粮食补贴政策与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研究

粮食补贴政策旨在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促进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随着国家粮食补贴资金投入力度的逐年加大,农民种粮积极性不断提高,家庭劳动时间分配很可能因此而产生调整。本文首先通过构建嵌入粮食补贴政策的农户劳动分配决策行为模型,理论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就业行为的影响,然后基于粮食主产区安徽省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采用Tobit模型分析方法,实证分析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粮食补贴政策对农户非农劳动时间供给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调动农民从事农业和粮食生产的积极性;然而,在农业内部工资率低于非农均衡工资率的情况下,这种由粮食补贴政策诱发的农户劳动就业行为变化对家庭经济收入的负面影响将超过当前的转移支付水平;若粮食补贴政策旨在稳定或增加农民收入,那么当前的补贴政策需要进行根本性调整。     

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分析——基于生存分析的视角

农村劳动力向城市流动的影响因素一直是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主题之一.依据吉林省调查数据,本文运用生存分析的方法,分别从非参数分析、半参数分析和参数分析三个层次对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男性劳动力的流动性比女性劳动力的流动性强:受教育程度对女性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显著,对男性劳动力的流动倾向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健康状况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家庭劳动力数量与农村劳动力流动性负相关;技术等级和耕地面积等其他因素对农村劳动力流动性的影响不明显.因此,政府应当进一步加大对农村教育的投入,完善农村教育体系,重视农村劳动力的技术培训,努力提高农村劳动力的整体素质和就业能力,促进农村劳动力合理有序地向城市流动.     

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与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

通过构建“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农地流转及合约选择”分析框架,分析劳动力转移性别差异背后的行为经济学含义,进而探讨不同性别的劳动力转移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与合约选择的差异化影响机制。理论研究表明,女性在家庭中起粘结家庭成员的作用,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更能体现家庭的“离农”,因而女性劳动力的非农就业行为对农户农地流转供给决策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男性是农户家庭在村庄中排他能力的标志,具有不可忽视的农地流转风险规避功能,因而男性劳动力的外出就业距离对农户农地流转的合约选择起决定性作用。利用全国9省(区)4772个农户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计量结果表明:①女性劳动力非农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面积占承包地面积比例增加1.06%;②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农户转出农地时签订关系型合约的可能性增加1.11%;③男性劳动力县外就业比例每增加10%,意愿合约形式为无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63%,意愿合约形式为口头合同的可能性增加0.29%,意愿合约形式为书面合同的可能性减少0.91%。这意味着,为了劳动力流转市场与农地流转市场更流畅地互动,应为农村女性劳动力营造一个更加合适、有利和公平的非农就业环境,这可成为未来农村劳动力就业扶持政策的重要方向。另一方面,促进正式契约与关系型合约的有机衔接,有利于农地流转合约的正式化与规范化,从而为农地流转市场的健康发育提供有力保障。     

个人特征、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影响的实证

工业化对于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腾飞的重要性,已经被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道路所证实。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农村劳动力转移是世界各国都曾经或必将面对的重要课题。本文运用行为主义研究方法,利用2003-2006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的数据,建立Probit模型实证分析了农民个体特征和农户家庭特征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研究发现:就样本个人特征而言,户主或家庭主要经营者、男性、文化程度较高、身体健康的农民从事农村非农就业的意愿更强,职业教育或培训对于农村非农就业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而是否农业户口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明显。就样本家庭特征而言,家庭类型会影响农民在农村的非农就业倾向,同时,乡村干部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更强,少数民族户和信教户从事非农产业的倾向性较弱,"是否国家干部职工户"、"是否党员户"对农村非农就业的影响并不显著。重视农民的个人特征和家庭特征差异,大力发展农村非农产业,促进农村非农就业是我国政府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问题的重要战略选择。     

再就业供给率、制度效率及其互动效应

2010年以来,随着中国社会救助制度的不断的扩容和完善,社会救助制度的再就业效应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而再就业收入并没有得到显著性的提高。那最低工资制度起到了增加低收入群体的劳动供给的效应了吗?笔者通过建立最低工资制度和社会救助制度对受助家庭成员再就业行为及收入变动的微观模拟模型,用于研究制度变动对成员再就业供给效应和再就业收入分配效应的变动状况。并且建立了算数微观模拟模型来研究受助群体再就业人员工资低限和社会救助金差距问题。结果显示,在最大程度上提升这个差距,能极大地提升社会救助家庭成员的再就业行为和再就业收入;而且,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最低工资标准提高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促进社会救助家庭再就业人员的就业决策,其再就业收入得到明显的增加。进而可以有效地提高社会救助制度既定目标和投入-产出效率,使社会救助制度与最低工资制度产生良好的互动效应。     

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态的实证分析——以鄂州、黄石、仙桃三地为例

基于鄂州、黄石、仙桃三地年龄在18岁至45岁之间女性的4 318份实地调查问卷,建立二元Logistic模型,分析三地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状况及其影响因素。研究结果表明:52%的农村女性愿意迁居到城镇,而34.2%的农村女性不愿意迁居到城镇。受教育程度程度越高、年龄越小、未婚、非农收入较高的农村女性更倾向于迁居城市。同时,女性居住地所在区域作为环境外围因素对迁居选择也有重要影响。离大、中城市越近,城市文明影响越深的区域,农村女性迁居城镇意愿越强。值得注意的是,居住在农村集镇的女性,具有较高的迁居愿意,高于居住在县城或纯乡村区域的女性。在现阶段,户籍因素、是否有外出务工经历对女性的迁居意愿的影响不显著。女性迁居城镇意愿是农民工家庭彻底融入城市的关键因素。因此,建议大力提高农村女性受教育水平,加强农村女性的教育培训。同时,在公共政策制定和实施中,需增加农村女性平等竞争机会。     

土地细碎化与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告罄,迫切需要转变农业生产技术与经营方式来释放更多农村劳动力。作为中国农业经营的主要特征之一,土地细碎化是否阻碍了劳动力转移呢?为回答这个研究疑问,本文从理论层面系统地分析了土地细碎化影响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各种可能路径及其依据的条件,在此基础上利用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进行实证测度。数据描述表明,纵向来看中国耕地细碎化和种植多样化的程度一直在降低,与此同时非农就业持续增加,意味着两者的负相关关系。然而,横向分组对比来看,参与非农就业的农户或劳动力其土地细碎化程度更高。为了控制其他因素的影响进行了计量模型估计。农户非农劳动供给的double-hurdle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不仅降低了农户参与非农劳动供给的概率,还降低了劳动供给时间。劳动力就业选择的Mprobit模型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既降低劳动力兼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也降低了全职型从事非农就业的概率,且对后者的作用更大。随着客观形势的变化,土地细碎化的不利一面正越来越突出;现在土地细碎化已经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障碍因素。近年来可以观察到一些涌现出来的削减土地细碎化的措施,例如,集体土地重新分配中新规则、通过土地租赁市场的置换合并或整片流转等。政府可以为上述转变提供相应的政策支持,也可以补贴或直接投资农村的土地整理项目。目前正在推广的承包地确权制度倾向于固化土地细碎化产权,后确权时代如何削减细碎化有待进行政策讨论。     

农地确权对农民工市民化的影响：经验分析与实证检验

中国农村转移人口规模巨大，但转移速度逐渐放缓，从农地确权的角度探讨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潜力是否消耗殆尽很有必要。基于农地确权的制度实践，该论文旨在解构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的特殊性，将中国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视为包括四类主体（农民、农民工、新市民、市民）的三阶段（农村割舍、城市进入、城市融入）进程，利用2014年和2016年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实证检验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阶段效应和滞后效应，进一步讨论其对劳动力家庭化迁移的影响。研究发现：(1)农地确权影响劳动力转移的效应存在阶段异质性，促进劳动力第二阶段身份转变而阻碍第一阶段产业转移和第三阶段社保转型。然而，农地确权在促进劳动力乡城转移上也有滞后性，确权时间满2年的劳动力家庭参与非农就业和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概率分别提高16.9%和1.9%。(2)农地确权在影响劳动力家庭化迁移上具有分位异质性，能够显著提高低分位劳动力家庭的举家迁移比率而降低新生代农民工的迁移比率。基于此，政策设计重点在于：(1)分阶段、分类型推进农村劳动力乡城转移。一方面增强农地确权的农村推力，在转移第一、第二阶段不断完善土地流转、托管、退出机制以供给农民、农...     

农民工举家迁移决策的理论分析及检验

近年来,农民工以家庭形式进入城市务工经商逐渐增加,经典的迁移理论对城乡劳动力流动现象给出了令人满意的解释,但是传统模型更多关注个体,而缺少对家庭进行整体性分析。本文以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决策机制为基础构建了一个多期动态模型,模型以生活成本为核心,分析了对城市生活成本信息的积累与修正,以及城市社会网络规模的变化对举家迁移的影响。模型表明农民工家庭中最初迁移者对城市信息的积累和家庭社会网络的扩大能够降低迁移成本不确定带来的风险,并促进举家迁移的发生。随后本文使用一项在北京市的农民工调查数据对上述模型进行了实证检验。是否举家迁移的Probit模型表明家庭结构、自经营的协同效应和务工的机会成本等影响迁移成本的重要变量都对流动人口举家迁移决策有关键性影响,验证了理论模型以迁移成本为核心假设的正当性。进一步的数据分析发现举家迁移的家庭进程务工时间较长,其城市的社会网络规模也普遍大于非举家迁移者。实证结果表明模型对农民工举家迁移的基本特征给出了较好的解释。     

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与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

近年来,作为激发经济增长潜力的重要手段,农民市民化、农村城镇化受到政界和学界的高度重视。虽然如何推动新型城镇化仍存在争议,但"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必须考察农民偏好迁移至哪类城市。本文立足于中国农民以家庭为重的社会现实,将推拉理论、新家庭经济迁移理论等主流人口迁移理论整合到社会心理学家Lewin的行为分析框架,提出我国农户的迁移行为公式。理论分析发现,农户的城镇迁移偏好是个体特征、家庭特征、乡村联系和城市融入等四个方面共同作用的结果。利用CGSS2010的2 355户农户调查数据,本文将农民迁移的目的地分为"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地级市"、"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等5类,考察了农民的城镇迁移偏好现状及其指标特征,并在多重共线性和适当性检验的基础上,以多项Logistic模型来分析农民倾向迁移至哪类城市与其家庭资源、个人禀赋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与选择向小城镇迁移的农户相比,拥有较多乡村社会资本的农户更偏好迁移至县城/县级市,而不愿意去更大规模的城市定居,表明乡村联系对农户城镇迁移具有一定拉力;年龄较小、健康状况较好、教育程度和家庭收入较高、有成员长年在城市务工以及流入土地开展规模经营的农户,更偏好向地级市迁移,表明地级市已经成为市民化能力较强农户的理想迁入地;健康状况较差、子女个数较多、承包地面积较少、没有城市工作经验的农户,更乐于向省城和北京/上海等大都市移民,表明境况较差的农户反而期待去大城市闯荡一番。整体而言,土地流转能够推动城镇化,城市工作经验会让农民选择适合自己的城市,只有资源禀赋差、生存压力大的农户仍有"大城市梦"。因此,为了有序推进农民市民化,政府首先应进一步推动农村土地流转,减弱进城务工人员与乡村的联系;其次要加快地级市的发展,让一部分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先行市民化;最后要推进公共服务的均等化,增加小城镇、县城/县级市和地级市的吸引力,以消解日益严重的大城市病。     

农地流转与农户生计策略联合决策研究

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农村住户数据,采用多元probit模型实证检验了农户土地流转决策、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决策和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发现:①农户土地流转与劳动力非农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生计决策相互关联。总体而言,土地转入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正相关,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负相关。土地转出与非农劳动力转移决策正相关,与种植经济作物决策负相关。②土地流转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等生计策略的关系与农地流转规模相关,小规模和中等规模的土地转入与非农劳动力转移之间未有显著关系,与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具有显著正向关系,但大规模的土地转入与农户经济作物种植决策和非农就业决策显著负相关。③土地流转是否影响农户生计多样化决策还取决于地区机械化程度。机械化程度较高的平原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非农劳动力转移和经济作物种植决策未有显著关系,而机械化程度较低的高山、丘陵、高原等地区土地转入决策与农户种植经济作物和非农就业决策分别存在正相关和负相关关系,表明随着机械化对农业劳动力替代程度的增强,土地流转对农户劳动力配置的影响效应减弱。政策建议是:①统筹推进农村土地、劳动力市场发展,推动农户土地流转参与,促进转出户生计向非农专业化转移,促进转入户农地适度规模经营;②完善农机社会化服务市场,提高农机和农技融合使用深度和广度,提高农机对农业劳动力的替代弹性,增强转入户农业劳动力农地规模经营的能力,增加农业生产比较收益。     

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基于5省10县准实验研究的DID分析

促进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向外流动是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在农村劳动力尤其是贫困劳动力外流增速放缓的背景下,文章从信贷约束缓解的视角出发,基于5省10县互助资金监测的准实验研究项目,借助双重差分(DID)模型,利用1059个微观农户的三期面板数据,从家庭层面考察了互助资金政策对贫困村劳动力流动的影响,并从缓解流动性约束、资本替代劳动和提供隐性担保三个角度对作用机制进行了分析和检验。研究结果表明:①互助资金政策的实施对贫困村劳动力外流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安慰剂检验和稳健性检验进一步加强了研究结论的可靠性。②缓解农户的流动性约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向农户提供借款,使农户尤其是贫困农户获得了满足迁移成本的金融资源,从而促进了向外流动。③资本替代劳动的机制作用并不明显,这可能与互助资金借款额度有限有关,无法满足农户机械化的资本需求。④为农户家庭面临的收入风险提供隐性担保也是互助资金促进贫困村劳动力外流的路径之一,通过为农户提供资金融通渠道,确保农户即使在外流失败的情况下能够通过向互助资金借贷平滑消费和缓解风险冲击。研究结论为探索农村金融供给能否成为进一步促进剩余贫困劳动力转移的契机提供了有理论价值和可操作的视角,未来应继续坚持农村金融改革的步伐,加快金融产品和金融工具创新,不断提高贫困农户的信贷可得性和可持续性收益。     

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的农民工问题与对策

在新时期城镇化进程中。农民工的流动具有新的特点：农民工基数大、集中度高。造成流向偏差进而引发“大城市病”,面临组织化程度低、社会地位被“边缘化”,遭受经济贡献与利益分事上的失衡．并且新生代农民工和返航农民工正从农民工群体内部分化出来。在这种情况下。应增强中小城市的吸引力．加强城乡劳动力市场一体化建设。为进城农民工提供必要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加强职业技能培训。合理引导农民工“返航”潮流。帮助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防止“拉美陷阱”的出现。     

Rural Labor Transfer Mode and Regional Nonequilibrium Degree Comparative Study in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s

With the rapid propulsion of the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it becomes a common problem which every country must face in the period of its urbanization that rural surplus labor flow to cities in a large scale. As the first two biggest demographic provinces in China, Shandong and Henan have millions of rural surplus labor,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two provinces cover the similar area. Thus, on the subject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the two provinces have much comparability. Considering Shandong and Henan as examples, the author analyzes the transfer modes of rural labor in the aspects of transfer region type, transfer industry type, transfer population type, transfer time type, and transfer income. On this basis, the author builds regional nonequilibrium degree index system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And the author makes the quantitative analysis and a comprehended evaluation of Shandong and Henan provinces' regional nonequilibrium degree of rural labor transfer.     

Determinants on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Empirical Analysis on the Effect of Rural Cooperate Medical Insurance based on Cross-Sectional and Longitudinal Data

Abstract

This paper studies factors influencing rural-urban labor migration in China, particularly the implementation of rural cooperative medical insurance (RCMI) in the year 2003. With the support of data analysis from the year 2000, 2004 and 2006, clear linear correlations are found between gender, income, health condition and rural-urban labor flow, whereas the impact of education and employment status are more complicated. More importantly, results from regression show that the establishment of RCMI in countryside of China not only inhibits rural residents from seeking employment outside the village, but also pulls back rural people who have already worked in cities. When regional dimension is concerned, the pure composite effect of RCMI on rural labor flow is less significant in coastal areas with better economic performance and medical service.     

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基于秦巴山区农户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根据家庭生命周期理论内涵与外延，利用秦巴山区456户微观样本，运用统计分析法和Heckman两阶段模型，分析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家庭生命周期对农户农地转出行为有显著影响；处于不同家庭生命周期阶段的农户农地转出行为的影响因素存在差异。从人力资本来看，良好的劳动力健康状况不利于赡养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非农就业率对抚养期、负担期家庭参与农地转出有显著正向影响；从农户认知来看，限制农地用途，了解流入方，村委会推动、政府主导型转出均在不同程度上增加各阶段农户转出农地的可能性；对于拥有较多非农就业机会的抚养期和负担期家庭而言，农地确权通过强化地权稳定性促使其转出农地并外出务工。因此，在实践中执行农地流转政策时，应采取精准的农地转出激励措施，差别化对待不同生命周期的家庭。     

Problems of Rural Migrant Workers and Policies in the New Period of Urbanization

The huge migration of rural workers has new characteristics such as the bad order, high degree of concentration, low level of collective action, marginality in social status, unfair treatment, difficult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and the new return trend of rural migrants, which causes ＇urban diseases＇ in China. Countermeasures should be taken to develop medium-sized and small cities, integrate the labor market of the city and countryside, provide necessary public services, social security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guide the rural migrant workers to return rationally, and help the new generation live in harmony with urban residents.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第三产业发展与城市化关系分析

有效推进城市化进程是实现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城市化的实质是农村劳动力及其供养人口向非农产业转移并向城市（镇）集聚的过程。在欠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空间．转移空间越大。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拉力就越大．城市化进程的速度也就越快。据此。将农村劳动力转移作为城市化的一个主导过程，并基于河南城市化水平较低与第三产业就业比重严重偏低的事实．提出“第三产业内部构成不合理所导致的对农村劳动力转移拉力不足．是制约河南城市化进提的量主要因素”这个假设。通过构建农村劳动力转移模型．对河南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影响要素进行定量分析。结果显示该假设是成立的。以此为依据．最后提出河南省通过合理发展第三产业。推进城市化的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