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气候变化的林业行动及其对就业的影响

当前,气候变化、可持续发展和就业问题备受世人瞩目。本文首先概述了气候变化、森林、林业与就业的相关关系;阐述了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主要林业行动框架,归纳出林业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是林业应对气候变化的三种主要方式;并介绍了中国积极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等林业重点工程,大力发展碳汇林业和能源林业的具体实践;进而定性分析了中国林业重点行动对就业的正负面影响,并以广西碳汇试点项目为例加以佐证,最后阐明了中国林业发展及就业的潜力。研究结果表明,林业通过碳增汇、碳贮存和碳替代三种主要途径和系列行动,为减缓和适应全球气候变化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应对气候变化的造林绿化等一系列林业行动对就业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此外,我国未来林业用地开发利用潜力、物种资源利用潜力和林业产业开发潜力巨大,由此创造的就业潜力也十分可观。因此,在当前全球气候变暖和经济衰退的双重压力下,加大林业领域投资,大力增加森林碳汇,并促进林业绿色就业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碳交易机制下林业碳汇产品类别比较与价值核算模型甄别北大核心CSCDCSSCI

林业碳汇产品进入碳交易机制有利于发挥林业生态系统的减排功能,林业碳汇产品的价值核算可赋予林业碳汇经济价值。该研究在系统梳理国内外碳交易机制的基础上,以林业碳汇产品为研究对象,辨析了林业碳汇产品与林业碳汇项目的关联机理,结合木材和碳汇双重收益特征,以净现值法为方法学基础,归纳了三种林业碳汇产品碳量模型的适用性,并从林业碳汇项目的碳价波动反应、树种适用性、管理特性等方面对三种碳量模型进行了甄别比较。研究表明:①林业碳汇通过自愿性碳减排与强制性碳交易两类机制,可实现气候减排和经济效益双重价值,但中国林业碳汇面临产品界定不明晰及核算方法学错配等问题。②林业碳汇产品的价值核算需依据林业碳汇项目的最优轮伐期和“碳量”评估。基于时间期限划分临时核证减排量(tCER)、长期核证减排量(lCER)和国家核证自愿减排量(CCER)三类林业碳汇产品,其中tCER和lCER是应对林业碳汇项目非持久性的重要解决方案,CCER可通过永久性信用及稳定定价机制提高林业碳汇产品的减排有效性。③林业碳汇产品的核心价值在于其碳储能力及碳量水平,其价值核算应将“碳量”作为基本前提。基于“碳量”的林业碳汇产品价值核算模型,主要涉及碳总量、碳均量及碳增量三种模型。④以碳价波动反应来看,碳均量模型可从项目整体减缓碳价波动影响。以碳汇树种来看,碳总量模型适用于慢生树种,碳增量模型适用于速生树种,碳均量核算模型更适合依据生态价值调节树种选择方案。以项目管理特性来看,碳增量模型适用于长期管理方案,碳均量模型则能结合项目历史基线,更易于制订合理的碳储量水平。     

海洋碳汇渔业绿色发展经济外溢效应评价研究

发展海洋碳汇渔业是中国大陆沿海地区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建设海洋生态文明、实现海洋渔业经济高质量增长的物质基础。文章以中国大陆沿海11个省(市、自治区)海洋渔业经济指标为依据,尝试理清碳汇渔业绿色发展与海洋渔业经济增长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科学探讨碳汇渔业绿色发展对海洋渔业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机制,为推进碳汇渔业绿色发展和促进海洋渔业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依据。首先将海洋渔业分为碳汇渔业部门和非碳汇渔业部门,运用改进的菲德(Feder)模型测算中国海洋碳汇渔业的产业内经济外溢效应;同时根据海洋渔业产业链之间的关系,应用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构造碳汇渔业对其上游产业(水产苗种业)和下游产业(水产品加工业)的产业间经济外溢效应模型。实证结果表明,海洋碳汇渔业对海洋渔业经济的外溢效应参数为6.42,但碳汇渔业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小于非碳汇渔业部门,只相当于非碳汇渔业部门的16%,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碳汇渔业部门对海洋渔业经济的总贡献度;在海洋渔业产业链中,碳汇渔业对上游水产苗种业的后向外溢效应系数为24.69,高于其对下游水产品加工业的前向外溢效应系数7.77。研究结论认为,碳汇渔业的经济外溢效应是"立体"的,不仅存在产业内的水平经济外溢效应,还存在产业间的垂直外溢效应。因此,秉承绿色发展理念,在海洋渔业产业结构的调整过程中,优先发展碳汇渔业,将碳汇渔业产品确立为海洋渔业的主导产品能有效地拉动海洋渔业经济的增长,并能带动海洋渔业上下游相关产业的发展。     

竹子造林CCER项目碳汇价值动态评估及敏感性分析

基于竹子造林碳汇项目方法学和改进的项目减排量经济价值评价模型,以湖北省通山县竹子造林项目为例,对竹子造林项目减排量及经济价值进行了动态定量评估,并对不同情景下项目减排量经济价值的变化进行了敏感性分析。结果表明:在当前条件下,单位面积平均和20年累计减排量为12.6 t CO_2e/hm~2和251.2 t CO_2e/hm~2,项目面积为6 556 t CO_2e和131 125t CO_2e,但其主要集中在项目运行期前十年的地上和地下生物质碳库,而后十年的竹制品碳库相对较少;项目面积年均和累计碳汇价值量为9.62万元和192.41万元,中国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发育和健康运行对竹子造林项目碳汇价值影响显著;竹林经营技术条件,主要竹制品加工联合利用效率及联合使用寿命变化,对竹子造林项目年均和累计碳汇价值均有正向影响,但后两者的影响程度较小。未来应尽快构建囊括抵消机制的全国统一碳市场;重视毛竹碳汇造林与管护技术的应用、示范与推广;并鼓励竹子加工企业进行技术创新,生产和销售耐用竹制品。     

县域城镇空间结构优化重组研究——以河南省镇平县为例

优化县域城镇空间结构是科学决策、促进县域经济社会环境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基于河南省镇平县1990～2008年社会经济数据和ETM数据，利用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展强度指数、城镇经济增长强度指数等方法，分析了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现状特征、形成机理和优化趋势。研究发现：河南镇平县域城镇空间结构具有廊道效应明显、复合通道地带城镇建成区面积快速增长、城镇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城镇生态环境效益较差等现状特征，其形成机理为边缘效应作用、交通道路促动、产业簇群支撑等，具有“廊道效应”进一步强化、“交通节点作用”更加突出、以镇平县城为副角的南阳都市区雏形显现、重点小城镇建设日益凸现等发展趋势，今后的优化重组必须科学规划县域城镇体系，积极培育县域增长核心，尽快形成特色产业簇群，进一步加强生态城镇建设。     

林业生态经济发展多维度公共政策选择与测度

本文基于2003—2013为期11年的跟踪调研,使用涵盖9个省份共1 497个样本农户的数据,多维度实证检验了中国林业公共政策对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的政策效应,并测算了各项政策的贡献度。结果表明:(1)对于以个体农户林地面积为主要指标的林业生态效应,本文考察的公共政策都有显著的正向贡献,其贡献度大小依次是:产权政策35.53%,管制政策8.63%,财政政策8.21%。具体到细分措施,造林补贴主要针对生态林有最为显著的效果;而对于商品林,抚育补贴、集体林权改革、林木资源管制政策的效果更为明显。(2)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协调发展,林业公共政策也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不过各政策贡献度大小排序与其对生态效应不同:产权政策5.14%,财政政策0.83%,管制政策0.16%。细化来说,林地流转、林木采伐指标限额和造林补贴政策是效果最为显著的前三项。(3)不同省区由于所处区位差异、资源禀赋差异、环境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高低的差异,各项林业公共政策在各地区的贡献度也不尽相同。对于林业生态发展,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山东省43.82%,财政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辽宁省13.63%,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是福建省11.66%;而对于林业生态经济发展,福建省的产权政策贡献度最高,达到10.06%,财政政策和管制政策贡献度最高的均是湖南省,分别为1.8%和0.87%。本文的政策含义是,宜采用因地制宜方针设计各地区林业公共政策的优选方案,激发商品林的生态功能,培育生态林的经济功能。深化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实行造林补贴普惠制,增加抚育补贴中用材林的比例,创新采伐管理方式。     

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基于252个地级市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在工业化进程中,中国地方政府利用其掌控的土地资源进行大规模的招商引资活动,其中工业用地出让成为其招商引资的法宝。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获得某些优势,它们有时甚至不惜降低引资质量底线,从而引来一些高污染、高能耗的工业企业,并带来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论文利用工业用地协议出让把工业用地出让、引资质量底线竞争与环境污染三者联系起来,并运用2004—2013年全国252个地级市的土地出让数据、经济数据、环境数据来分析工业用地出让对中国经济和环境的影响。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和地方财政收入进行回归来分析采用协议出让方式引入投资项目的质量;通过协议出让面积对工业二氧化硫和工业废水排放量进行回归来分析协议出让方式对当地环境污染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当期及前期的工业用地协议出让面积与固定资产投资、工业总产值、GDP、地方财政收入、税收等均呈负相关关系,与当地污染物的排放量呈正相关关系。换言之,地方政府若试图用协议出让方式增加工业用地出让面积来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将得不偿失,在短期内虽然对地方经济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在长期内会对地方经济和环境造成危害。为了实现经济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应完善地方政府的考核方式,调整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机制,综合当地环境状况和除经济增长外的其他社会性服务指标作为考核指标;中央政府应该加强对地方政府的监管,严格规范工业用地出让,优化土地资源配置,提升引资质量;地方政府应加强对当地企业的监管,并严格执行环保标准。     

长江经济带城市绿色经济绩效的溢出效应及其分解

生态文明视域下提升绿色经济绩效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根本要求和必然选择。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08个城市2003—2013年数据,使用非期望产出-超效率SBM模型对绿色经济绩效进行了测度,并进行了分区域比较;依据经济空间权重构建多种空间计量模型实证检验了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溢出效应;运用空间回归模型偏微分方法对绿色经济绩效的影响因素及其溢出效应进行了检验与分解。研究结论表明: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空间分布并不均衡,具有显著的空间依赖和空间集聚特征。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高,经济发展水平越低的地区绿色经济绩效越低,而且具有高者愈高、低者愈低的演变趋势。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存在显著的空间溢出效应。区域内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U"型关系,即"环境库兹涅茨假说"并不存在。资源禀赋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产业结构升级的经济示范效应有助于增强绿色经济绩效的区域间正向溢出。技术进步对区域内绿色经济绩效提升没有起到应有的促进作用,但对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却起到了显著的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对区域内、区域间绿色经济绩效提升都具有显著的负向溢出效应,即区域内、区域间均存在"污染天堂假说"。长江经济带"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充分发挥地区间、城市间经济增长的空间溢出效应,努力提升技术进步、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等因素对绿色经济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有助于促进长江经济带绿色经济绩效的协同提升。     

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

传统的经济增长观存在诸多弊端,增长只是手段而非最终目的,必须从弱可持续发展的观念转向强可持续发展。提高生态福利绩效就是以最小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福利水平,本质上是可持续发展更广义的延伸。基于Daly的基本思想,区别于经济增长以及生态效率理念,本文运用超效率DEA和空间计量方法研究了中国2005—2016年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及其空间效应。研究发现:①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呈现"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的格局,时间趋势上经历了"下降-上升-下降-上升"四个阶段。②生态福利绩效水平表现出较强的空间相关性,存在比较稳定路径依赖性,体现为东部地区高值-高值集聚以及西部地区的低值-低值集聚。③通过空间杜宾面板模型以及溢出效应分解得出能源结构对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负的影响,对其他地区则表现为正向作用,城镇化水平、产业结构因素无论是直接效应还是间接效应都对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具有抑制作用。外商直接投资不仅促进本地区生态福利绩效水平,对其他地区也具有提升作用,并且间接效应明显高于对本地区的直接影响,"污染天堂"的假说不一定成立。④"福利门槛"的假设在引入空间因素后依然成立,生态福利绩效与经济发展水平表现为倒"U型"关系。在此基础上,本文从城镇化、能源结构、产业结构、外商直接投资以及空间溢出效应等方面对提升中国区域生态福利绩效水平提供了一些政策建议。     

生态修复项目对自然与社会的影响

1978年以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大规模的生态修复项目,包括三北防护林工程、天然林保护项目、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等。为了讨论这些项目对社会经济和环境的综合影响、及其应用前景,本文通过相关文献综述与展评,研究环境修复政策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30多年的实践经验表明,封山禁牧、退耕还林还草、天然林保护、以及其他环保政策使项目区的绿色植被覆盖度迅速提高。但是与撂荒地的自然恢复过程相比,半干旱地区植树造林降低了总的植被覆盖度,导致退化土地面积增加,加剧了当地的沙漠化;同时,由退耕引起的粮食减产部分可以通过在更适宜地区改进农业生产技术来补偿,退耕还林工程对中国的粮食安全没有造成负面影响。在大规模环境修复工程的实施过程中,中国人民对环保政策的态度也在平稳进步。与其相反,由于天然林保护项目所实施的禁采、禁牧政策缺少必要的补偿措施,对当地居民的生计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而且,由于只有极少数人认为植树种草应该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当退耕还林还草工程结束后,许多已修复的植被面临被再一次开垦的危险。由此可见,通过改进农业技术和提供适当的生态补偿,可以在改善环境和促进社会发展的同时避免贫困与环境恶化。同时,必须警惕不适当的技术和政策对环境和社会的危害。     

开发区建设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与机制分析——以湖南省为例

评估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探究这种影响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能为开发区协调发展与优化升级提供理论指导。以中部省区湖南省为例,采用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法对2001～2016年110个县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进行分析,检验了开发区设立对湖南省县级水平区域经济发展的效应,揭示了这种效应的空间异质性与机制。总体上看,湖南省开发区建设提升了县级区域GDP和人均GDP水平,主要源于乘数效应机制与集聚机制。更为重要地,湖南省开发区建设对县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呈现出"边际效应递增"特征,即更高经济发展水平区域设立开发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越强,因而开发区效应的发挥依赖于区域经济发展基础。     

海洋碳汇渔业绿色发展空间外溢效应评价研究

海洋碳汇渔业绿色发展空间关联性及其外溢效应对于海水养殖业的有效协调和区域海洋环境的有效保护具有重要意义,科学估算沿海各省(自治区)海水养殖渔业碳汇量并探讨其空间相关性特征是制定差异化渔业碳汇发展政策的重要基础。根据2006—2016年中国大陆沿海9个省(自治区)的碳汇渔业资源清查数据,在检验和比较省域空间渔业碳汇总量相关性特征的基础上,运用空间计量模型分析了渔业碳汇的外溢效应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①中国海水养殖渔业碳汇量整体上呈现上升趋势,但各省渔业碳汇量也存在明显差异。②研究期内的Moran's I指数整体呈现为"V"型的波动变化特征,渔业碳汇在省域空间分布上的差异性并不是随机的,而是具备显著的空间相关性。③海水养殖渔业碳汇存在明显的空间外溢效应,通过随机效应的杜宾模型分解后得出渔业产值、劳动力投入的直接效应为正,而渔业受灾面积和科研项目经费投入的直接效应为负;从间接效应来看,渔业产值在各省域间存在竞争与依存关系,海水养殖业劳动力投入和渔业技术推广的项目经费投入在各省域间存在互补关系。因此,中国沿海各省份在发挥海洋水产养殖业生态功能时,应当考虑省域区位因素,合理制定兼具差异化和协调性的海洋碳汇渔业发展政策。     

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的经济增长效应及其传导机制——基于创新补偿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双重视角

对于中国多数资源型城市来说,改善生态环境与促进经济增长是当前面临的重要任务。一些研究认为治理环境污染可能加重"遵循成本",进而不利于经济增长;也有研究认为环境规制会通过"创新补偿"效应,增进当地产品竞争力,弥补企业成本负担并促进经济增长;此外,还有研究认为环境标准提高有助于区域产业结构升级,进而带动经济增长。为验证中国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及其传导机制,本文基于2004—2014年资源型城市数据,以样本城市GDP为被解释变量,以工业污染治理设备运行费用为解释变量,进行了面板数据实证分析,并观察了科技行业人员比重和第三产业比重的中介效应。结果显示:(1)资源型城市工业污染物治理对GDP总量和人均GDP的影响均显著为正;(2)在环境规制与GDP(或人均GDP)的正向关系中,科技行业人员比重的提升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即存在显著的创新补偿效应;(3)除了传统观点看到的创新补偿效应,污染治理对产业结构的积极影响也在二者正向关系中有重要的中介作用,而且比创新补偿效应的作用更显著。本文的结论是,资源型城市环境规制未对经济增长造成不利影响,主要是由于经济资源从效益不佳的工业企业流向了第三产业,同时工业部门自身的创新潜力也已逐步凸显。因此,面对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压力,资源型城市要取得经济增长与生态环境的双赢,应当强化污染治理成本对企业技术进步的倒逼机制,进一步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同时要构建多元产业体系,促进资源型行业与现代服务业的有效对接和深度融合。     

中国区域低碳发展的情景分析——以江苏省为例

本文以江苏省为例,旨在对我国地方层面的低碳经济发展(目标年为2020年)进行探讨,并通过设定基准情景(BAU),低碳经济政策情景(LES),以及进一步推进低碳发展的国际合作与技术转移情景(ICS)三种政策情景对江苏省未来中长期能源需求与二氧化碳排放强度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地方层面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减排目标所需要的发展路径与对策.研究表明,在地方和区域层面上实现2020年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5年的基础上降低40%-45%的目标是有可能的,通过采取发展低碳经济的相关措施,到2020年,江苏省的能源需求将比基准情景减少28%,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将在2007年的基础上削减50%,而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国际间的技术转移,将有可能将二氧化碳排放强度在2007年的基础上削减52%左右.     

Analysis of CO2 emissions peak: China’s objective and strategy

Establishing positive and urgent targets for CO₂ reduction and emission peak, and promoting energy conservation and energy structure adjustment are among the strategies to address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CO₂ emissions reduction. They are also means to break through the constraints of domestic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and internal needs, to achiev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enerally speaking, a country's CO₂ emission peak appears after achieving urbaniz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By then, connotative economic growth will appear, GDP will grow slowly, energy consumption elasticity will decrease, and energy consumption growth will slow down – dependent mainly on new and renewable energies. Fossil fuel consumption will not increase further. When CO₂ emission reaches its peak, the annual reduction rate of CO₂ intensity of GDP is greater than GDP annual growth rate; and the annual reduction rate of CO₂ intensity of energy use is greater than the annual growth rate of energy consumption. Therefore, three important approaches to promotion of CO₂ emission peak can be concluded: maintaining reasonable control of GDP growth, strengthening energy conservation to significantly reduce the GDP energy intensity, and optimizing the energy mix to reduce the CO₂ intensity of energy use. By around 2030, China will basically have completed its rapid development phase of industrialization and urbanization. Connotative economic growth will appear with the acceleration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adjustment. The target of GDP energy intensity will still be to maintain an average annual reduction of 3% or higher. The proportion of non-fossil fuels will reach 20–25%, and the aim will be to maintain an average annual growth rate of 6–8%. The total annual energy demand growth of 1.5% will be satisfied by the newly increased supply of non-fossil fuels. The annual decline in CO₂ intensity of GDP will reach 4.5% or higher, which is compatible with an average annual GDP growth rate of approximately 4.5% in order to reach CO₂ emission peak. This corresponds to the level of China's potential economic growth. Achieving CO₂ emission peak will not impose a rigid constraint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rather promote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ccelerate the transformation of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The CO₂ emission peak can be controlled with a cap of 11 billion tons, which means that CO₂ emission will increase by less than 50% compared with 2010. The per capita emission peak will be controlled at a level of less than 8 tons, which is lower than the 9.5 tons in the EU and Japan and much lower than the 20 tons in the US, futur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aces many uncertainties in achieving the CO₂ emission peak discussed above. It depends on current and future strategie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the pace and strength of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and new energy technologies. If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pattern fails to meet expectations, the time required to reach CO₂ emission peak would be delayed and the peak level would be higher than expected. Therefore, we need to coordinate thoughts and ideas and deploy these in advance; to highlight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low-carbon development and its priorities; to enact mid- to long-term energy development strategies; and to establish and improve a system of laws, regulations, and policies as well as an implementation mechanism for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Oriented by positive and urgent CO₂ reduction and peak targets, the government would form a reversed mechanism to promot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embark on the path of green, low-carbon development as soon as possible.     

中国农业源碳汇估算及其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分析

农业作为重要的产业部门,在满足人们基本的物质需求的同时具有重要的生态保障和碳汇功能,充分发掘农业的碳汇潜力对于农业绿色化发展和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本文量化测算了我国1993—2011年的农业源碳汇潜力,并构建农业源浄碳汇与农业经济发展的耦合模型,结果发现农业源碳汇量由1993年的52 318.70万t波动增加到2011年的66 073.77万t,年均增加1.38%,但是农业源的浄碳汇量却呈现波动递减趋势,由1993年的36 691.72万t减少到34 815.67万t,其中粮食作物的CO2吸收总量占据主要部分,经济作物CO2吸收量在农业总的CO2吸收量所占的比重虽小,但是增速较快,年均增幅达到4.15%;从影响因素来看,农业源碳汇和耕地面积关联度不大,农作物单位产量和农业源碳汇呈正相关;农业源浄碳汇与农业经济发展之间处于强负耦合状态,耦合状态不理想,农业产值与农业净碳汇关联度不强,这主要是由高投入、高消耗的农业生产方式引发农业碳排放增加和农业总产出效益提升等原因造成的。最后,本文针对性地提出促进我国农业减排增汇的对策建议:强化政府引导,从农业的规划、生产、消费等多领域进行引导;加大农业减排增汇的技术、资金和人力支持,为农业的减排增汇做好保障;通过林地增汇、农田增汇、草地增汇、综合增汇等多种手段,提升农地的碳汇能力;加快碳市场交易体系建设,以市场杠杆推进农业的减排增汇。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 ＆ Environment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first, the paper gave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resource ＆ environment efficiency, the paper design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growth, which consists of the goal, object and technical line of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en that,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riterion for choosing the assessment index, the approaches of index＇s weighing determination, the means of data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reference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ex valu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ion, the paper ma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emporal change, Jiangsu Province＇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different stages; from the spatial comparison, there is variance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varian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aggregative index number. There was a remark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GDP or the 2nd industry GDP. Finally, the ？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drcular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y Development Based on Efficiency of Resource & Environment: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In the first, the paper gave a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 of improving resource & environment efficiency, the paper designed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a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growth, which consists of the goal, object and technical line of th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Given that, the paper discussed the criterion for choosing the assessment index, the approaches of index's weighing determination, the means of data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reference system of assessment index value and so on.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regional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evaluation,the paper made a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of Jiangsu Province'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result shows that from temporal change, Jiangsu Province's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had different stages;from the spatial comparison, there is variance among different regions, which could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according to the spatial varianc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and the aggregative index number. There was a remarkable correlation between circular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and GDP or the 2nd industry GDP. Finally, the paper gives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ircular economy in Jiangsu Province.     

基于面板数据的研发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分析

利用长江经济带110个地市1990~2013年RD投入与经济增长水平的相关面板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性检验和面板数据模型,对RD经费投入和人员投入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1长江经济带各市的经济增长与RD投入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RD短期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存在着一定的滞后效应;2RD人员投入产出弹性高于RD经费投入,说明区域经济增长对RD人员的依赖性更大;3RD投入表现出东部地区高于中部地区,中部地区高于西部地区,但RD投入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则表现出中西部大于东部的现象,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所处发展阶段的不同和东中西区域经济特征不同。最后,从加大RD经费投入强度、制定RD投入中长期计划等方面提出了促进区域经济增长的建议。     

The Role of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 (DFIs) in␣Promoting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 in Africa

This article outlines some of the latest developments and opportunities for development finance institutions¹ (DFIs) to become directly supportive of the Clean Development Mechanism (CDM²) in Africa. In striving to make development financing more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sustainable, DFIs can play a key role in promoting the CDM on the African continent by providing monetary incentives through their project financing activities; encouraging and facilitating partnerships in suppor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particularly with reference to the CDM, and; providing technical advice and support to clients with regard to project design, planning and implementation. DFIs have traditionally focused on financing infrastructure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projects. However, the emergence of the CDM has brought about a shift towards investments in services and products that reduce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and encourage investments in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technologies. This can be ascribed in part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carbon market” under the auspices of the Kyoto Protocol that took effect in February 2005. The carbon market and emerging carbon funds are some of the main drivers enabling DFIs to play an increasingly important role in promoting the CDM in Afric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