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分析

西部大开发作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区域发展战略,正确评价其实施效果不仅能对后续政策的实施和完善提供参考,而且还能对其他区域发展政策提供借鉴。在此,利用1992—2014年中国大陆31个省份的面板数据,通过运用合成控制法从西部整体和单个省份两方面对西部大开发的净政策效应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并就西部大开发对不同地区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整体上来说不显著。但按照行政区域划分后,分省进行评价结果发现,西部大开发对内蒙古、重庆、陕西、青海和宁夏地区经济发展净政策效应显著,且对地区经济发展呈正向促进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广西、云南和新疆地区经济发展的净政策效应亦显著,但对地区经济发展呈负向抑制作用;西部大开发对四川地区的净政策效应不显著。随后,对西部大开发的投入要素作用机制进行了检验,结果表明,西部大开发对不同省份投入要素作用机制呈现差异化特征,但普遍上促进了西部地区开放程度的提升和固定投资的增加。对西部大开发净政策效应为正的地区来说,地区政府干预程度较弱,且对于人力资源具有吸收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为负的地区,政府干预程度强且对人力资源具有显著的挤出作用;对净政策效应不显著的地区,政府参与程度较弱,对人力资源挤出作用不显著。因此,在未来西部大开发深入实施过程中,应加强对"软环境"的建设,同时要进一步明确政府权力的界限,通过深化地区市场机制体制的建设与内地发达地区建立有效合作,构建长效援建机制。     

西部大开发十五年环境效率评价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西部大开发政策实施以来,西部地区实现了快于东部和中部的经济增长。正确认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中的环境成本,评价西部地区的环境效率具有重要意义。本文运用考虑非期望产出的超效率SBM模型测算了2000—2014年西部大开发以来的环境效率。研究发现: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偏低,处于相对无效状态。西部地区环境效率明显低于传统效率,经济增长付出了较高的环境代价。西部大开发以来传统效率与环境效率之间的差距呈现先扩大后缩小的"倒U"型走势变化。西部地区省份环境效率在全国排名靠后,各省份的环境效率呈现出差异化的发展态势,其中重庆和四川排名不断提升,新疆排名逐步回落,内蒙古和广西在西部地区排名相对靠前且比较稳定,云南和陕西一直处于中间水平,贵州、甘肃、青海、宁夏排名相对靠后。西部地区环境效率2000—2003年上升,2004—2010年不断下降,2010—2014年趋于平稳。西部地区环境效率低于东部地区且差距大,也低于中部地区和全国平均水平。通过收敛性检验发现,西部地区各省份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呈现先缩小后扩大的趋势;西部地区与东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逐渐扩大,与中部地区间的环境效率差距先扩大后缩小。本文同时采用了Tobit模型进行面板回归,实证分析了西部地区环境效率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经济发展水平、科学技术水平、能源消费结构、环保投资力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具有显著影响;产业结构变化和对外开放程度对西部地区环境效率影响不显著;西部地区存在环境效率的库兹涅茨曲线。     

基于西部开发战略的丽江市发展定位初探

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经济、社会、基础设施、生态建设等各项事业取得快速发展。但是，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居民收入水平与全国平均相比差距仍较大，公共服务领域不足等问题依然突出。以丽江市为例，分析了丽江过去30 a的经济包括旅游业的发展状况，比较了其小康社会和现代化指标完成情况，分析结果表明，纵向上丽江在经济发展上取得了跨越式的发展，但横向对比全国其他地区和城市，在经济尤其在社会发展方面还有很大差距，少数民族问题尤为突出。最后结合丽江的区域和旅游发展实际，讨论了今后国家西部开发政策的倾斜和定位，指出加强财政转移支付，制定少数民族社会文化发展战略以及支持西部偏远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区规划和建设是这一定位的重点。
     

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强调 西部开发要取得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突破性进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朱基在新疆考察工作时强调 ,西部大开发是一项艰巨的历史任务 ,西部地区一定要集中力量加强基础设施和生态环境建设 ,务求西部大开发有一个良好开局。朱基说 ,西部大开发要认真总结和汲取过去我国经济建设中的经济教训 ,自觉地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办事。他说 ,加快基础设施建设 ,是西部大开发的当务之急。集中力量抓好一批水利、交通、通信、电网和城市基础设施等重要工程 ,就可以有力地带动经济发展全局。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西部大开发的根本 ,要有计划、分步骤地抓好退耕还林还草、荒山荒漠绿色等生…     

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影响

在促进城市化进程的诸多因素中,基础设施发展水平是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推动力之一。本文首先借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的研究思路,探讨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构建,力图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我国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对其发展程度进行综合评价,从各地区城市基础设施发展指数的综合得分发现,全国基础设施发展水平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对各个地区制定城市化发展战略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指导作用;之后利用主成分分析和面板数据回归分析等方法反映基础设施发展水平与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关系,发现其内在规律,验证两者的相关性和现实性,研究发现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明显优于西部落后地区,这种基础设施水平的差异最终影响到地区城市化进程,地区基础设施的改善能够吸引城市移民,吸引更多的人才加盟和资本流入,这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国家在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实施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战略的过程中,应该把基础设施建设放在重要位置。     

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分析

产业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核心内容之一,产业结构更是直接关系到地区生产力水平、经济发展速度和质量、人民生活水平以及资源环境消耗.目前,国内外已有关于西部地区产业发展研究的文献,绝大部分都是大方向性的定性研究,定量研究还很少.在这种背景下,本文在文献回顾的基础上,首先通过测算区位熵、影响力系数及感应度系数,系统分析2000年以来西部地区产业结构动态演进过程及其存在的问题;然后,综合考虑经济增长及充分就业目标、能耗及污染物排放约束,建立产业结构优化模型,测算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结果;最后,根据相关研究结果提出政策和建议.研究结果显示:(1)2000年实施西部大开发以来,西部地区产业发展水平明显提高,形成了以能源化工、矿产资源开发及加工、特色农产品加工为主的产业体系;但产业结构调整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产业结构仍然偏重,具有明显的资源依赖性.(2)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路径可以划分为经济发展路径及绿色发展路径.绿色发展路径的测算结果显示,西部地区产业结构优化要积极发展装备制造业和轻纺工业,并优化提升现有的能源化工、矿产开发及加工业及农产品加工业,以达到《西部大开发“十二五”规划》及国家下达的节能减排指标.(3)在未来的发展中,西部地区要优化提升现有主导产业,建立低碳发展机制;积极进行技术创新,提高产品附加值,构建绿色西部;积极完善资源开发补偿机制,构建资源节约型西部;加强污染防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建立循环经济制度.     

中国西部环境政策回顾及建议

西部生态环境脆弱而屏障作用显著.在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对过去西部地区生态环境保护与管理政策进行回顾和总结,辨析其实施成效与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提出相关政策建议,对今后西部国土开发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通过对我国西部生态环境政策进行梳理和分析,发现:①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不同阶段具有不同特征,改革开放以前(1949-1977年)主要是开发带动治理,改革开放-西部大开发之前(1978-1999年)逐渐由开发转变为以保护为主,西部大开发十年期间(2000-2010年)开始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②在空间上,通过自然保护区设置、生态移民、财政转移支付和差别化的生态环境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生态、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③在各项政策和工程实施下,西部生态环境退化趋势得到明显缓解,同时,农牧民的生活条件和经济收入得到较大提高,在生态环境治理、全社会参与、环保投资等方面探索出诸多成功经验;④生态环境政策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生态环境建设多以各个部门主导,缺乏统一规划和政策协调,有些政策缺乏充足的科学依据,生态补偿政策缺乏总体还需进一步完善,环境政策实施效果评估,反馈环节还较薄弱等.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最后提出建议.     

电力发展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区域差异

1990年以来,随着中国电力体制改革的深入,电力基础设施与经济同步发展。由于电力生产与电力消费存在着显著的空间差异,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可能存在空间差异。本文利用1990—2011年省级面板数据,基于增长回归模型,采用动态面板分析方法,以电力投资率和发电装机容量作为衡量电力发展的指标,检验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区域间差异。实证研究的主要发现如下:首先,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而且其长期影响明显高于短期影响。其中,电力投资率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076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493个百分点;发电装机容量每增加1个百分点,短期经济增长率提高0.381个百分点,长期经济增长率提高1.905个百分点。其次,电力发展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具有显著的地区差异,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影响显著高于西部地区。其中,电力投资率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13个百分点;电力装机容量增加1个百分点对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影响高于西部地区达0.959个百分点。实证结果表明,电力发展对各地区经济增长影响是不平衡的,这种影响对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起到了负面作用。基于实证研究,给出如下政策建议:首先,考虑到中国经济在未来20年中仍将保持较高增速,中国应继续促进电力发展投资,以促进经济增长。其次,从政策导向来看,电力发展政策应当充分加强电力发展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作用,使得西部地区能从电力输出中获得更高收益,提高电力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的公平性。     

西部大开发中生态环境建设应重视的问题及对策

党中央决定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并把生态环境建设列为优先发展的位置。西部地区自然条件严酷，恢复林草植被难度较大，进行大规模的生态建设，必须结合实际，科学规划，有计划分步骤实施，加大投入，加强管护力度，依靠科技，提高治理效果，促进西部地区乃至全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差异分析

基于生态系统视角,引入"压力—状态—响应"模型(PSR),构建了包括生态系统压力、生态系统健康状态和生态环境管理水平的3个子系统,27个指标的省域生态文明评价指标体系。运用主成分分析法对我国30个样本省份2012年生态文明建设状态及生态文明协调度进行了实证评价。依据评价结果,分析了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区域差异,指出子系统评价值在60分以下省份进一步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对策建议。主要结论和政策建议包括:①我国生态文明建设按照西部地区、中部地区、东部地区存在一个渐进的发展过程,东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水平优于西部地区。②从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综合评价和协调度评价情况看,东中西部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综合排名和协调度排名具正相关性。③从子系统评价结果来看,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中部地区小,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压力较西部地区小;我国中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生态系统健康状态优于西部地区;我国东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生态环境管理能力高于西部地区。④依据评价结论,建议东部地区要花大力气实现生态系统的健康;中部地区在提高资源能源利用效率的同时,还要加强生态文明制度建设;西部地区要以保护脆弱生态环境为目标,避免"三高一低"产业在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的布局,还要提高资源能源的利用效率和环境污染的治理能力。     

挺水植物水田芥对镉的积累特性研究

通过前期的初步研究发现,挺水植物水田芥(Nasturtium officinale R.Br.)地上部分镉含量超过了超富集植物的临界值(100mg/kg),可能是镉超富集植物。为进一步了解水田芥在不同镉浓度梯度条件下的镉积累特性,通过盆栽试验研究了不同土壤镉浓度(0、25、50、75、100mg/kg)对水田芥生长特性、镉耐性和镉积累特性的影响。结果表明:随土壤镉浓度的增加,水田芥根系和地上部分镉含量增大,分枝数量、根系生物量、地上部分生物量、抗性系数及叶绿素SPAD值均呈降低的趋势。当土壤镉浓度大于0mg/kg时,随着土壤镉浓度的增加,水田芥的根冠比呈增加的趋势。土壤镉浓度为50~100mg/kg时,水田芥地上部分镉含量均大于100mg/kg,最大值为214.84mg/kg(土壤镉浓度为100mg/kg),地上部分富集系数(BCF)大于1,但转运系数(TF)小于1。在土壤镉浓度为50mg/kg时,水田芥地上部分镉积累量达到最大值,为192.233μg/株。因此,水田芥是一种镉富集植物,适合用于土壤镉污染浓度在50mg/kg以内的水田修复。     

成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的R/S分析

运用R/S分析法,对1951～2002年成都的平均值气温、极端气温值及降水累积值进行了计算分析。研究表明,成都未来气候变化趋势与过去50年来的变化趋势有着很好的自相似性。今后成都将继续变暖。依平均气候倾向率,未来10年,年平均气温将升高0.25°C,年平均最低气温将升高0.14 °C,年平均最高气温将升高0.04 °C,年极端最低气温将升高0.54 °C,年极端最高气温将升高0.13 °C。其中,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最低气温和年平均最高气温升高趋势的持续性强度很强。成都未来降水量将继续减少。未来10年的年降水量将减少45.2 mm,并且这种减少趋势具有很强的持续性强度。     

近49年中国北方典型强沙尘暴事件的分形特征与R/S分析

通过对1954-2002年我国北方的典型强沙尘暴事件的分形研究发现：该时间序列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其饱和关联维数为3．34．说明要恰当描述其变化特征。进行动力系统建模，至少需要4个状态变量；该时间序列的Kolrnogorov熵近似为0．1142．说明该混沌动力系统的平均可预测时间尺度为8～9a。R／S分析表明。Huvst指数能够较好的表征我国北方典型强沙尘暴事件的发生规律，可以借此推断未来相应时间段中国北方强沙尘暴事件的变化趋势。     

中国区域能源效率发展演变趋势的R/S分形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能源效率不断地提高,但是在某些年份存在波动现象.采用非线性分形理论及分形分析R/S方法,科学定量地描述了中国以及各个地区能源效率的演变趋势.首先采用分形理论对1978-2008年的中国能源效率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研究,结果显示,中国能源效率发展演变存在Hurst现象,具有明显的分形特征.并依照“五年计划”来划分时间序列样本为研究区间,结合“五年计划”详尽地解释说明了中国能源效率变动的原因.然后将数据扩大为样本期为1995-2008年29地区的面板数据,采用面板变系数模型进一步对各个地区的能源效率进行分析,发现除海南外其他地区的能源效率演变过程中具有明显的持续性规律,各个地区能源效率将继续保持增长.西部6个地区以及东北三省的能源效率演变趋势高于全国水平,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和“振兴东北”战略都已经显效.     

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

将模糊综合评价和pead生长曲线法引入到流域水污染防治的效益分析当中，建立了流域水污染防治的生态效益分析方法。以云南省寻甸县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规划为例，采用模糊数学法对水污染造成的水资源价值损失进行了估算，采用曲线法对水污染综合防治的生态价值进行分析，得刭水资源价值和生态价值分别为2730．3万元／年和491．45万元／年。最后将所有经济效益和费用贴现，计算效费比为3．68。分析结果可知，牛栏江小流域水污染综合防治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Production disruption management for R/M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using system dynamics methodology

The impacts of production disruption in Remanufacturing/Manufacturing (R/M)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on the sales and the methods of production disruption management were studied. A system dynamics model for the R/M integrated supply chain with production disruption was improved by system dynamics methodology. The numerical examples were shown to illustrate the simulation results. The impacts of different recovery times of production disruption on the sales were presented. In order to mitigate the disruption risks and ensure the sales at the needed sales ratio, the methods for setting multi-echelon inventory levels before the occurring of the production disruption and the methods for making back-up plans after the production disruption occurs were given.     

江苏省环境系统特点及环境污染状况

江苏省自然特点为单一而脆弱,表面为平原为主,水域面积较大,山地少,森林覆盖率低,生物种类少,江苏省社会环境特点为人均资源少,经济基础好,交通发达,城市密集和人才优势明显;江苏省的废气,废水,固体,噪声污染日益严重。由于上述特点和原因,江苏省农业机械化,现代化程度较高,水产养殖业发达,但应进一步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大力推广生态农业整治环境污染,利用天在河道进一步发展养殖业;江苏省工业轻,重并举以轻为     

Contribution of socio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ccupation, diet and lifestyle to DDT and DDE concentrations in serum and adipose tissue from a Bolivian cohort

The organochlorine pesticide p,p′-Dichlorodiphenyltrichloroethane (DDT) was widely used in the early 1960s-70s for vector control in tropical and subtropical areas of South America. Due to its persistence, DDT has a high potential to bioaccumulate in the food chain and living organisms and is a major public health concern, especially in South America.The main purpose of the present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predictors of serum and adipose tissue concentrations of p,p′-DDT and its main metabolite, p,p′-dichlorodiphenyldichloroethylene (p,p′-DDE), in an adult cohort (n = 112) from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Bolivia, using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models. These models explained 29.3-47.8% of the variability in adipose tissue concentrations of p,p′-DDT and p,p′-DDE, respectively, and 32.9-47.0% of that in serum. Main exposure predictors included age, occupational class, residence, diet, smoking habit, and accumulated breastfeeding time.This is one of the few studies to explore predictors of human exposure to these chemicals using a multivariate approach in a South American pop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predictors of human exposure to p,p′-DDT and p,p′-DDE in Santa Cruz de la Sierra may diverge from those found in other populations of the world, due to particular sociodemographic and lifestyle characteristics of this region.     

鄱阳湖流域千年旱涝变化特点及R/S分析

为揭示鄱阳湖流域旱涝变化规律,预测未来变化,搜集整理了鄱阳湖流域地方志、奏折等古文献记载的旱涝记录,根据灾害现象、灾害后果、救灾情况等综合研判旱涝等级。对1160~1950s旱涝频次序列进行了变化周期分析。采用了R/S方法分析了年代际旱涝频次的Hurst指数,结合变化周期分析结果,对1950s以后鄱阳湖流域的旱涝频次变化趋势进行预测,采用基于1951~2010年器测降水量的SPI指数进行验证。研究结果表明:1160~1940s鄱阳湖流域及各子流域的干旱、洪涝频次呈波动变化,周期性变化明显,干旱、洪涝的3~6个年代周期段在整个时段内均非常显著,通过了95%的信度检验;鄱阳湖流域及各子流域的年代际干旱频次的Hurst指数普遍在0.7~0.8之间,洪涝在0.8~0.9之间。预测1950s后鄱阳湖流域年代际旱涝频次整体变化将呈阶段性上升趋势,经验证预测结果与实况较为吻合。     

Linking empirical estimates of body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and wellness using NHANES data

Biomonitoring of industrial chemicals in human tissues and fluids has shown that all people carry a “body burden” of synthetic chemicals. Although measurement of an environmental chemical in a person's tissues/fluids is an indication of exposure, it does not necessarily mean the exposure concentration is sufficient to cause an adverse effect. Since humans are exposed to multiple chemicals, there may be a combination effect (e.g., additive, synergistic) associated with low-level exposures to multiple classes of contaminants, which may impact a variety of organ systems. The objective of this research is to link measures of body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and a “holistic” measure of wellness. The approach is demonstrated using biomonitoring data from the National Health and Nutrition Examination Surveys (NHANES). Forty-two chemicals were selected for analysis based on their detection levels. Six biological pathway-specific indices were evaluated using groups of chemicals associated with each pathway. Five of the six pathways were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wellness. Three non-zero interaction terms were detected which may provide empirical evidence of crosstalk across pathways. The approach identified five of the 42 chemicals from a variety of classes (metals, pesticides, furans, polycyclic aromatic hydrocarbons) as accounting for 71% of the weight linking body burden to wellness. Significant interactions were detected indicating the effect of smoking is exacerbated by body burden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s. Use of a holistic index on both sides of the exposure-health equation is a novel and promising empirical “systems biology” approach to risk evaluation of complex environmental exposur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