立以来土地利用相对稳定，变化主要集中在草地、水域和未利用地。1985、1995、2005年保护区的人均生态承载力和生态足迹效率分别为0.8284 hm²/cap、669元/hm²，0.8568 hm²/cap、2779元/hm²，10534 hm²/cap、8382元/hm²。以2005年度保护区的生态足迹效率生态农业足迹效率为基准，综合直接收益损失补偿、基于生态承载力的静态评价补偿和动态评价补偿分析，比较合适的补偿标准为户均补偿2308元/a、人均补偿540元/a。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研究

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我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研究在界定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的概念及分析其内涵的基础上,综合运用专家咨询法及文献参考方法,建立了秦岭自然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指标体系,利用市场价值法、等效替代法以及机会成本法等方法,对秦岭自然保护区群保护生物多样性产生的生态效益进行了经济计量及分析.结果表明: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在保护生物多样性方面产生了巨大的生态效益,总生态效益约88.16亿元/a,其中涵养水源效益为31.77亿元;水土保持效益为17.85亿元;固碳制氧效益为3.41亿元;净化环境效益为7.56亿元;调节区域气候效益为5.32亿元;生物多样性保护效益为22.25亿元.本研究计量指标及计量方法为秦岭自然保护区群基层工作人员及类似保护区群生态效益计量及评价提供参考.     

近百年来洞庭湖堤垸空间变化及成因分析

系统分析洞庭湖堤垸的空间变迁规律对于阐明湖区调蓄水量的变化原因及其洪涝灾害的形成机制具有重要的意义。以《洞庭湖历史变迁地图集》为基础，运用ArcGIS的空间分析技术，对洞庭湖民国前期（1921~1930年）、民国后期（1930~1949年）、解放初期（1950~1963年）、20世纪70年代（1963~1980年）和现状（80年代至今）5个时期的堤垸演变进行了研究，详细分析了其空间格局的变迁规律及其成因。研究结果表明：自民国以来洞庭湖的堤垸面积虽不断增加，但速率明显减慢，从最初的3126%减缓至现在的273%；民国前期洞庭湖堤垸面积为5 08419 km2，民国后期所围堤垸主要集中在沅江中东部；至解放初期，通过兴建国营农场，并且在大通湖及西、南洞庭湖进行围垸，堤垸面积增加至8 10210 km2；至20世纪70年代，堤垸扩展部分主要集中在湖区西北角；近30 a来，由于“退田还湖”政策的实施，堤垸面积及其分布相对变化不大     

环境暴露风险评价在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中的应用

我国目前在区域环境质量评价方面存在一定缺陷,常规评价指标无法表征特征污染物对区域生态环境及人体健康造成的暴露风险。以环境暴露风险理论为基础,对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内的大气、水及土壤构建复合环境要素综合评价模型,评价结果显示保护区的综合判别值为12.68×10-5 a-1,高于国际辐射防护委员会(ICRP)推荐的最大可接受值1.0×10-5 a-1,且地域差异比较明显,其中保护区北部农药厂周边地区潜在健康风险最高、东八里庄附近次之、而后蒲棒村周边相对较小。最终根据评估区域内环境暴露风险评价结果提出具有针对性的防范和治理措施,为保护区环境暴露风险的预警和管理提供决策依据。     

长江口九段沙典型潮沟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种群生态位

在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典型潮沟区域设立了52个样点，计测了样点内植物的生态重要值和土壤湿度、电导率和水电导率。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样点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每种植物的生态位宽度和种间生态位重叠关系，生成了基于生态位重叠值的主坐标排序图和最小生成树。结果发现，九段沙保护区已有高等植物48种，其中31种为首次报道；48种高等植物中，双子叶植物23种，单子叶植物21种，苔藓植物4种；九段沙植物以温带成分为主，其次为世界分布类型，热带性成分较少。52个样点共出现22种植物，样点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明显。基于生态位重叠值的主坐标排序，可以识别出6组生态类群。在调查区域，植物种类组成中有较高比例的杂草和入侵植物，反映出研究区域已受到人为干扰的强烈影响。     

安庆沿江湿地景观格局变化及其驱动力

湿地具有重要的环境和生态功能，安庆沿江湿地自然保护区以其良好的自然性，正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焦点和热点。基于1988、2006年两期TM遥感影像数据，借助于RS/GIS工具，获取安庆沿江湿地的景观斑块数据，运用Fragstats景观格局分析软件探讨了近20年来安庆沿江湿地景观格局的动态变化特征，研究结果表明：(1)安庆沿江湿地以湖泊和滩涂沼泽为主要景观类型；(2)研究期内湿地景观面积发生了较大幅度的缩减，各湿地景观类型间的动态变化较显著，以湖泊的萎缩变化最明显；(3)安庆沿江湿地景观在空间配置上趋于破碎和零散，景观斑块边界的复杂性程度和不规则程度在逐渐下降，形状趋于规整，景观类型结构和数量趋于均衡，景观斑块间连接程度有所降低。进一步探讨其驱动力因素，认为主要受到研究区内人口密度、农业开发活动、国家和区域政策法规以及湖区农户湿地环境保护意识等因素的影响。     

江湖阻隔对涨渡湖区鱼类资源的生态影响

长江中游两岸绝大多数通江湖泊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因水利工程阻隔先后失去与长江的联系而产生一系列的生态问题。我们以涨渡湖为例开展江湖阻隔后对单个湖泊鱼类资源所产生的生态影响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江湖阻隔导致湖泊生产经营方式改变,使得野生渔业产量的比例由1949年的95%,降低到2002年的不足5%;江湖阻隔后湖泊鱼类种类由50年代约80种下降到现在的52种,其中,洄游性和流水型鱼类比重由50%下降至不足30%;迷魂阵渔获物在单位产量、个体大小上极显著(p < 0.01)地高于通江湖泊,但在物种数和多样性指数上则要低得多(p < 0.01)。因此,江湖阻隔对湖泊渔业具明显影响,且正导致野生鱼类资源的进一步衰退。     

1950年以来鄱阳湖流域水沙变化规律及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Mann-Kendall趋势检验法和回归分析等方法,对鄱阳湖流域赣江外洲站、抚河李家渡站、信江梅港站、饶河虎山站和修水万家埠站1950~2012年径流量和1956~2012年输沙量的变化进行了系统分析,并探讨了水沙变化的原因。研究结果表明:(1)鄱阳湖流域五大河流水沙的趋势变化特征相异,除李家渡站径流无明显趋势变化外,其余各站均呈不显著的增加趋势(未超过α=0.05显著性检验临界值);外洲站、梅港站和李家渡站输沙量呈减少的趋势变化,且1985年以后呈显著的减少趋势,而虎山站和万家埠站输沙量在1965~1999年呈不显著的增加趋势,1999年以后才开始减少;(2)入湖总水量呈不显著的增加趋势,发生突变的年份为1992年;入湖总沙量呈显著的减少趋势,发生突变的年份为1996年,入湖总沙量突变滞后于入湖总水量;(3)流域径流量变化主要受降雨量的影响,而输沙量变化主要受水土保持和水库建设等人类活动的影响,且水库拦沙是鄱阳湖流域输沙量减少的主要原因。     

武汉沉湖湿地水鸟群落特征及其与富营养化关系研究

富营养化是水中氮、磷等营养物质大量积累引起的水质污染现象,直接导致水体群落结构的改变,这一定程度上引起了以水生生物为食的水鸟的群落特征的变化。为找寻水鸟群落特征与富营养化两者的关系,2010年1月~2013年1月3年内按春夏秋冬4季对武汉沉湖湿地自然地保护区水鸟进行了调查,沉湖和张家大湖的水鸟多样性有明显的周年变化规律,多样性指数冬季最高,最高值分别为12.19和9.89;春夏季最低,最低值分别为7.53和2.45;对比分析了两个子湖,沉湖湖区与张家大湖湖区富营养化指数TLI分别为64和78,沉湖水鸟种类、数量和多样性指数皆高于张家大湖,湖泊富营养化会影响水鸟多样性。     

四湖地区湖泊水域萎缩及其洪涝灾害研究

采用遥感方法分析了四湖地区的湖泊水域的动态变化,分析结果表明：该地区５０年代至８０年代初由于大规模围湖造田,致使湖泊水域萎缩相当严重。８０年代以后,湖泊水面急剧减少的趋势得到遏制,而９０年代以后,湖泊水面基本处于无显著变化状态。由于四湖地区湖泊萎缩,湖泊的调蓄功能受到严重破坏,致使洪涝灾害频繁发生。恶化了生态环境。因此我们应该全面规划,综合利用湖泊资源,坚决禁止围湖造田,有些地区还应退田还湖。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