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影响因素及经济效应分析

在大力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背景下,探讨农地流转对农户家庭经济效应的影响,为农户权益保障提供参考。采用二值选择Bivariate Probit模型分析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因素,并根据农户家庭经济收支状况,利用Match模型评估农地流转行为给农户家庭带来的经济效应。研究结果表明:(1)农户家庭劳动力比重、受教育程度、人均耕地、农田生态环境等资源禀赋是影响农地流转的关键因素;(2)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与农地规模经营相辅相成、互相促进,能够有力推动农业现代化建设;(3)农地转入或转出对农户家庭经济效益并未产生决定性影响,农户根据家庭实际选择恰当的农地流转方式才能有效提升家庭经济福利水平。建议着力完善农地流转市场机制和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借助市场力量实现土地经营权有序流转,切实尊重农户意愿及保障农户权益。     

基于TPB框架的农户认知对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

农地流转作为在农村广泛推行的一项重要政策模式,在优化农地资源配置、推动农业适度规模经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行为意愿是行为响应的前提,研究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对促进农户的农地转出行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基于计划行为理论分析框架,从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三个认知维度分析农户的农地转出认知对其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并采用结构方程模型对武汉、鄂州两市农地转出典型地区的287个调查样本进行定量分析。研究证实:(1)农户的农地转出意愿形成过程遵循"认知→意愿"这一路径形式,其中,行为态度是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主观规范是重要影响因素,知觉行为控制是有效影响因素;(2)农地转出所能带来的好处中农户最看重流转的租金收益;(3)农户农地转出意愿的最大外在压力来自亲朋邻里的农地转出行动,当亲朋邻里转出农地时,农户会产生"跟风效仿"心理;(4)相比于家人与亲朋邻里,农户对村委会的农地转出主张缺乏信任;农地转出所需支付的时间成本与可能存在的流转纠纷是农户关注的重点问题;(5)由于农地转出普遍存在村集体统一代理,降低了农户对流转政策和渠道的掌握程度以及自主决策能力的要求。在此基础上,结合调研实际,得出要制定体现农地价值的流转租金标准,加强对村委会和政府相关部门土地流转代理过程监管,建立并完善流转纠纷处理机制,促进土地流转市场化运作等政策启示。     

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以武汉市城乡交错区农户为例

研究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对实现合理的农地城市流转、促进城乡协调发展具有现实意义。依据武汉市远城区和近城区33村143户农户实地随机抽样样本，采用Logistic 模型对影响农户农地城市流转意愿的因子进行定量分析，结果表明基础设施与服务的改善、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是影响远、近城区农户农地意愿的主要影响因素，近城区农户的意愿还受农地补偿收益的影响。针对影响力最大的因子采取措施，可以最大程度符合农户意愿，保障农户利益，在满足建设用地需求与农户保有农地之间寻找均衡。     

农民分化对农户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研究

农地使用权流转是解决当前我国农村土地利用细碎化及撂荒的有效途径,对于提高土地利用效率、促进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作用。农户是农地流转中主要的土地供给者,他们的意愿和行为直接影响农地使用权的流转。然而,当前农民已经分化为不同阶层,有其各自的阶层属性与认知,这对农地流转意愿必然会产生影响。因此,本文利用农户调查数据,运用有序Probit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SEM)实证分析了农民分化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结果表明:农民分化特征对农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在5%水平上显著,而且农民分化特征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农地流转意愿就会增加0.634个单位。在反映农民分化程度的两个可观测变量中,职业分化程度和经济分化程度每提高一个单位,农户进行农地流转的概率就会分别增加21.7%和36.4%。此外,反映其它潜变量的可观测变量中,年龄、文化程度、是否具有非农就业技能、家庭农业劳动力人数、对农地产权稳定性的认知、流转地在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和是否参加社会养老保障等变量对农地流转意愿具有显著影响效应。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政策启示。     

关天经济区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研究

农地流转是现阶段实现农地规模经营的必经之路。本文基于关天经济区622份调查问卷,建立了农地流转的农户模型,利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研究了交易成本认知和农户禀赋对农户参与农地流转(转出)、农地流转率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关天经济区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积极性不高,样本农户参与农地流转的仅为23%,农地流转率均值为11%;(2)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农地流转组织形式、农地流转合约期限和对外交通便利情况影响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决策,而农地流转率仅受流转价格了解程度和农地流转契约形式影响;(3)劳动力和土地禀赋正向影响农户转出土地,农地流转率随农业生产能力增强而降低;(4)文化程度与农户是否参与农地流转、农地流转率呈现显著的负相关关系,与天水的农户相比,关中地区的农户更倾向于参与农地流转。因此,要促进农户参与农地流转、提升农地流转率,首先要加强农地流转政策的宣传力度,提高农户整体认知水平,增强农户农地流转政策的理解程度和接受能力;其次,深化农村土地产权改革,加快农地确权颁证,提升农户产权的稳定性和可预期性;再次,建立健全农地流转市场,完善市场在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信号生成机制和传递功能,降低农地流转过程中的交易成本;第四,采取相应的激励政策提高农户土地、劳动力的利用程度,提升农户农业生产能力,避免农户在农地流转市场中的逆向选择行为;最后,建立有效的农地"经营权退出机制",将束缚在农业生产上的低效劳动力和土地释放出来,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     

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湖北二县市的农户调查研究

通过对湖北省二县市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抽样调查，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与区位条件、农户家庭属性特征及经济发展水平等的关系，找出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主要因素。研究结果表明：目前愿意将自家宅基地进行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略高于50%。按作用程度排序，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依次为非农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距县城距离、对政策了解程度、户主年龄、户主学龄；其中，距县城距离和户主年龄的影响方向为负，其它因素的作用方向为正。从区域角度来看，经济较发达地区农户非农收入已占据主导地位，农户的流动性较强，愿意流转的农户所占比例高于社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比例；影响农户宅基地流转意愿的因素及其作用程度也存在一定的区域差异。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种粮大户农地转入意愿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江西省为例

以江西省8个县（区）591户种稻大户的调查数据为依据，通过Probit回归模型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了计量经济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户主年龄越大、受教育程度越高的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弱；从其他农户租田的方式越稳定、向其他农户转入农田所支付租金越高对农户农地转入意愿有积极影响；对从其他农户租种农田的租金标准的评价越高，农户对农地转入的意愿越低；对粮食生产经营效益的评价越高、生产经营中担心的问题种类的项数越大的农户其农地转入意愿越强。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建立健全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多方面、多领域、多层次地大力发展农村职业技术教育，特别是发展非农职业技术教育；建立土地流转服务中介组织，规范农地流转合同和农地租金数额；进一步加大政府对种粮大户的政策支持力度     

农地流转中的农民意愿和政府角色——以重庆市江北区统筹城乡改革和发展试验区为例

土地流转进行与否和方案的制定首先要考虑的是农户意愿,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行为和角色也要建立在农户流转意愿的基础上.了解农户土地流转的意愿,并在此基础上分析政府在土地流转中的作用对于指导土地流转的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因此,本研究采取随机抽样和典型调查相结合的方式分析了农户的土地流转意愿及影响因素,并通过对比"双溪农户"和"一般农户"土地流转现状和农民对政府土地流转工作的了解情况,分析了政府在农地流转中的角色问题.结果表明:农民的土地流转意愿十分强烈.外出务工人员比例是农户转出土地的首要直接因素;收入总数和结构与土地流转意愿互为因果关系;农户愿意转出耕地,而不愿意转出园地;受教育水平高的农户愿意转入土地,可能发展为农业经营大户.无论是已经大规模发生土地流转的村庄还是尚未大规模发生流转的村庄,农民对于土地流转的目的、意义以及方式等基本信息都不是很了解.因此,政府在土地流转中要适度引导和监督,不能过度干预农民的意愿和行为.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研究

农地整理是政府农村公共投入的一种,农户的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是农户的私人投资,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投入效应将为农地整理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运用T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变量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现状和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意愿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有正向作用;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意愿比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现状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提高农地整理的质量,确保农地整理的实施;应该完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机制,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识和程度,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克服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从而推动农户发展农业机械化。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农户生计资本、家庭要素流动与农地流转参与

农地流转是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必然选择,从农户农地流转的内源与外源式约束出发,分析农户生计资本与要素流动决策对农地流转参与的影响,利用CFPS调查数据采用MVP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生计资本对农地流转的影响以及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对农地流转决策的影响.研究发现:(1)自然资本、物质资本与金融资本能够促进农地转入,抑制农地转出;人力资本会促进农户转出土地,抑制农地转入;社会资本对农地转入与转出均有正向影响.(2)自然与物质资本会抑制劳动力转移,而人力、金融与社会资本均促进农户劳动力转移;自然与社会资本抑制农户购买机械服务,而人力、物质与金融资本会促进农户购买机械服务.(3)农户农地流转行为除了受到自身生计资本的约束外,还受到家庭其他生计要素配置行为的影响,农户劳动力转移会促进农户转出农地,抑制农地转入;农户购买机械化服务会抑制农地转出,促进农户转入.最后,从健全农地流转管理服务体系,提高农户生计资本,完善相关要素市场等方面提出政策启示,以提高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     

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影响的区域比较——基于江汉平原和太湖平原的实证分析

本文采用湖北省江汉平原6个县(市、区)和太湖平原5个县(市、区)的893份农户调查问卷,分析了农地流转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影响的区域差异。研究表明,在要素市场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分离的,且生产决策优先于消费决策;在市场不活跃的情况下,农户生产决策和消费决策是相互作用的。农地流转规模和稳定性存在区域差异,因此农户农地流转的目标不同,进而使得农地流转对不同区域农户农地投入行为的影响不同。相对于经济较不发达的地区,经济发达地区的农户流转农地的规模相对较大,稳定性较高,其农业生产目标更多地表现为利润最大化,更有条件从事农业规模化经营,更有增加投入的动机。农地流转市场发育程度、农地流转的稳定性和规范性,对农户农地投入行为产生较显著的影响。因此,完善农地流转市场,规范农户农地流转行为,对引导农户对农地进行合理投入、促进农地可持续利用极其重要。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

在已有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指数的基础上,参考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提出福利差异系数的概念,通过对武汉市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分布情况,发现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差异系数为0.255,而流转前为0.103,农户间福利差距拉大.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程度各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为被征土地占原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征地后是否安排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对补偿的心理满意度;而土地被征后的用途、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以及地均CDP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子,说明农民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可得出结论:对农民福利补偿不能单独采用货币补偿,两应采用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工作机会、增加培训与教育机会等复合补偿方式;只有采用复合补偿方式,才能既增加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又有利于减小彼此之间的福利差距.     

地方依恋有助于提高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吗?——基于湖北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在农村社会转型背景下,从人地关系视角探讨农户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对剖析农村环境治理难题意义重大。以湖北省为例,利用1074份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从环境心理学视角下的人地关系出发,探讨了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并进一步运用工具变量法(IV-Oprobit)进行内生性处理与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①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整体一般,通过提高农户对村庄的依恋水平,可显著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具体而言,农户地方依恋水平每提高1个单位,可使其环境治理“非常愿意”参与的概率提升35.51%。②社会信任在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中发挥显著的调节和中介作用。一方面,地方依恋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影响会随着农户社会信任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地方依恋能够显著增强农户社会信任水平,从而提升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即社会信任是地方依恋影响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的重要传导中介,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重为23.37%。③代际差异分析表明,在新生代和老一代农民群体中,地方依恋对其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影响均显著。此外,性别、环保意识和环保态度等对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意愿也产生显著影响。据此,应加强村庄基础设施和文化建设等,不断增强农户的村庄认同感和依恋感,进而在美丽乡村建设中提升农户村庄环境治理参与水平。     

基于农户收益风险视角的土地流转期限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我国农村土地流转以短期流转为主,农地使用权具有暂时性和不稳定性,不利于耕作者对农地的规模经营和长期投资。本文从农户角度,基于收益风险视角建立了农户农地流转方案选择模型,结果表明农地转出后农户面临的非农就业风险和就业禀赋对农户流转方案的选择具有决定意义。基于理论研究本文采用Logistic模型进一步实证探究了影响农户农地流转期限选择的深层原因,研究发现,养老保障和失业保险的缺乏仍然是阻碍农户长期流转农地的最主要因素;土地流转市场中长期流转租金的提高对于引导农户选择长期流转方案具有明显激励作用;高等级农地流转的保障性较强,流转期限较短,低等级农地流转的经济性较强,流转期限较长;流转农户家庭中非农收入比重越高,劳动力结构中务工人数比率越大,农户长期流出农地的可能性越大。     

基于CE的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研究

发展与保护的权衡是土地资源配置中难以回避的棘手问题。农地城市流转在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提供土地要素的同时,却也在社会、生态方面引起一系列外部性损失,已有研究认为该损失的大小与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周围环境有关,但并未进一步定量揭示其关联程度。鉴于此,本文将农地城市流转的去向归纳为住宅及商服用地、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三类,以武汉市和鄂州市作为研究区域,运用选择实验法(CE)以及多元Logit模型(MNL)识别了受访者对于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治理方案的偏好,从而间接测度了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以期为实施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管制提供依据。结果表明:1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产生的交通状况恶化、噪音污染、公共设施不足等七种类别负外部效应在类型和强度上有所差异;2绝大多数居民对治理农地城市流转的负外部性具有支付意愿,且在参与程度和参与强度(支付额)方面因农地城市流转的不同流向而有所区别,并且居民的受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水平对选择效用的影响具有显著性且呈正相关关系;3不同流向下农地城市流转所产生的负外部效应的经济总量不容忽视,三种流向的负外部效应从大到小依次为农地流转为工矿仓储及交通运输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住宅及商服用地。因此,作为农地城市流转的管制主体,各级政府应当采用经济性管制与社会性管制并举的多样化管制手段对农地城市流转的用途和规模予以调控和管制。     

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及相互作用

通过丹阳市4个村320户农户实地问卷调查，分析了丹阳市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的影响因素，由Logistic回归分析模型，给出了影响因素的驱动力、贡献率的数学表达。结果表明：文化程度、宅基地个数、家庭总收入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正相关；户主年龄、家庭人口数量等影响因素对流转意愿呈负相关。同一农户的影响因素在不同阶段对流转意愿度的贡献率不同，家庭收入和户主年龄是影响宅基地流转的主要因素，他们对宅基地流转分别起着推力和阻力作用，在相互作用过程中，两者之间彼此消长。实地抽样结果分析表明，丹阳农村户主文化程度若为初中且年龄在35岁时，家庭收入能达到34 000元的话，宅基地使用权流转意愿度超过50%。以后每年家庭收入能有一定增速的话，农户流转意愿度将持续保持在50%以上。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