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研究——基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实证研究

企业绿色投资有助于我国企业建立良好的社会声誉,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本文试图从环境税的角度,探讨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是正向还是负向?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效应是否具有异质性?本文运用我国重污染行业上市公司的2008-2013年的经验数据,用分位数回归的研究方法对环境税的企业绿色投资效应进行了研究。分位数回归方法相比普通最小二乘法回归,分位数能够更全面的描述自变量对于因变量的变化范围以及条件分布形状的影响;分位数回归方法与最小二乘法使用残差平方和为最小化的目标函数相比,不易受到极端值的影响,估计结果更为稳健。研究发现: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表现在:1从平衡面板的固定效应模型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投资额的影响是正向的,换句话说,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随着环境税额的不断提高,企业绿色投资额也会随之提高;2从面板分位数回归的估计结果来看,环境税对企业绿色投资的边际效应为正向并具有异质性,即低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并不显著;高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但呈递减趋势;中间分位企业的环境税绿色投资效应为正,并呈递增趋势。本文研究结果的启示是:1环境税的出台具有积极的意义;2环境税的相关法律制定要注意因企业制宜,考虑企业承担能力的同时兼顾效率和公平。本文研究结果为环境税的出台提供了证据支持、为完善环境税的设计提供了经验证据。     

技术差距变动、研发资源驱动与技术进步效应

随着中国经济逐渐进入"新常态"时期,创新驱动经济增长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增长和产业结构调整的新引擎。在创新驱动实现的过程中,研发驱动技术进步是关键环节。特别是,中国各地区之间技术差距较大,在不同技术差距下分析研发资源对技术进步的驱动效应尤为重要。本文以技术差距为转换变量,构建了中国高技术产业的面板平滑转换(PSTR)模型,对不同技术差距阶段研发、人力资本、溢出效应等对技术进步的差异化驱动效应进行了研究。研究结论发现,在技术差距的影响下,研发没有充分发挥对技术进步率的驱动效应,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呈现明显的非对称性,溢出效应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不足。在不同技术差距间,存在着迅速和平缓两种转换机制。在快速转换机制中,研发溢出对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得以体现。而在慢速转换机制中,技术差距、人力资本对技术进步率的影响显著为正,两个转换机制中各变量的影响呈现"此消彼长"的关系。此外,技术差距适度时技术进步的"稳态"特征十分明显,而技术差距过小或过大时则是技术进步的不稳定区间。考虑到我国各地区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多层次和多元化特征,各地区应根据技术水平的现状,选取适宜的高技术进行引进。关于高技术产业中的消化吸收能力不足问题,不能简单地依靠增大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经费支出来解决。必须依靠加大技术后发地区的教育投入,提升落后地区的人力资本水平。最后,为充分实现不同地区高技术产业之间的协同创新与共同进步,还应着重组建协同创新机构,构建集成创新网络,进而形成区域内与地区间的功能互补与良好协作机制,实现高技术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FDI对中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

本文研究的主要目标是探究1999-2013年间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首先,根据构建的工业生态效益指标体系,测算了我国总体及各省区工业生态效益值。发现除2008年底世界金融危机导致次年的工业生态效益有小幅下降外,总体上呈现上升态势。各省区态势在空间上呈现由东南向西北递减的趋势。其次,选取我国29个省、市、自治区的面板数据,以中国加入WTO(2002年)和十七大提出生态文明理念(2007年)为时间节点,分地区、分时间段实证检验FDI对我国区域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结果表明,FDI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存在着区域差异性。中国加入WTO后,FDI在东部与中部均有显著的正相关性,在西部却无显著影响。这主要是由于西部投资环境、距离市场空间距离较长、生态环境薄弱、投资限制较多等因素,导致FDI在西部较少。十七大首次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理念,我国吸引外资时,会更倾向于选择更加环保、清洁的企业,提高工业生态效益。环境污染治理投资占GDP比重对我国工业生态效益的提升效果不是很明显。东、中、西部地区教育水平对工业生态效益的影响较为明显。其中,西部地区教育资源虽然并不发达,但国家有各类支援西部的计划,致使西部高素质劳动力有所增加。全国、东部、中部平均工资与工业生态效益均呈现显著正相关,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十七大之后,对工业生态效益的促进作用明显增强。在今后的发展中,应针对各地区区位优势进行针对性的开放政策,而不是单纯的由于地理上的东中西依次进行分阶段的改革开放,针对不同的地区,可进行开放试点,利用自身的优势来吸引外资,提高生态效益,改善生态环境。     

Urbanization,unemployment rate and China' rising divorce rate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s of urbanization and unemployment rate on China's divorce rate with the panel data of 31Chinese provinces from 2000 to 2011.The study manifests as follows.First,th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f urbanization cannot be observed on the rising breakdown since the latter is not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former.In the second place,unemployment rate has a significant negative influence on divorce rate,namely,with the former increasing,the latter will decrease,which echoes the perspective of divorce cost.And finally,this paper also finds positive effects of per capita fixed investment,old-age dependency rate,average household size,the proportion of floating population and population density,and negative correlation of average education attainment on divorce rate.     

中国生态保护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来自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的证据

为保障生态产品供给，中国设立了限制开发的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建立了生态保护转移支付制度.本文首次在县域层面构建2002~2017年县级面板数据，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法构造政策组的“反事实”情形，基于双重差分法评估重点生态功能区政策的县域经济效应.结果表明，该政策提高了县域财力、长期来看一定程度改善了产业结构；以标准财政缺口为主的资金分配机制弱化了县域经济发展激励，资金补助不能完全抵消限制开发对县域经济带来的负向影响；固定资产投资和内资企业受影响较大.随着投入资金累积、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该负向效应随时间而减弱、经济促增效应逐渐显现.政策效应在不同生态功能和经济区位间表现出明显的异质性.建议持续增加生态转移支付资金、将生态产品供给数量和质量作为资金分配依据，考虑按生态功能类型设计差异化政策，更好激励县域生态产品高水平供给与经济价值实现的双赢，促进区域均衡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