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评价及其空间特征研究——基于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项目

大样本的农地整理项目绩效研究,对科学制定农地整理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利用湖北省2001~2009年322个省级投资农地整理项目的相关数据,构建了农地整理项目绩效评价的13项指标,借助特尔斐法和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各指标的权重值,加权得到各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并分析了项目绩效及其空间分布特征、项目绩效与单位面积投资、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的关系。研究表明：大多数农地整理项目的绩效处于一般水平,少数项目达到绩效良好水平,在整体上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在一定投资标准范围内,单位面积投资与项目绩效之间相关性显著,投资增加会导致项目绩效的增加;因应不同的工程模式区,各地市州之间项目绩效评价总分值的平均水平有点差距,呈现出一定的区域差异;各地市州所实施项目数量与地区耕地资源禀赋存在显著的正向相关关系,表明农地整理投资未偏离提升粮食主产市县粮食生产能力的政策方向     

农地资源不同价值属性的产权结构设计实证

农地是农业的基础、国民经济的基础,也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农地资源具有经济价值属性、生态价值属性和社会价值属性,而社会价值属性包括社会保障功能价值、社会稳定功能价值及其他社会功能价值。本文针对农地资源不同的价值属性进行了产权结构设计,经济价值属性对应于农地农用产权,社会保障功能价值对应的是农地发展权,其他的价值属性构成了农地的公共产权。通过建立农地资源不同形态的价值属性与产权、价格之间的关系框架,为农地产权价格的衡量提供了依据。江都市的实证研究表明:农地发展权价格和公共产权价格在农地完全价格中的比重高达81.85%,其中,发展权价格的比重最大,达到63.02%,是农用产权价格的3.47倍;而公共产权价格的比重也达到18.83%,高出农用产权价格4%。在征地过程中如果考虑农地发展权和公共产权,并将其权益分配给农民,那么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益可以增加4倍多。     

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理论分析框架的改良设计

发展与保护始终是资源优化配置必然面对的难题,这也为中国农地非农化的政策调控提出了挑战,即应当建立怎样一种政策调控框架,才能在不影响社会经济发展的前提下,合理有效地实现农地非农化的优化配置。本文通过分析中国农地非农化的市场结构、配置方式和效率损失,阐明中国农地非农化配置中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并存的现状,进而提出以内生性政策调控解决市场失灵问题,以外生性政策调控解决政府失灵问题,并以此为分类基础构建中国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理论分析框架;同时参照理论分析框架的构建思路,反思中国现行农地非农化政策调控的运行体系,提出改良现行政策框架的设计路径,具体包括:促进行政性规制政策的市场化改良、加强经济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畴、调整社会性规制政策的政策导向、拓展激励性规制政策的作用范围、推进放松规制政策的探索与实践。     

基于景观格局视角的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影响评价研究

以江西省宜丰县土地整治项目区为例,选择斑块类型、景观类型、廊道特征3类景观格局指数,从景观格局视角定量评价土地整治对农地细碎化的影响。研究表明:(1)水田的斑块密度由8.916 1个/hm~2下降至8.423 4个/hm~2,平均斑块面积由0.075 1 hm~2提升至0.076 9 hm~2,边缘密度由1 203.431 8降低至1 127.134 7,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由1.238 6下降至1.216 3,最大斑块指数由0.17%上升至0.18%,景观格局指数均得到不同程度改善;但旱地除面积加权的平均形状因子以外,其他指标均表明旱地趋于细碎化。(2)土地整治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斑块数量由3 530个提升至4 175个,平均斑块面积由0.070 6 hm~2增加至0.059 7 hm~2,面积加权平均形状因子由1.672 3增加至1.816 0,最大斑块指数由2.06%降低至2.01%。(3)土地整治优化了农村道理和沟渠布局,廊道特征指数均有不同程度改善。但农村道路和沟渠的修建割裂了斑块,是导致项目区破碎化程度加剧的主要原因。因此,在土地整治规划设计中需要注重旱地、农村道路、沟渠的景观格局设计,达到有效治理农地细碎化和提高土地整治景观生态效益的目的。     

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测度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化过程中普遍的社会经济现象。农地城市流转前后农户福利效应是农民在此过程中生活状况的综合反映。本文选择武汉城市圈中的武汉和咸宁作为研究区域,针对两地的调查数据,考虑福利评价的模糊性和灰度,尝试运用灰色模糊综合评判方法,从组织生产、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社会参与、子女教育、社会公平八种农户家庭功能性活动选择评价指标,对研究区域农地城市流转的农户福利效应进行测度、评判。研究结果显示,农地流转使得农户家庭总福利水平从0.413下降到0.353,而对农户家庭的不同功能性活动有不同的影响方向和影响程度。农地流转使得农户的组织生产、社会保障、居住条件与环境和社会公平功能水平下降,使得农户的经济收入、健康与休闲、社会参与和子女教育功能水平上升。研究表明当前的补偿方式、补偿金额难以改进被征地农户福利,也不能改善农户生活水平。     

农地产权变迁呈现出结构细分特征的原因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产权细分、市场发展与租值界定的分析框架,系统分析了改革开放之后农地产权变迁呈现出结构细分特征的内在机理。研究表明:1国家由于农地租值耗散而对农地产权结构管制的放松,构成了农地产权结构逐渐细分的前提与背景;2农地产权变迁与市场形成的互动发展过程,使得农地产权界定出每个阶段的农地租值,进而表现出"收益权-使用权"再到"收益权-使用权-处分权"的结构细分特征,并且每一次的农地产权结构细分都是包含既有产权内容的"螺旋式上升"。在理论上揭示出:如何有效界定农地租值是农地产权界定是否有效的关键,而农产品和农地要素市场作为发现并最大化租值的过程与场所,其自身形态的变动与农地产权结构的细分存在相互作用的内在关系,由此构成农地产权结构逐渐有效细分的关键。据此文章建议继续放松农地产权与市场双重管制,以市场自发交易的形式探索农地产权改革,实现农地产权结构进一步细分。     

农民农地转出意愿及影响因素的性别差异——基于天津市578份调查问卷的实证分析

基于2015年对天津市农民的调查数据,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在性别差异的视角下,分析了农民农地转出意愿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对男性和女性农地转出意愿均有显著影响的主要是年龄、家庭农业收入比重、家庭劳动人口数量、非农就业年工资水平、对农地的态度、对政府土地流转服务评价、对农民工子女入学政策的评价。只对男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农地经营成本、农地经营收益、是否签订劳动合同、外出找工作途径、农地转出程序评价、对开展就业技能培训的评价、是否参与新农保、对新农保保障能力评价。只对女性农地转出意愿有显著影响的是文化程度、婚姻状况、对非农就业工作生活环境的感知、所在地区。基于上述结论,提出了相关对策建议。     

农地整治效率评价研究——基于标杆管理和DEA模型

农地整治是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促进"三农"问题解决的重要举措。近年来,中国政府在农地整治领域的投入逐年增加。本文以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的22个县(市、区)农地整治为对象,收集并整理其投入和产出的数据,运用标杆管理理论和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对其效率进行评价,包括综合效率、技术效率、规模效率及超效率,判断其DEA有效性,提出农地整治DEA无效地区的标杆选择方法,确立出DEA有效地区为农地整治的备选标杆,运用投影分析法找出DEA无效地区与标杆间的效率差距并分析原因,进一步提出向标杆学习的持续改进方法并对改进的效果进行检查。研究表明: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的效率整体较高,其中DEA综合效率有效的地区9个,13个地区的技术效率有效,9个地区的规模效率有效,三个效率均值依次是0.912 9,0.949 5,0.962 0,且该工程模式区的西、中、东三个片区农地整治的效率均值呈现出中间高两边低的明显态势;农地整治DEA无效的地区存在着一定程度的投入冗余和产出不足,江夏区等5个地区单位面积投资冗余率超过了10%,武穴市等4个地区的平均建设规模的冗余率超过20%,土地纠纷减少率、田块规整变化率和水土流失治理率3个指标不足率较高,江夏区土地纠纷减少和田块规整变化不足率均最高,分别达到28.31%和15.79%。在未来的项目中,湖北省岗前平原工程模式区农地整治应注意其投入规模,优化投入产出结构,提高投入资源的合理利用程度,同时提高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以促进综合效率的提升。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农民投资意愿及额度

农地整理项目后期管护资金筹措是保障后期管护效果的重要前提。利用武汉城市圈5个县区390份农户问卷调查数据,分析受访农民对后期管护的认知状况和投资意愿,采用Logistic模型对农民参与后期管护投资意愿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分析支付意愿分布,测算受访农民的平均支付意愿额度。研究结果表明,村干部身份、农业劳动力数量、家庭人均收入、耕地经营规模、非农收入比例、对后期管护工作内容的认知水平6个因素显著影响农户参与后期管护投资的意愿;研究区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年平均支付意愿金额为219.62元/户,7个农地整理区的农户投资后期管护的支付意愿总额数量可观。最后,提出要重视村干部的带头作用,培训农民提高其人力资本,发展农村经济提高农民收入,鼓励耕地流转和规模化经营,而筹措管护资金则必须同时考虑农民的支付意愿和支付能力。     

森林转型、农地边际化与生态恢复

中国20世纪80年代迎来了国家土地利用形态的转型,即代表自然生态空间的森林面积降至低谷后反转向上,代表人类干扰较强的耕地面积从扩张到收缩.这是生态状况从整体恶化向整体改善转变的最直接原因.森林转型对应着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演进过程,存在着必然性.其直接原因,是农林交错带的农业在与森林竞争土地资源的过程中失去优势.伴随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劳动力价格上升,生活水平提高带来的林木产品需求增加,是森林竞争力提高和农业竞争力下降的经济驱动力;而转型前农业扩张引起的生态退化,则是其政策驱动力.在中国森林转型初期,政策起到了关键的促进作用.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发展,人口年龄结构向老年型转变,中国迎来了劳动力工资持续上涨的阶段.以坡耕地为代表的劳动力密集型农地利用方式,由于难以实现机械化,劳动生产率与平原区农业的差距将越来越大,被“边际化”的可能性越来越高.这给森林面积或自然生态空间的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机会.