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近30年人为热变化及与气温的关系研究

为研究上海人为热，根据统计年鉴资料，估算了1978～2008年工业、民用和机动车人为热的排放量及其总和，并从时间变化和空间分布两个方面进行分析。鉴于人为热对温度的影响，根据上海地区11个区县气象观测站近30 a的年平均气温资料，研究城郊气温及其差值与人为热变化的关系。结果表明：(1)近30 a来，上海工业、民用和机动车人为热排放量及其总和呈现逐年上升的趋势。2000年前上海人为热缓慢增长；而2000年后(含2000年)则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2)工业是上海人为热的主要来源，但自1978年以来，工业人为热比重逐年下降。2000年起，机动车人为热比重超过民用人为热。(3)上海工业人为热排放主要分布在以宝钢为主的宝山长江沿岸地区、黄浦江沿岸市区段地区、以吴泾为主的闵行南部地区，以及金山石化地区。而民用和机动车人为热排放主要集中在市区。(4)自20世纪90年代以后,市中心与郊区的气温差加大，城市热岛效应强度日趋增强。同时，上海地区温度的空间分布特征与人为热的空间分布有很好的一致性。人为热的大量排放对气温的增加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动态演进及空间收敛

探寻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双重视域下城市土地利用效率(ULUE)的区域差异及协同提升路径是实现区域可持续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以长江中游城市群2003—2015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在考虑城市土地利用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对ULUE的双重影响下,构建"规模+结构+效益"的ULUE测度指标体系,并运用随机森林算法、核密度估计及空间收敛模型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对ULUE时序差异的动态演进及空间差异的收敛性进行研究。结果显示:在考虑碳排放和工业污染物排放后,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ULUE的增长相对缓慢,说明在土地利用过程中ULUE存在双重生态损耗,但ULUE总体上仍不断上升,且基本呈现"南高北低"、"西高东低"的空间非均衡格局。从时间维度上来看,根据核密度估计结果,长江中游城市群及其各子城市群内的ULUE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极化现象,但整体上ULUE的地区差距逐渐缩小。其中,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武汉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的ULUE经历了一个先扩大、后缩小的起伏波动过程,地区差异先增加后降低,而环长株潭城市群、江淮城市群ULUE的区域差异呈现先扩大、后趋于稳定的状态。从空间维度上来看,在考虑空间效应的情况下,长江中游城市群内既存在武汉城市群和环长株潭城市群ULUE的绝对β收敛,也存在包括长江中游城市群总体及其子城市群在内的全域范围内ULUE的条件β收敛。为实现环境与ULUE的协调耦合,增强区域绿色化发展能力,提出优化要素空间交流环境、加快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严格执行污染排放限制标准等建议。     

长三角PM2.5和O3变化特征及与气象要素的关系

依据2017年长三角地区的空气质量小时数据,结合同期ECMWF气象资料,采用GIS空间分析、相关性分析和数理统计研究了区域O3、PM2.5的时空变化特征及其与气象因素的关系.结果 表明:(1)长三角城市群O3浓度在5和9月值最高,O3_8 h日变化特征呈拉伸型S曲线,在19:00、20:00达到浓度峰值,峰值浓度最大的地区是滁州,为111 μg/m3;O3空间分布由北到南逐渐降低,并且春季(136.57 μg/m3)＞夏季(117.35μg/m3)＞秋季(83.23 μg/m3)＞冬季(77.06 μg/m3);O3与其前体物CO、NO2相关性较强;当15＜T≤20℃,100＜PRS≤100.5 kpa时,O3浓度超标最严重.(2)PM2.5浓度月均值呈不规则U型分布,低谷期在7、8月;上海浙江区域日均浓度第一个峰值在9:00～10:00,安徽江苏区域是11:00～12:00,第二个峰值均在21:00;PM2.5空间分布内陆城市高于沿海城市,冬季(62.21 μg/m3)＞春季(44.70μg/m3)≈秋季(44.14 μg/m3)＞夏季(31.33μg/m3);与NO2、SO2相比,PM2.5和CO相关性更强;O3与温度、相对湿度是正相关,与风速、风向、气压、边界层高度、降水量则是负相关,PM2.5与风向、气压是正相关,与其他因素是负相关;当温度低于5℃,100＜PRS≤100.5 kpa时,长三角城市群PM2.5超标率最高.     

基于“耦合距离”的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空间范围定量测度

国内外研究者贡献了大量城市群边界识别研究的成果,但少见从城市群一体化角度定量界定城市群空间范围的研究,不足以给盲目"组群"、不合时宜"入群"的"城市群病"问题提供可行的解决方案。该文借用金属价键理论,定位城市群为内部个体共享共建资源、以整体形态与外部合作竞争、边界范围具有时空可变性的"利益共同体",在此基础上,构建了城市群一体化动态耦合关系模型,以"耦合距离"为媒介测度了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区域规模与空间范围。研究结果表明:(1)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分别具备发展边界半径100、150 km城市群一体化区域的潜力,长江中游城市群较长时期内不具备发展边界半径超过200 km的条件;(2)城市群等级层次分明,泛武汉城市圈环长株潭城市群环鄱阳湖城市群,武汉、长沙区域中心性强,但均不具备绝对中心辐射能力;(3)二级城市群中,环长株潭城市群发育程度最高,泛武汉城市圈中存在"洼地",环鄱阳湖城市群出现"脱群"现象;(4)长江中游城市群目前实际空间范围包括"武汉—黄冈—孝感"及"长株潭—益阳",不到原规划规模的1/4,具备形成"武汉长沙"双中心一体化的城市群模式的潜力。研究结论为决策长江中游城市群一体化发展规划提供了科学参考。     

城市人为热排放分类研究及其对气温的影响

随着城市化进程日益加速，城市热岛现象愈发严重。利用上海市近50 a各区县月均温数据，统计分析了各区与崇明夏季每5 a均温差，发现热岛效应由市区中心向郊区延伸，范围越来越大，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开始温差呈较大幅增加，城市热岛现象显著；在前人工作的基础上，分析热岛产生机制中的主要原因之一：城市中人为热排。绘制人为热排放流程图，并将城市人为热源进行分类，分析所有可能成为人为热排放源的设施以便定性及控制研究；对供给，消费和排出3种阶段的计算方法进行对比归纳，根据目的不同分别使用；分别计算燃油排热和燃煤排热以估算上海市人为热排放总量，统计上海市区和郊区的年均温及年均温差随时间变化及其与人为热排放之间的关系，发现两者之间有很好的相关性；最后就上海市夏季空调使用排热对上海市温度影响进行了定性研究，数字化上海市航片得到上海市建筑物分布图，假设楼层和空调密度之间存在相关性，发现空调排热与地面温度反演有着非常良好的一致性，同时也是造成上海城市高温的主要因素之一     

基于多模式的乌江流域径流对气候变化的响应研究

采用经统计降尺度与偏差订正的4种全球气候模式(GFDL-ESM2M,HadGEM2-ES,IPSL-CM5A-LR和MIROC5)1861 ～ 2005年的历史气候模拟试验和2006 ～ 2018年的RCP4.5情景预估资料,驱动SWAT水文模型,分析了1861～2018年乌江流域气候变化特征及其对径流的影响.同时,采用1861～2018年4种全球气候模式在工业革命前控制试验(piControl)数据,对比分析了"自然"和"人为+自然"强迫下流域气候及径流变化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1)1861～2018年乌江流域平均气温呈现显著上升趋势,气温倾向率为0.03℃/10a;降水呈显著下降趋势,降水倾向率为-10.9 mm/10a.流域主要水文控制站武隆站年平均流量呈显著下降趋势,倾向率为-20.8 m3/s/10a;四季平均流量倾向率分别为-10.8、-46.1、-20.1、-5.9 m3/s/10a,均呈显著下降趋势;枯水极值流量倾向率为-7.6 m3/s/10a,丰水极值流量倾向率为-43.5 m3/s/10a,下降趋势显著.(2)"自然"强迫控制试验下,1861～2018年乌江流域年平均气温无明显变化趋势;降水则为不显著上升趋势,倾向率为1.9 mm/10a;年平均流量呈微弱上升趋势,倾向率为0.1 m3/s/10a;四季平均流量倾向率分别为-1.1、-18.6、11.0、8.9 m3/s/10a,春季平均流量不显著下降,夏季显著下降,秋季不显著上升,冬季显著上升;枯水极值流量倾向率为2.5 m3/s/10a,丰水极值流量为-9.5 m3/s/10a,变化趋势均不显著.(3)相对"自然"强迫序列,人类活动引起的气候变化导致1861 ～ 2018年乌江四季平均流量分别减少7.1％、9.7％、8.7％、11.9％;枯水与丰水极值流量分别下降9.3％和5.0％.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PM_(2.5)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

科学识别PM_(2.5)的空间分异及其驱动因素,是实现区域空气污染治理的关键。以国测点日均PM_(2.5)浓度为数据来源,基于多种空间分析方法,研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PM_(2.5)浓度的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结果发现:(1)2013～2017年,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PM_(2.5)年平均浓度,处于不断下降的趋势;城市间的差异,呈现逐渐减少的趋势。(2)一年中,12月份的PM_(2.5)浓度最高,8月份的PM_(2.5)浓度最低。1～12月,PM_(2.5)浓度先减后增。(3)2013年,PM_(2.5)高浓度区域主要分布在江苏省;2017年,PM_(2.5)高浓度区域主要分布在安徽省。5年间,PM_(2.5)浓度的空间重心,向安徽省转移72 km。(4)长江三角洲城市群PM_(2.5)浓度存在明显的空间自相关。存在PM_(2.5)浓度高-高值区、低-低值区"扎堆"现象,且集聚程度趋于增大。(5)影响PM_(2.5)浓度的因素包括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自然因素中,降雨与PM_(2.5)浓度显著相关。社会因素主要来自工业排放、交通排放和能源消耗。其中,能源消耗的影响程度最大,工业排放次之,交通排放最后。     

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空间指向研究

农村人口转移及城市集群发展加速城镇化进程,把握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导引农村人口有序转移是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关键。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基于此,本文选择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作为研究对象,探讨农村人口转移趋势及其空间指向。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回归分析两种常见的人口总量预测方法测算湖南省2016—2030年人口总量,比较测算结果发现人口发展方程虽然在年增长率的预设上具有一定的主观性,但在长期人口预测中表现出更好的适用性。在城镇化率预测上,Logistic增长模型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因此本文选择人口发展方程和Logistic增长模型,预测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2016—2030年的人口总量和城镇化率,在此基础上计算出人口城乡分布的大致状况,进而估算农村人口转移趋势。预测结果显示2016—2030年间,湖南省和长株潭城市群分别有大约980万和567万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长株潭城市群城镇化率和农村人口转移进程均领先于湖南省平均水平,尤其是城市群中心城市。据此,可得出结论:城镇化进程中的城市群发展在推动农村人口转移中的作用突显,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城市群集聚,即城市群是引领城镇化进程的空间经济主体形态,是农村人口转移的"牵引力",是农村人口转移空间指向的"内聚力"。同时,农村人口加快向城市群聚集的趋势也呼吁城市治理理念和治理模式的创新,智慧城市或是这一变革的最优方案。     

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研究——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探讨城市用地扩张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对制定有效的城市群高质量发展规划和国土空间规划至关重要。以城市群为研究对象,运用扩张强度指数、景观扩张指数以及SAR Probit模型对长株潭城市群城市用地时空特征及驱动机制进行研究。结果表明:(1)城市群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其城市用地扩张表现出不同的特征,研究期内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强度呈先加强后减弱的趋势,并表现出"中心-边缘"扩张空间格局。(2)城市群城市用地空间扩张类型整体上呈现扩散向集聚转变态势,符合"扩散-集聚"的城市增长理论。1995～2010年以飞地式扩张类型为主,2010～2018年边缘式扩张类型替代飞地式成为主导类型。(3)社会经济、地理、可达性以及溢出效应等因素综合作用,对城市用地扩张产生了正向和负向影响,判定出社会经济和溢出效应因素为影响城市用地扩张的主控因素,并提出了城市群城市用地扩张的"四力"驱动机制框架。以上研究发现有助于更好地理解城市群的城市用地扩张过程,能够为长株潭城市群一体化和高质量建设提供科学依据。     

利用广义加性模型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

研究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驱动机制对城市群的科学可续发展与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意义.利用广义加性模型(General Additive Model,GAM),选取社会经济因子、自然因子和邻域因子,解析长江中游城市群1990～2015年城镇用地扩展驱动力的时空分异特征,挖掘各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力并对其进行功能识别.结果表明:(1)25年间,长江中游城市群驱动因子时空差异显著.核心城市武汉、长沙、南昌极化效应明显,涓滴效应逐渐显现,但城市群仍未打破行政区划壁垒.(2)三大子城市群的核心驱动因子差异显著.其中,人口和地均GDP对各子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影响最大,武汉城市圈和环鄱阳湖城市群的空间溢出效应高于长株潭城市群,且城镇用地扩展模式渐由单核驱动发展为双核驱动.(3)核心驱动因子与城市群城镇用地扩展之间具有显著的非线性关系,且呈现地域性和阶段性特征.(4)GAM模型能够解释城镇用地扩展过程中各因子之间的非线性关系,较Logistic和Nonliner-Logistic模型具有更高的拟合优度和验证精度,表明了其探索非线性驱动力的优势.     

南京江北新区城市规划对区域热环境影响的WRF模拟研究

区域热环境问题是影响城市生态环境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通过合理的城市规划从而最大限度降低热环境问题带来的负面影响,是城市规划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之一。以南京江北新区为研究对象,基于城市规划下垫面类型数据,利用WRF模式(Weather Research and Forecasting model,WRF)来模拟近地表气温变化,进而分析研究区域热环境对城市规划的响应。研究表明:(1)高时空分辨率土地利用数据的输入能够显著提高WRF模式模拟的近地表气温精度,在此基础上耦合城市冠层模式,可以更准确地反映城市内部气温变化情况;(2)区域热环境受城市规划中土地利用类型变化的影响显著,城镇用地增加区域的气温变化幅度在不同时段有差异,其中气温升高幅度最大为1. 8℃,出现在20∶00～22∶00时段;相比于自然地表,城镇用地呈现出升温快和降温慢的特点;(3)与2013年相比,2030年研究区热岛范围扩大,热岛强度增强。因此,初步建议在城市规划时,除有效控制城镇用地增长外,需考虑该用地的分散布局,将其对热环境造成的影响降到最低,更有利于江北新区生态规划建设。     

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时空格局与规模等级模式分异研究

在国家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战略背景下，都市圈成为区际竞争的核心载体，定量认知基于长时间序列的都市圈城镇扩展时空格局与不同规模等级城市的模式分异规律，对提升城市空间治理能力与制定因地制宜的空间管控策略具有重要意义。基于1990～2015年4个阶段（1990～2000、2000～2005、2005～2010、2010～2015年）的武汉城市圈土地利用现状数据，用城镇用地来源、城镇扩展速率、城镇用地扩展差异指数、重心坐标、分维数以及扩展强度指数的等扇分析等指标对武汉城市圈城镇扩展的时空格局以及规模等级模式分异进行研究。结果表明：武汉城市圈城镇用地扩展的主要来源是耕地，其次是水域、林地、其他建设用地和农村居民点，来源由单一趋向多元化；城镇用地扩展速率具有明显的波动性和阶段性特征，以及扩展具有空间分异性和空间集聚性；不同时期的中快高速扩展区域呈现出不同的形状，比如扇形、”U”型；根据雷达图把城镇用地的扩展模式划分成单翼、多翼和扇形扩展3种模式，各城市主要扩展方向没有一致性，呈现出小城市扩展方向大城市聚拢的特征；武汉城市圈城市形态较为规则平整，分维数具有波动性特征；武汉、黄石、咸宁的重心往西南方向迁移，鄂州、黄冈、孝感的重心往西北方向迁移；不同等级城市的扩展格局以及模式具有差异性，中小城市的扩展速度大于大城市，城市形态都趋于稳定。 关键词： 土地利用变化；城市扩展；时空格局；模式分异；武汉城市圈     

中国设区市土地集约利用类型区划分研究

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是地区差异明显。在进行城市集约利用评价或制定相关标准时,由于存在这种差异,导致很多政策执行不力。在人们高度重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研究时,如何进行差别对待,因地制宜,需要从类型区的角度进行研究。本文以设区城市为研究对象,在对《城市统计年鉴》进行统计分析的基础上,采用"统计分析+使用频率"方法,筛选出共4类24个指标,借助统计资料和GIS技术,划分了4个一级集约利用类型区以及各区中的17个亚区,并建立了亚区命名体系。结果显示:(1)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大致为东高西低。东部城市多为Ⅰ、Ⅱ级,中部城市多为Ⅲ级,西部城市多为Ⅳ级。(2)城市土地集约程度和城市经济状况存在不完全吻合现象,表现在一些城市经济情况相对比较好,但是土地集约利用程度却不高。这在中部城市表现得十分明显。由此得出结论,采用本文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可以较好地解决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差异管理问题,并可进行动态更新,使政策制定和管理更具操作性。     

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研究

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是城市群城市土地要素有效配置、合理利用以及城市经营管理水平的综合体现。在使用DEA方法得到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28个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并且分析其变化趋势以及空间关联性的基础上，构建SDM模型对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空间溢出效应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1）2003～2015年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总体呈波动变化趋势。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存在空间负相关关系，城市土地利用效率具有空间异质性；（2）通过构建SDM模型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额以及人均地区生产总值是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主要驱动因素；（3）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土地利用效率的空间溢出效应较弱，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城市之间的空间相互作用较弱，经济联系还不够紧密。因此，长江中游城市群需要进一步构建城市合作机制，提高城市土地利用系统的整体性和联动性，推进区域经济协同发展。     

首都圈内城市职能的分工与整合研究

城市群是一国经济的重心区和增长极，其发展成熟的重要标志是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首都圈曾经具有全国最优越的发展条件，处于中国经济的核心地带。但是其发展相对滞缓。主要原因是首都圈没有形成合理的城市职能分工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对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的现状进行量化分析，认为首都圈内各个城市的职能并没有发挥出自身的基础和优势。城市各个部门发展都相对平庸．城市之间竞争大于合作。因此，只有实现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的整合，才能提高首都圈整体的竞争力。首都圈内各城市实现职能整合面临的主要问题有：①京津两市在首都圈中的龙头作用不明显；②首都圈内部行政区划分割导致的矛盾日益尖锐；③首都圈内各城市产业结构趋同严重。城市间分工不明确；④首都圈的空间结构急需调整。据此提出促进首都圈内各城市职能整合的几点对策。     

基于LUR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空气污染问题已成为中国最主要城市问题之一，严重影响公众健康。当前微观尺度下空气监测点周围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影响的研究较少，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选取地形、污染源、人口、道路交通、土地利用与城市景观格局6大类预测变量，其中城市景观格局选取边缘密度、连续度、形状指数、斑块平均面积、蔓延度、均匀度指数7个景观指数，运用逐步线性回归模型，探究城市景观格局对PM25浓度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1）所选取的土地景观格局指数可以解释研究区PM25浓度的732%的变异，模型拟合较好；（2）影响PM25浓度的土地利用类型包括建设用地、林地、草地与水体。微观尺度下城市各类型景观格局中连续度和形状指数对PM25影响显著，建设用地连续度越高，分布越集聚，PM25浓度越高；水体形状指数越小，形状越简单规则，越易降低PM25浓度；（3）城市整体景观格局中，景观聚集程度与景观多样性等因素对PM25浓度产生重要影响。减少景观内各类型斑块的离散分布，使各景观类型均匀分布于整体景观内，有助于降低PM25浓度。研究结果可为未来大气防治与城市规划提供参考依据。〖HJ1〗〖HJ〗〖JP+1〗     

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综合实力相关性研究

本文选取1990年百万以上人口的31个特大城市作为样本,对城市空间形态和城市综合实力的相关性进行了初步探讨.首先,提出将发表于2007年上的AP(affinity propagation)近邻传播算法应用于对城市空间形态进行聚类;其次,选取了10项指标,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对样本城市1990年和2000年的综合实力进行评价,给出综合得分,并将样本城市分为三个等级;然后,采用Rand Index聚类验证算法对城市空间形态的聚类结果和城市综合实力等级进行一致性验证,表明城市形态和城市综合实力之间具有较强的相关性:对2000年城市综合实力排名上升城市和综合实力排名下降城市的形态指标变化量的研究表明,综合实力排名上升城市的分维值和形状指数减少,紧凑度增加,说明综合实力排名上升城市的行政规划更加趋于规则和紧凑.最后,根据城市空间形态和经济发展的耦合关系,提出了城市空间规划的政策建议.     

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区域差异分析

随着城市规模的不断扩大,城市住房紧张、交通拥堵、环境恶化等问题开始日益凸显,如何从生态视角找到适度的城市规模是我国新型城镇化建设中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本文以中国2003-2013年281个地级市为研究对象,通过建立空间计量和门槛面板模型研究了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城市生态效率整体呈现逐渐上升的趋势,且区域差异较大,溢出效应较为明显;城市规模对生态效率的影响呈现N型曲线的特征,且呈现显著的区间效应,根据门槛内生性分类结果发现,当城市规模低于54.48万人时,生态效率随城市规模的扩张不断增加;当城市规模大于54.48万低于337.22万人时,城市规模扩张对生态效率的促进作用较大,当城市规模超过337.22万人这一门槛值之后,促进作用开始显著减小,说明基于生态效率的最优城市规模为337.22万人左右;而产业结构、技术水平等都对城市生态效率有明显的促进作用。基于以上结论,各城市应加强环境合作,减少环境污染溢出;对于规模较小的城市,应该依托周边大中城市,争取产业合作,通过完善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户籍、土地等制度改革,促进城市规模的扩大;对于规模居中的城市,应该以节约资源、保护环境为前提,推进适度规模的城镇化,真正实现城市从"量"到"质"的转变;对于规模较大的城市,可以建立新城区或城市群,完善城市近郊及周边交通、教育等公共资源配置,充分发挥聚集和发散效应,有效缓解人口过于集中和环境恶化带来的压力。综上,不同规模的城市应采取不同措施提高生态效率,推进城市走集约、智能、绿色、低碳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Analyzing and Pondering on the Regulat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acceleration of urbanization,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expands rapidly in China, and has resulted in a series of socio-economic problems. This article summarized the major points of controlling the unchecked and rash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n the academic circle, and analyzed the problems of regulating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from three aspects. First, this article analyzed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 tion from the historical viewpoints, and pointed out that the expan- 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a historical phenomenon which will be surely appear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race. Second, the authors utilized two-sector model to analyze the importance of urbanization in the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the academic angles. At last, the authors utilize four-quadrant model and bidrent curve model to analyze the influence that brought by the strict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Through analysis, this article drew some conclusions. First, the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is a phenomenon which will surely appear in the social development. It is impossible to accomplish the national modernization on the basis of dualistic structur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s. Second, under the function of rent gradient gap, strict control of construction land expansion will not only obtain the anticipated effects, but also cause a series of socio-economic problems, such as land-levying contradiction, the appearance of limited property right house, and being dependant on lease instead of expropriation. Third, unreasonable policies and governmental behaviors are the roots of the unchecked and rash expansion of urban construction land. Based on these conclusions, this article proposed that three transformations should be realized to regulate the unchecked and rash expansion of construction land： transfers from quantity regulation to quality regulation, from direct regulation to indirect regulation, and from single-measure regulation to multi-measures regul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