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

本文以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公布的两批低碳试点城市(共36个)为研究对象,基于其2005-2011年间的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数据总结其碳排放水平,从区域分布、经济水平和人口规模三个方面分析了全国范围内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通过"十一五"期间碳减排成效和"十二五"期间碳减排目标两个方面分析了低碳试点城市的碳排放现状,并推测了低碳试点城市2015年的碳排放水平。研究显示,"十一五"期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11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和人均CO2排放均高于各城市所在省份的平均水平。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平均水平从东部到西部逐渐升高。人均收入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低碳试点城市中92%的城市的人均CO2排放高于全国水平。而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逐渐降低,人均CO2排放却随着城市常住人口规模的扩大呈U型分布,其中大型城市的人均CO2排放水平最低。同时通过与同类地区对比分析,研究表明试点城市的低碳工作成效和减碳目标普遍优于同类地区。除直辖市外,32个低碳试点城市中28个城市2010-2011年单位GDP的CO2排放下降幅度和2015年单位GDP的CO2排放节能目标高于所在省份。在城镇化速度继续增加和经济总量保持上升的趋势下,到2015年低碳试点城市单位GDP的CO2排放虽然下降,但人均CO2水平仍呈上升趋势。我国的低碳试点城市建设任重道远。     

基于DEA的中国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

基于DEA和Malmquist TFP指数模型方法研究分析2000～2008年我国省域和区域层面农地非农化效率及其变化，为优化土地利用提供参考。研究结果表明：（1）省域层面各项平均效率水平一般，超过80%的省份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未达到有效状态；（2）农地非农化效率总体呈现东部地区>东北地区>中部地区>西部地区的状态，区域差距呈现缩小趋势；（3）农地非农化平均综合效率的提升主要源于纯技术效率的贡献，而生产效率的明显改善得益于技术进步；（4）东部和东北地区农地非农化综合效率有所下降，中西部地区综合效率呈现上升趋势，西部地区上升显著。通过研究发现：现阶段我国农地非农化存在要素资源的利用不充分现象，效率提升潜力较大；西部地区农地非农化规模集聚能力与其他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地区存在农地非农化效率损失；虽然中西部地区农地非地化效率变化提升明显，但能否成为农地非农化指标增加的依据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能源消费、经济增长与中国CO2排放量变化

基于我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特点，采用对数平均的Divisa方法对我国1990~2007年的CO2排放进行分解分析。结果表明：经济增长效应是我国CO2排放增加的主要因素，能源强度效应是抑制CO2排放的主要原因，人口效应和结构效应对碳排放的影响不大。分地区的研究表明：东部地区的经济发展和能源强度效应对CO2排放量的影响高于中西部地区，人口效应使东部地区碳排放增加，使中西部地区碳排放降低，能源利用结构变化对东部地区的碳排放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对中西部地区的影响较小。因此，要降低我国的CO2排放，需要针对地区特点制定不同的政策，东部地区需要进一步提升技术水平，进而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对中西部地区需要逐步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提高清洁能源比重，同时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服务业和技术含量高的低能耗制造业。     

基于二次能源省际调配的中国分省CO2排放量计算

节能减排目标任务的制定需要依据科学合理的CO2排放量测算。现有的IPCC提供的CO2排放量计算方法仅考虑一次能源燃料所产生的CO2,未考虑到二次能源省际调配的情况,不能真实反映各省CO2排放情况。本研究提出了考虑二次能源省际调配情况下CO2排放量的计算方法,并以2009年的数据为例,对各省能源消费CO2排放量进行了计算。考虑二次能源省际调配后,传统的能源大省如内蒙古、山西的CO2排放总量下降,东部沿海省份的CO2排放总量上升。中西部地区的CO2排放强度仍显著高于东部地区。中西部地区存在能源利用效率低、能源加工技术设备落后的情况,导致了西部地区的CO2排放强度偏高。建议中央在实施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时,应当加强对中西部地区能源加工行业的投资,改善能源加工技术,改良加工设备,提高能源加工效率,降低CO2排放强度。建议由能源调入省向能源调出省份实施补偿。该部分补偿资金用于调出省的能源产业升级改造,以顺利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     

前沿技术进步、技术效率和区域经济差距

采用1998-2009年中国30个省市的人均GDP与当年全国人均GDP的差值作为区域经济差距指标,运用核密度估计方法观察了我国区域经济差距的变动状况。从核密度图可知,我国区域经济呈现出收敛的态势;通过随机前沿模型从全要素生产率中分解出前沿技术进步和技术效率,利用1998-2009年28个省市的面板数据,检验了全要素生产率对区域经济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显示,前沿技术进步能够显著的缩小区域经济差距,其中对于东部地区的效果较为显著,技术效率则能够扩大东部地区的经济差距,对于中部和西部地区的影响不显著。政策含义是缩小东部地区经济差距的主要途径是加大对科技创新领域的投入,加强对欠发达地区的技术支持;对于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而言,则应该是加大市场化水平、对外开放水平和地方支出比重。     

技术异质下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的区域差异与影响因素

近年来中国雾霾天气的频繁发生给人们的生产、生活以及身体健康构成巨大威胁。提高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深入挖掘大气污染减排潜力是改善中国大气环境质量,减少和消除雾霾天气发生的重要途径。本文根据生态效率理论,充分考虑到不同区域发展的不平衡因素与技术异质性特征,在共同前沿方法框架下科学测算2006—2014年间中国30个省份的大气污染排放效率,在此基础上分析效率的区域差异,利用"技术差距比(TGR)"这一指标衡量东部、中部与西部三大区域之间大气污染排放技术的差距,并从"技术"与"管理"两个维度进一步将各省份大气污染排放无效率分解为"技术差距无效率(TGI)"与"管理无效率(GMI)",以此定位各省份大气污染防治的薄弱环节,进而构建策略矩阵,将全国各省份归入四个不同排放效率特征的方阵,并给出相应的优化路径与措施;深入揭示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强度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大气污染排放强度效率"这一全新概念并考察其演化趋势;利用面板Tobit回归模型检验影响我国省际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外部环境因素。实证结果表明:1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整体水平偏低,年均仅为0.493,污染减排潜力巨大;2中国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地区差异显著,无论是大气污染排放效率还是排放技术水平,东部地区都是明显高于中部与西部地区;3中国大气污染的实际排放强度明显高于潜在排放强度,这表明大气污染排放强度还存在很大的改进空间;4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升级与科技创新对大气污染排放效率与排放技术的提升均有显著促进作用,煤炭消费比重上升与人口密度过大则对其有显著抑制作用;5本文的研究结论支持"波特假说"与"污染避难所"假说。     

基于共同前沿生产理论的中国建筑业碳排放驱动因素分解：2000—2020年

建筑业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大户”，识别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趋势与驱动因素，有助于厘清近年来中国建筑业低碳发展过程中政策的适用性。文章基于2000—2020年中国建筑业省级面板数据，采用共同前沿生产理论分解分析方法，并将空间异质性和规模报酬变化纳入分析框架，揭示多维技术和效率因素对中国建筑业碳排放的实际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研究期间内建筑业碳排放表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其中，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的进步是抑制建筑业碳排放增长的重要因素。区域间节能技术和产出技术差距均有所缩小、建筑业管理效率小幅度提高，对碳减排起到了促进作用。建筑业总产值的增长、建筑业规模效率的降低又是其碳排放增长的主要因素。(2)分地区来看，中西部地区在技术层面与东部地区形成追赶效应，这种追赶效应成为中西部地区的主要减排因素。东部和中部地区的建筑业规模效率不断下降，成为碳排放呈现总体增长趋势的主要原因。西部地区能源导向型规模效率得到提升，而产出导向型规模效率又有所下降，对该区域建筑业碳排放形成对冲效应。整体来看，不同区域间建筑业碳排放的变化及其驱动因素效应表现出明显差异，未来应根据不同区域的具体情况制定有针对性的建筑业碳...     

中国区域碳排放绩效评估及减碳潜力研究

文章以1995-2010年我国30个省级经济单元为研究对象,在全要素框架下测算并分析了我国各省份的CO2排放绩效、减碳潜力和减碳规模,并研究了CO2排放绩效变动的驱动因素。结论认为,我国各省区CO2排放绩效差异较大,CO2排放绩效较高的省份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CO2排放绩效较低的省份主要以中西部板块的落后省份为主。减碳潜力和减碳规模测算结果表明,完成2020年单位产值CO2排放比2005年下降40%-50%的行动目标,只有上海、北京、广东、海南、福建、黑龙江、湖南等少数省份能够完成该目标,山西、河北、内蒙、辽宁、贵州、云南、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省区是重点监控省份,中西部板块的落后地区是重点监控地区。CO2排放绩效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表明,加大政府环保力度、提高研发投入水平、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对于CO2排放绩效提高将会起到积极作用;工业增加值所占比重、资本/劳动比上升和进出口贸易所占比重增加不利于CO2排放绩效的改善。     

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的江苏省旅游产业效率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旅游产业生产效率是衡量旅游资源合理利用与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依据。基于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模型，对2000~2015年江苏13个地市旅游产业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及影响因素进行探究。结果显示：（1）2000~2015年全省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总体上有所上升，但上升幅度不大，年平均值为1020；空间分布上，旅游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呈现明显的地区差异性, 南部城市普遍高于北部城市，东部城市优于西部城市。（2）各地市旅游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主要归功于技术进步变化，其中，规模技术进步变化是影响各地市旅游全要素变化的最主要因素，纯技术进步变化次之，纯技术效率变化和规模效率变化对旅游全要素的影响最小。（3）面板回归结果表明，产业结构、对外开放水平、经济发展程度、交通、劳动力是各地市旅游产业生产效率变动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不同地区应采取不同的旅游发展政策，推进旅游产业技术进步，大力提升旅游产业生产效率。 关键词： DEA Malmquist指数；二次分解；旅游产业效率；江苏省     

环境规制条件下中国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与分解

采用单元调查评估法对中国农业分省污染排放量进行核算的基础上,应用基于方向性距离函数的Malmquist-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方法,对1978-2008年环境规制条件下省际农业TFP增长及其源泉进行实证分析,将农业增长、资源节约与环境保护纳入到一个统一框架.研究发现:①环境规制条件下农业TFP取得了一定增长,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贡献,环境技术效率也存在一定程度的改善,在时间趋势上大致可以划分为6个阶段；②从资源、环境与增长的统筹兼顾来看,农业TFP及其增长模式地区差异明显,东部地区要优于西部地区,中部地区则可能处于失衡状态；③以三大直辖市为代表的东部省区和西部青海、贵州和宁夏等边远省份直接主导着“农业环境技术创新”；④是否考虑环境污染成本,对农业生产率核算会产生较大影响,并可能导致政策偏误.     

二氧化碳排放的国际比较及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的启示

首先分析了我国二氧化碳排放的基本情况,指出当前二氧化碳排放增长率虽然有所下降,但环境形势依然严峻。然后从国家碳排放总量、人均CO2排放量、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国家累积碳排放和人均累积碳排放几个方面对我国二氧化碳排放水平与国际水平进行了比较,并结合节能减排目标对我国低碳经济的发展提出了相关建议。     

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综合测度与时空分异

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运用DEA-SBM模型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2001～2016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进行综合测度，从静态和动态的视角考察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并进一步探讨了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结果显示:（1）2001~2016年间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平均值为0.672，距离最佳生产前沿面还存在32.8%的提升空间。研究期内其旅游业碳排放效率ML指数均值为1.092，年均增长9.2%。不同时期的效率变化值表现出较大的波动性；（2）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时空分异特征明显，上游地区呈现出低效率、低增长的特征，中游地区表现为中效率、高增长的特点，下游地区则呈现出高效率、中增长的特征；（3）长江经济带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增长主要源于技术水平的进步，技术效率对旅游业碳排放效率的贡献相对较小。不同区域旅游业碳排放效率变化的影响因素差异较大。     

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碳排放相关性研究

与能源结构和能源效率因素相比,经济发展对人均碳排放的影响最为显著.以江苏省沿海地区能源消费情况为基础,研究得出地区碳排放、人均碳排放,并且1999-2008年该地区碳排放量与人均碳排放量的增加趋势一致.选取人均GDP来代表经济增长数据,人均CO2排放代表碳排放数据,借助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模型来分析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CO2排放之间的关系和演变态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研究江苏省沿海地区经济发展与人均碳排放之间的关系,相关性研究结果表明,最优拟合模型中参数α0为0.245 7,α1为3.658 14e-5,α2为1.318 32e-8,α3为-3.298 09e-13,所以根据模型设定判断得出:1999-2008年间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置和人均GDP并不符合标准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倒U型)关系,而是表现为三次方曲线模型.同时,依据人均碳排放量的变化特征,将江苏省沿海地区人均碳排放分为两个阶段:1999-2006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着经济的增长持续增加;2006-2008年人均碳排放量随经济增加趋势变缓.     

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及影响因素分析

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上升为国家战略,要求建立区域间协调机制,引导低碳产业,弥补绿色发展的短板。掌握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长三角地区低碳高效发展及顺利实现碳减排目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基于考虑非期望产出的SBM-DEA模型与窗口分析相结合的方法,测算碳排放效率,利用传统统计分析与空间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分析了1995～2017年长三角地区碳排放效率时空特征,并考虑空间因素,构建空间杜宾面板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1995～2017年碳排放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2017年,上海、苏州和无锡的碳排放效率为1。碳排放效率绝对差异与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且变化趋势基本一致。碳排放效率存在不均衡现象。(2)碳排放效率区域差异明显,2005年后,空间格局变化不大,上海、苏州和无锡形成了碳排放效率高值区。碳排放效率重心主要分布在南京市,总体向西北移动。(3)空间杜宾面板模型结果表明:提高技术水平是改变碳排放效率的重要途径。城镇化和空间因素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外商投资、单位GDP能耗和生态环境对碳排放效率具有明显的负向作用。     

Pathway and policy analysis to China’s deep decarbonization

The Paris Agreemen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 new era in the global response to climate change, which further clarifies the long-term goal and underlines the urgency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For China, promoting the decoupling between economic growth and carbon emiss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is not only the core task of achieving the medium- and long-term goals and strategies to address climate change, but also the inevitable requirement for ensuring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society.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historical trends of the econom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society, energy consumption, and key end-use sectors in China, this paper studies the deep carbon emission reduction potential of carbon emission of in energy,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and other sectors with “bottom-up” modeling analysis and proposes a medium- and long-term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based on key technologies’ mitigation potentials for China. It is found that under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China will successfully realize the goals set in China’s Intended Nationally Determined Contributions of achieving carbon emissions peak around 2030 and lower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ross domestic product (GDP) by 60–65% from the 2005 level. From 2030 onward, the development of nonfossil energy will further accelerates, and the share of nonfossil energies in primary energy will amounts to about 44% by 2050. Combined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low-carbon transformation in end-use sectors including industry, building, and transportation,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in 2050 will fall to the level before 2005, and 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er unit of GDP will decreases by more than 90% from the 2005 level. To ensure the realization of the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policy recommendations from four perspectives, including intensifying the total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cap and strengthening the related institutional systems and regulations, improving the incentive policies for industrial low-carbon development, enhancing the role of the market mechanism, and advocating low-carbon life and consumption patterns.     

中国深度脱碳路径及政策分析

《巴黎协定》开启了全球气候治理的新进程,进一步明确了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紧迫性和目标要求。对中国来说,如何尽快推动经济增长和碳排放的脱钩,不仅是实现应对气候变化中长期战略目标的核心任务,更是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为此,本文基于中国经济、社会、能源和重要的终端能源消费行业历史发展趋势的分析,通过"自下而上"的模型方法考察了能源、工业、建筑、交通等行业和领域的深度碳减排潜力,并基于详细的技术分析提出了中国中长期的深度脱碳路径。研究表明,在深度脱碳路径下,中国将顺利完成国家自主贡献提出的2030年左右碳排放达峰和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60%—65%的目标;此后非化石能源发展进一步加速,到2050年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占比达到44%左右,工业、建筑、交通等终端耗能行业的低碳转型进一步加速,2050年碳排放回落至2005年前水平,碳强度较2005年下降90%以上。为实现深度脱碳,本文从强化碳排放总量约束和相关制度规范建设、完善产业低碳发展激励政策、加强相关市场机制作用、倡导低碳生活和消费等四方面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以供决策者参考。     

基于空间面板模型的碳排放影响因素分析——以长江经济带为例

随着全球变暖问题的日益严峻,气候问题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长江经济带作为中国区域发展"三大战略"之一,面临着严峻的碳减排压力。为此,以二氧化碳排放为测度指标,定量分析了1998~2012年长江经济带二氧化碳的时空格局特征,并构建碳排放影响因素的空间面板模型,分析了产业结构、人口总量、经济水平、技术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对长江经济带碳排放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碳排放的绝对差异呈增大趋势,相对差异呈波动变化趋势;碳排放与人均GDP(1997年不变价)的相关性较弱;2碳排放空间格局相对稳定,高碳排放区域以江苏为中心,逐渐向四周扩散;3空间面板模型结果表明:人口总量是影响长江经济带碳排放时空格局演化的决定性因素,其次依次为经济水平、技术水平和城市化水平。     

CGE Simulation for Levying Carbon Tax in China and 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of Levying Carbon Tax

Levying carbon tax is conducive to reducing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protecting the environment.The author firstly reviewed some relevant empirical studies on carbon tax both home and abroad,and then established the CGE model and simulated levying carbon tax in China.The study found that levying carbon tax would have little impact on China’s economy:in a short-term,China’s GDP might decrease by 0.51%,while in a long-term it might decrease by 0.08%;however,th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would be substantially reduced.Meanwhile,levying carbon tax has some negative impact on the output of each industry in the very economic structure;of this,the mineral extractive industries would be influenced the most.Then the author summarized experience of levying carbon tax in foreign countries.     

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研究

探讨了中国城市化、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等与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之间的长期均衡关系与动态作用机制,并对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进行了预测和情景分析。结果表明:①城市化率、交通能源强度、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和人均GDP对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的长期均衡弹性分别为0.93、0.73、0.68、0.44;②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的最大贡献者在中短期内是交通能源强度,长期内是城市化率;③人均GDP增长率的提高,短期内会促使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增长率提高,而长期又有助于使之降低;④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持续增长的趋势在相当长时期内不可避免;⑤不同的发展理念和政策与技术的组合,可以使城市道路交通碳排放发生重大变化。基于研究,提出了中国城市道路交通碳减排的政策取向。     

1949年以来中国环境与发展关系的演变

从IPAT方程出发,发现了环境影响随着经济发展或时间的演变依次遵循三个"倒U型"曲线规律,即环境影响强度的倒U型曲线、人均环境影响的倒U型曲线和环境影响总量的倒U型曲线。根据此规律,可以将该演化过程划分为四个阶段即: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到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阶段、人均环境影响量高峰到环境影响总量高峰阶段以及环境影响总量稳定下降阶段。在环境演变的不同阶段,主要驱动力存在着明显的差异。在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前阶段,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增长更多地由资源或污染密集型技术进步驱动;在资源消耗或污染物强度高峰到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阶段,主要由经济增长驱动;而在人均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高峰到资源消耗或污染物排放总量高峰阶段以及总量高峰以后的发展阶段,则主要由节约高效技术或污染减排技术进步来驱动。实证分析表明,中国目前环境与发展关系基本上处于经济增长主要驱动的环境影响强度高峰向人均环境影响高峰过渡阶段,这同时意味着中国要在短期内实现人均环境影响和环境影响总量高峰的跨越是异常困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