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区域农地城市流转中选择价值测算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工业化过程中的普遍现象,是土地资源竞争配置的结果,本质上是有限的土地资源在农业用途和非农业用途的合理分配.农地城市流转具有不确定性,不可逆性和流转时间延迟性3个特征,因此农地具有选择价值.采用模型假设法和实证分析法,对农地城市流转的选择价值进行估算.对农地选择价值的计算公式进行推导,得出农地流转为其他不同用途地类的选择价值,拥有一期选择权的农地,流转为商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73.95元 /m2,最低的为4.44元/m2;流转为居住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158.40元/m2,最低的为4.16元/m2;流转为工业用地的选择价值最高的为39.52元/m2,最低的为3.58元/m2.影响选择价值大小的相关因素有农地流转为市地后的每期净收益,农地流转开发为市地过程中的开发成本,市地地价的波动率和无风险利率.     

区域农地整理质量评价及其时空配置研究——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

根据土地整理措施对农地质量的影响,评定土地质量整理等级,确定区域农地整理时空配置,可以为科学的区域农地整理规划提供依据。文章以山东省青州市为例,在深入分析农地整理特点和青州市自然、社会条件的基础上,构建了农地整理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价模型;运用综合指数法和GIS技术取得各评价单元综合得分,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区域农地整理时空配置。研究结果表明,青州市一级(近期)土地质量整理区分布于东部平原,整理面积106.21km₂,占整理总面积的8.85%,二级(中期)整理区分布于中部平原和西部丘陵区,整理面积234.04km₂,占19.51%,三级(远期)整理区分布在西部平原和中部丘陵,整理面积559.36km₂,占46.63%,四级(暂不整理)区分布在北部平原和南部丘陵,占25.01%。研究结果为青州土地整理规划和实施提供了科学依据。     

中国农地转用的制度框架及其软约束问题

该文旨在分析我国农地转用的制度软约束问题并提出改革建议。作者提出了一个以地方政府为主体的农地转用决策模型,在该模型中,农地价值、市地价值、不可逆风险和制度性约束是四个主要变量。聚焦农地转用的制度性约束:首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存在法律限制和集体土地所有制内生的产权模糊性,导致农民自我维权能力的弱化,难以有效限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其次,虽然中央政府试图通过用途管制和指标计划纵向控制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行为,但由于其自身的多目标性,往往更加注重经济增长目标,纵向控制失灵问题长期存在;最后,现行政治架构和行政体制的局限,农地转用和征收公益性审查过程缺乏民主机制,征收补偿行为和强制执行行为缺乏独立的司法介入,导致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行为缺乏横向制衡。基本结论是:在中国,由于农民自我保护、中央纵向控制以及同级横向的权力制衡失灵,在地方政府的农地转用过程中存在着严重的制度软约束问题,这直接导致了农地过度转用所带来的土地资源低效利用和土地增值分配失衡。基于这一结论,提出了关于农地转用制度改革的三个方向性建议:一是增强农民自我维权的能力,这就需要建立清晰的农村土地产权制度,特别是赋予农民自主转用农地的权利,提高农地转用的市场化程度;二是增强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转用农地的控制能力,以科学发展为导向,完善和落实主体功能区规划,实行差异化的政绩考核机制,关键是实现不同地区土地发展权的均衡配置;三是强化立法和司法对行政的监督,有效发挥地方人大和法院的制衡作用。     

农地整治项目投资分摊博弈机理研究——以政府和企业为例

投资主体、建设主体与受益主体不一致是导致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偏低的根本原因,公私合作(PPP)模式是从制度层面提升我国农地整治项目效率的理想模式。本文首先界定了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分析了PPP模式下农地整治项目的运行机制及其博弈关系,建立了农地整治项目投资的成本收益函数;然后以政府与农业产业化企业间的博弈为例,在探讨他们博弈要素的基础上构建了投资博弈模型,提出了二者理想的投资决策边界;最后用一个典型案例论证了本文的分析结果。研究结果表明,新增耕地面积和项目建设成本是影响农地整治项目效益发挥的主要因素。农地整治项目PPP模式顺利实施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低时,企业投入高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低于其保留支付。项目高效运行的条件是:当项目政府补贴较高时,企业投入低建设成本得到的支付不高于其保留支付;与投入低建设成本相比,企业选择高建设成本得到农地经营收益的增加值不小于其增加的成本值。     

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影响研究

农地整理是政府农村公共投入的一种,农户的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是农户的私人投资,研究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投入效应将为农地整理的有效实施和促进农业机械化提供理论依据。在理论分析的基础上,基于农户调查数据,分别运用Tobit和Logit模型,分析了农地整理变量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现状和意愿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农户对农地整理的满意程度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有正向影响;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意愿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意愿有正向作用;农地整理对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的意愿比农户农地固定资本投入现状影响更为明显。因此,需要提高农地整理的质量,确保农地整理的实施;应该完善农户参与农地整理的机制,提高农户参与农地整理项目的意识和程度,充分保障农民权益;在农地整理项目实施的基础上,应该进一步克服农业机械化的障碍,从而推动农户发展农业机械化。     

自我剥削、禀赋效应与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兼论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生产方式转型

以家庭均包制为主要经营特征的农村土地制度曾一度引致农户农业生产积极性的提高和农业生产效率的快速增长,但由此导致的细碎化小规模的农地经营特征和农业生产成本的上升却造成了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现象普遍存在,加之传统的村庄惯习和土地占有关系诱致的农户对农地的禀赋效应,共同导致农户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属性与土地的市场处置行为呈现出内在运行机制不一致性。为此,本文采用引入交叉项的Probit模型,并利用江西省丰城市和遂川县的706户农户调查数据经验分析了小农户的自我剥削和农地禀赋效应对农地流转潜在市场发育的影响。理论分析表明,农地经营的自我剥削特征与农地市场化具有一致性倾向,但农地的人格化财产属性引致的农户禀赋效应造成了农户农地经营自我剥削感知度的下降,并削弱了要素经营属性与市场配置行为的匹配。经验分析结果发现,小农户低效率农地经营导致的自我剥削与农地禀赋效应分别激励农地流转市场的潜在供给和需求。同时,农地禀赋效应弱化了自我剥削对农地流转潜在需求和供给的诱发作用。为此,本文认为降低农户的土地禀赋效应是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型的总体方向,它为农地由小农户流向生产大户和培育部分小农户成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保障。文章主要从家庭决策的利益导向化、农地流转市场与劳动力市场发展的不一致性及农村制度供给等维度提出了经济欠发达地区小农户转变农业生产方式,跳出自我剥削陷阱的政策建议。具体措施包括:1切实保障小农户的基本权益,提高他们在家庭资源配置中的预期收益;2在初次规模经营补贴、农业基本补贴机制转变、经营者生产奖励、专业技能培训、市场信息供给等层面加大投入力度,同时完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以降低小农户转型的难度与风险。     

民族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测算及影响因素研究

农地生产和利用所导致碳排放大幅增加以及引发的环境问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本研究基于农地利用的6个主要方面碳源,测算分析表明,1993-2010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等民族地区农地利用碳排放总量年均增速分别为8.59%,4.09%,3.04%,5.48%,8.20%,2.06%,6.63%和6.95%。进一步通过LMDI模型对影响因素进行分解,结果表明,效率因素、结构因素以及人口规模因素对碳排放以抑制作用为主,但效果不明显且区域间差异较大;而农业经济水平则对农地利用碳排放具有较强推动作用,与1993年相比,1994-2010年内蒙古、广西、贵州、云南、西藏、青海、宁夏和新疆分别累计产生了207.79%,152.55%,71.83%,166.77%,192.40%,35.41%,269.78%和176.45%的碳增量。最后,基于研究结论提出促进农地利用碳减排的政策建议。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农户出资行为研究——基于交易效用理论的实证分析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是目前后期管护滞后的主要原因之一,探索农户在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中的出资行为,为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缺失问题提供借鉴。交易效用理论被广泛用于不同领域解释消费者购买和投资行为,但将交易效用理论用来解释消费者对准公共物品投资行为的相关报道比较罕见。本文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交易效用理论"提出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行为的假说,并以湖北省部分县市342份农户问卷为样本,采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了农户出资行为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研究结果: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额受到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农户集资、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工作的了解程度等因素显著的正影响,受到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的满意度、户主受教育程度等因素显著的负影响,家庭总收入和农业收入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等因素对农户出资额也产生正向影响,而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差额部分是否需要政府补贴对农户出资额产生负向影响。研究结论如下:①投资主体多元化是解决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匮乏的真正出路,政府和农户都应是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主体;②交易效用的感知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原因,合理确定政府和农户的出资配比有利于农户感知交易效用;③农业长期增产增效是农户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内在动机,着眼于现代农业发展的农地整理项目有利于激发广大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的出资热情;④对农地整理的认知是农民对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出资的重要前提,加强有关农地整理政策和农地整理项目的宣传力度,有利于提高农户的认知度;⑤提高农地整理项目工程质量是减轻农户出资负担的重要保证,建立健全农地整理项目施工建设的监管制度和长效机制是目前的重要任务。     

生计资本异质对农户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以武汉城市郊区的516户农民为例

以武汉市城郊江夏区和蔡甸区的516户农民家庭为实证,运用logistic和分位数回归模型探索家庭生计资本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的影响及阈值。结果表明:(1)人力资本和金融资本与农户农地转出行为呈显著正向相关,家庭农地资源禀赋、机耕能力、社会资源禀赋及经营能力的信任程度等与农地转出行为负向相关。相反,自然资源禀赋及农业机械投入对农户土地转入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而家庭融资能力则对农户转入行为呈显著的负向影响。(2)分位数回归结果显示,对农户土地流转行为存在影响阈值的仅有韧性指数。当农户家庭韧性指数≤2时,随韧性指数增强农户农地转出倾向愈强;家庭韧性指数≥3时,农户农地转出倾向随指数增强而弱化。该研究从农户微观个体视角探索生计资本异质对农地流转行为的影响,为针对农户家庭需求制定差别化的农地流转政策、有效推进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供建议参考。     

湖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时空特征与脱钩弹性研究

基于化肥、农药、农膜、农用柴油、翻耕、稻田6个主要方面的碳源，测算了湖北省1995~2009年及其地、市、州2008年的农地利用碳排放量。结果表明：（1）自1995年以来，湖北农地利用碳排量总体呈现“上升-下降-上升”的三阶段特征，其碳排放强度变化轨迹与此基本一致。（2）区域差异明显：农地碳排放总量，江汉平原、鄂东北地区高，鄂西、鄂东南地区较低；农地碳排放强度，总体呈现东高西低的特征，即鄂东>鄂中>鄂西。进一步运用Tapio脱钩模型对湖北省农地利用碳排放与农业经济发展间的脱钩关系进行了研究，发现以弱脱钩和强脱钩为主，可见近些年来农地利用碳减排取得了一定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