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湖水生植物多样性与生态位的季节性变化研究

根据2015年1、4、7、10月对长湖水生植物的调查结果,按季节分析了长湖水生植物的优势种、物种多样性、生态位宽度和重叠值的季节性变化.菹草(Potamogeton crispus)、微齿眼子菜(P.maackianus)和狭叶香蒲(Typha angustifolia)是冬、春季相对重要值前3的物种;夏、秋季荇菜(Nymphoides peltatum)和凤眼莲(Eichhornia crassipes)的相对重要值增加.长湖水生植物多样性指数夏季最高(H'=2.946、D=0.940),冬季最低(H'=0.931、D=0.428).菹草的生态位宽度最大,分别为冬季0.523、春季0.363和夏季0.273,其他物种的生态位均小于0.2,长湖水生植物倾向于特化种,其分布具有一定局限性.长湖发生生态位重叠的物种较少,冬季为7对,春季为19对,夏季为23对,秋季为17对.其中轮叶黑藻(Hydrilla verticillata)与马来眼子菜(P.malaianus)、菱(Trapa bispinosa)与穗花狐尾藻(Myriophyllum spicatum)、满江红(Azolla imbricate)和槐叶萍(Salvinia natans)以及红蓼(Polygonum orientale)与水蓼(P.hydropiper)的生态位重叠值较高,表明其生态习性相近,对资源的生态要求相似性较高.菹草是发生生态位重叠最多的物种,冬季4对,春9对,夏季7对,秋季1对,这与其生态位宽度较宽一致.生态位能较好地解释长湖水生植物的物种组成、分布特点及多样性变化,结果表明长湖处于水生植物种类组成较简单,种群结构稳定性较差的状态.     

巢湖浮游植物群落生态位的研究

运用物种间Levins生态位宽度和Petrailis生态位重叠计算公式分析了3月份巢湖东区和西区的24种优势浮游植物的生态位宽度值和生态位重叠程度，并以这两个参数为基础研究浮游植物物种间生态关系及它们与周围环境的相互影响。结果表明巢湖东区星形冠盘藻、啮蚀隐藻、颗粒直链藻最窄变种等10个种的生态位较宽，均大于3，而巢湖西区生态位较宽的主要有星形冠盘藻、啮蚀隐藻、卵形隐藻等9个种；研究结果还表明以生态位变动幅度大的种类作为水质指示种有更可靠的生态学意义，因此确定了以颗粒直链藻最窄变种、水华鱼腥藻和星杆藻sp.这3种藻作为巢湖水体区域污染状态的指示种。生态位重叠表明在巢湖东区蛋白核小球藻的发展速度最快；在巢湖西区星杆藻sp.的发展速度最快；巢湖西区的发展种比东区的发展种更多，大多数为耐污染的种。随后4月份进行了浮游植物群落组成调查，比较2次采样群落结构差异，验证了浮游植物生态位模型在巢湖鱼腥藻水华预测方面应用的可靠性。     

镇江通江城市河道浮游植物优势种群生态位分析

基于2011年对镇江市典型通江城市河道--古运河4个季节浮游植物组成与分布的现场调查与分析，采用改进的Levins公式和Petrailis指数分析了河道内浮游植物优势种群生态位宽度值和生态位重叠程度变化。结果表明：不同季节各优势种的生态位有较大差异，各物种对环境因子的适应能力存在较大差别。河道内春、秋季分别以十字藻、微囊藻生态位最宽，河道内以蓝、绿藻为主要发展型优势种；夏、冬季均以小环藻生态位最宽，硅藻门优势地位明显。不同时期河道内生境条件变化影响了藻类种群结构变化与优势种生态位的差异     

古夫河着生藻类优势种生态位研究

采用Smith生态位宽度公式、Pianka生态位重叠指数公式和冗余分析（RDA）对古夫河22种优势种进行生态位计算和分析。结果表明，古夫河春夏季着生藻类优势种以硅藻门和蓝藻门的种类居多。根据不同月份的生态位宽度将古夫河着生藻类优势种分为5类，第一类优势种具有最宽的生态位且它们与蓝藻类优势种的重叠性指数最大。古夫河着生藻类优势种的分布受总氮、酸碱度、氨氮的影响较大。第一类优势种可反映古夫河总体水质情况，第五类优势种反映古夫河水体中某一个或几个水质因子的变化；生态位重叠值大小可反映古夫河水质是否受到外来因素干扰；结合RDA排序图和优势藻类种群变化可判断古夫河水体中总氮、氨氮及酸碱度含量的变化。     

人工重建的水生植物群落演替动态研究

水生植物群落在湖泊生态修复过程中作用显著，但目前人工重建的水生植物群落抗外界干扰能力弱，群落稳定性差，这就需要我们对人工重建的水生植物群落结构及其演替的生态学过程进行研究，从而探索受损群落的修复途径。于2003年在富营养化水体中采用物理生态工程进行了水生植物群落的重建研究，对群落演替动态变化过程进行了持续3年的观测。结果表明：水生植物之间发生生态位重叠时，其结果往往是以一个物种取代另一个物种，随着生态位重叠程度下降，种间关系和群落结构趋于稳定；而当物种空间位置错开时，生长期相近的物种共存则变为可能，因此在群落的构建过程中应当避免同时引入生态位重叠较高的物种，应注意植物间时间序列及空间结构的分离；此外还通过物种间的竞争表现，对几种常见水生植物构建的群落稳定性做了初步探讨.     

长江口九段沙典型潮沟植物群落的物种多样性和种群生态位

在九段沙湿地自然保护区典型潮沟区域设立了52个样点，计测了样点内植物的生态重要值和土壤湿度、电导率和水电导率。在此基础上，计算了样点的物种多样性指数、每种植物的生态位宽度和种间生态位重叠关系，生成了基于生态位重叠值的主坐标排序图和最小生成树。结果发现，九段沙保护区已有高等植物48种，其中31种为首次报道；48种高等植物中，双子叶植物23种，单子叶植物21种，苔藓植物4种；九段沙植物以温带成分为主，其次为世界分布类型，热带性成分较少。52个样点共出现22种植物，样点的物种多样性指数差异明显。基于生态位重叠值的主坐标排序，可以识别出6组生态类群。在调查区域，植物种类组成中有较高比例的杂草和入侵植物，反映出研究区域已受到人为干扰的强烈影响。     

运用碳氮稳定同位素技术探究中华绒螯蟹与无齿螳臂相手蟹的营养生态位特征

为进一步保护中华绒螯蟹栖息地和种质资源，科学评估长江蟹类的营养关系及资源的可持续开发利用，运用稳定同位素技术分析了在长江靖江、新开沙及狼山沙3个采集区域的中华绒螯蟹和无齿螳臂相手蟹的稳定同位素特征，并根据δ13C、δ15N值分析二者的生态宽幅及营养生态位面积。结果表明：中华绒螯蟹与无齿螳臂相手蟹的δ13C、δ15N值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中华绒螯蟹的δ13C值频率分布相对集中在-25.00‰~-23.00‰；无齿螳臂相手蟹的δ13C值频率分布相对集中在-26.00‰~-24.00‰，表明两种蟹均对某种饵料生物有所偏好，且中华绒螯蟹的δ13C值频率分布范围大于无齿螳臂相手蟹，表明其食物来源更广。中华绒螯蟹与无齿螳臂相手蟹的营养生态位存在重叠，表明二者存在饵料竞争关系。其中靖江江段两种蟹的营养生态位重叠程度最大，表明二者在靖江江段食物竞争最激烈。中华绒螯蟹的δ13C值变幅(CR)、δ15N值变幅(NR)及营养生态位总面积(Ta)均大于无齿螳臂相手蟹，说明中华绒螯蟹对于饵料资源的竞争能力更强。     

生态修复后海三棱藨草湿地底栖生物多样性的年度变化及影响因子

如何确定湿地生态修复过程中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的变化及其影响因子对湿地生态系统操纵及生态修复效果有重要意义。研究以南汇东滩海三棱藨草湿地为对象,研究底栖生物群落结构的年度季节变化及空间格局。共鉴定大型底栖动物30种,四季都存在的优势种有光滑狭口螺、拟沼螺、堇拟沼螺和中国绿螂。春季以中国绿螂为主要物种,优势度大于0.4;夏季以拟沼螺和堇拟沼螺为主,优势度分别大于0.1和0.2;秋冬季优势种数目比春夏季高,均为13种,但优势种值较春夏季为低,且均匀。多样性、丰富度指数(p0.01)及均一性指数(p0.05)在空间上均具有显著性差异,其中多样性指数最高到达2.53。根据近岸海域环境监测规范(HJ442-2008),南汇东滩湿地生境质量从极差、差改善成等级一般,生境质量提高明显。底栖生物群落结构影响因素的排序分析表明,春夏秋三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与植被指数及高程相关,其次是有机碳、含水率、导电率和硝氮,而冬季大型底栖动物群落结构特征受含水率、导电率和硝氮的影响最大。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评价——基于生态网络视角

大城市边缘区土地利用变化迅速,从生态网络与物种角度分析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更具有生态学意义。选取位于大城市边缘区的鄂州市为研究区,以具有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普通翠鸟、棕背伯劳、池鹭为目标物种,依据目标物种栖息地条件划定生境斑块,以鸟类的最大迁移距离为连接阈值构建生态网络,从生境斑块景观格局与生态网络连通性变化两个层次入手,分析2004～2014年期间土地利用变化对生境质量的影响作用。结果表明:鄂州市建设用地与林地面积增加、水体面积减少,2004～2009年林地面积增长更加显著,2009～2014年水体面积下降较为明显,土地利用景观格局不断破碎化。从斑块角度分析,鄂州市生境质量呈下降趋势,林地生境质量先上升后下降,水体生境质量下降比林地更为明显;从连通性角度分析,生境质量表现为先上升后降低的倒"U"结构。斑块面积对维持网络连通性与生境质量具有重要作用,新城区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对林地与水体的分割、占用是典型斑块周边生境质量变化的主要原因。因此,鄂州市发展中应注重大型生境斑块的保护,将其设为禁止或限制开发区,同时也应保护"垫脚石"斑块以维持网络的连通性,提高大都市边缘地区的生态环境质量。     

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多宜性评价

合理评价后备土地资源适宜性是有效进行后备土地资源的开发利用和农业结构调整的前提。以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为例,以区域自然与人为因子对其进行初步筛选,在此基础上建立适宜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生态位适宜度理论构建多宜性评价模型,运用加权平均模型和限制因子模型,对后备土地资源评价单元耕地、园地和林地3种土地利用类型的生态适宜度及限制性生态因子进行评价。结果表明:(1)繁昌县59.38%的后备土地资源不能进行开发,能够开发且对生态环境影响较小的后备土地资源为387.03hm2;(2)繁昌县生境环境较为良好,对各土地利用类型的适宜性较强;单一土地利用类型评价中后备土地资源生态位适宜度值最大值为0.966 5。其中,耕地适宜性最高,林地次之,园地最低;(3)多宜性评价表明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中耕地适宜性面积最大,林地次之,园地最小;(4)限制繁昌县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态因子主要为:排水条件、pH值、障碍层深度。为改善后备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的生境条件,今后应重视土地质量管理,加强农田水利设施建设,使其适合开发利用的需要。     

生态活度生态位--理论、方法及其应用

“生态活度生态位（Eco-vigor Niche）”是对生态位概念和理论的发展．它描述区域生态系统中一个占据特定空间位置的复合生态系统单元（或景观斑块）．在与其它单元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形成的相对地位与作用。在由自然生态活度坐标和社会经济生态活度坐标构成的二维空间中．生态活度生态位可以用二维空间中的矢量表达。该矢量的“长度”意味着,生态系统单元的资源优势程度与提供生态服务的能力;矢量的“方向”则意味着该生态系统单元所具有的．由其社会经济生态活度和自然生态活度相比较而体现出来的属性．反映出该单元在区域复合生态系统中的性质和角色。“生态活度生态位”可以表达区域生态系统内的空间分异特征。反映各生态单元在区域内扮演的角色．判断各单元在区域生态系统中的功能定位．为生态区划、生态规划、土地利用规划等提供依据。     

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理念的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研究

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是地理学、城市规划学一直关注的话题,不仅关系着城镇空间形态,对土地资源整体利用效率也有重要影响。考虑空间单元自身属性的同时,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也应考虑邻域单元作用的"外溢性",这与生态位适宜度中的"态"与"势"理念吻合,于是论文根据生态适宜度理论提出了一种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法,并通过Matlab编程予以实现,最后以扬州市区为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不应只考虑空间单元自身属性,还要考虑空间连续性;单元自身属性是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的根本,可看作生态位适宜度中的"态"值;城镇用地扩张的空间连续性是通过单元作用的传递来实现,于是邻域单元的作用大小可看作生态位适宜度中的"势"值。本文基于生态位适宜度的城镇用地空间优化配置法综合考虑了单元自身属性与空间连续性两方面需求,具有较好科学性,可用于规划中城镇边界的划定。     

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与驱动因子间关系研究

山区聚落生态位反映聚落在山地垂直方向上所处的空间位置及人类生活所能利用的资源空间,是当地居民长期适应山地自然环境的结果。基于岷江上游各民族山区聚落生态位和气象、社会、地形驱动因子的空间分布,借助冗余分析,构建山区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与驱动因子间的多水平贝叶斯模型,定量刻画聚落生态位的民族属性对山区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与驱动因子间关系的影响。结果表明:(1)影响研究区域内1 667个与各民族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的驱动因子有显著差异,海拔和坡度对前者影响较大,海拔、坡度、干季和湿季湿度、距河流距离对后者影响较大,且海拔对两者的影响程度都最大,海拔和坡度地形驱动因子与干、湿季湿度和距河流距离间的相关性较弱。(2)干、湿季湿度气象驱动因子对藏-羌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影响较大,距河流距离和距县城距离社会驱动因子、海拔和坡度地形驱动因子对藏族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影响较大,这与藏族聚落生态位的分布面积和个数有关。(3)民族类型对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指标与气象因子干季湿度间关系的影响最大,对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指标与地形因子坡度间关系的影响最小。岷江上游山区聚落生态位地理特征与驱动因子间关系的研究,为量化山区聚落生态位与山地环境的关系提供了有效的数据支撑。     

Fundamental Species Niche: Mechanism of Formation and Ecological Significance

Evolutionary stasis, or the long-term (ove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r even millions of years) existence of species in a phenotypically unchanging state, is conditioned by a counterbalance of directional selection vectors acting in opposition to one another. Fluctuations of living conditions for a species, leading to partial and often reversible disturbances of the counterbalance, lead to the development of redundant functional capacities of organisms. This redundancy determines the boundaries of the fundamental species niche and allows the realized niches of populations to change their spatiotemporal location within these boundaries without disturbing the counterbalance.     

Temperature niche of the Altai Zokor Myospalax myospalax Laxmann (1773)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data on soil temperature within the range of the Altai zokor Myospalax myospalax Laxmann (1773) published in the Handbook on the Clim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actual temperature niche of this species is relatively narrow. Seasonal movements over the vertical profile of the burrow allow zokors to avoid exposure to subzero temperatures.     

Temperature niche of the greater mole rat Spalax microphthalmus Güld. (1770)

With consideration of the data on soil temperature within the range and over the burrow depth of the greater mole rat Spalax microphthalmus Güld. (1770) published in the Handbook on the Climate of the Soviet Union, it has been shown that the fundamental temperature niche of this species is relatively narrow. The seasonal activity of the greater mole rat in the vertical plane of the burrow depends on the vertical distribution of soil temperature.     

三峡库区城镇化与移民对农村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万州区五桥河流域为例

城镇化与移民对三峡库区农村社会经济环境有重要影响 ,通过运用生态学的物种多样性和生态位理论和方法对五桥河流域作实例研究发现 :区域人口增长方式转为机械增长为主 ,农村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趋势显著。农村产业多样性与农民人均总收入存在非线性关系 ,城镇化与移民使农村产业多样性演替速度加快 ,使农业、工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下降 ,商业服务业和交通运输业经济生态位持续上升 ,尽管能促进区域绝对经济生态位提高 ,但能否使区域形成与其区位相适应的优势产业体系是相对经济生态位提升的关键     

城市生长管理与城市生态规划

本文从城市生长机制着手 ,论述了生态位的竞争与演化以及导致城市结构和空间的变化 ;城市管理模式随着城市功能的转变而从后果导向转向原因导向的生长管理。并提出在生长机制研究的基础上进行城市生态规划 ,重点应突出生态评价、生态功能分区及定量模拟     

基于安徽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地形梯度效应分析

为揭示地形因素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演变的关系,以安徽省2000年、2005年以及2010年Landsat TM影像和DEM数据为数据源,利用坡向、地形起伏度、坡度变率和地形位指数多种地形因子,并结合地学信息图谱分析理论从综合角度系统研究土地利用结构时空分异格局在地形梯度上的变化特点及其规律。结果表明:1)研究区主要的土地利用类型是耕地和林地,其次是建设用地和未利用土地,且建设用地面积逐期增加趋势显著。2)2000~2010年研究区不同土地利用类型在不同地形梯度区间的分异规律存在明显差异。低地形梯度范围是耕地、水域和建设用地的优势分布区;中地形梯度范围是草地的集中分布区;林地的优势分布区集中在高地形梯度范围。3)2000~2010年研究区土地利用图谱以稳定型和后期变化型为主,低地形梯度和高地形梯度是稳定型图谱的集中分布区,中低、中高和高地形梯度范围是后期变化型图谱的优势分布区。2000~2005年林地的优势分布区有向较低地形位梯度扩张的趋势,其中,耕地是主要的转入来源。2005~2010年耕地的优势分布区有向较高地形位梯度扩张的趋势,变化模式主要为:"林地–耕地"、"未利用地–耕地"和"草地–耕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