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背景下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排放交易机制作为国家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其减污降碳的政策效应引起广泛关注。文章将二氧化碳减排与环境污染治理纳入同一研究框架,基于2010—2019年中国30省份面板数据,以碳排放交易机制为政策背景,采用改进熵权-TOPSIS模型计算环境污染指数测度当地生态环境质量和环境污染程度,以碳排放量与环境污染指数的交乘项表征减污降碳水平,运用双重差分模型与合成控制法实证检验碳排放交易机制的减污降碳效应。研究结果发现:①与非试点省份相比,从政策的平均处理效应来看,碳排放交易机制降低了试点省份二氧化碳和环境污染物的排放,在加入相关控制变量后,试点省份的减污降碳水平提升了16%。从试点个体的政策效应来看,北京、上海、天津、重庆表现较优即碳污排放呈显著下降趋势,广东表现次之,而湖北表现较差。②作用机制分析和异质性检验发现,碳排放交易机制通过能源消耗结构调整和技术创新实现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水平的提升,同时,减污降碳水平呈现区域异质性,东部和西部地区表现最优,中部地区表现不佳。③进一步,以灰色关联模型探究各省份碳排放与环境污染物的减污降碳水平协同减排潜力,计算结果发现,上海、广东、广西、贵州、新疆等5个省份的平均关联度值大于其他省份,呈现较高的减污降碳潜力。因此,要加快推进并完善中国碳排放交易市场建设,发挥市场激励型的碳排放交易政策对二氧化碳排放和环境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作用,通过加大技术创新投入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制定区域差异化的减污降碳政策,加快实现碳排放交易政策的协同效应。     

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

新型城镇化是区域经济增长和绿色转型的有力支撑。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政府主导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减污降碳的政策效果有待验证。该研究选取2004—2020年中国18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数据,从“污染”和“碳排放”两个维度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减污降碳效应及影响机制。研究发现：(1)新型城镇化建设存在显著的减污降碳效应,并且呈现逐年递增的特征,该结论在考虑了DID有效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异质性分析表明,从“区位-特征-规模”三维城市属性看,减污降碳效应在东部城市、非资源型城市、高人力资本城市和规模较大的城市更加显著;分位数回归估计结果显示,新型城镇化的减污降碳效应呈边际递增趋势。(3)机制分析表明,新型城镇化除了直接对减污降碳存在促进作用,还可以通过推动三次产业结构整体升级、服务业结构升级以及绩效型技术创新而有效促进减污降碳,但投入型技术创新对减污降碳的影响尚不明显。该研究为下一阶段中国区域污染治理提供了新思路,政府应协同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减污降碳,同时借助产业结构升级和绩效型技术创新以更加有效的方式释放新型城镇化在区域绿色发展中的红利。     

减污降碳协同路径研究:典型国家驱动机制及对中国的启示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但通过何种路径才能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推动达成协同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又是什么?发达国家是否已经实现了协同?其经验教训中国是否可以借鉴?基于此,该研究首先采用协同控制效应坐标系法,判断不同国家减污降碳协同治理所处的阶段,绘制典型发达国家减污降碳的历史路径并挖掘其演变规律及不同类型背后的驱动机制。其次,从硫碳减排量变化情况、能源结构、居民受教育程度及产业结构等维度出发,对我国碳污协同治理所处阶段进行识别,分析得出我国当前与德国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协同状况较为类似,即从碳增硫减进入协同防控的波动阶段。但由于社会制度、减排目标、资源禀赋、经济体量等的差异,应辩证地看待德国能源转型、碳市场建设以及环境立法历程,选择性地借鉴他国经验。针对如何实现减污降碳的协同治理提出建议:①促进能源转型,转变能源结构,从根本上实现减污降碳。②利用碳市场突破减污瓶颈,将市场调节与政府干预相结合,在完善碳市场监管体系的同时,制定具有中国特色的配额分配机制和价格控制措施。③减少碳污“分而治之”,增强有意识协同,以提高碳污同治的效率;制定大气污染治理政策时兼顾气候变化的应对,并将排污权与排放权进行一定程度的整合。④明确环境规制边界与政府职责,保障协同防控措施实施的有效性。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碳达峰约束下减污降碳的协同增效及其路径北大核心CSCDCSSCI

2030年高质量碳达峰是如期实现2060年碳中和的根本基础。该研究以中国280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样本截取时间为2006—2019年。以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为刚性约束,提出“共生-共治-共享”的分析逻辑,聚焦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共生排放特征,在碳达峰年度目标量化分解、碳排放与大气污染双重损益偏离识别的基础上,考察了碳达峰目标对碳排放损益偏离、大气污染损益偏离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治效应及共享路径。研究发现:①碳达峰目标发挥了显著的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能够促进城市发展由损益偏离-损益均衡-精益降损的方向优化,发挥推动城市“劣者趋良、良者趋优、优者更优”的作用。②碳达峰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作用呈明显的异质性选择效应,在西部城市、资源型城市、环保重点城市、先发城市中能够发挥更高作用与更强影响。③碳达峰目标发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共享路径在于双视角下“调内”“匹外”式源头治理-过程控制-末端阻断的全流程发力与外部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的动态匹配。需在“双碳”目标持续推进中紧抓“降碳”,优化设计多措并举、全程发力的多重共享路径,增强碳达峰减污降碳增效的多赢共治效果。具体包括:①强化源头治理,在源头上控制化石能源消费总量,调整产业结构,节能降耗。②严控过程管理,破解环境规制级差引致的污染转移现象及损益偏离后果,推动绿色交通体系建设,多轮驱动。③突出末端阻断,采取全过程治理、监控、减排措施,提升绿色创新水平,减碳增汇。④动态调整实现内外匹配,环境政策要因时施策、因境而异、因地制宜,做到因事适时调整、因效精准调控。     

减污降碳的协同效应分析及其路径探究北大核心CSCDCSSCI

后疫情时期中国面临经济复苏、空气质量达标、“双碳”目标实现等多重压力,在此背景下,研究减污降碳协同效应并厘清实现路径对中国在后疫情时期稳定经济增长的同时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该研究基于 2001—2019年中国 30个省份的省级面板数据,利用面板回归模型和中介效应模型分析了减污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动态演变过程以及实现路径。结果显示:(1)中国的减污和降碳政策具有显著的协同效应。其中,降碳政策对减污和降碳几乎具有相同的效力,而减污政策则主要以减污为主、降碳为辅,但其对空气污染物(即SO_(2)和烟尘粉尘)和CO_(2)排放的抑制作用大于降碳政策。此外,该研究分别从内生性问题、减污降碳政策指标设计稳健性、估计方法稳健性三个视角证实了基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2)减污和降碳政策的协同效应具有明显的动态变化趋势;降碳政策自政策实施起便具有显著的减污协同效应,且政策实施时间越长,对减污的协同作用越强;而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则是自 2011年出台节能减排综合性方案以后才逐渐显著,随后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态势。因此,长期而言以碳排放交易市场为主的降碳政策的减污协同效应显著优于减污政策的降碳协同效应,故在进行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战略布局中应以构建碳市场为主。(3)减污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均主要通过优化能源消费结构、降低碳排放强度、促进技术进步来实现,而降碳政策的有效性和协同性则主要通过前两条路径来实现。根据研究结论,提出了促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政策建议。     

环境规制能否倒逼产业结构调整——基于中国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

本文从理论上分析了环境规制导致污染型生产的要素价格上升所带来企业行为的调整,当环境规制达到门槛值会驱动污染产业的转移和结构的本地升级,有效倒逼产业结构朝着低碳化方向调整。利用中国省际面板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首先,环境规制与地区产业转移、结构升级均呈现U型关系,只有越过环境规制的门槛值,才能促进产业结构调整;其次,根据这两个门槛值可将产业结构变迁划分为外延式、半内涵式、内涵式发展三个阶段,而中国现阶段仍处于半内涵式发展阶段,即环境规制可以推动产业转移但不可以促进结构升级,其中,东、中部地区处于半内涵式阶段,西部地区则处于外延式发展阶段;最后,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于产业转移和结构升级的影响具有显著差异,针对企业"源头治理"的环保投资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效果更明显。因此,加强地区环境规制强度,采取因地制宜的环境规制政策,推动环保措施从"末端治理"向"源头治理"转变,充分发挥环境规制对于产业结构调整的倒逼效应,对于实现环境保护与结构转型的双赢具有重要意义。     

实现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的协同治理路径

气候变化和空气污染造成的社会福利损失对中国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制约日趋显著。加速碳排放达峰和空气质量达标("双达")进程,是引领全球气候治理和实现美丽中国目标必须应对的课题。当前,国家在控制碳排放和污染水平上的中长期目标仍未有效传导至地方,不利于发挥环境约束对规划制定和经济转型的倒逼作用。为此,作者立足于后疫情时代经济绿色复苏的新形势,从协同控制措施、协同管理体系和区域协同治理等方面,探讨"双达"行动对降低社会低碳转型成本和提高地方经济综合竞争力的推动作用;同时从国家和省市两方面分析了协同治理工作在顶层政策机制、技术体系和资金支撑等方面的关键制约因素,提出以温室气体和多污染物协同减排为导向、以管理和技术协同为保障和以区域协同治理为手段的应对思路。建议国家在"十四五"时期进一步完善分区域、分批"双达"的原则及其配套机制建设,在每个地级市制定大气环境质量限期达标方案的基础上要求发达地区和低碳试点城市进一步提出碳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推动地方将"双达"目标纳入引领区域经济低碳转型的目标体系和各项专项规划等政策文本,积极探索排污交易、碳市场和电力市场有机融合的市场化治污降碳新方式。     

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

科技创新作为经济社会低碳化转型的重要引擎,环境规制作为填补环境方面市场失灵的重要方法,一直是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以双重环境规制为视角能为此研究提供新思路。文章选取2004—2019年的面板数据考察技术创新约束下双重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门槛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结果表明:(1)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占主导地位。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正式环境规制的"倒逼减排效应"开始凸显,逐渐抵消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悖论效应"负面影响,但不显著,具有进一步提升的潜力。此时,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2)在中、低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也表现出"绿色悖论效应"。在高技术创新水平区时,非正式环境规制作为正式环境规制的重要补充对碳减排效应发挥着重要作用。此时,非正式环境规制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呈现出倒"U"型双重门槛特征。(3)随着技术创新水平的逐渐提高,正式环境规制与非正式环境规制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碳排放强度的影响逐渐增大,表现出强制减排效应,呈现出倒"V"型单一门槛特征。(4)中国区域碳排放强度存在一定的"时间惯性",呈现出"雪球效应",且在邻近地区表现出明显的空间集聚性。(5)正式、非正式环境规制及其交互项在不同技术创新水平下呈现出空间极化现象。因此,政府在推进正式环境规制方法创新以及规制执行力度的同时需要加强非正式环境规制实施力度,建立高效的沟通机制以及反馈渠道。构建区域协调机制,形成地区间共同发展、协同管理的联合控污治污格局。     

碳交易政策的协同减排效应北大核心CSCDCSSCI

碳减排和大气污染物减排工作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双重战略任务。碳交易政策是气候变化政策的核心议题,其关键在于通过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倒逼排放主体实现减排。作为调节经济发展和环境压力的市场型政策工具,碳交易政策能否对碳排放强度以及PM_(2.5)和SO_(2)等大气污染具有协同减排效应值得深入研究。该研究以2006—2018年中国276个地级市面板数据为基础,以碳交易试点政策实施作为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研究;进一步将样本城市划分为东、中、西3个子样本,探究区域异质性,并将中介模型纳入分析框架,探究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影响温室气体和大气污染物排放的传导机制。结果表明:①碳交易政策在降低碳排放强度的同时,也能有效实现PM_(2.5)与SO_(2)协同减排;②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碳交易政策对大气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减排作用大小表现为西部地区最大,中部地区其次,东部地区最小;③碳交易政策对地区降污减排的中间作用机制表现为技术创新对碳交易和碳强度、SO_(2)、PM_(2.5)的显著中介效应。这些结论表明:在城市大气环境治理中应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扩大碳排放权交易制度的市场与主体范围;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碳交易政策,要将区域异质性考虑在内,增强对大气污染的区域协作治理。另外,城市规划建设要以促进技术进步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为立足点,获取环境经济综合效益。研究结果为完善中国碳交易制度,优化污染物协同减排路径,实现绿色发展提供理论借鉴。     

城市能否因“智慧”而“绿色包容”？——基于中国智慧城市试点的准自然实验

智慧城市是中国新型城镇化和信息化融合的产物,而包容性绿色增长则是经济发展转型的重要战略思想,智慧城市试点能否推动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还有待进行检验。该研究基于2009—2020年2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的面板数据,采用多期双重差分法研究了智慧城市试点对中国包容性绿色增长的影响,并进行了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此外,还对政策效应的子系统路径、区位异质性和空间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智慧城市建设会对包容性绿色增长产生显著的积极影响,政策效应会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增强,并且智慧城市建设对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均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是对包容性增长的影响不显著。(2)智慧城市建设对包容性绿色增长存在显著的地区异质性,其在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均表现出显著的积极影响,在东北地区表现出显著的消极影响,在中部地区的影响则不显著。(3)智慧城市建设的政策效应具有显著的空间溢出特点,智慧城市建设能显著促进邻近非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绿色增长,但是仅能显著促进邻近试点地区的经济增长。因此,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关键时期,为了提升政策试点对包容性绿色增长的推动作用,一方面,智慧城市建设应将重点放在推动包容性增长,基于各地的...     

中国碳达峰碳中和的政策路径——基于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的双重分析北大核心CSCDCSSCI

全球气候变暖正逐渐演变为影响人类未来发展的严重危机。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气候治理,提出将在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并陆续出台“1+N”“双碳”政策体系。该研究通过两种典型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制度语法学,对23份共计16万余字,来自中共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委和省份颁布的“双碳”政策文本进行解码与分析,廓析中国“双碳”政策路径的要素结构和功能轮廓,厘定不同政策路径下的组态结构和规制强度。通过扎根理论研究发现中国“双碳”政策路径已然十分全面完整,其中:行政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管控、法规与标准体系、重点行业降碳治理、能耗总量与强度控制(双控)、生态碳汇;市场机制下的政策路径包括循环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发展、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绿色金融发展、绿色转型发展。制度语法学分析结果表明:“双碳”政策路径以ADIC规范性陈述为主(177个,占比52%),其次是AIC策略性陈述(130个,占比38%),而ADICO规则性陈述最少,仅33个,占比10%。实现“双碳”目标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双重压力,ADICO的制度语法结构是最理想的政策陈述范式,因为该结构的政策规制强度更大,也更容易实现其治理效能。毫无疑问,政策规制是有效缓解“双碳”治理压力的重要抓手,更是确保实现“双碳”治理效能的确证性手段。政策规制主要面向高耗能高排放为代表的工业领域,依托自上而下的科层制组织,以政治动员和行政法令为手段,推进高碳领域的“双碳”治理。通过进一步构建“双碳”政策规制机制的理论框架,按照规制强度将“双碳”治理分为“强制性治理”和“柔性治理”,提出两种“双碳”治理范式背后的底层逻辑正是行政机制下的科层动员和市场机制下的资源配置。同时,随着未来“双碳”目标的逐步实现及碳排放与经济发展的逐渐脱钩,治理逻辑需要从“强制性治理”逐步转向“柔性治理”,从“行政科层制动员”转为“市场资源均衡配置”。     

环境规制影响产业结构的路径与机制——基于湘鄂赣皖地区城市的实证研究

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是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全局的重大议题。合理产业布局、走绿色发展之路是国家深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中之重。该研究构建了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影响的双对数模型，以长江经济带湘鄂赣皖四省51个城市2003~2017年的数据为样本，研究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业结构合理化的影响。为了研究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异质性，在模型中引入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规制的交互项。研究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在环境规制对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作用过程中存在替代效应和互补效应，且替代效应大于互补效应。即从长期来看，经济发展水平的提升能推动湘鄂赣皖地区城市整体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在城市的异质性方面，环境规制对上述地区二线城市的产业结构存在显著的优化作用。同时，环境规制对三线城市产业结构优化的积极作用大于三线以下城市。     

非正式环境规制能够诱发绿色创新吗?——基于ENGOs视角的验证

绿色创新是实现经济增长和环境污染治理双赢的关键所在,以环境非政府组织为代表的非正式环境规制正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以2008年两家环境非政府组织——IPE和NRDC联合公示中国113个城市的"污染源监管信息公开指数"(PITI)作为准自然实验,并采取DID和DID-PSM识别方法评估非正式环境规制绿色创新的"净作用",得到了如下主要研究结论。(1)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确诱发了城市绿色创新,通过一系列平行趋势检验、DID-PSM回归检验和安慰剂检验之后,结果仍具有稳健性。(2)基于区域异质性视角分析,东部和西部地区对非正式环境规制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对PITI的发布响应更加积极,而中部地区则受到冲击效果较弱。基于时间趋势视角分析,非正式环境规制诱发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策实施第一年最为强烈,随后整体上呈现逐年弱化的趋势。(3)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在政府环境信息公开水平越高的城市表现得更加明显,此外,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绿色创新效应。相较于城市的信息扩散水平而言,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受到环境信息公开水平的影响更为显著。(4)在剔除同时期的碳排放权交易试点、"五省八市"的碳试点、二氧化硫排污权交易试点等一系列可能影响城市绿色创新活动的其他环境政策冲击之后,非正式环境规制的绿色创新效应依然存在。     

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研究

基于2011～2016年长江经济带110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作用机理出发,采用空间杜宾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环境规制对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发展效率影响整体呈先抑制后促进的"U型"特征,绿色引导效应凸显需经历一定时期;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发展效率的促进作用具有显著的地区异质性,整体呈下游、上游、中游地区梯度递减格局,且中游地区始终以成本约束效应为主;环境规制会导致污染型产业在长江经济带内城市间扩散转移,以中下游地区尤为突出,上游地区环境治理力度较弱而不足以影响企业迁移决策。进一步提升长江经济带城市工业绿色生产能力,应强化工业污染协同治理,提升环境政策精准性,加快绿色技术创新研发应用。     

环境目标约束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

加快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重要途径。鉴于中国资源禀赋的特殊性和区域能源分布差异,各地区对煤炭的依赖程度有很大差别。煤炭资源依赖程度对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的差异性影响值得高度关注。为系统评估环境目标约束对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该研究在理论分析环境目标约束对各地区能源消费结构的内在影响机理,以及经济增长压力和绿色金融在其中发挥的调节作用基础上,以中国特色环境目标约束制度为准自然实验,中国30个省份2003—2020年面板数据为样本,采用广义双重差分模型实证检验环境目标约束对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的影响,并讨论了经济增长压力与绿色金融对该影响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1)环境目标约束制度实施后,相比非煤炭资源依赖地区,煤炭资源依赖地区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阻,说明存在“绿色悖论”效应。该结论在考虑相关政策影响、运用合成工具变量等方法处理内生性问题后依然稳健。(2)影响机制检验表明,在煤炭资源依赖地区,地方政府在环境目标约束和经济增长目标“双目标”压力下,更有动力推动能源消费结构低碳转型;受金融监管水平和企业“洗绿”行为影响,绿色金融加剧了煤炭资源依...     

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

土地作为经济发展中的重要生产要素,是地方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双碳”目标的提出,将推动地方政府改变过去依靠低价出让工业用地吸引高耗能高污染企业的粗放发展模式。低碳城市试点政策是中国为实现经济绿色低碳转型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举措,此政策的提出必然会对地方政府偏向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行为产生影响。文章以低碳城市试点政策为准自然实验,利用286个地级市2007—2019年面板数据,运用多期双重差分模型对该试点政策与地方政府土地出让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发现：(1)低碳城市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地减少了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土地的出让面积和宗数,该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2)低碳城市试点政策对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的影响还会受到地方政府环境规制强度和官员任期的影响。环境规制强度越大的试点城市会进一步减少对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当低碳试点城市的市委书记任期小于等于3年时,该试点城市的重污染行业土地出让面积和宗数会显著减少,而市委书记的年龄对地方政府重污染行业的土地出让并没有显著的影响。(3)异质性分析发现,非资源型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和大型城市,其重污染行业...     

绿色金融改革的节能效应与机制

节约能源资源、降低能耗强度是推进“碳达峰、碳中和”重大战略决策部署的必然选择,是中国在新发展阶段寻求绿色转型发展的关键抓手。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作为中国纵深推进绿色金融改革,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经济绿色转型的重要举措,是否降低了能源强度,有利于节能效应的发挥？其影响机制如何？目前学术界还缺乏系统性的分析。该研究基于2007—2020年中国城市面板数据,利用广义合成控制法,评估了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设立对能源强度的影响效应,并分析其内在影响机制。研究结果显示：(1)试点政策的实施显著降低了试点地区的能源强度,具有明显的节能效应,并且该节能效应存在政策先行和时效性特征。(2)试点政策会通过提高绿色创新、缓解融资约束、优化产业结构以及拓展环境治理渠道,驱动试验区能源强度的下降。(3)试点政策对市场化程度较好、教育水平较高地区的节能诱发作用更强,而对市场化程度较差、教育水平较低地区的能源强度抑制作用较小,节能效应不明显。因此,进一步完善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应充分考虑不同地区在制度环境、资源禀赋等方面的差异,在总结现有试点地区经验的基础上,因势利导地吸引更多市场主体参与到以能源效率...     

碳交易的减排及绿色发展效应研究

面临来自全球气候变化加剧及国内环境污染恶化的双重压力,中国逐步明确了采用市场化手段来提高气候、环境治理水平,碳交易便为其典型代表,然而目前统筹考虑碳交易的碳减排及绿色协同发展效应的研究却相对欠缺。为此,本文以碳交易试点政策为例,区分碳交易的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效应,分别构建碳排放强度和非期望产出包含全域排放物及区域污染物的曼奎斯特—卢恩伯格指数,基于2008—2015年30个省级行政区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检验,并进一步检验了协同路径和作用机制。结果发现:①中国碳交易政策在促进了试点地区碳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还促进了试点地区整体绿色发展;②中国碳交易政策的区域污染物协同减排效果主要通过协同减排SO_2实现;③中国碳交易政策实现碳减排及区域绿色发展的主要作用机制为技术升级。这些结论说明:应继续扎实推进全国碳交易市场建设,在实现全球碳减排的目标框架下同时促进区域环境改善;充分考虑碳交易与排污权交易的协同作用,在进行温室气体和区域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控制"中,综合考虑协同效应和减排成本,以达到用最低成本实现碳减排和区域污染物减排的双重目标;多手段并行推动绿色发展,除积极吸取碳交易试点阶段经验教训外,还应联合其他多项环境保护政策共同协作、相互补充,充分发挥"看不见的手"的市场调节作用和政府的总体把控能力,共同促进区域全面绿色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政策与重污染行业高质量发展

绿色产业政策是政府出于推动环境与产业协同发展的目标而实施的政策组合。绿色产业政策鼓励企业技术研发,强调以创新驱动的方式,实现行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相关绿色产业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价研究还非常有限。文章对14个地级市在1998—2013年所实施的纺织行业绿色产业政策进行了系统的评估。基于中国纺织行业27 827家企业在1998—2013年间86 988条企业运行、环境排放与专利申请等企业级数据,通过双重差分以及动态双重差分方法评价了相关政策的效果,研究发现绿色产业政策能够同时提升企业的环境与创新绩效,同时还影响了企业的创新方向;而且这些绿色产业政策对企业绩效的影响,会受到企业属性的调节作用:在相同的绿色产业政策冲击下,国有企业在环境绩效方面会显著优于非国有企业,但是国有企业的创新绩效与非国有企业之间没有显著差别。此外,多次双重差分方法下的政策评估显示,尽管绿色产业政策促进了当地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是不同城市的绿色产业政策的实施效果存在差异。综上,基于本文的政策效果评价,研究认为地方性的绿色产业政策能有效促进当地产业转型升级,但是距离全面推动产业的高质量发展仍然存在着差距。因此,在未来还需要中央政府加强顶层设计与政策督导,深化重污染行业的绿色可持续转型。本研究为构建"绿色制造"的政策体系,提升中国环境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提供了理论与实证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