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湖流域土地利用变化特征与机制分析

太湖流域土地总面积36 895 km²，包括了上海、江苏、浙江两省一市的部分区域，其中，江苏占53%，浙江占33%，上海占14%。太湖流域土地利用按下垫面可以分为耕地、建设用地、水域和其他用地4种类型。采用2005年土地详查数据与上次防洪规划数据进行比较。研究发现：耕地是太湖流域最重要的下垫面，占土地总面积的36.6%，建设用地占土地占面积的23%，与耕地的矛盾十分尖锐，水域面积较大，占土地总面积的14.5%。1996~2005年，土地利用变化的总体趋势是，耕地面积减少，减少幅度最大的地区在太湖流域江苏部分，两省一市建设用地均有30%左右的增长幅度，土地围垦得到有效控制，水域面积略有下降。人口增长和城市化快速发展、经济发展、效益驱动与土地管制差异是造成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原因     

川东平行岭谷区土地利用变化时空分异特征

川东平行岭谷地区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研究其土地利用变化及其影响因素具有重要的意义。利用1986、2000和2007年的Landsat TM影像，辅以10 m分辨率的SPOT影像和野外调查，结合土地利用程度、土地利用效应指数探讨了平行岭谷地区土地利用/土地覆被的空间格局和变化轨迹及其相应的生态效应。结果表明，研究区土地利用格局受地形空间分异明显控制；1986~2007年，土地利用变化总体特征是建设用地、水体增加，耕地减少，耕地 耕地 建设用地变化迹线占1986~2007年建设用地变化量的6647%，建设用地的增加主要以2000年后的耕地转入为主；邻近主城所在地的岭谷条带土地利用程度指数增加快于相隔较远的其它各区；总的说来，土地利用效应的增加和强化大于恢复和减少。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因素可归纳为主城区的通道效应、岭谷区交通线的节点效应和河流廊道引起的土地利用变化。进一步的研究应揭示平行岭谷地区通道驱动效应和低山阻隔效应综合作用下土地利用演变过程和景观生态多样性的维持机制，模拟通道驱动效应与生态安全双重约束下的土地利用优化格局     

对加速城镇化时期土地利用变化核心学术问题的认识

自1980年代中期起,中国就进入了城镇化加速中期阶段.该阶段土地利用变化主要特征为:建设用地快速扩张;耕地大量减少;种植业土地集约度出现拐点.影响未来中国土地利用变化最主要的因素包括:城镇化进程、农业劳动力的变化、政府生态保护的政策.从宏观角度看,中国土地政策存在"三元悖论",即在满足粮食安全、城镇化发展、生态保护三者的土地需求之间,存在冲突.粮食安全与城镇化发展之间,属于生存与发展之间的矛盾;粮食安全与生态保护之间,属于近期目标与远期目标之间的矛盾;而生态保护与城镇化发展之间,是经济与生态效益间的矛盾.统筹和协调土地利用冲突,关键是把握土地的合理需求、集约用地的规律以及了解土地利用变化的效应.因此应加强下列三个方面的学术研究:①土地利用集约度的变化规律研究;②土地利用的合理需求分析;③土地利用变化的效应评估.     

基于加权叠加模型的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以星云湖流域为例

生态用地在维持区域生态平衡和保障区域生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以云南星云湖流域为研究区,运用层次分析法和GIS技术,从水土保持、地质灾害规避与防护、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水资源安全4个方面,构建了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指标及其识别方法,并识别出流域重要生态用地空间分布。结果表明:(1)加权叠加模型更适用于高原湖泊流域重要生态用地识别;(2)根据生态用地重要性分为核心型、辅助型、过渡型和非重要生态用地,面积分别为75.98 km~2、105.05 km~2、89.47 km~2和65.11 km~2,分别占流域生态用地总面积的22.64%、31.30%、26.66%和19.40%。识别结果能较好地反映重要生态用地维护流域的生态安全。以星云湖流域作为高原湖泊流域的典型,为高原湖泊生态保护提供科学方向,以期协调流域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的矛盾,促进可持续发展。     

近15年来长江源区土地利用变化及其生态环境效应

长江源区是我国重要的水源涵养区,也是高海拔地区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地区和生态变化最为敏感的地区。基于1986年TM和2000年ETM+卫星遥感数据和野外实地调查,采用GIS软件和景观生态空间分布格局分析方法,对长江源区近15年来土地利用类型的时空变化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1986～2000年,源区林地和湿地面积减少54.2 %和42.69 %,建设用地、耕地和未利用土地面积分别增加120 %、43.83 %和21.1 %。全区土地利用的空间位置转换面积大于其数量变化,土地利用类型总变化的面积大小依次是草地＞未利用土地＞湿地＞水域＞林地＞耕地＞建设用地。土地利用动态转化过程以草地转化为未利用土地、湿地转化为草地和未利用地逆转为草地为主要特征。15年里景观破碎化程度加剧,分维数和多样性指数增加,优势度降低,景观异质性增强。长江源区脆弱的生态体系对土地利用变化响应强烈,造成水土流失与沙漠化程度加剧,导致大范围高寒草甸、草原植被退化,湿地萎缩。气候变化和人类经济活动是导致研究区土地利用变化的主要因素。     

基于生态安全的三峡库区重庆段土地利用冲突识别

以三峡库区重庆段为研究区,基于生态安全视角,以生态敏感性与生态系统服务功能重要性评价结果提取生态源地,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构建生态安全格局,在生态安全格局基础上对三峡库区重庆段2015年的土地利用冲突进行识别,以期为三峡库区重庆段土地利用规划管理提供参考依据。结果表明:(1)耕地冲突分布较为分散,极严重冲突集中分布于奉节县、开县、石柱县与涪陵区,严重与较严重冲突集中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区的外围区县,一般与不冲突集中分布于长寿区和巴南区;(2)建设用地冲突分布较为集中,极严重冲突集中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区,严重和较严重冲突分布较为分散,各区县均有分布,一般和不冲突也集中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区,且大多位于极严重冲突的外围;(3)综合土地利用冲突的极严重冲突集中分布于重庆市主城区的中心区域与奉节县,严重与较严重冲突各区县均有分布,一般与不冲突集中分布于极严重冲突的外围区域。     

基于生态适宜性的昆明城市空间增长边界研究

城市空间增长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研究内容,基于生态适宜性评价的刚性增长研究还未得到充分的关注。研究结合昆明高原山地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独特性特点,选取地形、地质、河湖水库、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区、自然保护区、土地覆被等指标,运用层次分析法进行土地生态适宜性评价,研究划定昆明城市空间刚性增长边界范围面积为782.45 km~2。研究表明:(1)对比刚性UGB范围和昆明城市总体规划的中心城区空间管制范围(852.93 km~2)发现,城市总体规划应制定更为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措施,尤其是滇池沿岸的水资源环境保护;(2)现状建设用地超出刚性UGB的总面积为27.74 km~2,占总体建设用地面积的6.49%,主城区发展空间受限,未来建设用地最大增长余量为355.21 km~2,主要集中在呈贡新区和空港新区。需要从区域的角度进行宏观调控,进一步降低资源、产业、人口在主城集聚的程度;尤其是结合滇池流域水资源供给现状合理制定人口规模和产业规划等内容。提出规划建议:(1)加强生态管控和土地利用结构整合。在滇池沿岸及面山生态敏感区周边建立生态保护缓冲区(带),保护生态脆弱区的生态安全;(2)严格控制城市建设用地开发时序,分期完成城市内部更新及新区建设;(3)分阶段将超出刚性UGB范围的建设用地进行退让转移,保证生态安全本底边界和城市周边生态环境的完整性。     

退耕还林(草)政策下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研究——以内蒙古太仆寺旗为例

基于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太仆寺旗1995、2000、2005和2008年四期土地利用现状和同时期社会经济统计数据,CLUE-S模型理论框架,结合土地利用适宜性评价和生态系统过程模型,设定生态效益最优、经济效益最优、综合效益最优、现状及预测五种情景,并基于五种情景,对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数量需求和空间分布格局进行了优化配置。结果表明,退耕还林(草)政策的实施导致区域土地利用的剧烈变化,但其综合效益与生态效益变化趋势一致。从用地结构来看,太仆寺旗的土地利用现状还存在较大的优化空间,通过综合最优目标的优化,耕地、草地和其他用地在优化后的比例分别占土地总面积的30.34%、35.33%和12.48%,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综合效益分别提高了6.2%、2.1%和3.89%,并且向着更加生态与集约的方向发展。从土地利用空间格局上来看,其东北部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显著,退耕还林(草)政策仍是导致其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发生变化的重要影响因子。今后,只有以综合效益最优为目标的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才能保证在现状土地利用效益不减少的情况下,最大程度地增加土地利用的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使土地利用既满足生态环境的要求,又能提高其经济产出,实现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碳氧平衡约束下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优化情景模型研究

碳氧平衡法可通过比较人类活动引起的释碳耗氧量与生态用地的固碳释氧能力之间的平衡关系来测算碳氧平衡标准下生态用地需求量。以武汉市为例,遵循"环境友好、资源节约"的两型社会建设原则构建了土地利用综合效益最优的多目标函数,以2013年为基期年且2020年为目标年,探索了碳氧平衡约束条件下武汉市土地利用结构的优化方向。研究结果表明: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后2020年较2013年增加了40 908hm2标准生态用地,产生431亿元的综合效益,年固碳能力和释氧能力分别达到532.03万t和1 418.33万t,分别占武汉市释碳耗氧量的43.25%和30.29%,能完成区域内的固碳任务且有盈余,但不能实现区域内的氧平衡。研究结果表明仅通过增加生态用地来维持碳氧平衡将难以为继,长期来看,必须转变发展方式来维持碳氧平衡状态。     

1985年以来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对人类活动程度的响应

利用1985、1995、2005和2008年4期遥感影像解译获取的土地利用变化数据,从土地利用变化速度、转移方向和土地利用程度方面,借助GIS空间分析和图谱分析技术及Ucinet社会网络分析软件,全面定量分析江苏省1985年以来人类活动作用下土地利用时空变化规律。研究表明:(1)1985~1995、1995~2005、2005~2008年3个时段江苏省的土地利用综合动态分别为12.95%、17.17%、15.03%,反应了人类活动对江苏省土地利用变化的影响程度呈现出"缓慢影响—剧烈影响—影响减缓"的倒U型曲线规律;(2)1985年以来,耕地、建设用地和水域之间的空间转移是江苏省土地利用转移的关键,也是人类影响土地利用最主要的表现形式,3种地类的相互转移占所有土地转移流的80%以上,其中耕地转为建设用地所占比例最大,主要分布苏锡常及南京4市的市辖区,以及昆山、江阴等经济发达的县市及苏北的宿迁市、淮安市、徐州市;(3)1985年以来,追求净产出(利润)的增长是土地利用变化的内在动力,导致建设用地增加及耕地减少,使得全省土地利用程度整体水平不断升高;受可驱动的有效资本量控制,经济发达的苏南地区一直是人类活动影响土地利用最为剧烈的区域,而苏北地区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提升土地利用受人类活动影响的程度也在逐渐增强。     

江苏省土地利用“生产-生活-生态”功能变化与耦合特征分析

土地作为生产、生活和生态（简称“三生”）功能的综合载体，对其功能进行定量评价和耦合协调特征分析是土地利用冲突识别、国土空间优化配置等的重要基础。以江苏省为研究区，基于“三生”功能内涵解析，采用多尺度融合数学模型，构建了集成行政单元和格网尺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05、2015年为研究断面，应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了江苏省“三生”功能的耦合协调度。研究结果表明：（1）江苏土地利用生产和生活功能有较大提升，增幅分别为13.79%、21.72%，但空间差异显著，苏南各市县占比最高，苏中次之，苏北普遍较低；生态功能均有所下降，总减幅为6.03%；（2）江苏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耦合协调度类型区划分为良好协调区、中级协调区、初级协调区、次级协调区和低级协调区5种类型；良好协调区和中级协调区均有所增加；初级协调区占比增加22.05%，且增幅最大；次级协调区占比减少33.91%，且减幅最大；低级协调区占比均最低。（3）江苏“三生”功能耦合协调水平时空分布特征显著，苏南耦合协调水平最高，苏北耦合协调水平变化最大，省域总体从初级协调损益水平提升为初级协调同步水平。本研究实现了在区域层面进行多尺度融合的土地利用“三生”功能评价，可为土地利用冲突识别提供一定的方法参考。     

景区依托型乡村聚落用地格局与功能演变研究——以黄果树镇石头寨村为例

以毗邻黄果树瀑布风景区旅游村落石头寨村为典型案例,运用空间分析和参与式评估方法,利用聚落用地现状与多时相遥感影像数据,分析了34年来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规律。研究发现:(1)石头寨村聚落用地格局演变经历了缓慢起步、加速扩张及扩张回落3个阶段;土地利用实现了从村落中心区到外围区,从平面到立体的空间拓展过程;空间上呈现较为显著的沿河、沿路扩张模式;(2)"旅游化过程"促使石头寨村乡村聚落用地功能的转变,乡村单一的村民居住型用地比例降低,旅游住宿、旅游餐饮、旅游服务等非居住用地比例上升,乡村聚落功能由单一的居住生活功能向居住—休闲旅游复合功能转变;(3)自然地理条件是乡村聚落空间扩展的基础,旅游资源开发是乡村用地扩展的支撑动力,黄果树瀑布景区旅游市场需求快速增长是乡村功能转化的重要推动力,政府调控是乡村用地变化的引导动力,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共同驱动景区依托乡村聚落用地格局的变化。当前石头寨村进入以特色旅游发展为导向的转型升级阶段。对其乡村旅游发展而言,原有用地模式具有不可持续性。因此,要促进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必须针对旅游型乡村聚落用地特点和要求,充分考虑现有乡村聚落旅游用地需求,加强乡村用地规划设计和建设管理,并完善相配套的制度体系。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on Effective Lan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in Jinan, Shandong Province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urbanization and the expansion of urban size, the cultivated land decreases gradually but the demand for urban land increases, thereby resulting in the conflict of land use.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land use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at two main problems, namely, the low degree of land use, and the waste of land resources that are prevalent in the rural residential area.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e author states that the emphasis on land use will be the plain regions in the future, and adoption of reasonable economic measures will be the new solution to the problems.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Mutual Conversion of Land Use between Urban and Rural Area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A Case Study of Shandong Province

Abstract

Urbanization is one of the driving forces for the land use change in type and structure, and its prominent effect is to convert rural land to urban land. This paper takes Shan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o analyz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mutual conversion between the urban and rural areas from the aspects of the structure of land use, the decreasing tendency of the cultivated land, the changes of land use in urban and rural residential areas. It points out that cultivated land is converted to residential area land, industrial and/or mining area l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rban area land and the cultivated land is more direct; meanwhile, the changes of rural residential area lag behind obviously. The decrease of the cultivated land and the decline of soil quality will be the two difficult problems in the process of urbanization.     

基于MCR模型的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及优化模式研究——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

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是实现布局优化的基础，也是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实现耕地占补平衡、统筹城乡发展的重要途径。以南京市六合区金牛湖街道为例，利用GIS技术分析了研究区农村居民点分布现状，采用最小累积阻力模型（MCR）实现了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分区，从而为农村居民点整理项目实施和村镇建设规划提供了科学依据。研究结果表明：（1）金牛湖街道农村居民点现状在整体上存在“布局松散、面积零碎”的问题；各村（社区）之间地域差异明显、分布不均衡；在空间布局上呈现出沿“低坡度、低高程、交通便利”地带分布的显著特征；（2）按农村居民点布局适宜性程度，可将金牛湖街道划分为5种适宜性分区。其中，高度适宜区占街道总面积的165%，总体上能满足农村居民点用地需求；（3）基于农村居民点现状分析及适宜性分区结果，将各村（社区）划分为“就地城镇化”、“内部整改”、“逐步迁村并点”3种优化模式，并从宏观层面上提出优化路径     

城市化进程中的土地利用问题研究——以江苏省为例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环境污染、交通拥挤、人地矛盾冲突加剧等问题随之产生。江苏省作为我国东部沿海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城市化提升速度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从1978年的13.7％上升到2002年的44.7％，产生的城市问题具有典型代表性。在对江苏省1978年以来城市化发展和城市建成区面积变化特征分析的基础上，进一步探寻城市用地中存在的问题及其成因。结果表明：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建成区面积不断扩展，2000年是1991年的1.5倍，人均建成区面积也不断上升，小城市上升幅度最大，为40 m2，特大城市最小，为17 m2，人均建成区面积从小城市到特大城市呈倒三角形分布，经济发展和用地配置机制及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是城市用地扩展的主要驱动因素。在城市用地中存在用地效率不高、土地供求矛盾尖锐等问题，应当加强土地管理，挖掘土地利用潜力，提高土地利用效率。     

Driving factors and the implications of work choices of rural laborers in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in North China

Using rural survey data for the year 2009,we provide evidence of work choices of rural laborers in ecologically vulnerable areas in North China,and model these choices as a function of characteristics of individuals,households,and land endowments.The findings reveal large differences between males and females,and between non-farm employment and part-time farming engagement Land scarcity is still an important driving factor in non-farming participation of rural laborers in the study area;and in the current case of land productivity and the total amount of land,there are still surplus rural labor forces in the study area.Diversification of livelihood reduces the pressure on land,thus facilitating ecosystem conservation.So,the paper concludes with the argument that establishing coordination mechanisms among non-farm employment of rural laborers,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restoration of ecosystems are essential for mitigating the conflicts of ecological security,agricultural production,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mis area.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 affecting habitat distribution in the Segara Anakan lagoon, Java, Indonesia

This study quantifies and spatially characterizes land use and land cover changes in the Segara Anakan lagoon (SAL), Java, Indonesia, from 1987–2006. Classification of four satellite (SPOT) images from the years 1987, 1995, 2004 and 2006 and field ground truth data from 2004 and 2005 were used for map generation. The results show major changes in the western area of the SAL, with large area increases of rice fields, dry land agriculture, aquaculture and rural areas, and decreases in mangrove cover, mud flat and lagoon area. In the eastern area, minor decreases in mangrove area and increase in aquaculture, rural and industrial areas were also observed. Changes are due to the filling of the lagoon with riverine sediments derived from the hinterland and to mangrove conversion and resources exploitation. The results of this study provide basic information which is required for developing measures towards a sustainable management and conservation of the S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