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污染损失测算及成因探析

环境问题备受关注,环境污染严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质量.本文采用治理成本法测算了1989 -2008年中国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利用环境污染经济损失数据,采用协整理论研究了中国环境污染损失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我国经济总量与环境污染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增长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基础性原因,并且环境污染状况随经济增长仍有扩大的趋势,至今尚未出现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迹象.然后,本文从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效率角度揭示了环境污染的结构性成因.研究认为,高污染行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比重过大是造成环境污染的产业结构方面的成因；以煤炭为主的能源消费和高耗能产品增长过快是造成环境污染的能源结构成因；能源效率低下是造成环境污染的技术性成因；资源能源价格长期偏低和法律法规滞后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制度性缺陷.最后,针对问题提出,只有切实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突出技术创新、健全市场机制、完善环境法规才是解决环境污染问题的根本出路.     

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效应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的适配关系研究

文章采用SBM方向距离函数对我国2004—2015年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进行测算,通过Bootstrap对结果进行修正,并利用PSTR面板平滑转移模型,探究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化石能源消费比例"、"化石能源消费规模"能源消费结构两因素演变的适配关系。在化石能源消费由高到低连续变化的不同阶段下,由于环境外部性大小不同、企业"成本效应"不同和"公告效应"的存在,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存在相应的差异。结果表明:12年来我国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另外,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存在显著适配关系。(1)单纯以化石燃料消费占比来看,当化石燃料占比处于较高的消费区间,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占比降逐渐降低,此时负向作用减弱甚至开始促进全要素能源效率提高;(2)在"化石燃料消费占比"、"化石燃料消费规模"结构两因素共同演变视角下,化石燃料消费占比高、规模高,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也呈现负向作用,当化石燃料消费占比、规模逐渐降低,环境规制水平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作用逐步由负转正,并且促进效用逐步增大。因此,本文的政策结论是:环境规制的调控效果与能源消费结构演变阶段存在适配关系,脱离了"节能"的环境规制效率是低下的,甚至是负作用。因此:(1)必须立足于一国能源消费结构现状来控制环境规制强度。(2)只有在严格深化以非化石燃料等清洁能源替代化石能源的能源结构改革的前提下,环境规制才能更加深刻而有效地助力我国能源效率的改善。     

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能源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现代经济增长和发展不可或缺的投入要素。提高能源效率是破解当前经济发展中面临的能源紧缺与环境污染两大困境的必经之路。本文选取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的超效率DEA能源效率模型,以山东省全要素能源利用效率作为研究对象,运用1996-2010年山东省17地市际面板数据,在生产函数中加入环境污染这一非合意产出,测算出山东省各地市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对各地市节能潜力进行评价,并进一步分析了其影响因素,结果发现:目标区间内,山东省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均值呈不断上升趋势;东中西部地区之间全要素能源效率变化趋势大体相同,但差距较为明显;产业结构、能源结构和对外开放程度同全要素能源效率呈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而技术进步的作用并不突出。因此,通过进一步优化产业结构、改善能源消费结构、充分发挥技术创新的作用,能够提高全要素能源效率,降低环境污染。     

中国省际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取得到了快速发展,但与此同时,我国很多环境污染指标在世界排名也显著提高。那么中国的经济增长是否是造成环境污染的原因?经济增长对环境一定是有害的吗?也就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是否存在?围绕着这些问题国内外学者进行了大量有益的探讨。但是很多文献都是利用人均收入和人均排放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认清这两者都是生产过程的产出,是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导致产出的结果。忽略生产过程中的投入和产出组合的效率变化,只研究两个产出之间的关系会影响传统的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检验基础,也妨碍环境效率影响因素的识别。正是循着这个方向,很多学者构建了一个综合的环境绩效指标。通过研究环境绩效指标与人均收入之间的关系来识别是否存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基于此,本文利用中国30个省份1997-2011年经济增长和污染排放数据,利用考虑环境的数据包络模型研究了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及其分解。研究发现: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指数年均增长2.94%,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增长主要来自技术进步指数。影响环境全要素生产率指数的空间面板Tobit回归模型表明,人均收入对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产生正向的作用,这表明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与环境的协调性越好。人均收入的平方项系数为负,表明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库兹涅茨曲线存在。对外开放水平高导致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技术进步始终是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的积极原因。     

能源的“波特假说”效应存在吗?

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所产生的影响这一基本问题出发,通过引入"技术不会遗忘"假定,运用序列DEA-Malmquist生产率指数和考虑非期望产出的方向性距离函数测算了中国2000-2011年省际层面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并从环境规制实施的成本和实施后的收益两方面构造环境规制指标,以此为基础利用系统GMM估计方法验证"波特假说"效应在能源领域的存在性。具体而言,由于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影响既可能是正向的"创新补偿"效应,也可能负向的"遵循成本"效应,我们引入环境规制的平方项以考察潜在的非线性影响。研究揭示,时间维度上,全要素能源效率处于上升通道,但增长率一直下行,其主导因素是技术进步,并且技术效率一直羁绊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提高。区域维度上,东部地区的全要素能源效率高于中西部地区。同时,无论是当期环境规制,还是其滞后一期值,环境规制与全要素能源效率之间均呈倒U型关系,即随着环境规制强度的增加,全要素能源效率先提高后降低,蕴含主导力量由"创新补偿"效应演变为"遵循成本"效应。能源的"稀缺性"与"外部性"两种自然属性对倒U型关系具有较好的解释力。此外,东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倒逼全要素能源效率提升,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规制对全要素能源效率影响并不显著。一定程度上,本文支持能源领域存在"波特假说"效应,但存在"度"的限制。因此,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应该适度加强环境规制强度和合理选择环境规制工具,使得倒U型曲线的上升阶段更加显著与持久,同时避免不切实际,盲目提高环境规制强度的跟风行为。     

中国能源效率与其影响因素的动态关系研究

本文利用1978-2006年样本数据,首先通过状态空间模型分析了经济结构、技术进步、能源消费结构和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单向动态变化过程及成因;接着使用向量误差修正模型估算出能源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长期均衡和短期波动关系;在此基础上利用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模型就我国能源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的动态关系作进一步分析。结果表明: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效率与其影响因素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经济体制改革和一些相关政策对能源效率有着深远的影响。从长期均衡关系来看,技术进步对能源效率的正面影响最大,能源价格和一些不可观测变量对能源效率有着促进作用,而经济结构和能源消费结构未能对能源效率起推动作用。从各因素对能源效率的贡献百分比来看,能源价格对能源效率的贡献最大,然后依次是经济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和技术进步。     

中国区域环境效率与环境全要素的研究——基于包含R&D投入的SBM模型的分析

资源环境对我国经济增长的硬约束已开始显现,鉴于此我国亟需向创新驱动增长模式转型。本文基于研发驱动理论,构建了包含研发投入的SBM模型,测算了我国区域的环境效率和环境全要素增长率,并借助Tobit模型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表明:1东部地区传统要素和创新要素的利用效率均高于中、西部地区,但三大地区传统要素的无效率来源有差异,东部地区主要来源于资本,中部主要来源于劳动力,西部主要来源于能源;2中部地区全要素增长率最高,西部次之,东部最低。东部地区技术进步对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效率改善对中、西部地区环境全要素增长率的贡献最大;3经济发展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U"型关系,产业结构、能源结构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负向关系,对外开放水平与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呈正向关系。RD来源和RD结构对区域环境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地区差异性,其中东部地区企业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提高基础研究投入。而中西部地区政府研发投入的驱动作用较大,并应强化应用研究。     

能源环境约束下中国区域工业效率分析

目前,我国工业化进程进入中后期阶段,资源短缺、环境污染成为制约工业发展的主要瓶颈。由此,国家把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放在工业化、现代化发展战略的突出位置,在考察工业经济增长时,能源环境因素就不容忽视。为此,本文采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引入方向性距离函数和Malmquist-Luenberger指数法对能源和环境因素约束下的我国2001-2009年区域工业效率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考察,对区域之间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生产率进行了比较。研究结果表明,我国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其中技术进步的作用显著高于效率提高;非期望产出的引入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我国工业的投入产出效率,不考虑能源环境约束过高的估计了我国工业经济的增长;在年份变化上,循环经济和新能源发展卓有成效,考虑能源环境约束下的区域工业全要素生产率逐年提高;在区域比较上,东部地区工业不仅在技术和投入产出效率方面领先于中部和西部地区,在污染治理方面也领先于中西部。     

我国全要素能源效率及其收敛性

传统单要素能源效率测度指标,只是能源投入与产出之间的关系,无法测度其他的投入要素组合对于能源效率的影响,忽略了GDP产出是由能源与资本、劳动力等相互可替代的要素投入共同组合的结果,具有比较明显的缺陷。而DEA模型可以综合考虑能源、资本和劳动因素以测度我国能源效率。本文采用中国大陆29个省市的面板数据,运用基于投入导向的规模报酬不变DEA模型,分析比较了1995-2006年各个省份、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其结果表明我国地区全要素能源效率由西到东逐步提高,且全国和三大区域的能源效率在1999-2002年间有所波动,但总体均呈现出上升的趋势。通过进一步对全国整体及东中西三大区域进行全要素能源效率收敛性的分析,发现我国整体和东中部的能源效率呈现向一个稳态收敛的发展趋势,而西部则有微弱发散的趋势。     

环境规制与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两难还是双赢?

有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的实证研究,大多集中在单向静态关系的检验上,忽视了生产率对环境规制的反向影响,即环境规制与生产率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动态关系。基于此,本文采用SBM函数和Luenberger生产率指数对2003—2015年中国36个工业行业的绿色全要素生产率进行测度,同时为了表现环境规制带来的环境改善和成本负担的双重效应,分别构造污染排放强度指标和污染减排成本指标作为环境规制的代理变量,最后通过PVAR模型对"污染排放强度-污染减排成本-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之间是否存在双向动态关系进行实证检验。研究结果显示:2003—2015年中国工业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呈波动变化,总体没有上升或下降的趋势;但在2008年前后其波动幅度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在2008年之前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波动剧烈,其后逐渐向前沿面收敛。此外,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与污染减排成本互为Granger因果,但与污染排放强度仅存在单向Granger因果关系。GMM估计结果和脉冲响应函数表明,短期而言,政府减排政策对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具有时效性,近期的环境政策确实能够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同时绿色全要素生产率也有助于减少污染排放和补偿减排成本;但长期来看,由于政策滞后性等特点,陈旧的环境政策不仅无法促进绿色全要素生产率持续增长,而且还诱发企业为补偿污染减排成本而加速提高污染型经济产出的行为,进而恶化了环境状况。由此,为实现经济发展和环境质量改善的"双赢",中国政府应该在设计合理的环境政策和提高绿色技术创新补贴两方面发力。     

环境约束下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时空分异研究——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L指数法

基于超效率DEA模型和ML指数法,考察长江经济带1999~2013年全要素能源效率。实证研究结果显示:研究期内,环境约束下的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年均下降2.9%,而不考虑环境因素的全要素能源效率年均下降幅度仅为0.4%,污染是导致能源效率损失的重要因素;长江经济带整体层面全要素能源效率的发展演变基本呈"双峰一谷"的"M"形分布,表现为两个"上升—下降"周期,而省际和上中下游全要素能源效率的演变特征迥异;从空间差异看,省际全要素能源效率差异远远大于上中下游差异,但近年来这种差异均有不同程度的缩小。未来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践行生态文明发展战略,保证发展的可持续性,同时加强能源、环保等领域的合作,促进长江经济带全要素能源效率发展的协同进步。     

中国的能源工业及其污染防治

能源工业是我国的基础工业,也是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同时又是重要的污染源。由于我国能源以煤炭为主,所以能源工业的污染主要是煤的开采利用带来的。因此,应当把煤炭开采、利用造成的污染作为防治重点,从节能降耗、提高燃烧效率、改善能源结构、消除煤炭开采、利用中产生的污染等几个方面入手,从根本上解决能源工业的环境问题,努力处理好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实现能源与环境的协调发展和经济的持续增长。     

考虑环境因素的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分析——基于DEA方法和面板数据

当前资源型城市成功转型已成为构建和谐社会、实践科学发展观的关键问题，而对资源型城市当前转型状况的正确评价是制定资源型城市转型战略的基础，同时相对普通城市污染更为严重的资源型城市在转型过程中更应注重环境保护问题。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结合熵值法对2000～2007年21个地级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进行分析，其中熵值法的运用是将“工业六废”统一转换为环境污染指数作为DEA模型的产出指标。分析结果表明：我国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基本呈上升趋势，分区域分析东部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最高，西部其次，中部最低，根据资源型城市类型分析，黑色金属加工类资源型城市转型效率最高     

A context-inclusive approach to support energy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bserving the many and varied reactions to the Kyoto Protocol, it becomes clear that different governments find themselves in different contexts that eventually direct them toward taking dissimilar positions on energy issues. This paper, through five integrated studies, investigates whether contextualizing energy issues is (are) relevant to support energy policy formulation and evaluation and provides insights into how to operationalize the contextualization. Instead of considering the most widely accepted tools currently used to assess and evaluate energy policy, this research proposes the utilization of a holistic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social, economic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s well as their relations to the energy sector to better contextualiz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energy issues. This framework, which accounts for feedback loops, delays and non-linearity, is applied to case studies to investigate the longer-term performance of selected energy policies. Results of the study indicate the likely emergence of various unexpected side effects and elements of policy resistance over the medium and longer term due to the interrelations existing between energy and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Furthermore, while side effects and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may arise both within the energy sector and in the other sectors, they simultaneously influence society, economy and environment.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Evidence from survey data

The environmental movement evidenced a period of extremely rapid growth during the 1960's and early 1970's. Some recent studies have indicated a decline in general public concern with environmental problems. In this paper we attempt to provide some new evidence which might be of assistance in ascertaining the relative status of concern for the economy,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and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The study focuses upon a major city in a large energy producing state with a large ethnic (Mexican-American) minority. Our data indicate that concern for the environment is not a highly salient issue for our respondents. Economic concerns far outweigh enviromental issues. Additionally,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is not a unidimensional trait. Perception of who is responsible for pollution rather than perception of a deteriorating environment is a significant indicator of willingness to pay for environmental quality.     

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分析

提高能源效率已成为我国节能减排政策的重点,但是由于经济系统内在的调整机制作用,在宏观层面所能实现的节能效果可能不及微观技术层面能源效率提高的程度,甚至还会诱发更多的能源消耗,该现象被称为“宏观能耗回弹”效应.本文通过构建一个中国环境资源CGE模型,测算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的宏观能耗回弹效应.结果显示,能源效率提高5％后,短期回弹效应为52.38％,节能效果仅达到技术层面预期的一半左右；长期回弹效应达178.61％,在高耗能部门竞争力提高、耗能产品出口扩张和经济增长的推动下,节能效果不但被完全抵消,总能耗还进一步增加.因此,生产部门提高能源效率在短期内确实能够降低我国能源消耗,但是由于回弹效应的存在,长期来看,在技术层面“产量相同投入更少”的努力反映到宏观经济层面则转变成“生产更多投入更多”,并且加剧了我国经济高耗能的偏好,提高能源效率所引发的产出增长和结构调整对能耗增加的刺激作用可能最终会抵消或者超过提高能源效率的节能效果.     

排污税能够提高环境质量吗

排污收费制度是我国主要的环境政策工具之一。然而,自1982年这一制度正式建立实施以来,经过2003年的制度改良,始终未能解决征收成本高、使用效率低、寻租行为盛行的问题,这一系列的问题导致该制度的减排效果不佳。因此,近年来,排污费改排污税的改革提上议事日程。这一改革是否能够收到设计者们预期的效果?为从理论上回答这些问题,从中国现实出发,借鉴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研究方法,通过设计一个包含政府征收排污税行为和政府污染治理技术投资行为的经济系统,考察动态条件下排污税对环境质量的长期影响,以及征收排污税对厂商行为和消费者行为的长期影响。根据本文的分析,单一的征收排污税并不一定能够改善环境质量,不一定能够促进环境库兹涅茨曲线拐点的出现,也不能减少企业污染物排放;同时,排污税降低了资本积累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但对消费者消费路径的影响是不明确的。最后,本文建议,政府应投资于污染治理技术的改进能够持续的减少最终污染物排放,达到改善环境质量的目的。     

Trans-jurisdictional River Basin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in China: Case Study of Jiangsu/Zhejiang Province in Comparative Global Context

The deterioration of water pollution drainage in China is caused by poor administrative capabilities as well as natural forces. Low efficiency, even inefficacy in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by local governments, has resulted in environmental damage accompany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conflicts between people living up- and down-stream, and potential hidden problems for social stabilization. By examining the process of policy evolution and reform of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this paper tries to learn from successful global experiences in domestic trans-boundary water management. The study shows that resolution of the conflict between watershed management and regional management based on “Tiao-Kuai-System” (China's system of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and within government) is the highest priority. The integrated reform of trans-jurisdictional water pollution management of river basin in China should include insitutional and law reform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