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CGE模型的能源税政策影响分析

在能源-环境-经济(3E)研究领域中,CGE模型得到了广泛的应用.本文通过一个10部门静态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定量分析中国实施能源税对经济、能源、环境以及各生产部门的影响.模型以2002年为基准年,研究设定5个情景,包括一个基准情景和四个能源税征收情景.模型模拟分析表明,征收能源税对国民经济总量增长有轻微影响;与此同时,能源税政策有利于减少能源需求量,降低能源强度,减少煤炭在能源合成品中的份额,对能源结构的改善有一定作用,并可促进产业结构的调整,有利于减少二氧化碳和二氧化硫的排放量,改善环境质量.在实施的过程中,可以采用渐进提高税率,并在征收能源税的同时,降低所得税(用能源税收入替代其它税种的收入)以及减免行政性收费等方式,实现税制的绿化,且可避免对国民经济和居民生活产生明显冲击.     

地缘政治动荡对中国能源环境的全局经济影响及其对策

乌克兰危机正深刻影响着全球能源供应形势。由于中国较高的油气对外依存度,地缘政治的不确定性对中国能源安全特别是油气的供应和经济安全有重大影响,油气进口的供应短缺会对中国社会经济及能源环境造成怎样的冲击？为此,该研究采用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刻画了进口供应中断和价格管制行为,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不同程度的油气进口供应短缺对中国社会经济和能源环境的影响,并设计了两套包括强化上游开发和发展可再生电力的配套措施。结果表明：①油气进口供应短缺会对中国GDP和城乡居民福利带来负面影响,且中断程度越强所造成的负面冲击越大。②从能源消费端来看,煤炭受GDP损失和能源替代的叠加影响,总体需求相对稳定;石油需求出现大幅下降;而天然气得益于国内大幅增产和价格管制,其需求降幅不大。从能源生产端来看,GDP损失使得能源需求下降,导致电力生产下降;煤炭生产受GDP损失及对能源替代的叠加作用,总体变化不大;而油气生产受价格抬高和供应中断的刺激,产量大幅上升。③油气进口供应中断有助于减少碳排放,同时也有较明显的协同减排效果。④强化上游开发和发展可再生电力均有助于减缓油气进口供应短缺对社会经济带来的负面冲击。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从国家角度,短期内,在供需紧平衡情况下,主要通过市场手段调节供需;若发生海上部分中断,可适度释放国家战略石油储备和天然气商业储备;若发生海上全面中断,可明显释放战略油气储备,适度提高国内油气产量,并通过能源外交额外增加陆上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若发生海陆全面中断,可完全释放战略油气储备、大幅提高油气产量,并明显提高煤炭消费量,但需重点做好煤炭清洁高效利用工作。②从长远来看,宜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可结合中国现行的碳交易政策,并将部分碳收益补贴可再生电力,助力实现“双碳”目标。③从行业角度,炼油行业宜考虑降低炼油能力或转型升级,煤炭和电力行业则宜考虑提高煤炭利用效率。     

美国征收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和经济的影响

本文基于全球贸易分析-能源模型(GTAP-E),采用递归动态方法,全面分析美国在2020年针对中国和印度等未实施减排限额的发展中国家实施碳关税对中国碳减排与经济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征收碳关税对我国宏观经济将造成较显著冲击,将导致中国产品贸易流向、贸易结构和生产结构出现显著调整。其中,化学橡胶及塑料制品、机器设备制造、金属冶炼加工产品等隐含碳含量高且对美国市场依赖程度高的部门出口将较大幅度下降,生产遭受较严重的负面影响;此外,与这些产业部门紧密相关的上游资源产品等部门因需求降低也将受到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其他产业部门则由于生产要素价格下降,生产成本降低,出口和产出将有所增长。虽然美国实施碳关税能降低中国及全球碳排放,但是作用非常有限。基于研究结果,我们提出国家需要防范美国碳关税所导致的贸易和经济风险,并特别注意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同时采用碳关税的综合影响。另一方面,中国可以考虑基于"避免双重征税"的原则在国内主动实施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实施;同时,需要加强在不同情景下中国主动征收碳税以应对碳关税的相关研究。     

大国气候博弈的中国经济与生态环境效应评估

气候变化已成为制约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议题,未来拥有更多碳减排空间和先进碳技术的国家将在全球发展中处于有利地位。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气候变化政策的主要推动者欧盟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等三方在全球气候变化领域的领导权与话语权争夺将更加激烈。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已成为大国气候博弈的有力工具,如何在大国气候博弈中破局成为中国制定气候战略和减碳政策的重点。该研究利用全球多区域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以欧盟和美国对进口产品施加碳关税政策进行大国气候博弈为假设,设定八种可能情景,对中国受到的经济与生态环境影响进行评估。结果表明：①欧美推动的碳关税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居民福利出现损失,同时对碳密集型商品出口有较大程度的负面影响,但对整体减排影响较为微弱。②欧美的碳关税政策对于欧美自身的碳减排效果并不明显,是典型的“损人不利己”行为。③中国出口退税政策一定程度上可以减缓碳关税政策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冲击,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中国的碳排放。④中国政府需谨慎对待对进口商品施加碳关税的反制措施,其可能会带来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建议中国采取出口退税政策主动缓解碳关税带来的负面影响;引导碳密集型出口企业主动制定减排计划与产品碳足迹清单,提升清洁能源技术;积极完成“碳达峰、碳中和”目标,避免欧美等发达经济体利用“碳关税”借口达成对中国的经济压制;加大研发资源和资金投入,提升中国绿色形象;加强气候变化治理国际合作,寻求公平公正的减排路线。     

国际跨区碳市场及其能源经济影响评估

建立全球性跨区域碳市场被认为是全球气候治理的有效方式而一直备受关注。即将在2015年建成的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成为国际跨区域碳市场的重要尝试。为分析建立多国参与的国际跨区碳市场的全球减排效果及其对各参与国的能源经济影响,本文采用表达能源经济系统相互关系的全球动态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做出定量研究。模型将全球经济体分为20个经济部门和19个区域,并刻画有17种能源生产技术。同时为模拟全球碳市场政策,模型将碳排放权作为与化石能源消费相绑定的必要投入考虑到经济部门的各个生产与消费环节当中。在外生设置碳排放配额的同时,模型允许碳排放权像商品一样在不同区域与部门之间进行交易。考虑到全球碳市场的进展速度,本文选取2020年为研究时点,分别设计了四种情景(参考情景、独立碳市场情景、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以及中国-欧盟-澳大利亚链接情景)来探讨欧盟、中国、澳大利亚三国参与下的全球碳市场及其影响。研究表明,在各国2020年减排目标约束下各国碳市场的排放权价格有较大差别,澳大利亚碳价最高(32美元/t CO2),欧盟价格稍低(17.5美元/t CO2),而中国碳价最低(10美元/t CO2)。同时尽管中国的相对减排量(3%)低于欧盟(9%)与澳大利亚(18%),中国的绝对减排量也远远大于欧盟与澳大利亚两个国家。由于中国相对减排成本较低,中国加入欧盟-澳大利亚链接碳市场将促使国际碳价从22美元/t降至12美元/t,欧盟和澳大利亚分别向中国转移71%和81%的本国减排任务,同时分别获得0.03%和0.06%的福利增加。由于排放约束影响,中国工业部门的能效提升1.4%,煤炭发电量下降3.3%,而清洁能源发电量则上升3.5%。     

PM_(2.5)污染对京津冀地区人群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

京津冀地区是中国工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和空气污染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也是国家控制空气污染的重点区域。空气污染导致的健康影响不仅会增加额外健康支出,还会导致过早死亡和工作时间减少,进而影响宏观经济发展。为了评估该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问题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以及控制空气污染后带来的经济效益和福利的影响,本研究结合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效益模型(The Greenhouse Gas and Air Pollution Interactions and Synergies-Model,GAINS-Model)和健康影响模型对2020年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引起的健康影响和经济影响进行评估。模型结果表明,2020年Wo 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44.2亿元、天津27.5亿元、河北97.5亿元。PM_(2.5)污染引起人均每年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为北京81.3小时、天津89.6小时、河北73.1小时。而劳动力供给和劳动时间减少所造成GDP和福利损失依次为天津(GDP和福利损失分别为2.79%和8.11%),其次为北京(2.46%和5.10%)、河北(2.15%和3.44%)。如果采取积极的控制空气污染物排放政策,在2020年WPol情景下,PM_(2.5)污染引起的额外健康支出分别为北京8.8亿元、天津4.9亿元、河北2.0亿元,较Wo Pol情景下显著下降。PM_(2.5)污染引起人均劳动时间损失分别下降为北京22.0小时、天津23.2小时、河北22.4小时。空气污染物控制政策给北京、天津和河北带来的经济效益分别相当于GDP的1.75%、2.02%和1.46%。因此,本研究显示控制京津冀地区PM_(2.5)污染带来的经济效益非常可观,其中天津效益最高,其次为北京,河北最低。空气污染物的迁移扩散会影响周边省市的空气质量,因此京津冀地区联合控制空气污染效果更好。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研究综述

全球能源经济可计算一般均衡(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CGE)模型是研究低碳政策对能源经济系统影响的主要工具,在国际低碳经济研究领域具有重要作用。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发展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经过数十年的拓展已经形成了一批发展成熟且应用广泛的模型平台。我国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开始于20世纪90年代,研究领域主要聚焦在中国本土与国内区域,而在全球尺度上的模型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伴随我国在全球气候治理当中的重要性凸显,中国能源环境问题的研究需要具有国际视野。本文对当前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研究现状进行分析,对全球CGE模型的主要作用与特点做出评价,并对典型模型进行比较,在介绍了模型优缺点的基础上对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的发展趋势与关键问题进行讨论,并对中国未来发展全球模型给出具体建议。全球能源经济CGE模型政策评估的主要优点是评估基于坚实的理论基础,可以根据相关理论判断模型结果是否合理并对政策的作用机制与影响结果做出基于经济规律的解释;以及能源与经济系统整体协调一致的相互作用机制。能源经济CGE模型主要争议性问题包括结果依赖大量参数且参数取值不稳健,以及模型假设过于理想且技术表达抽象。当前能源经济CGE模型研究的关键问题与主要趋向包括:关键参数的实证研究与准确校核、经济系统异质化与细节化描述、技术细节表述与内生化变革以及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条件建模。建议中国开发全球模型应充分借鉴全球先进模型开发的基础与经验,在当前全球模型主流框架下重点研究发展中国家在非理想与不均衡市场环境下经济行为表述的改进,同时注重模型基础数据的整理与重要参数的校核。     

国有企业、价格管制与经济稳定

国际油价的大幅度波动对经济不确定性带来较大影响,2018年以来,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已经超过了70%。文章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汽柴油市场定调价机制的角度出发,利用动态递归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模拟并研究了国际油价波动的条件下,汽柴油市场不同的定价机制（完全市场化价格或带有“基准价+浮动价”的价格管制手段）带来的影响。研究结果认为,当国际油价上涨时,价格管制具有较强的抗冲击能力,能够缓解大量的GDP下行压力,提振国内石油的生产与消费,同时起到稳定市场、保护居民购买力、控制通胀、防止人民币贬值等作用。但是这一切的好处不是没有代价的,政府将会损失1.57%~3.22%的总税收收入。另外,由于价格管制阻碍了油价上升的价格效应和替代效应,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能源消费量将增加,碳排放总量将上升,新能源发展也受到一定阻碍。油价下跌时价格管制的影响与上涨时的影响相反。研究注意到,过低的国际油价会也会降低中国的经济水平,更多的生产要素会流入石油加工企业,对第三产业带来一定的冲击,但是价格管制能够很好地缓解这一现象的发生。文章认为价格管制手段一定程度将外部对企业和居民的冲击转移为对政府的冲击,政府成了外部风险的阻滞剂。考虑到价格管制带来的负面环境问题,在国际油价上涨时需要必要的可再生能源支持政策;考虑到国际形势以及成品油市场的价格管制具有抗风险作用,文章建议应当看到价格管制积极的一面,可待中国石油依存度适当下降至可控范围后,再考虑放开价格管制手段。     

中国电力行业低碳转型政策的经济-能源-环境影响北大核心CSCDCSSCI

作为主要的碳排放来源之一,电力行业低碳转型在应对气候变化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现有大多数研究侧重于分析单一电力能源低碳政策,而很少对比分析多种低碳政策的宏观经济影响。基于此,该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详细电力技术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全局经济角度评估了在实现相同碳减排目标情形下利用碳定价收益补贴电力部门三种减排方式(包括补贴CCS技术,水电和核电,以及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的经济、能源和环境影响。结果表明:①补贴风能、太阳能等新能源发电是相对最优的碳定价收益利用方式。该方式在达到相同减排目标时所需要的碳价最低,对于整体宏观经济以及对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小;同时,该方式也可以较明显地促进可再生能源份额和电气化率的提高,且对于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最佳。②补贴水电和核电的方式次优,该方式对整体宏观经济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的负面冲击相对适中,且较好地促进了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的协同减排效果。③补贴CCS技术在这三种方式中最不占优势。该方式对于整体宏观经济增长和重点用电部门利润造成的损失最大;同时对可再生能源份额、电气化率以及SO_(2)和NO_(X)协同减排效果的促进作用较为微弱。因此,给出如下建议:①短期内,中国电力行业应率先大力发展清洁电力,尤其需优先考虑将碳定价收益用于补贴风电和太阳能发电;②从长远来看,为实现“碳中和”目标,应大规模部署CCS,在补贴CCS与碳定价相结合方式下,若辅以降低生产间接税,则能较好地减缓对GDP的负面影响;③短期内可适度降低对SO_(2)和NO_(X)的减排措施力度;但长远来看,针对SO_(2)和NO_(X)的措施力度仍不可放松。     

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的大气环境效益分析

可再生能源的电价补贴是一项旨在加速推进可再生能源广泛应用的政策机制,对中国能源结构调整(降低煤电比例)、改善大气环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鉴此,本文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带来的空气污染物(CO_2、SO_2、NO_X和PM_(2.5))排放的减少作为衡量大气环境质量改善的效益指标,利用2012年中国投入产出表建立包含温室气体、污染气体和颗粒物模块的可计算一般均衡模型,从总量和行业的视角量化研究了实施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政策对改善大气环境的积极作用,考察了可再生能源发电补贴辅以硫税、硫税及碳税这两种冲击的情景。研究表明: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减少了温室气体、污染气体的总排放量和颗粒物浓度,在补贴的基础上辅以硫税不仅可以有效地增进大气环境福利效益,而且还能抵消征税对经济增长的负面效应;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使清洁能源发电对火电产生替代效应,各个行业排放的CO_2、SO_2和NO_X均下降;但这一替代效应在工业部门尤其是重工业部门相对有限,这也证明了工业部门的减排压力较于其他产业(农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更大;补贴可促进可再生能源发电量不断提升,进而优化能源结构,这是增进大气环境效益的根本原因。上述结果意味着短期内要提高可再生能源电价附加标准,补贴与税收双管齐下以增强减排力度。而可能面临的可再生能源电价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则意味着中期内要实现补贴方式逐渐向定额补贴、绿色证书模式过渡,利用市场机制确定补贴标准;长期内需最终取消补贴政策,倒逼技术进步,推动整个可再生能源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上海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输入分析

对区域或城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输入分析。可以判断可持续发展所处的状态。进而为区域或城市制定循环经济发展战略提供依据。利用物质流的理论和方法．依据欧盟指导原则，分析了1990—2003年间上海市经济-环境系统的物质总需求和资源生产率等主要指标。研究结果表明：①上海市巨大的物质总需求和直接物质消耗给上海市的生态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②1996年上海市的资源生产率是全国的1．22倍．但2000年日本的资源生产率是上海市的36倍；③影响上海市的物质总需求或者环境质量的关键因素是技术和制度能力。在上述的分析基础上。提出在2020年之前上海市发展循环经济要注重于输入端的减物质化和加强循环绍济的技术支撑研究与开发以及制度能力建设。     

建筑节能对建筑能耗的直接经济和环境影响测算模型及其实证分析

当前节能减排是我国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任务.十一五建筑节能目标占社会总节能目标的21%,建筑节能是我国节能工作的重要内容.本研究采用数量经济方法,建立建筑节能对建筑能耗的直接经济和环境影响测算模型.在合理的情景假定下.应用该模型测算,得出结论:十一五建筑节能目标的各项分解任务和总的节能任务可在3年内完成.3年中每年的建筑节能量对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节能任务的贡献率分别是17.28%,34.55%,51.83%.3年中每年因建筑节能而减少的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对十一五期间平均每年减排任务的贡献率分别是76%,152%和228%.最后提出既有建筑节能改造的节能任务可以适当增加的政策建议.     

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效应研究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我国的重大战略决策,但是脆弱的生态环境制约了该区域的可持续发展。环保投资能够实现经济与环境的双赢,是复兴丝绸之路经济繁荣和生态文明的重要推手。为了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效应,进而提供优化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的决策支持,本文应用2004-2011年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市的数据,构建面板效应模型,测度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总额及投资分项的经济与环境效应。其中,环境污染治理投资总额以及三种环保投资分项(即建设项目"三同时"投资、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是自变量;表征经济发展总量、结构、就业的5项指标和表征环境质量的资源利用、污染排放的5项指标是因变量。研究发现,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能够有效带动该区域的经济总量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就业水平提升,同时有助于该区域提升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污染排放;三类环保投资分项的经济与环境效应中,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起主导作用,工业污染源治理投资效应最差;丝绸之路经济带9省市的环保投资效应相差较大,其中四川省环保投资效应最优。虽然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是仍存在以下问题:其一,环保投资总量不足,尚未达到环境质量改善所需的国际标准;其二,环保投资结构不合理,即环保投资过于集中在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上,工业污染治理投资相对较弱;其三,环保投资流向不恰当,表现为环保投资对就业水平提升、产业高级化、能耗控制、固废处置的作用不明显。针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环保投资的现存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建议:通过政府环保支出引导社会资金流入环保市场,进而加大丝绸之路经济带的环保投资力度;调整环保投资分项比例,将环保投资向工业污染源治理转移;改善环保投资流向,使其促进环保产业发展、推动清洁能源使用、提升工业固废和生活垃圾综合利用能力等。     

可计算一般均衡(CGE)模型与环境政策分析

CGE模型是进行环境政策分析的理想工具，实际上CGE模型也是唯一胡可能精确评估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分析手段。本文介绍了在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CGE模型的基本思路和不同类型；回顾了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领域及国内应用现状；指出今后的环境政策分析中应用的CGE模型应该更多地结合经济体的现实特征，其发展方向则体现在三个方面；在分析环境政策社会成本的同时也考虑这些政策的社会效益、分析环境政策的分配效应、加强区域CGE模型在环境政策分析中的应用。     

论环境公共规制有效性约束体系的完善

外部性与公共产品是环境规制的理论基础，以此为基点各国实行了包括税收、补贴、市场交易、行政强制等在内的多种规制政策，各种政策具有不同的作用机制和政策效果，需据实选择。我国现行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公共规制手段过手单一，政策效果难以保证；环境保护收费制度不完善。政策效果受限；环境保护税制不健全，导向作用不突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尚处手试点阶段，作用空间太小。为了有效实现环境保护目标，需要进一步构建并不断加以完善多元化的环境公共规制体系，即：改革环境收费制度，加强资金管理；完善现行税制，发挥税收的环保导向与激励作用；综合利用财政激励机制，扶持环境保护产业的发展；建立排污权交易市场，全面推行排污交易制度。     

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关系的计量分析

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之间的关系常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来描述。典型的EKC一般量倒U形。本文选取1988-2002年的山东省环境与经济数据．建立单位GDP污染排放量横型和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对山东省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计量与分析。通过单位GDP污染负荷模型分析发现。单位GDP的污染负荷量下降态势。这说明山东省产业结构调整已产生明显成效。通过人均GDP污染排放量模型发现．山东省的EKC不完全符合典型的库兹涅茨曲线特征。呈显着的三次曲线特点。其中,工业废水曲线为“U＋倒U”形．两个转折点的理论计算值分别为3416元和9975元。废气与固废曲线近似于倒U形EKC的左半部分．尚来到达转折点。由此可见．环境质量的改善并非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自动发生。除了收入因素。影响山东省EKC的因素还有国家或地区的环境政策、工业化进程等。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户用沼气模式生命周期减排清单与环境效益分析

相对于传统农业活动,以沼气为纽带的生态农业生产具有清洁的能源生产和高度闭环的废物回收处置等明显优势,在全国范围内得到入户推广。本文综合考虑沼气工程建造、使用和综合利用等生命周期过程,分析了典型户用沼气池综合利用各阶段环境节能减排清单,并在此基础上评价其环境效益。结果表明,"猪-沼-稻-果"综合农业利用模式下单位沼气池节能减排效果明显,其中CO2、PM10、CH4和CO净减排量分别达3 060.700kg、19.820kg、12.960kg和75.590kg,总净节能达9 068.4MJ。其中,玉米秸秆、沼液沼渣的利用和燃煤替代对温室效应的减缓明显,畜禽粪便的利用和燃煤的替代减缓了环境酸化以及富营养化过程,而光化学氧化的减缓主要来自玉米秸秆的利用而减少的CO、VOC的排放,沼气工程对人体毒害的减缓主要是来自燃煤替代而减少的SO2和PM10排放。户用沼气利用对各种环境影响均有减缓作用,其中对光化学氧化、富营养化、环境酸化和温室效应的改善最为显著,对于降低能源耗竭、减缓对人体的毒性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Orient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Abstract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is a frontier subject in the field of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the past two decades, especially in recent years, much more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Strategic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The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Law of the P.R. China which was promulgated provides a great opportunity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brings great challeng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nd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EIA Law”, the inherent limitations of Project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must be identified sufficiently and the theory research and practice of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s well. 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currently to enforce the operation system. The authors wish to offer a few references to the progress and implementation of Planning Environmental Impact Assessment in Chi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