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市公司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

回顾了国内外关于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理论及实证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提出以单位排污费及其年度增量分别作为环境绩效的代理变量,以Tobin-Q值作为财务绩效的代理变量,以我国A股上市公司2006-2009年的年报数据为样本,综合考虑公司规模、资产负债率等多种控制变量,采用格兰杰(Granger)检验和OLS回归分析等方法研究了我国企业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的相关性。研究表明,单纯的环境末端治理行为并不一定带来财务绩效的改善,由此引起的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也不明确。但积极有效的环境预防管理则可带来环境和财务绩效的共赢,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环境绩效对财务绩效可能出现边际效用递减现象。研究结论说明,在我国当前环境信息披露严重缺乏的情况下,财务报表中的排污费不啻为研究环境绩效与财务绩效相关性的一个良好切入点。结论有助于鼓励上市公司积极主动地开展环境预防管理,从而保持和提升公司的竞争力优势。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的企业环境绩效影响因素研究

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构建企业环境绩效与企业受到各利益相关者环境压力的计量模型,并在江苏常熟地区展开问卷调查,分析了影响企业环境绩效的利益相关者,结果表明:在该实证区域,以主动性环境管理行为度量企业环境绩效时,投资者、竞争者、消费者和社区居民等外部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有显著的正影响;政府虽然给企业造成了很高的环境压力,但并不是造成企业之间环境绩效差异的原因;媒体和环保非政府组织等外部利益相关者作用尚不明显.结论说明:我国政府通过引入利益相关者参与企业环境治理,已经取得一定成效.建议我国政府继续推动环境政策创新,积极创造更多利益相关者成长的制度空间,为我国企业环境绩效的提高提供更多动力.     

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国外研究综述

企业是环境污染的主要"制造者",企业环境管理绩效对国家环境保护产生着重要影响.文章从企业的环境管理实践与环境绩效的关系、环境管理与经济绩效的关系、环境绩妓与企业经济绩效的关系以及环境绩效的测量与评估等四个方面对国外学者关于企业环境管理绩效的研究进行了归纳总结,发现在研究方法上,定性分析基础上的定量研究是目前研究的主流思路,问卷调查法和个案分析方法是得到广泛采用的研究方法,非常值得中国学者借鉴;在研究结论上学者们存在很大的分歧,树立源头治理的环境管理理念、增强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以及关注中小制造业企业是较为一致的观点.未来的研究应加强数据的真实性,并且需要在对比性研究方面给予更多的关注.     

外部环境、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在要求发展低碳经济的背景下,如何促使企业加强绿色管理,提高环境绩效正日益成为社会所关注的焦点。文章基于外部环境视角,揭示影响企业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三个因素;通过对东莞家具产业127份企业样本的采集分析,提出并验证外部环境对绿色管理与环境绩效的影响机制整合模型。研究发现,制度因素和技术相容性通过主动的行政管理这一部分中介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客户因素则通过完全中介变量主动的行政管理对环境绩效产生积极影响。环保法规的完善、绿色技术的兼容以及客户绿色消费意识的提高对企业进行绿色管理将会产生重要影响。今后构建并且不断完善具有约束力的外部环境是提高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途径。     

企业环境力研究初探

环境问题已经成为当前阻碍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之一,企业如何提高应对环境的能力(环境力),有助于企业实现可持续发展,从而提高企业的价值。不同的企业面对环境问题的可能采取不同的策略,这与企业本身的环境力有重要的关系,本文试图分析企业环境力的含义与内容及其对企业的影响,从而有助于企业面对环境问题采取适当的对策。     

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机制检验

金融发展与环境保护协同共进是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驱动力。改善企业环境绩效是推动经济社会发展并实现全面绿色转型的战略重点,绿色信贷政策是新发展格局下通过金融资源配置改善企业环境绩效的重要实践探索。该研究在构建绿色信贷政策与企业环境绩效理论模型的基础上,利用2000—2014年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企业专利数据库以及中国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数据,检验了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效果与作用机制,并使用2000—2020年上市公司数据进一步验证了研究结论的稳健性。研究结果表明：(1)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具有显著的改善效果,即绿色信贷政策可以减少企业单位产值的污染排放,这一核心结论经过安慰剂检验、工具变量、更换衡量指标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可靠。(2)作用机制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通过“创新补偿效应”“融资约束效应”与“遵循成本效应”改善企业环境绩效。(3)异质性分析结果表明,绿色信贷政策对企业环境绩效的改善作用因企业的规模、所有制与行业技术复杂度、竞争度以及地区金融发展程度不同而存在差异。(4)该研究不仅从行业层面分解排污强度指标,对资源再配置引发的行业内结构效应进行考...     

基于独立环境报告的中日石油企业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比较研究

有效的环境绩效信息披露是正确进行企业环境绩效评估的基础.本文首次依据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2006年版)中的30个环境绩效指标,对中石油独立环境报告中环境绩效信息披露的研究发现,中石油环境绩效指标披露不完整,重要的核心指标披露情况更不理想,年度间纵向比较还出现了倒退;定性指标披露多于定量指标;体现企业积极行动和效果的内容和数据披露得相对较为详细;存在选择性披露问题,可比性较差,相关信息披露也较为散乱,不利于读者进行环境绩效评估.对此,我国企业应重视环境原始信息的收集和处理,将环境相关信息纳入企业日常的信怠管理系统,在披露方法上则应综合借鉴相关国际组织的做法并不断加以改进;政府监管部门也应对环境信息披露做出系统指引和规范,并积极推动环境报告审计的发展.     

全球化经营对中国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研究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经营的进程也在加快。在这个过程中,国际规则对中国制造企业环境保护的要求也在加强。本文的研究目的是分析全球化经营对中国制造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依托2009年第五次国际制造业战略调查(IMSSⅤ)项目的背景,通过对202份中国大陆制造企业的样本调查,利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对中国制造企业全球化经营与环境战略、环境实践及环境绩效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发现:中国制造企业的经营全球化水平越高,在制定战略时对环境保护就会越重视,也会相应地投入更多的环境实践,并进而使其环境绩效得到提高。因此,对于国际化进程越来越快的中国制造企业而言,不仅要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的竞争战略要素,也要在制造的全过程中积极采取措施保护环境,才能取得良好的环境绩效,以适应全球化发展的需要,并由此获得更广阔的国际发展空间。     

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何以影响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北大核心CSCDCSSCI

中国已进入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以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为总抓手,加强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协同控制,对实现中国“双碳”目标、推动高质量发展、建设美丽中国有重要意义。温室气体与大气污染物之间的协同效应一直是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但较少有针对城市层面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为此,该研究收集中国278个城市2004—2020年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经济增长目标数据,以PM_(2.5)与CO_(2)为代表测算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通过构建“目标设置-结构效应-协同管理绩效”分析框架,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影响效应及其区域异质性,检验能源结构、产业结构、交通运输结构调整所产生的中介效应,并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对回归结果进行敏感性检验。结果显示:①环境与经济目标设置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有显著影响,PM_(2.5)/PM_(10)浓度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正相关,而经济增长目标与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负相关。②区域异质性上,中部地区环境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正向影响显著,东、西部不显著;东、西部地区经济目标对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的负向影响显著,中部不显著。③环境目标可通过能源结构调整、产业结构升级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但交通运输结构的中介效应不显著。④采用不同污染物测算协同管理绩效,发现前述回归结果对不同污染物是敏感的。研究结果表明,目标设置是大气污染物与二氧化碳协同管理的重要驱动力,要将空间异质性、重点管控污染物考虑在内,识别高效协同的结构减排路径,提升减污降碳协同管理绩效。基于上述结论提出应从强化目标协同、引导经济质量竞争、实施差异化协同治理、加强考核协同等方面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     

优化分配方式 提高资金环境绩效

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下达近91亿元,为我国环境污染防治和监管基础能力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资金保障。随着财政资金使用改革的不断深入,财政部和环保部对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的管理已从过去以评审为中心转变为以绩效为中心,无论在资金投向、分配方式、过程管理、绩效评估等方面都紧密围绕环境绩效这一中心开展。本文在对十一五期间中央环境保护专项资金资金分配总体情况总结归纳的基础上,分析了资金分配方式制约绩效发挥的主要问题,以改革创新资金分配方式、提高环境绩效为目的,对中央统筹法、项目申报法、因素分配法等三种分配方式提出了若干改革优化的建议。     

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层次及其政策设计

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是我国建设生态文明社会的重要着力点,使企业成为积极的环境行为主体是环境政策的重要目标.由于企业在环境治理中存在达到企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社会最优污染控制水平及污染完全控制三个目标层次的选择,企业在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上,其行为是有差异的.本文针对企业不同的污染控制目标层次,提出企业积极环境行为存在循环经济、利益调配、非此即彼三个行为层次的选择.每一个行为层次和相关的目标层次相对应.不同层次的环境行为,其行为动力和政策要求是有差别的.本文指出,从循环经济层次到利益调配层次、再到非此即彼层次,企业积极环境行为的动力是逐步递减的,并针对这一特征分别设计了相关的环境经济政策,以促进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     

Environmental Disclosure of Chemical Industry： Evidence from Chinese A-Share Market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and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have increasingly drawn the attention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The paper selects A-share listed companies of chemical industry in China. Using logistic model, we research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listed companies upon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The conclusion of the study shows that the total number of enterprises which disclosed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EI） has increased year by year, and EI content and volume disclosed by heavy pollution corporations have increased annually. And the more profitability the listed companies attain, the more EI they are inclined to disclose. Moreover, companies will have an ability to disclose EI so as to reduce the agency costs arising from information asymmetry. Furthermore, the development capability of companies is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and the liabilities degree of listed companies is of negative correlation to environmental reporting, but it is not significant. This paper also offers policy recommendations that enhance EI transparency and regulate EI reporting of listed companies.     

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的意义及生态功能区段的划分

中国加入WTO之后,中国经济进一步与国际市场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机遇和挑战同在。欧美各国近年大力推行的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对第三世界商品质量设置入关的环境门槛。长江产业带作为世界最大的内河产业带和制造业基地,现在世界通行的环境管理认证体系和环境标志产品的认证,对长江流域产业尤其是外贸出口产业有长远而深刻的影响。这种认证制度,一方面对我出口商品设置了新的障碍,另一方面又将环境保护压力直接施加到企业。重视流域生态环境将从政府行为、公民压力扩展到企业行动,由于流域生态环境的负荷愈来愈重,流域生态环境的自我调节和恢复功能大幅下降,引起了日益严重的流域性生态安全问题。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特征、不同的生态功能及存在的主要生态安全问题,将长江流域划性生态安全问题。根据长江流域生态环境特征、不同的生态功能及存在的主要生态安全问题,将长江流域划分成以下五个不同的生态功能区段,即长江源地区、金少江段（直门达至宜宾）、长江上游段（宜宾至宜昌）、长江中游段（宜昌至湖口段）、长江下游段（湖口至入海口）。针对不同区段主要的生态安全问题,应因地制宜采取相应的防范和整治措施。为保护与恢复生态功能服务。     

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空间溢出效应

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地探寻经济增长高质量发展,生态环境与经济持续、稳定的和谐发展至关重要。虽然政府制定了相关的环境治理政策,但我国环境治理整体效果仍然欠佳。自从分税制改革以来,地方政府为了获得较高经济效益,会放松对环境管理,导致环境治理高投入低成效。同时,由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导致政府在制定相关环境治理政策时带有区域性特点,迫使高污染高能耗企业迁移至环境规制相对薄弱的地区,由此产生污染迁移的现象。基于此,对2003—2017年30个省区市(港澳台和西藏除外)环境污染总指数的空间溢出效应进行探讨,构建动态空间杜宾模型研究环境规制、省际产业转移对污染迁移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①环境规制总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环境规制强度增加,环境污染总指数会降低,从而引起污染向相邻省份转移,造成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总指数上升。②省际产业转移整体上对环境污染具有显著直接效应且存在负向空间溢出效应,当某省的产业转移到相邻省份时,会缓解本省环境污染,却加重相邻省份的环境污染程度。这就需要中央政府加强对于各省区市的环境管控,统筹各区域的联防联治机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不仅要考虑本省环境承载能力和环境治理能力,还要考虑入驻企业自身污染排放处理能力,并将污染排放指数纳入筛选条件。同时,产业转移承接省份要引入企业的生产工艺、技术、研发团队等,运用技术溢出效应提升区域环境治理水平。     

中国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实证研究

本文基于我国1981-2007年环境污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数据,利用时间序列研究方法对我国EKC进行实证研究,说明建立EKC模型可能存在的问题。为弥补EKC模型中环境不影响经济的假设与变量难以量化的不足,运用VAR模型研究二者的动态关系。EKC研究结果表明:EKC是一种客观现象,而不是一般规律;与人们生产生活关系密切的污染物更有可能出现EKC特征。VAR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的动态分析结果与二者相互作用机理相符:一方面我国经济增长通过规模效应、结构效应、技术效应等因素影响环境;一方面随着人们环境质量需求弹性的增加,政府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环境对企业生产行为的约束机制正逐步形成,但可能由于人们通过自身消费影响产出的作用有限和环境政策实施存在滞后性等原因,这种机制的形成存在一定滞后。     

论环境治道变革

环境政策型态是指环境政策采取的存在方式。根据我国环境政策的绩效表现和我国市场化改革的前景 ,我国环境政策应从“政府直控型环境政策”转向“社会制衡型环境政策” ,谓之“环境政策转型” ,主要途径是扩大社会环境权益 ,同时适当简化政府环境管理过程。为了进一步激励社会力量的环境保护行动 ,建议设立“环境权益保护日” ,并建立“全国环境保护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