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保护规划与武汉的城市生态建设

鉴于城市规划在环境保护方面的局限性，本文以武汉市九峰城市森林保护区环境保护规划为例，提出了环境保护规划的技术路线、环境规划目标以及结论等，指出了城市大气、水体、声、固体废物和生态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并探讨环境保护规划与武汉的城市生态建设。     

武汉城区春节PM_(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污染特征

为了解武汉市春节期间PM_(2.5)的污染水平、化学组成与污染来源,于2012年1月16日-2月10日在武汉市内某居住区和科教区分别设置了采样点,同时采集了PM_(2.5)样品并利用离子色谱分析了样品中主要的水溶性无机阴阳离子。结果表明,采样期间PM_(2.5)呈较高污染水平,2个采样点日均质量浓度范围分别为85.89~186.65μg/m~3和71.78~217.27μg/m~3,且春节期间明显高于春节前后时间段;PM_(2.5)的浓度峰值分别出现在除夕、元宵节等烟花爆竹集中燃放的民俗日。SO_4~(2-)、NO_3~-和NH_4~+是PM_(2.5)中主要的水溶性无机离子,分别约占总离子比重的47%、24%和10%。相比于春节前后时间段,F~-、NO_3~-、SO_4~(2-)、NH_4~+、K~+的质量浓度在春节期间均有显著增加,显示烟花爆竹燃放对离子组成有强影响;K~+、Mg~(2+)、Cl~-的浓度在居住区增加显著而在科教区则未有明显变化,表明烟花爆竹的种类也可能是影响离子组成特征的重要因素。离子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烟花爆竹燃放源为春节期间PM_(2.5)中水溶性无机离子的主要来源。     

武汉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容量初步研究

武汉东湖风景区是国家级风景名胜区,近年来,由于游客量大增,旅游环境受到污染与破坏,严重影响旅游环境气氛与质量,运用有旅游环境容量的理论与方法,分析了东湖风景区旅游环境与旅游环境容量问题的出现与原因,并以土地与景区构成为基础,计算得出其旅游环境容量为每年2350万人次,每天为64393人次,同时最大游客在园量为16058人,经比较,东湖风景区目前每年和每天的实际游客量远小于其环境容量,但由于游客时空分布不均,淡季冷清,旺季拥护,特别是旺季中千前后的同时游客在园量可达25000人,远大于共容量,且信要中分布于建筑园林区,研究表明,东湖风景区的旅游环境容量现状是;建筑园林区处于其容量,且集体分布于建筑园林区,研究表明,东湖风景区的旅游环境容现状是：建筑园林区处于饱和、过饱和状态,自然风景公园与水上公园远未饱和,因此,大力开发林地、水面,改善旅游环境,搞好淡季促销,是东湖风景区调整旅游环境容量,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基本措施。     

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变化差异分析

在已有研究农地城市流转农户福利指数的基础上,参考基尼系数的计算方法提出福利差异系数的概念,通过对武汉市城乡交错区被征地农户的实证研究,分析了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分布情况,发现农地城市流转后农户福利差异系数为0.255,而流转前为0.103,农户间福利差距拉大.通过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找出影响农户福利变化程度各异的主要影响因子分别为被征土地占原有土地面积的比例、征地后是否安排工作、农民受教育程度以及农民对补偿的心理满意度;而土地被征后的用途、非农就业人口比重以及地均CDP并不是显著的影响因子,说明农民无法参与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由此可得出结论:对农民福利补偿不能单独采用货币补偿,两应采用提供社会保障、提供工作机会、增加培训与教育机会等复合补偿方式;只有采用复合补偿方式,才能既增加被征地农户的福利水平,又有利于减小彼此之间的福利差距.     

武汉对外经济联系腹地变动与都市圈范围的界定

近55年来,武汉对外经济联系的影响范围不断发生变化,受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对外经济联系程度、周围城市空间竞争影响明显。构建经济联系量模型,揭示出武汉市对外经济联系作用明显加强;存在主要联系方向,表现出较强的时间惯性;地域空间分布上受距离衰减律作用呈圈层结构分异,以武汉为中心形成3个等级圈层。运用断开点公式,揭示出武汉市经济辐射空间受到周边大城市不同程度的空间竞争挤压,腹地范围逐渐减小。依据都市圈层阶结构、区划完整、动态发展、区域平衡等原则,综合中心城市实力、区域发展背景、空间要素与流量等因子,通过构建经济联系强度模型,结合空间流量实证算法,界定武汉都市圈域范围:核心圈层("1 8"都市圈)、外围圈层(湖北、河南、湖南、江西、安徽部分相邻县市)。     

压缩富气冷却器氢鼓包缺陷成因分析与处理

2008年4月,武汉石油化工厂停产检修期间,发现3台压缩富气冷却器简体内表面,母材不同程度地存在鼓包,鼓包表面已开裂,对简体进行更换,重新投入使用。     

全球价值链视角的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推动武汉城市圈低碳经济发展

从全球价值链的视角分析武汉城市圈产业体系构建,提出发展低碳经济是城市圈融入更大区域乃至全球价值链,不断朝着全球价值链的高附加值环节攀升,具有持久的生命力和强大的竞争力的途径。在文中,通过湖北近20年来的能源消耗情况计算出碳排放量,据此发现城市圈碳轨迹,并提出构建产业体系的策略。武汉城市圈近中期应该把提高能效和碳生产率作为核心,不断降低能源消费强度和碳排放强度,努力减少CO2的排放的增长率,实现碳排放与经济增长的逐步脱钩。产业结构的调整是发展低碳经济的重要途径。因此,城市圈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建设低碳经济,工业结构升级调整任务迫切。同时,进行有利于碳减排交易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EET(能源环保)产业发展的机制创新;进行有利于推动EMC(能源合同管理)模式的机制体制创新;进行有利于科技创新的机制体制创新。     

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效应研究——武汉城市圈规划的经验证据

"多规融合"的国土空间规划兼具区域发展规划和环境规制的功能,是经济新常态下国家平衡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有力政策工具,而各地普遍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能否促进重点开发区域的经济增长,有待实证检验。以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为例,本文利用2002-2012年间湖北省74个县(市、市辖区)域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方法研究国土空间规划对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第一,国土空间规划显著地促进了重点开发区域经济的增长,但对区域内不同行政级别的市辖区和县(市)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同的推动作用,具体表现为分别提高市辖区和县(市)级GDP增长率2.4和1.1个百分点,这一结论在对研究方法的匹配技术进行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第二,对国土空间规划推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增长实现机制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武汉城市圈空间规划实施后,由于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的加快和地区之间经济联系的加强,武汉作为区域经济增长极,对相邻市、县的经济溢出效应更加明显,从而推动相邻区域的经济增长。上述研究结论对目前广泛实施的国土空间规划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鉴于国土空间规划推动市辖区经济增长的速度要明显快于县或县级市,今后规划政策的调整要在保持重点开发区域整体经济不断提升的同时兼顾地区间的协调发展,避免空间规划的实施导致内部区域发展差距拉大;在重点开发区域经济得到发展的同时,要逐渐形成其规模集聚效应,为农产品主产区和生态功能区的人口转移提供基础,进而带动整个国土空间的可持续发展。     

武汉城市圈人口分布的时空格局

基于1990~2010年人口统计数据,结合数理统计分析方法和GIS空间分析方法,探讨了武汉城市圈人口空间分布的时空格局分异规律,得出以下结论：（1）圈域人口规模持续稳步增长,可划分为1990~1999年剧增阶段、1999~2006年滞涨阶段和2006~2010年稳步增长3个阶段;（2）圈域人口格局表现为东西向的交通廊道（宜黄 黄黄 黄小高速）指向且不断得到强化;（3）人口密度的空间变异系数先升后降,圈域人口分布的空间差异先扩大后缩小,但空间差异的绝对水平即空间异质性特征仍较为突出;（4）人口分布的动态变化格局表现为“圈层式”空间分异,圈域人口分布的主要方向为西北 东南向,且在进一步的往东南方向集聚;（5）圈域人口格局是自然地理条件、区域公共政策、社会经济发展和交通运输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     

武汉市天虹仪表有限责任公司

武汉市天虹仪表有限责任公司(原武汉天虹智能仪表厂)于1991年由李虹杰先生创建,是以研制、生产、销售各种环境监测设备为主的专业企业。公司现为国内知名环保企业和湖北省高新技术企业。在中国"光谷"(武汉东湖高新技术开发区)拥有20,000m2的宇虹环保科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