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框架构建研究

生态保护与建设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任务,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是环境经济核算的重要内容,但我国目前尚未开展系统的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本文首先梳理了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核算的国际经验,指出我国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面临统计口径不完善、统计体系尚未建立、统计主体和对象仍不完整、统计数据呈部门化和分散化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从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主体、支出分类、支出资金来源等方面初步构建了支出账户核算体系,并以2013年为例进行了初步估算。结果表明,我国财政资金用于生态保护与建设的支出总量不足,仅占当年GDP的0.25%。为推动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核算工作,建议应从预算科目、统计口径、统计主体、统计对象等方面不断完善生态保护与建设统计体系,加快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支出账户的构建与核算,并争取尽快纳入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以推进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与制度建设的进程,促进我国生态保护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改革开放40年与中国生态环境规划发展

改革开放40年,生态环境保护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深入发展,生态环境规划与生态环境保护事业同时起步。40年,来编制了9个五年生态环境规划,经历了从无到有、从简单到完善的发展过程,逐步形成了有层次、分类型、多样化的规划体系,规划理念、技术、方法取得了重大进展,规划实践探索丰富多样,对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发挥了统领性作用。十八大以来,生态文明建设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十九大确立了美丽中国的宏伟目标,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统筹推进。在新的历史阶段,生态环境规划将进一步发挥基础性、统领性、战略性和创新性作用,为美丽中国建设作出更大贡献。     

我国环境禁止令的功能缺失与制度完善

我国环境禁止令制度是当前禁令本土化的特殊表现,但面临着适用率畸低的制度虚置风险。制度成因是行为保全框架下的环境禁止令对实体权利救济关注不足,无法满足环境预防性保护的功能需求。我国环境预防性救济机制尚不完整,环境私益的保障强度不足。本文建议,应明确我国环境禁令的应然司法功能和社会功能。以完善环境禁令制度为依托,建立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风险预防性环境侵害救济机制。在公私法领域完善实体法依据并将环境禁令制度纳入民事诉讼法的特别程序。强化禁令适用中的法院职权,建立行政与司法衔接配合的执行保障机制。     

安全生产规划体系框架探讨

阐述了建立安全生产规划体系的必要性,探讨了安全生产规划的定义、研究对象、目的和内容,指出安全生产规划是为使安全生产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而预先对未来一段时间内各项安全生产工作所做的时间和空间的合理安排,具有整体性、综合性、动态性、前瞻性、信息密集和政策性强等特征。同时设计了"四级、三层"的安全生产规划体系,即在行政层级上分为国家级、省级、市级和县级四个层级,在协调作用上分为宏观指导层、项目布局层和方案实施层三个层次。国家安全生产规划从宏观上对全国安全生产工作做出谋划与部署,省级安全生产规划要接受国家安全生产规划宏观指导性的引导和要求,并结合各地实际进行项目布局,同时借助专项规划分解内容,制定市、县级规划实施方案。     

协作网络在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中的应用研究

为有效解决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工作中统一指挥难、行动协调难、资源调配难和协同效应难等问题,基于网络在跨区域管理工作中的重要性以及协同原理理论,提出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协作网络的概念,并分析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协作网络在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工作中的功能与作用,最后提出了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协作网络的结构框架及运行机制。结果表明:协作网络与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工作相结合具有重要意义,今后的工作重点应是研究构建跨区域灭火应急救援协作网络的影响因素、可行性、实用性以及相关配套设施和宏观运行环境等。     

关于建立工业园区统一规范碳核算方法体系的思考

工业园区是中国制造业发展的重要载体与做好碳达峰碳中和的关键支撑，建立统一规范的碳核算方法，是园区科学推进低碳发展的必要前提。本研究剖析了园区碳核算的复杂性，明确了园区“双碳”工作的核心要义，建立了“一芯四核”互馈式园区碳核算方法框架。该框架主要包括应用目标与范围定义、流分析与排放清单建立、碳排放计算、结果解释与决策支撑四个核心环节，四“核”间相互作用、迭代优化，根据园区发展实际进行具象化，并充分考虑向上与所在行政区域碳核算清单、向下与企业碳排放核算兼容，最终服务于准确把握低碳发展内涵、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这一关键内“芯”。进一步地，研究阐述了“一芯四核”方法框架各主要步骤，分析了园区碳核算实践中面临的园区边界、核算范围、清单建立、数据质量等方面的难点，提出了基于检验清单的各环节工作原则、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研究为“千园千面”的工业园区提供了科学统一的碳核算理论框架，可为工业园区在低碳转型中锻造新的产业竞争优势提供决策支撑，为建立统一规范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奠定方法基础。     

新形势下再生原料进口制度改革初探

禁止进口固体废物是我国打击“洋垃圾”入境的重要举措。固体废物与再生原料界限模糊导致政策实施过程中存在执行难度，固体废物属性鉴别作为技术手段难以完全应对，进口制度需要进一步改革。通过对进口固体废物及再生原料管理政策分析，再结合固体废物属性鉴别过程中的实际难题，梳理出制度体系不完善、标准规范不健全、技术水平欠缺三方面的问题。为防止固体废物冒充再生原料入境，提出构建完善新型制度体系、建立健全标准规范、加强能力建设等具体举措。     

省级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研究——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的动态FSQCA分析

省级政府承担着改善地区环境质量,守护一方绿水青山的重任。探究不同制度条件下地方政府环境治理绩效的组态生成机制,对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意义。基于多重制度逻辑理论,本文对30个省级行政区2017—2019年的数据进行了动态的汇总型FSQCA分析。研究发现：单一条件不能构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必要生成条件;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共有四种,分别为：数据赋能单向机制、市场—法治协同机制、市场—公众协同机制以及政治—数据协同机制。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我国不同地区,生成省级政府环境治理高绩效的组态机制具有差异性。     

经济开发区不确定性环境规划方法与应用研究

经济开发区是一种具有很强不确定性的系统，对它的环境规划一直是规划界面临的难题，针对原有方法的缺陷，以经济开发区环境经济系统的集合性、多目标性、动态性和不确定性为出发点，提出了适用于经济开发区的环境经济系统规划方法框架，构造了不确定性多目标混合整数规划（IMOMIP）模型，开发了相应的模型算法，而后应用提出的模型方法对海沧投资区进行了环境规划研究。     

数字经济发展与区域环境质量改善——来自省级面板数据的证据

本文基于2011—2019年我国31个省级行政区的面板数据，探究了数字经济发展对区域环境质量的影响。研究发现，总体来说，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具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在2014—2019年显著，在中部和西部省份显著，在环境污染程度较高的省份显著。传导机制检验表明，经济规模扩张、产业结构优化及绿色技术创新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中介作用。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竞争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改善作用中起着负向调节作用，制度环境在数字经济对环境质量的作用机制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因此，应高质量地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环境质量改善作用、匡正地方政府的竞争行为及努力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以改善环境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