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对产品出口成本影响评估

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带来的产品出口成本影响存在较高的不确定性.通过剖析CBAM条例规则,对CBAM关键要素的核算范围与规则进行研判,提出了评估CBAM出口成本影响的方法学框架,并以粗钢产品为例开展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在CBAM的系统边界与排放核算范围内,我国1t转炉粗钢的嵌入排放为1.73tCO₂eq,我国向欧盟出口粗钢产品的增量成本为37.26欧元/t.基于评估结果并统筹考虑我国与欧盟的气候政策体系差异,提出了包括隐性碳价谈判、降低产品碳排放强度、调整出口结构在内的多项应对CBAM的政策建议.     

结构方程模型在城市环境管理中的应用

针对城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负荷之间的耦合关系,选取45个样本城市,采用2004年的截面数据,开发了结构方程模型研究环境污染负荷、环境基础设施、土地利用、工业化程度和经济发展5个结构因子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环境污染负荷与经济发展和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直接相关,而与土地利用没有明显相关,建议城市管理者应当重点调控环境基础设施、工业化发展等结构因子,以实现城市环境污染负荷的削减目标。     

新时代循环经济发展助力美丽中国建设的路径与方向

世界主要经济体普遍把发展循环经济作为破解资源环境约束、应对气候变化、培育经济新增长点的基本路径。发展循环经济是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发展方式绿色转型的必要途径,也是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必然要求。本文从全球视野分析了物质资源消耗与经济社会发展的关系,提出了发展循环经济的战略价值,结合新时代背景阐释了循环经济发展的新内涵及其助推碳减排的关键路径。同时,分析了当前循环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从完善循环经济评价体系、构建循环经济治理路径的实施方案、推动政用产学研融合技术创新体系、加强立法及配套政策的可操作性和完善智慧平台建设等方面提出了若干建议。     

突发水污染事故损失的界定原则

频繁的、突发性的水污染事故，不但对污染地区的工业、农业、服务业和人体健康等带来严重的不利影响，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巨大的。为更好地为突发性水污染事件的解决提供重要的信息基础和决策依据，必须对选些事件的生态经济损失进行价值化描述。奉文在广泛研究国内外水污染案例基础上，分析了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特点，时突发性水污染事故的损失概念进行了界定，并总结了一套适用于水污染事故损失评估的原则。     

区域氮多部门代谢及回收技术应用影响分析

模拟了氮元素在水、能源、食品、林业、废物管理等多部门的代谢流动,以苏州为例构建了元素代谢系统分析模型,识别了氮元素代谢的重要部门和关键环节,针对性地提出尿源分离、污泥热解、高温热解、藻类净水等四种氮回收技术及组合,分析技术应用对城市氮元素代谢性能的影响.结果表明：苏州氮元素从外界输入160万t/a,90%来自煤炭和天然气;能源、食品和水部门是氮回收的关键环节;四项氮回收技术组合应用可实现氮元素整体代谢效率提至52%,优化调控效果最好,可促进低氮型社会的构建.     

中国城市工业污染强度与经济增长耦合关系

利用幂函数模型对中国46个重点城市1993-2006年人均GDP和7项工业污染强度指标进行曲线拟合,用于描述和分析我国城市经济发展与工业污染强度的耦合状态,经模型推导提出了“效率弹性系数”,作为度量城市经济与工业污染控制协调发展程度的指标。拟合统计结果显示,中国城市工业污染强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曲线形状有明显的幂函数特征。样本城市在“曲线簇”中的位置能揭示“后发优势”以及经济-环境耦合水平优劣的信息。对样本城市效率弹性系数的统计分析证明,该系数可以作为城市经济环境管理的决策依据。     

全球稀土贸易的资源环境净效益与公平性

为解决稀土资源贸易的资源环境不公平问题,结合生命周期评价方法与成本效益分析方法,核算了稀土资源产品国际贸易中所有国家的实际资源环境净效益,并判断未来国际制造业的三大主要发展趋势带来的影响.结果表明,2018年稀土资源产品国际贸易的实际资源环境净效益高达85亿美元,主要贡献来自于稀土原材料产品.未来国际制造业的发展格局下,尽管绿色发展与气候目标政策会降低17%的净效益,但依然是改善资源环境不公平问题的关键政策路径;产业链转移重构政策会减少11%的净效益,加剧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资源环境不公平问题;新兴制造业发展政策会增加76%的净效益,但经济水平较低国家的资源环境不公平问题依然较为严峻.     

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影响因素——以张家港市为例

为识别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和决策机制,本文构建了中小城市居民垃圾分类行为决策模型,并以江苏省张家港市为例,运用结构方程拟合与修正,分析了主客观因素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并与大城市相关研究进行了比较.结果表明：张家港市垃圾分类参与率达95%,高于一、二线大城市.对于张家港市居民而言,“行为意愿”是影响其分类行为最显著的因素,其次是“环保意识”和“社会影响”;“经济回报”和“法规影响”的显著性较低,尚未发挥应有的激励作用;“分类知识掌握程度”和“时间花费”的影响不显著.总体来看,主观意识（敏感性系数：0.629）仍是影响中小城市居民分类行为的主导因素,但在强制垃圾分类背景下,随着分类设施的建设完善、法律法规的颁布和社区管制加强,其影响作用趋于减弱,而客观环境对应的显著观测变量更多,对居民分类行为的影响逐渐增强,将是政府制定管理政策的有效发力点.     

北京市居民PET饮料瓶的消费及回收行为研究

2010年,中国成为世界上PET饮料瓶使用量最大的国家,但中国目前缺乏正规、完整的废PET饮料瓶回收系统,导致了严重的社会与环境问题。因此,采用街头访问的方式,对北京市PET饮料瓶的回收情况展开调研。结果显示,消费后的废PET饮料瓶,44%被消费者存放在家里以卖钱,56%被消费者直接扔进垃圾桶。通过拾荒者、流动回收人员等回收者的回收行为,北京几乎所有的废PET饮料瓶都得到了回收,其中90%是由非正规的回收者回收的。回收后的废PET饮料瓶绝大部分都被小型的、非正规的、没有环境污染防治设施的小工厂使用。     

真实储蓄率(GSR)——衡量生态城市的综合指标

探讨了生态城市的基本内涵,以计算苏州市1991～2001年真实储蓄率(GSR)的时间系列为案例,开发了以GSR衡量生态城市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方法.对中国的6个城市进行了评估和比较,得出其年均GSR大小排序为苏州23.6%,广州18.9%,宁波14.7%,烟台13.1%,扬州11.7%,三明7.9%.GSR考虑了经济活动带来的自然资源损耗、环境污染损失和长期的环境影响,可以作为衡量生态城市的综合性指标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