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针对当前社会经济发展中 ,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化问题 ,展开全方位、多视角的分析阐述。指出并纠正了认识上对城市化问题的种种误区。提出中国的城市化发展应该与国情国力、工业化发展形势相协调 ,过程应有序、健康。并认为 :(1)在相当大一段时期内 ,中国城市化水平以界定在5 0 %或 5 5 %为宜 ,而不应该盲目追求西方国家不同国情的高指标、高比例 ;(2 )对城市今后的发展规模应有一个合理限度 ,考虑人口、用地、环境的合理容量 ;(3)小城镇的发展要合理引导、分期分批、有重点地稳步发展 ;(4)乡村城镇化必须发展生态农业与生态工业 ,走集约化、专业化的道路。正确引导中国的城市化进程 ,把城市发展和农村、工业和农业、人口流动、产业政策、区域平衡、科技进步、外向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等当作整体一盘棋来统筹制定总体战略     

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关系的计量分析

在界定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内涵的基础上,构建了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评价指标体系,采用改进的熵值法和功效函数法测度了江苏省1985～2008年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与城市化水平,并运用协整检验、向量误差修正模型、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等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探讨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的动态关系和相互作用。研究表明：（1）1985年以来,江苏省城市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城市化水平总体上逐步提高;（2）城市化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均为一阶单整序列;（3）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与城市化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短期内城市化水平的提高不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但长期内其有利于城市土地集约利用,且长期的响应作用程度更显著、更稳定;（4）城市土地集约利用对来自城市化的冲击响应强烈,城市化的冲击对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解释水平达到了5844%,而城市化对来自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响应较弱,城市土地集约利用的冲击对城市化的解释水平较低。因此,应采取长期而非短期的策略,有序推进城市化进程,加强土地利用监督管理,提高土地资源集约利用水平,不断提升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保障能力     

中国城市化质量综合评价及其时空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市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常住人口城市化率已经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然而这种高速发展也带来了"半城市化"、城乡发展不平衡、城市发展缺乏可持续性等一系列问题,其根源是对城市化内涵认识不足,仅考虑了城市化"量"的层面,而忽视了对城市化"质"的考量。基于此,文章通过探索城市化质量的内涵,从城市自身发展质量、城市化推进效率、城乡一体化程度和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四个方面构建了城市化质量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首先运用"纵横向"拉开档次法对中国及各省市1985—2015年的城市化质量进行综合评价与分析,然后采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揭示各地区城市化质量的时空关联演变特征,结果发现:(1)中国城市化质量随时间推移呈逐步提高的趋势,但是地区之间发展差距较大,东部沿海地区城市化质量明显优于中西部地区。(2)在反映城市化质量的四个维度中,城市自身发展质量较好,但是城市经济发展质量和环境质量有待改善;城市化推进效率受资本、土地、能源利用效率的制约,略微有所下降;城乡一体化程度呈现出先恶化后改善的趋势;城市可持续发展能力呈下降趋势。(3)城市化质量呈现出较明显的全局空间正相关性,但是局部空间集聚类型存在明显的东西差异,高-高集聚区数量增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低-低集聚区处于动态变化中,分布在西部地区,低-高集聚区主要位于河北、安徽、江西以及贵州等地,高-低集聚区则包括新疆、湖北、四川等。最后指出,中国城市化质量的提升必须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一方面要因地制宜地制定差异化的城市化策略,另一方面要优化空间布局,发挥地区之间的协同作用,促进城市化质量的全面提升。     

城市化背景下中国水电移民安置的政策选择——以龙滩水库为例

中国水电发展深受城市化的影响，因此水电移民问题应该放在城市化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和解决，将沿海发达地区和主要大城市作为水电移民永久安置的主体之一。无论从水电移民产生地的生态条件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即“推”的方面），还是沿海城市对劳动力的需要（即“拉”的方面），都存在着将水电移民彻底城市化安置的必要条件。通过龙滩水库的实例，给出一个政策组合和一个极端状态下的财务估算，说明移民问题彻底城市化解决的充分条件也是成立的，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讨论了非农安置的方式、户口准入、移民就业培训和多次安置选择等问题。     

2000~2010年江西省城市化发展及其空间演化

城市化水平的区域差异是自然、社会和经济等因素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综合作用的结果。以2000～2010年为时间研究尺度,江西省10个县级市和70个县为研究区域,运用评价指标体系法以及空间自相关指数等研究方法,结合ArcGIS空间分析工具、GeoDA软件和Spass16.0等软件对江西省县域城市化发展特征及空间格局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表明：（1）江西省城市化发展处于传统的“广度普及型”城市化向“深度推进型”城市化的转型期;（2）但是大部分县市的城市化水平还偏低,城市化水平有两级分化的演变趋势,存在“南、北高,中间低”的空间梯级变化格局;（3）全省低城市化水平的地区空间收敛趋势明显,赣北呈现高城市化水平极化趋势,赣中与赣南则是随机化明显。研究结论对推进江西省城市化发展进程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研究

城镇化是我国社会经济健康稳定发展必然面临并需要科学引导与管理的重大问题.我国城镇化的发展过程具有农业经济向工业经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双重转型"背景;表现为人口城市化(异地转移)和农村城镇化(就地转移)"双重城镇化方向";是在"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双重动力驱动下的城镇化;是在制度变迁方面自上而下的城镇化和自下而上的城镇化的"双重发展模式".认为,中国的城镇化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必须从自己的国情出发,走有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要在产业转型与体制转型的背景下,将人口城市化与农村城镇化、"政府推动"和"市场拉动"的城镇化机制结合起来,并积极多渠道地解决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苏州市经济持续发展过程中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透析

苏州市位于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核心部位,1980年代和1990年代,依靠乡镇企业和开发区建设,经济迅速发展。这种高投入的增长也使苏州市新世纪的持续发展面临着资源与环境的双重压力,尤其是地表水水质下降;地下水过度开采,湖泊富营养化以及耕地数量锐减、质量下降等一系列问题,直接导致苏州市水质型缺水和土地资源危机。在分析这些问题的基础上,从乡镇工业发展、城市化、化肥农药使用以及科技支撑能力偏低等方面阐述了资源与环境危机产生的原因,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1）树立可持续发展观;（2）科学编制环境保护和资源高效利用总体规划;（3）优化产业结构,建立资源利用和环境逐步改善的良性循环机制;（4）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生活污染治理能力;（5）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步伐等若干对策和建议。     

全球视角下服务业与城市化互动关系研究——基于22个国家1960-2013年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

为了探寻服务业与城市化之间互动关系,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和城市化发展提供参考,本文收集整理了22个国家1960-2013年的相关数据,首先进行系统聚类,将样本国家分为三个梯队,中国被归为第三梯队;再针对各个梯队进行描述性统计,发现:第一梯队处于经济高度发达、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较高的阶段,第二梯队次之,而第三梯队属于典型的国土和人口大国,其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城市化水平和服务业发展水平均较低。随后,本文对各梯队分别建立以城市化和服务业为因变量的面板回归。研究结果表明:城市化和服务业发展从初期到高度发达过程中,其相互促进作用呈现由强到弱的趋势,且城市化对服务业发展的促进作用较之服务业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要大;当达到潜在最大城市化率后,其正相关关系会转为负相关。基于研究结果,本文针对中国目前、近期以及将来的服务业和城市化发展路径和方式进行了探讨,指出中国现阶段应以发展新型城市化为突破口,带动服务业发展,从而形成服务业与城市化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当中国的服务业和城市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应将现代服务业作为实现城市产业结构、空间布局升级的重要引擎,提高现代服务业的知识溢出效益和技术溢出效应;当中国服务业与城市化达到高度发达时,应加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形成以产业特别是高端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节点的多中心的网路型城市群,对城市空间规划进行优化,实现精明增长。     

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的关系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其引起的城市数量的增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将导致部分农业用地变为城镇用地.土地利用的变化既是城市化结果的具体体现,又是城市化引起的社会、经济、环境等诸多方面动态变化过程的反映.大连是中国北方港口、工业、贸易和旅游综合发展的开放城市,也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较高、城市化进程较快的城市.本文根据大连市1994-2005年城市化及土地利用变化的特点,将通过函数关系确立的代表城市化进程的综合参数与土地利用进行相关分析.结果显示:相关关系基本在0.80水平上,即大连城市化进程与土地利用变化密切相关;利用主成分分析法进一步研究,确定了大连城市化进程中影响土地利用变化的主导因子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人口数量、各产业协调发展水平和环境的投入.     

多因素驱动下的中国城市环境效应分析——基于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面板数据

城市化是深刻影响经济社会发展的一项重大社会工程,也是在世界范围内具有一定普遍规律的发展现象,我国多年来快速的城市化取得了积极成效,也积累了严重的环境问题。本研究从经济发展与环境压力的国内外研究出发,以285个地级及以上城市为研究对象,利用调整过的STIRPAT模型,分析这些城市2004—2013年工业SO_2排放强度、工业废水排放强度和工业烟(粉)尘排放强度的驱动因素,结果显示:(1)产业结构调整会产生显著的环境效应,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拉动作用,虽然现阶段我国大多数城市的产业结构向合理化趋势发展,但部分城市仍过分倚重第二产业对经济的拉动,资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2)城市人口密度与空间规模扩张,使不同规模、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城市间出现了"污染转移"现象;(3)我国城市成为外资企业"污染避难所"的问题并不突出,外资企业对工业烟(粉)尘排放相关产业部门降低排放强度有显著的正环境效应;(4)在一定的城市规模区间内,城市规模对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有显著影响;(5)285个城市中,大多数城市的工业污染物排放强度的EKC曲线拐点可能已经到来且处于曲线下降阶段,污染反弹的可能性不大,但污染物排放强度拐点的到来并不意味着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也到来。因此,需要正确认识和处理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的关系,为城市化发展滞后地区留足发展的生态资本,通过强化环保总体规划、明确生态红线和城市增长边界,合理布局城市产业结构、提高城市土地集约化程度引进绿色资本、实施差异化评估考核等方式推动城市绿色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