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体化管理体系与HSE管理

介绍了一体化管理体系的特点和框架,阐明了建立一体化管理体系对HSE管理的作用,指出了实施一体化管理体系的注意事项。     

危险及可操作性分析在LNG汽车加气站的应用

利用危险及可操作性分析(HAZOP)技术对液化天然气(LNG)汽车加气站卸车、调压和加液流程进行系统的危险分析和探讨,并提出建议措施。应用实例表明,HAZOP技术可有效地辨识LNG汽车加气站的风险,可作为LNG加气站风险管理的有效工具之一。     

石化企业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风险评估

阐述了定量风险评价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指标,并从前期准备、资料数据搜集、危险辨识、失效频率分析、失效后果分析、风险计算和风险评估等环节对某石化企业液化气一级重大危险源进行了定量风险评估。评估结果显示该重大危险源的个人风险和社会风险值基本符合安监总局40号令的要求。     

石油化工行业可接受风险水平研究

石油化工行业存在着巨大的潜在风险,为了明确该行业的风险可接受水平,制定一个合理可行的可接受风险准则极为必要.本文在对国内外风险可接受水平研究的基础上,系统分析了国内外有关标准,对生命风险水平、经济风险水平和环境风险水平确定的基本思想进行了详尽阐述,分别给出了3种风险的可接受水平公式,提出了确定石化行业可接受风险水平的方法,需同时满足可接受生命风险、经济风险和环境风险.     

企业风险管理与经营效率：来自中国保险业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风险管理的视角对企业效率评估的数据包络分析技术进行了改进,探讨了风险管理与经营效率的内在关联,并以中国保险业为例,对1999年以来企业真实的经营效率水平进行了评估。结果表明：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能力对其经营效率水平的提升具有明显的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力正在逐渐加强。不考虑企业内部的风险管理水平将直接导致其经营效率的测算结果出现低估,2002年以后这种低估的程度越发明显,这可归因于同期保险企业开始逐渐重视提高自身的风险管理能力。以上结论也为企业如何在管控风险的同时提升经营效率水平提供了有价值的指导。     

HAZOP与LOPA结合的运用实践

通过将HAZOP与LOPA结合分析的具体事例,阐述了单一的HAZOP分析可能存在的缺陷,同时介绍了将HAZOP与LOPA结合进行HAZOPLOPA分析的优点。     

金山湖闸坝型水体表层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特征及生态风险评价

采集金山湖闸坝型水体表层沉积物,经HNO3-HF-HClO4消解后,通过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法(ICP)测定沉积物As、Cu、Pb、Cd、Zn、Cr等6种重金属含量,通过富集系数、地累积指数法、潜在生态风险评价以及溯源分析等对沉积物重金属的分布特征进行综合评价.结果表明:1金山湖表层沉积物As、Pb、Cu、Zn、Cr、Cd的平均值分别为23.22、26.20、24.42、143.12、245.30、0.67 mg·kg-1,其中,Pb、Cu含量低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级标准,Zn、Cr含量介于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级标准与二级标准之间,As、Cd含量均超过土壤环境质量标准一、二级标准;从空间分布来看,Pb和Zn在北固山广场的1号样点形成最高值,As、Cu、Cr、Cd的含量分别在镇润洲码头附近的12号样点、运粮河河口区域的3号样点、湖中靠近征润州岛的14号样点、春江潮与解放路泵站之间往湖中心处的7号样点处出现最高值.2富集系数表现为As>Cr>Cd>Pb>Zn>Cu,表明金山湖表层沉积物中As的富集量最大,Cu最小.3根据地累积指数判断,金山湖未受Cu的污染,Pb、Zn、Cd则为轻度污染,As、Cr表现为偏中度污染;46种重金属的单项潜在生态危害系数表现顺序为Cd>As>Cr>Pb>Cu>Zn,其中,Cr、Pb、Cu、Zn均为轻微生态危害程度,As和Cd处于中等生态危害程度;从全湖分布看,北固湾广场附近(1号样点)、春江潮与解放路泵站之间靠近岸边区域(6号样)、春江潮与解放路泵站之间往湖中心处(7号样点)以及镇润洲码头附近(12号样点)样点的潜在生态危害为中等,其余采样点均为轻微潜在生态危害;5主成分分析结果表明,金山湖沉积物重金属的差异除了受到各样点沉积物环境背景值的影响外,还与各采样点周围人为活动、外源污水排放等有密切关系.6本次研究中发现闸坝对金山湖沉积物重金属分布的影响不明确,该部分内容尚需进行长时间尺度的研究.     

我国24个典型饮用水源地中14种酚类化合物浓度分布特征

研究了14种酚类化合物在我国五大流域(黄河、海河、辽河、长江、淮河)24个典型饮用水源地水源水中的浓度水平.结果显示:14种酚类化合物在我国饮用水源地中的浓度在nd～213 ng·L-1范围内,浓度均值在2.44～31.2 ng·L-1范围内,浓度中位数在nd～40.0 ng·L-1范围内.14种酚类化合物中,硝基苯酚类化合物浓度最高,浓度中位数为37.9 ng·L-1,浓度平均值为27.4 ng·L-1.其次为苯酚、五氯酚、二氯苯酚(2,4-二氯苯酚和2,6-二氯苯酚)和三氯苯酚(2,4,6-三氯苯酚和2,4,5-三氯苯酚);四氯苯酚(2,3,5,6-四氯苯酚、2,3,4,6-四氯苯酚、2,3,4,5-四氯苯酚)和烷基苯酚(邻甲基苯酚、间甲基苯酚和对甲基苯酚)浓度较低.通过商值法对14种酚类化合物进行生态风险评价后发现,14种酚类化合物的风险商均远小于1,表明其对我国饮用水源地的生态风险较低.对8种已报道健康参考剂量或致癌斜率因子的酚类化合物进行健康风险评价,结果显示,7种酚类化合物的最大非致癌风险在10-6到10-4范围内,2,4,6-三氯酚和五氯酚的致癌风险在10-6量级以下,表明其健康危害较弱.     

考虑不同合作模式和多方奖惩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研究

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有利于推动绿色信贷的稳定、可持续发展,实现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共赢。本研究将政府部门、环保部门、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行为纳入同一个理论体系中,充分考虑影响参与主体最优努力水平和绿色信贷风险最优轨迹的环境因素、经济因素和社会因素。在此基础上,构建不同合作模式下的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模型,分析不同情境下参与主体的努力水平,比较绿色信贷风险的最优轨迹,找出绿色信贷风险优化控制存在的问题及原因。研究结果表明：第一,四方合作模式对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具有明显的优势。第二,政府的参与能够有效带动其余合作者的积极性。第三,金融机构和企业之间,存在明显的利益共存和投入互动关系。第四,补贴和惩罚措施在合作过程中能够产生激励和约束作用,但在非合作模式下发挥的作用比较有限。第五,参与主体的协同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绿色信贷风险的优化控制。因此,需要灵活运用行政、经济或法律等多种干预手段,并对补贴用途进行考评和增强舆论监督,防止金融机构和企业将绿色补贴挪作他用。同时,建立符合国内绿色信贷发展特点的风险标准,统一绿色信贷风险的评判和管控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