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出台:城市居民每吨0.95元起

<正>2015年1月26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联合下发《关于制定和调整污水处理收费标准等有关问题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2016年底前,城市污水处理收费标准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95元,非居民不低于1.4元;县城、重点建制镇原则上每吨应调整至居民不低于0.85元,非居民不低于1.2元。目前,污水处理费主要涵盖在各城市收取的水费中。国观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2013年全国32个城     

对放缓生活节奏和资源利用的自我评估

放缓生活节奏与自然资源利用速度,似乎在创建可持续现实中发挥着一种积极性作用。鉴于联合国《千年生态系统评估报告》中关于生态系统服务状况的结论,这样一种努力是既迫切又艰难的,需要新型实践模式下的广泛努力。     

中国碳排放量估计结果及差异影响因素分析

在全球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不论从自身经济发展需要,还是遵从国际相关条款,中国当前及未来都面临巨大的碳减排压力。准确估计碳排放量对于中国制定相关碳减排政策和应对国际谈判,都至关重要。尽管国内外针对碳排放量的研究很多,但是由于所采用的计算方法、数据来源、碳排放来源分类和能源排放系数等方面的不同,不同研究对于中国碳排放量的估计差异很大。本文利用Meta回归方法和多因素方差分析方法(ANOVA)对导致中国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文献来源、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是导致估计结果差异的主要因素,分别解释了碳排放估计结果差异的30.5%、29.7%、21.2%和11.8%。基于研究结果,提出在未来开展中国碳排放估计研究时,需要特别注意碳排放系数、碳排放来源和分省计算与否等关键性因素,客观准确地估计中国碳排放量,同时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要立足于中国权威机构和学者的研究结果。     

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构建、挑战与市场拓展

碳排放权通过市场交易实现效率配置,有理论与实践支撑。"碳排放"作为一种"恶品",需要不断压缩或定额管控,与"善品"有着本质不同。因而,"碳排放"市场交易有着固有的困境。在国内碳市场构建中,困境还会得到强化。因为,1中国与国际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之间、政府与企业存在多重博弈,受经济、政治、环境、社会多重因素的制约,排放总量的确定和分配具有潜在的不确定性。2"碳"的核算从属于能源,并不完全独立,是一种具有被动属性的交易品,企业的选择与能效和节能关联,则"用能权"和"碳排放权"重叠。由于碳作为交易品的从属和被动属性,企业的经营决策的碳约束可能被弱化或边缘化,对消费者的价格信号部分失真。3开放的、竞争的市场才是有效率的。但是从欧盟的碳排放贸易体系和国内的试点看,这一系统则是相对封闭的。4如果说高碳产品低品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我调节而对企业有所约束,而城市基础设施锁定的碳,其成本只能由全社会担承,在碳排放交易体系中得不到实际体现。5用能权和碳排放权有可能一体兼容,但是,碳交易的市场激励传递受到一些体制性因素的约束而失效。因此,中国的碳交易体系构建,需要在顶层设计中考虑碳排放的属性特点,拓展碳排放交易的市场空间。首先,在认知上将"碳交易"从约束变为一种机遇。其次,国家需要将碳纳入预算管理,实现效率配置和有效管控。再次,建立发展导向的碳交易市场,拓展碳市场规模。如纳入森林碳汇,碳市场与生态补偿相关联。最后,鼓励净零碳城市建设。     

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影响研究

通过对Kaya恒等式的扩展,应用LMDI将城镇化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影响分解为人口城镇化、空间城镇化、收入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四种效应,对我国29个省市2007-2013年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机理进行分析。结果表明:考察期内城镇化对我国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促进作用远超非城镇化要素,城镇化已成为推动各省市物流业碳排放的关键因素;且物流业各要素对处于不同城镇化阶段的省市影响并不一致。对成熟城镇化省市而言,收入城镇化和空间城镇化是物流业碳排放的稳定推动因素,人口城镇化则是稳定的抑制因素,产业城镇化刚刚由推动因素转变为抑制因素;对初级和中级城镇化省市而言,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和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依然显著,但空间城镇化和产业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正在增强。从城镇化各要素对物流业碳排放变动的贡献来看,收入城镇化的推动作用最大,且对广东等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更明显;人口城镇化的抑制作用最大,且对山东、四川等人口大省的抑制作用更显著,但波动剧烈;空间城镇化对东部经济大省的推动作用已趋稳定,但对中西部省市的推动作用持续增强;产业城镇化对各省市的作用差异显著,且均较小。研究认为避免"一刀切"的物流业碳减排政策和城镇化规划、引导居民绿色生活和解决职住分离对我国实现物流业碳减排和新型城镇化建设具有重要帮助。     

中国省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研究

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发展低碳经济已经成为中国发展的必然要求。金融发展在经济增长中起着重要作用,低碳经济发展离不开金融支持。低碳经济的实质是减少碳排放,因而需要厘清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关系。通过测算中国1979-2008年碳排放的省际数据,建立P-VAR模型研究了中国区域金融发展与碳排放之间的动态关系。结果表明:地区碳排放量、地区金融发展深度和地区金融发展集中度三个变量之间存在着长期稳定的协整关系。脉冲响应分析结果显示:碳减排具有自我激励的性质;金融发展的深化、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均对碳减排具有重要影响;区域金融发展的深化对人均碳排放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金融发展集中度的变化对碳减排的影响十分复杂,其变化若不能促进金融发展深度的提高,则可能阻碍碳减排。     

察变用新:气候变化谈判战略的新思维

近几年,世界经济、政治和外交形势的变化,导致气候谈判的形势和格局均发生了改变,这种改变不仅影响着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国家政策,也对今后新的谈判产生了重要影响。有此,中国应适时调整策略,更好地应对气候变化谈判的新的挑战。     

微博

腾讯微博t.qq.com巴松狼王(杜少中,北京市环保局副局长):要空气质量好,机动车污染防治得倍儿当回事。机动车除了尾气排放,还有油箱、变速箱、车体的油气挥发,车轮磨擦道路及二次扬尘都影响空气质量。车好油还得好,北京车的油好外地车的油也得好。治理的招儿越多越好,马路上的车越少越好!先祝这儿的博友们新年好。     

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间脱钩关系实证

出口贸易作为国内污染排放的"三大引擎"之一,加剧了中国能源耗费和碳排放。根据1990-2011年中国一次能源消耗量,采用IPCC方法估算了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基于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量和出口贸易额之间的时间序列数据,通过构建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Tapio脱钩模型,判别了中国碳排放量与出口贸易之间的脱钩状态;借鉴Kaya恒等式,运用LMDI方法进一步构建了扩展的Tapio脱钩模型,对碳排放的驱动因素进行了分解。分析结果表明:1990-2011年间,中国碳排放总量与出口贸易额均保持高速增长;该期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总体呈弱脱钩关系,而16个分行业的脱钩状态存在显著差异;出口贸易增长与碳排放增加存在正相关,出口贸易增长是碳排放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1990-2011年中国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弹性指数及分解指标显示,降低能源碳排放强度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关键,能源结构应当引起关注。我们认为,攀升出口产品附加值、优化出口产品结构、"碳生产国"与"碳消费国"责任共担是实现碳排放与出口贸易脱钩的本原。     

中国高速铁路运营的减碳及经济环境互馈影响研究

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排放备受世界关注,新形势下低碳发展成为中国发展路径的新选择,而高速铁路是长距离运输低碳化的具体体现。基于运营阶段的行车碳排放换算,综合考虑多种交通工具的实际运载能力、标准运行速度等指标,分析中国高速铁路行车运营的减碳效果及经济环境互馈影响。研究发现:(1)以单位运输能耗量及该能源的碳排放系数计算,中国高速铁路行车与其余交通运输方式相比具有显著减碳效果,其百公里人均碳排放量约为航空运输的1/5和高速公路运输的1/3,且随着中国能源结构的逐步优化,减碳效果将会愈发凸显。(2)结合中国旅客周转量比例进行折算,自2008年至2015年高速铁路运输累计减碳2 610万t,从空间上看,省域差距明显,高速铁路运输繁忙的京沪线及京广线沿线地区,成为2015年高速铁路行车运营减碳效果的高值区,亦由此呈现出带状聚邻的正空间自相关性。(3)高速铁路运营产生经济环境的良性互馈影响,一方面环境优化具有潜在经济效益,2008—2015年的减碳效果相当于降低碳交易成本逾10亿元,其绿色设计及应用也益于区域经济发展;另一方面高速铁路运营经济收益具有潜在环境补偿能力,2008—2015年累计对区域节能环保支出贡献逾30亿元,其中高值区以中国中部地区为主,空间分布呈斜T字型结构,其成因与地区节能环保支出占比、出行结构等因素相关。基于上述分析并结合中国发展的客观实际,提出合理增强高速铁路运输效能、继续优化能源供给结构等优化对策,以期从出行视角为中国低碳发展提供交通领域的理论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