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矿企业如何做好隐患排查治理工作

《国务院关于预防煤矿生产安全事故的特别规定》第九条规定：煤矿企业应当建立健全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和报告制度。从法律层面确立了煤矿安全隐患排查治理工作的地位。在煤矿生产过程中，隐患虽然不是事故，但能随时导致事故的发生。因此，及时发现排查隐患并及时治理、消除隐患既是国家“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方针的必然要求，也是确保企业安全生产的必然要求。     

中山:群众评议团,环保新风范

<正>自古以来"得民心者得天下",中山市环保局通过建立"群众评议团"这一工作制度,"集贤纳智、建言献策、咨询议事",真正将环保民生工作做成了民心工作。提起法律上的陪审团制度,相信很多人都不会陌生,而这项制度自我国清代便已起源,目的就是"凡陪审员有助公堂秉公行法,于刑事使无屈拟,于民事使审判公直之责任。"而无独有偶,300多年后的今天,在中山市环保领域出现的"群众评议团"也是应运而生,以点带面式地承担起了类似的责任,产生了相近的意义。     

综合执法体制下的海洋执法主体设置模式

2013年,中国海洋执法制度由过去的各部门分头执法转变为以海警局的名义统一综合执法。中国的海警执法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尚未制定直接规范海洋执法主体的体系性立法,亟需对海警的执法主体地位、与海军的关系、与相关机构的协调等问题予以明确。     

特别关注：排放权交易：市场化降污的探索——中国排污交易制度的实践和展望

排污权交易制度是运用市场机制削减污染的重要手段，现已发展成为许多国家普遍采用的环境经济手段。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开始排污权交易的探索之路，近年来，随着一系列环境经济政策的推出，排污权交易制度再度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在各地纷纷踊跃试水排污权交易的同时，排污权交易市场发展的现实却与预期设想存在一定的反差。     

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逻辑、互补需求及改革路径

海洋生态问题本质上是制度问题。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少到多的发展过程,但多种复杂制度之间是否能够形成治理合力,制度缺失、制度无效和制度冲突等问题是否存在,尚有待进一步解答。为此,文章在梳理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逻辑的基础上,基于制度互补视角挖掘现有制度的互补空间,探究查缺补漏、规范修正和协调统筹的制度改革路径,以期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从多到优”的有效过渡。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演进可分为初步建立、稳步推进和改革转型三个阶段,呈现出从陆海分割到陆海一体化治理、从政府单一主体监管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从标准规范到法律保障的趋势特征。制度需求引致与制度供给滞后、制度成本制约与制度收益驱动之间的联动关系是推动海洋生态保护制度演进的内在动因。海洋生态保护是一项跨区域、跨部门的复杂系统性工程,不同生态保护制度之间的联动耦合至关重要。立足制度互补理论视角,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在保护主体、保护手段和保护过程三个层面均存在较大的互补需求,其中保护主体单一的问题主要因制度缺失导致,保护手段的低效主要受到制度适应性不足的影响,而保护过程的割裂主要反映了制度不协调、不匹配的矛盾。基于此,未来中国海洋生态保护制度的补充应围绕政府职责梳理和多元主体参与建设,制度的修正重点在于进一步完善市场激励、信息公开等非政府机制,制度的协调则要实现立足事前、事中和事后全过程,推动政策工具的有效衔接配合。     

从局域到脱域：国家公园共同体理论思辨及其政策启示

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时代后，自然生态环境质量下降、公共道德意识不足等问题的破解亟需一种新的理论工具，以促进自然生态系统的恢复与公共道德的重建。通过对共同体理论相关文献的谱系化梳理，对国家公园制度发展与共同体形成的关系分析，研究发现：共同体理论可为国家公园从局域到脱域的制度逻辑提供实践路径和理论分析框架。国家公园制度与共同体样态存在三组关系，即：（1）面向“权利公平”的国家公园制度与抽象性的生态保护正义实践，此亦为欧陆、新大陆国家以及中国国家公园初创期的基本伦理出发点；（2）面向“形态之治”的国家公园制度与局域性的社会共同体实践，如北美和非洲国家公园的地方生态保护组织、社区组织的发展；（3）面向“和谐共生”的国家公园制度与脱域性的真正共同体实践，指国家公园生态保护促进人与自然深度情感联结和脱域共同体形成的理想阶段。中国推进共同体建构导向的国家公园制度体系，亟需突破三个关键点：一是为国家公园共同体的建设确立法律基础，二是为社会共同体的形成确定共同利益基础，三是为真正共同体创造多主体参与的制度环境，最终为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提供基于共同体理论的中国方案。     

美国薪酬调查制度

美国国家薪酬调查制度的目的,在于为美国联邦政府及地方各级政府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提供基础数据,同时为企业的雇用决策提供依据,为人力资本投资决策提供指导。主要内容包括职工工资调查、用工成本指数调查和员工福利调查。劳工部统计局将调查获取的数据进行全国性的汇总分析,按季度发布工资和福利等成本水平的信息,并发布就业（用工）成本指数（计时成本、计件成本等）。     

公平视角下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制度研究

矿产资源是重要的不可再生性自然资源,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至关重要的物质基础,扭曲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导致矿产资源富集区不能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本文在公平视角下对矿产资源开采过程中的正负两种收益,在中央政府、资源使用地政府、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五个分享主体间形成的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四个分享关系进行了梳理,发现矿产资源税费率过低导致采矿企业攫取了本应属于政府部门的收益;税费分享比例不科学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的重心不断向中央政府上移;采矿企业逃避负外部成本攫取了本应属于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的收益;矿产资源价格偏低导致矿产资源开采收益由矿产资源开采地让渡给了矿产资源使用地。总体上看,中央政府、采矿企业与资源使用地政府获得的收益远超承担的成本,而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不仅没有在矿产资源开采中获得好处反而要承担生态环境损害成本。针对现行不公平的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享机制,必须理顺矿产资源开采收益分配关系,完善矿产资源有偿使用制度,理顺政府与企业间的收益分享关系;提高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税费分成比例,理顺中央和地方间的收益分配关系;深化矿产资源价格改革,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及当地居民与采矿企业、矿产资源使用地政府的关系;设立矿产资源开采地生态补偿基金,构建生态补偿横向转移支付制度,理顺矿产资源开采地政府与使用地政府的关系。     

论环境影响评价体系的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建立起来的政策基础,需要在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下,结合造成环境影响的各个指标,进行科学的规划。环境影响评价体系在我国自建立以来就处在不断的完善之中,但是随着造成环境影响的各个指标的变化,导致了环境影响体系受限于制度的限制,而不能够很好地在环境保护方面发挥好积极的建设性作用。本文从环境影响体系出发,探讨一下如何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